人性深处有慈悲——唐丹鸿专访达赖喇嘛

人性深处有慈悲——唐丹鸿专访达赖喇嘛

採访时间、地点：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印度达兰萨拉
採访、整理：唐丹鸿
现场翻译：才嘉
(发表于博讯 boxun.com 网站)

唐丹鸿： 请允许我按藏人的习俗，称您嘉瓦仁波切 。

有一天我在特拉维夫看了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世界各界人士与您探讨心灵。其中一些金融家谈到去年西藏3.14事件，激愤地说，他们愿意动员金融界各方对中国 经济制裁。您却说：“可是要知道，中国很多民眾也在受苦，中国工人需要工作。我反对经济制裁，因為这会伤害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细节给了我很多感触。

在西藏，自从有了达赖喇嘛传承以来，达赖喇嘛就被藏人视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次次转世人间以智慧和慈悲帮助人们超越痛苦。而第14世达赖喇嘛您，也是诺 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中国之外的世界，通过您的讲演、访谈以及宗教活动，人们瞭解您的博大悲悯心不仅限于对藏人，还包括对广大汉人以及全人类，并為此感 动。我今天的问题，即是在这个基础上產生的。

嘉瓦仁波切，您一定知道，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数千名的孩子死去了。為此，不仅仅孩子们的父母，千千万万的人都陷入了深切的悲伤。人们普遍认為，如果不是因 為学校教学楼的品质问题，有很多孩子是本可倖免于难的。对此，民眾要求政府进行公平真实的调查并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而当局却掩盖真相，打压、关押包括死 难孩子的父母在内的民间自愿调查者。另外，去年中国也爆出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毒奶粉事件造成大批儿童身体受到摧残甚至死亡。同样的，当局掩盖真相并打压 受害者的维权活动。

地震死难孩子和毒奶粉受害儿童的亲人的痛苦都是现实的、剧烈和久长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这些痛彻心肺的父母就在您座前，您要对他们说什麼？

达赖喇嘛: 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听说死了很多人，特别是有很多学生。我非常震惊和难过，很想去灾区超度死难者，為活著的人们祈福，分担你们的痛苦，就像我前几天 去了臺湾，為八八水灾受害者祈福一样。我非常想去，可是没有机会。我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捐了五万美元，被大使馆退回了。稍后在伦敦有一次机会，当时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在伦敦举行汶川地震遇难者弔唁活动，我希望亲自去，但是我......不太方便。后来我们驻伦敦办公室的人去了那个活动，在弔唁簿上留言表达了 我们的同情。

我想对灾民说，发生了灾难，活著的人们不要沉浸于痛苦中，要努力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信仰佛法的人，就应该多做善事，把功德迴向给逝去的人们。如果你不信佛教，那麼就要面对现实，既然灾难已经发生，沉浸在痛苦中是没用的，只能给自己增添更多痛苦，不如对生活有一个新的思考。勇气，这样更好。

建筑品质和毒奶粉的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这种伤痛又求告无门，人们毫无办法，无可奈何，就会更加悲哀.......西藏人也有这种经歷，不是自然界的地震，而是政治地震。我们面对巨大的困境，同样毫无办法。

唐丹鸿： 那 些应该為豆腐渣校舍承担责任的各方面责任人、应该為製造三聚氰胺奶粉被追究的各方面责任人，以及致力于掩盖真相、打压民眾维权问责的各级权力机构的执行 者，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颗心灵组成。您作為一位佛教上师，怎麼看待这些人？我们假设这些具体的 参与者能够读到这篇访谈，那麼，嘉瓦仁波切，您要对他们说什麼呢？

达赖喇嘛： 人性本能中有趋向正直、排斥谎言的一面。贪污腐败得到了一点钱，或者对那些投诉问责的无辜人们阻止打压，做这种事的人大多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我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而且这种负疚会伴随至死。

一个人犯了错而能够认错，则另当别论。苏联解体后，我有机会去了俄罗斯和蒙古，好些人来见我，他们说：以前他们為共產政府做事，做过员警，曾经欺压过人，现在很后悔，觉得很对不起被欺压过的人。他们是来忏悔的。这种事情将来在中国肯定会发生。

目前在中国境内，你上面提到的那些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毒奶粉等造成的严重损害，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人贪污腐败胡作非為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你提到的那些 对申述维权的受害者实施阻止、打压的具体执行人员，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堵住受害者的嘴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也是受制于人，没有自由，因為真正的 问题是牵涉到上层的。

社会透明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透明度，受损害的总是弱者。如果社会有了透明度，无论执法的人还是贪污腐败者，做任何事就不会无所顾忌。

我希望在中国共產党执政期间，能够慢慢推进这种社会透明度，在共產党体制内推动民主改革。去年，在中国知识界，反映出民间的这种诉求呼声很高。比如有律师 组成的维权团体，这表明有民眾在推动民主化，但在政府体制内没有任何作為。我不是说要改变共產党的权力。我认為，先在共產体制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动整 个社会的改变，这样更好。

国民党时期也没有什麼民主，虽然孙中山努力了，但他的两个弟子，毛泽东跟蒋介石，都是极权专制。中国没有民主经验，如果政府政权突然没有了，中国发生大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我担心像前苏联剧变后，独联体国家的一些情况：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经济上却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我曾经遇到那些国家的人，他们说苏联没有解体前，这些工厂由于是统一化管理，工厂的效益还不错。独立以后，整个大的体制突然崩溃，经济上遇上了很多困难。

共產党自己啟动，平稳地过渡，民眾也欢迎，然后共產党再慢慢退休。

唐丹鸿： 我听说您某次到访以色列时，在一次讲演中谈及超度。有人问您：希特勒杀害了6百多万犹太人，这样的魔鬼您会不会超度他？您回答说他将是您第一个超度的人。如果真有这回事，您能不能讲一讲為什麼？

达赖喇嘛： 我不记得原话是否那样，但我曾经说过，希特勒这样的人，并非生来如此，他跟所有人一样也吃过母奶，也爱过母亲。他的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我认為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我说过。

唐丹鸿： 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的中国，也经歷了许多劫难。比如毛泽东治下，饿死与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有几千万，包括近百万的藏人，远远超过了希特勒；89.6.4在北京屠杀学生和市民的邓小平，以及被看成手上沾著藏人鲜血的当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您会超度他们吗？

达赖喇嘛： 我认為，比如对藏人来说，痛苦的製造者是共產党，那我们就应该对这些痛苦製造者更加发慈悲心。在佛教徒看来，虽然受难者是由于自己的业力遭受痛苦，但是痛 苦製造者又在製造新的业，将来造业者就会承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对他应该发更大的慈悲心。希特勒是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祸首，承担著屠杀六百万人的恶业，他的 痛苦也将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為发更大慈悲心的物件。对于你上面提到的人，当然也是一样。

唐丹鸿： 嘉瓦仁波切，当今中国的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无神论者。针对这一点，您怎样让无神论者理解慈悲心？

达赖喇嘛： 佛教有今生来世以及因果轮回的理论。对于不信仰佛教的人来讲，让其对敌人发慈悲心可能是不可想像的。我是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佛教徒，依我个人的看法，慈悲 心对佛教徒来说非常重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南捷寺有一位僧人，在中国劳改农场关了18年以后，到了印度。我跟他叙旧的时候，他说：“在劳改农场，我最担心 的是，我怕对汉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对他们的慈悲心。”他用升起慈悲心来防止產生嗔恨心，这样他的心就安详平静了。

佛教中有一种“自他交换”修炼法，就是“承担你的痛苦，并把我的安宁迴向给你”。我经常修这个法，所以去年西藏发生那些事件后，我观想把作出那些决策的中 共领导人的恼怒、仇恨等负面情绪接收过来，然后将慈悲、忍辱给与他们。我这样做，虽然对他们不能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但是这种修炼很好地帮助了我的心灵平 静。

我们在与科学家们交流中也谈到过，在西藏经歷过牢狱磨难的藏人，很多人仍然保持心理平和，很少有精神分裂的状况。后来科学家们专门对这些前犯人们进行过调查测试，其中一部分人虽然经歷了难以想像的折磨，但心理非常稳定。这也许跟佛教的修炼有关。

如果我生气，生气不但对解决问题本身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使我心绪不好，身体不适。这种思考方式是经过学习获得的，哪怕你没有宗教信仰也能获得这种能力。

唐丹鸿： 一篇德国报纸对您的访谈中，您提到“我為中国人祈祷，為了他们的领导人，也会為那些手上染血的人祈祷。”对于无神论者，这祈祷有什麼意义呢？

达赖喇嘛： 以佛教观念来讲是有意义的。我们為之祈祷的物件是无神论者，虽然无神论者不承认今生来世，但佛教徒认為有今生来世。几个世纪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原子能的 存在，但原子能是存在的；所以无神论者不相信今生来世，可是今生来世并非不存在，更何况他们不能证明今生来世不存在。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说，今生来世并不是 一种想像，而是事实存在的。作為佛教徒，為那些无神论者祈祷，对他们的今生也许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对他的来世一定有用。

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的时候，我在这裡举行了一场祈愿法会。我对在场的印度官员说：今天我们在此為死去的印度士兵祈祷，同时也為战死的巴基斯坦士兵祈 祷。如果不这样做，是不公正的。这种“人我之分”就是佛教裡的“分别心”。我在世界各地都说，“我们”跟“他们”，这种思想是错的，全世界都应该是“我们 ”。也许太阳和月亮不是“我们”（笑）......可是，从更广阔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我们的太阳，我们的月亮”，因為我们依靠太阳和月亮，我们全人类都 是相互依赖的。

中国也是依赖全世界的。美国经济衰退也影响中国，世界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能认可“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產生这种胸怀的话，就会幸福和快乐。今天骂日本，明天损印度，这样很麻烦。不信任任何人，对任何人充满疑虑，一定不会快乐。

我听说在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政府充满疑虑不安，各方面监控很严。庆典，本应该是大家快乐、轻鬆的状态，可是官员们非常恐惧，民眾也非常紧张，那就 没有多少庆祝的快乐。 “十.一”结束的晚上，官员们会说“今天亏得没出乱子”，民眾也说“今天没出麻烦”，这也许就是国庆那天唯一值得高兴的（笑），而不会有“我们今天看了精 彩表演”这一类的快乐。想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太遗憾了。

唐丹鸿： 在 去年的西藏3.14事件中、不久前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都有很多手上染血的人。这裡我指的是具体的人，比如去年3.14事件中烧毁汉人商店、导致几名 服务员死亡的藏人，在广东韶关打死维吾尔工人的汉人，在乌鲁木齐街头砍杀汉人的维吾尔人……假设他们与您面对面，您会对他们说什麼呢？

达赖喇嘛：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自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没有民族之分，无论有没有信仰。杀生，剥夺他人的生命，无论什麼民族，这种事情都令人痛心。

唐丹鸿： 另外，对于那些执行政府命令的具体的人，比如那些向学生、市民、僧侣等和平示威人群开枪的军警；对政治异见人士、上访维权人士、和平抗议的公民等实施殴打和酷刑的员警；对那些枉法办案践踏法律的法官等等，假设他们与您面对面，您对他们说什麼呢？

达赖喇嘛： 佛教徒在讲“业”的时候认為，业有几种，其中一种是“所造不累积”；有一种是“所造累积”。对于那些执行政府命令的具体的人，他们所造的业是“所造不累积 ”的。他们虽然执行了命令，但不是自愿的，没有很强的杀人动机，属于“所造不累积”业。在业的分类裡，这种业比较轻。虽然这种业不是他们刻意去造的，但并 非说“所造不累积”的业是没有造孽。

唐丹鸿： 去年西藏3.14事件爆发后，互联网上，以及奥运火炬的传递中，数量眾多愤怒的汉人，猛地展示了一片巨幅的“爱国/反分裂/反独立”的图景。同时，也有很多人从中看见了沙文主义的傲慢暴戾，和种族主义的优越感。

由于人数悬殊、话语权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族群的轰响，我们很难听到“少数民族”的声音。关于此,我的问题 是: 您觉得是否有汉人沙文主义的存在？您能否以藏人或“少数民族”的角度，具体谈谈都有些什麼感受？

达赖喇嘛： 从长远来说，大汉族主义是没有基础的，只是一种傲慢，没有任何的前景。在毛泽东时代，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保持著一种表面的平衡。当 前，只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提大汉族主义，甚至引导纵容大汉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傲慢自大的情绪被提升后，就看不到真相和事实，反而会导致困境。但世界 并不会因為你的沙文主义而觉得你了不起，不会因此而赢得世界的尊重。妄自尊大只会被人笑话。民族都是平等的。犹太人认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藏人认為自己是 生在观世音菩萨道场的人，其实没有什麼分别。

唐丹鸿： 我在西藏同藏人朋友交流时，瞭解到藏人对文成公主入藏、对西藏与元朝的关係、与清朝的关係等，都与汉人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汉人对“藏人怎样理解这些歷史关係”可以说是置若罔闻。在此，请您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藏人怎样理解这些歷史关係？

达赖喇嘛： 我经常讲我不是歷史学家，歷史应该由歷史学家去研究和定论。在中国，有中国政府对歷史的解释，也有中国学者个人的解读，同样臺湾也有官方对歷史的表述，也 有个体的认识，都有很多不同；藏人有藏人的歷史观，西方国家的法学家和歷史学家的观点，都有自己的角度。

唐丹鸿： 从争取独立到放弃独立只求自治，在中国当前的政体下，这种转变对藏人来说可能非常痛苦。您觉得我的理解对吗？

达赖喇嘛： 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也搜集了境内藏人的意见，多数藏人支持不寻求独立。

唐丹鸿： 您认為中国政府不能就西藏问题进行诚意谈判的癥结在哪裡？

达赖喇嘛：这要去问北京。我们诚心诚意！（笑）

丁一夫: 尴尬的翻译

尴尬的翻译--谈谈《西藏和西藏人》中文版的翻译


在西藏问题上，有不少中国读者想不通，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民众，男女老少一致地支持达赖喇嘛，要和中国政府过不去。每每读到这样的抱怨，我就想说，因为中国人读的书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和西藏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可是由于自然的隔阂，汉藏民众长期来互相并不了解。在辛亥革命前的汉语文献中，几乎没有对西藏政治和社会作出全面详尽阐述的著作。清朝的最后两百年间，清廷向西藏派出了148位正副驻藏办事大臣，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量的助手、幕僚、文书、仆从和警卫，但是历经两百年，除了给皇上的奏牍折子一类文字，竟没有留下一部让内地民众了解西藏的像样著作。由于西藏的封闭政策，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能够自由而安全地前往拉萨，但是他们都视驻藏为苦差，没有一人愿意长期在西藏生活，生活在藏地却不学藏语藏文，在主观上也不想对藏地社会进行考察和记述。在他们留下的日记笔记文字里，藏地是蛮荒之地，藏人则是一些肮脏、愚昧、野蛮 、落后得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对藏文化歧视隔膜至此，一般内地民众，对西藏则更是一无所知。

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开始了对西藏的探险。西方探险者不仅要克服高原的自然障碍，更为困难的是面临着西藏政府的封闭排斥政策。从十八世纪末的乔治·波格尔，到二十世纪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一代一代西方学者以探索西藏高原和藏地社会为人生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大多有博物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训练，具备专业理论和方法，对西藏的自然和社会进行系统的观察和记录。他们中有些人最终也没能到达圣城拉萨，有些人却得以在藏地生活多年，甚至最终融入了藏人社会。他们留下的著作，至今是藏学界的经典。

辛亥革命后，西藏的对外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藏地社会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艰难地寻找出路。于是，有一些内地人和西方人最终得以进入西藏，来到拉萨，甚至生活在拉萨。1933年，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使藏，留下了《使藏纪程》，1934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著有《西藏纪要》和《拉萨见闻记》。坊间流传一些和藏地藏事有关的著作，如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刘曼卿的《康藏轺征》，陈渠珍的《艽野尘梦》，释法尊的《我去过的西藏》和《现代西藏》等等。但是，这些著作，无论是观察记述的详尽准确，还是分析评论的公正中肯，其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都无法和同时期西方人如查尔斯·贝尔、休·黎吉生、麦克唐纳等人留下的著作相提并论。

于是，尽管很多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土地，说到西藏社会，言及藏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组织、政府机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那还是得阅读西方人写的藏学经典。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可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沈宗濂和柳陞祺的用英文出版的著作，《西藏和西藏人》（Tibet and the Tibetans）。

1944年，蒋介石委派沈宗濂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前往拉萨，沈宗濂带领十余随员和家属走马上任，其中有他的英文秘书，后来的藏学家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柳陞祺则一直待到1949年，在西藏生活了整整五年多。“沈宗濂在拉萨一年多，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柳陞祺《向昨天告别》）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已经没有清朝驻藏办事大臣在名义上的权力，其起因是，清廷末年急于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不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于1909年派川军入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谁知不久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军先是内讧，后又烧杀骚扰百姓，最终被全数逐出。这段经历使得藏人上下对清廷那种帝国的单边傲慢有刻骨铭心之痛，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不再依赖中国的保护。从此以后，一直到1951年解放军入藏，西藏就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

可是，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陞祺却在这段时间里对西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兴趣，作了很多观察和研究。1949年以后，沈宗濂去了美国，于195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他和柳陞祺合作撰写的英文著作，这就是《西藏和西藏人》。同一年，海因里希·哈尔出版了著名的《西藏七年》。

沈宗濂与索康


《西藏和西藏人》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著作，并没有打算写成学术著作，这却是第一本有中国人撰写的，具备当代学术价值观的重要著作。同时，由于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候的官方身份，此书尤其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的乔治·泰勒在此书初版序中指出的，此书是共产党占领以前的西藏的最后陈述。

可惜的是，这样一本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被人们一再引用，而中国人自己几乎无人知晓。留在国内的作者之一，该书的实际执笔者柳陞祺先生多年来也从不提起此书。

就这样过了53年。在柳陞祺先生以95高龄去世以后，此书终于由柳先生的女儿柳晓青女士亲自翻译成汉语，由柳陞祺先生的学生，藏学家邓锐龄先生审订，藏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了汉文版。

柳陞祺先生的英语顺畅优雅，此书本不难翻，可是笔者浏览了新出的汉文版，仍不得不为译者的为难和斟酌而叹息。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 怎样翻译此书原著中的Tibet和China。

学过英语的都知道，Tibet通常翻译成“西藏”，虽然现在的藏学家都知道，英语中的Tibet其实和汉语中的西藏差别很大，为了防止误解，严谨的学术著作几乎都要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番解释，但是将Tibet译成西藏是约定俗成，问题不大。而China翻译成中国，几乎是一种规定，不翻成中国难道还能翻成别的什么？

可是，此书写作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到1951年之间，西藏政府驱逐了清朝的驻藏大臣和入藏川军，宣布独立的时期。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西藏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派代表出席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以图解决边界问题，1933年西藏和中国在金沙江附近发生边境冲突，有过一次局部战争，最终签订停战协议隔江而治。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前签订十七条协议，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该书作者被国民政府派往拉萨，显然已经不同于清朝两百年里派出的驻藏大臣，而更接近当代国与国之间派出的大使，“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正如当代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德斯坦在《雪狮与龙》一书中表明的，这个时期，是西藏“事实上独立”的时期。这一史实，国际藏学界并无多大争议。

可是，这一历史事实却和中国政府现在加于中国学者头上的紧箍咒，“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相符合。于是，Tibet 译成西藏、China译成中国就有了问题，因为叙述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和“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是不会和这个国家发生外部关系的，就像江苏省不会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样。

于是，中文版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对这两个名词作了灵活处理。

在涉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时，译者把一个单词“Tibet”翻译成“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西藏行政当局”，等等，“西藏”这样一个原书作者曾与之打交道的独立政治实体，经过译者手上的修饰，就符合“中国的一部分”了。同样，一个单词“China”，有时候翻译成“内地”，有时候翻译成“清政府”、有时候翻译成“中央”，如此转弯抹角，也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说成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国的另一部分“内地”或“中央”打交道，逻辑上才说得通了。不过，如此一来，这还能叫翻译吗？

翻译的第一原则是“信”，是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可惜中国译者的“信”不得不屈从宣传部门的戒律。中文版里有一句话说，“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这一句里，“所谓的”三字，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这三个字就把原来对一件史实的中立陈述，变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贬斥的政治表态。

还有一些地方，加减字的方法也难以削足适履，中文版干脆跳过不译。在叙述元朝的蒙藏关系时，原作介绍了蒙藏之间的“施主-帝师关系”（The patron-chaplain partnership）。在讲述西藏历史的时候，藏人经常强调历史上西藏和东邻大国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而不单纯是“朝贡国”或“保护国”的关系。藏人认为，西藏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清朝结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说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政府有关西藏历史的宣传中，从来不提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于是此书中文版在几个地方就删掉了这方面的陈述。
再举一个例子。中文版第73页有这样一段话：

“1911年以来，拉萨一直保持着一个不同于内地任何地方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有自己的电报和邮政服务。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拉萨当局亲眼目睹了内地的悲哀，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地陷入持续的战乱，广大人民因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拉萨当局认为，政治上对中央的依附有些得不偿失。”

此书译者也许应该知道，这本书的英语原著在西方大学和普通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已经放了半个世纪多，它的读者如果读到中文版的这段话，凭着记忆印象就可以断定，原著里是不会这样说的。原著这样说：

“1911年以来，拉萨实际上享有充分的独立。它有自己的货币和海关；它经营自己的电报和邮政；它维持着一个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官系统；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在政策上，拉萨经常表现得更为独立。它看到，中国在1911年建立共和国以后怎样陷于战乱，人民怎样受尽苦难。拉萨相信，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弊大于利。”

中国人难得写了一本有关西藏的好书，可惜不得不翻译成了这个样子。一般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想到原著原来本不是这样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过，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又说，为了西藏人民自己的利益，他现在不再诉求西藏的独立，而追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这就是真正的圣者和智者，他能够坦然面对历史，也同样坦然地面对现实。而一个大国，在小小一本书的翻译上，却不敢面对历史而只敢悄悄地做手脚，用强权来推行愚民政策，这其实反映了它在现实政治面前缺乏起码的道德自信心。

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首次对话（审定稿）

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一次推特对话（审定稿）


（达赖喇嘛办公室已根据录音和藏汉文翻译审定了达赖喇嘛的以下谈话）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首先感谢您在日程繁忙的旅程中抽出时间，与中文网友对话。从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 10:30开始，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中向您提问，4天多时间，虽然中间有谷歌汇问的宕机，有中国方面随之对谷歌汇问的封网，但还是有1,253 人提交了 289个问题，并投了12,473票对问题进行评选。

这次您日程繁忙，对话时间不能很充分，但不是希望您这次能回答很多问题，而是希望是一个开头，由此能建立一个渠道，形成一种方式，使您和中国的民间社会从此可以进行自由、持续的交流互动，这将有助于双方了解真实的对方。

谷歌汇问可以让所有参与者对每个问题按照“不错”还是“不太好”的选择进行投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这次是按照其中的“支持度”排序（Sorted by popularity）向您提交问题。

“支持度”的算法，是赞成票多少与赞成率高低两个因素的乘积。这个算法对目前对话并不完善，因为赞成多反对也多的问题赞成率低，但正说明争议大，恰是更需要您解答的。我想今后您直接与中文网友交流时，可以由您根据情况选择问题，也许更恰当。

下面我开始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http://goo.gl/mod/Eq6K）中“支持度”的排序转达中文网友提问（注：因为提问者大都用的是假名，而以支持度为据的提问可以代表网友的集体态度，因此不单独介绍提问者）。

达赖喇嘛：好的。首先表示，王力雄先生对今天这次对话搭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得以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民众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很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实质结果，但是我对中国人民一直抱持很大的希望，信心十足，所以今天能有机会与中国民众直接交流，让我高兴。

王力雄（开始提问）：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达赖尊者您好，我想请问您对于西藏以后宗教领袖的问题。请宽恕我的冒昧。您如何看待您终老后可能会出现像现在的‘两个’第十一世班禅的类似问题？” 补充一下，支持度第九的提问：“达赖在大限之后，中共肯定会在国内选一位活佛，对此，您有什么措施？”与这个提问大同小异，两个问题一共得到556人赞成，是目前所有提问中得到关注最高的。

达赖喇嘛：一九六九年我对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宣布，就是未来是否继续达赖喇嘛的体制，应该询问西藏人民，也取决於西藏人民的决定。

同样，在一九九二年我作了一个正式宣示，未来西藏问题解决后，我将不担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职务，西藏一切事务，由西藏境内的留任的公务员继续管理。二零零一年，西藏流亡组织的行政首长，开始在西藏流亡社会透过民选的方式产生，任期为五年。

因此，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体系并不重要。我健在的时候我会努力。对达赖喇嘛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比我还要关心（笑）。所以，出现两个班禅的这种现象，是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增加混乱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的后一个问题是“另外对于中共所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如何看待？”

达赖喇嘛：据我的了解，他是蛮聪明的，在佛法上也很努力，但是民众对他还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主要得靠自己，能否在佛法讲修上做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要靠自己的。

王力雄：支持度第二的提问有444人赞成，也是中文网友高度关注的。提问内容是：“想向尊者了解一下关于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的情况，为什么每次都会无果而终，到底双方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以致谈了几十年仍然无成果？”

达赖喇嘛：主要在于中国官方一再强调没有西藏的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我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诉求，主要关心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及环境等问题。直到有一天，中央像他们认为存在新疆问题一样，也认为有西藏的问题时，并且要面对这个问题，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会同心协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西藏的建设、发展与团结。在目前，中共的做法只是依赖强制性手段，一再强调西藏的稳定，但是，我认为稳定来自于内心的信任与信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尊者您好：不管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会如何发展，现在的汉族与藏族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很多藏民把问题简单的归罪于汉人统治，但其实我们汉人也是这种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五零年才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关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上。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有时是非常和睦的，有时也是纷争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纷争时段，根本原因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所以，我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在世界上很多自由国家呼吁建立汉藏友好协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实施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应该像胡耀邦那样，为了了解事实去做很多努力。最近温加宝总理的一篇文章肯定了胡耀邦做事的风格，也即不仅仅依据官方的文件，而是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

同样的，在中国境内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以及社会机制的不透明，造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对真相能够透明的话，对於处理并减少贪污腐败等都会有很大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后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方法来维护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吗？”

达赖喇嘛：我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抱着一个真实的人的心态，由此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汉藏两个民族如果同样持有人的心态，有一个平等基础，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我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我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人与人相互产生怀疑猜忌，这不仅仅限于汉藏民族之间，全世界都一样，因此就需要接触，并且去消除这种猜忌。我在世界上不管见到任何人，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这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二，才是宗教、文化与语言等彼此的不同。

在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强调国际主义的，这表示人都是一样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王力雄：支持度第四的提问是：“达赖尊者:《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并未写如何保护汉族人在西藏的权益。你是否认同现有藏区汉族居民在自治后仍拥有居住权？你能否发表备忘录来描述如何保障藏区汉族居民平等生产生活的权益？很多汉族人认为你的自治是变相独立，因为他们怀疑自治政府会歧视和驱除汉族。”

达赖喇嘛：早期，在一九五零年前，西藏也有汉人居住。在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有汉人。未来的西藏一定会有汉人居民。但是，关键问题是西藏不要成为和现在的内蒙一样，蒙族变成了少数，这样就失去了民族自治的意义。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长，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

王力雄：支持度第五的提问是：“请问大师，您书中所述过去的西藏是祥和的佛国，与中国政府所述的黑暗的农奴地区有很大出入，而且很多图片和视频也证实了过去农奴制度的残酷和黑暗，大师可否解释一下为何有这么大出入？”

达赖喇嘛：早期的西藏，也就是一九五零之前，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对于那时的制度不完善，我们是承认的，谁都没有说早期的西藏是像天堂一样。现在的境内外藏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恢复旧的制度，做梦也没有想过。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宣传过去的西藏社会像地狱一样，这种说法与事实也有很大的落差。例如中共曾经制作的电影《不准出生的人》，纯粹是一种宣传，很多藏人无法认同，因为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文革时强调文革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后来，当事实再无法掩盖时，就看出这种宣传没有什么力量。犹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中共在宣传时也当成似乎没有发生。

最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应该公正地、客观地、科学地去调查与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也跟藏人讲，不要以为是我讲的你就承认、就接受，你要去观察了解。作为一个佛教徒，即使是佛陀的教言我们也要做彻底的分析与了解。

王力雄：支持度第六的提问是：“如果当局允许您回到西藏，允许西藏自治，您觉得您希望给西藏带来什么样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这主要是通过境内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决定。在流亡社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七的提问是：“这个问题可能很尖锐，我很想问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对你批评最凶的一条，是说你要求西藏不驻军，说这是变相独立的最根本一点。你现在还坚持‘西藏不驻军’这样的要求吗？驻军权是领土主权中最重要的一个权力，西藏不驻军的主张恐怕广大汉族人民都不能接受，有没有可能，你放弃这一观点 呢？”

达赖喇嘛：虽然我们讲自治，但我经常明确地讲，外交与国防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早期我提出过，当印度与尼泊尔等周边国家都友好、互相信赖的时候，西藏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区，这只是一个梦想与远景，全世界都对此有同样追求，所以不用担心。

王力雄：支持度第八的提问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在达赖尊者有生之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趋近于零。请问尊者如何看待西藏的前景？”

达赖喇嘛：从中共立国六十多年看，毛时代，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都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坚信民族政策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西藏问题，在互利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解决。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反思，呼吁改善民族政策。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相对中文网友提出的289个问题，今天我们只谈了一个很小的开头。新的问题，以及对您的回答的反应，还会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汇问上不断增加，请您继续保持关注。并衷心期望我们共同努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改变时代的技术，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从官员间的密谈伸展到汉藏民众之间的坦诚相对和民主协商中来。谢谢。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于美国纽约公园大道Loews Hotel 1014室

来源：王力雄先生博客：http://wanglixiong.com/2010/05/17.htm

推啊推，长城总有推倒时

柏林墙上的壁画：铁窗关不住自由的渴望 （2003年摄于柏林）


2010年4月14日，美东时间晚上7点多，我登录推特，从第一条推文中得知青海玉树地震的消息。几秒钟内，又出现数条内容相同的推文，这些都是转推。不记得原推者是谁，只记得我的第一个动作是点击推文上的链接，查看美国地震局的报导。确定消息无误，我的下一动作就是点击“转推”键。然后才是用中文古狗，看看中国官方网站上是否有更详细的报导。官方报导与推文相同，没有更多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上网后直接进入推特，大量推文在报导来自玉树的消息， “青海地震”专题已经建立，许多“推油”（推友）在交换信息。由于推特上只能发出140个字，你无法在推特上滔滔不绝，推特上的信息因此简短精炼。之后的几天里，推特成为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我通过推特找到可以信任的民间机构捐款，通过推特看到来自玉树的第一批照片和视频，通过推特了解政府和民间救援情况、震区伤亡人数、震区地图、各界反应等等。地震发生后， 几位外国记者当即驾车赶往玉树，他们途中每隔若干小时就发出现场推文，通过关注他们的推号，我几乎是跟随他们一路前往。
你必须用最少字数传播最大信息量，于是推特就成了最快捷、最集中的信息集散地。 推特上出现许多来自灾区，由汉藏志愿者现场发出的推文。他们不必考虑“政治正确”，不必经过官方审查，无须使用“通稿”，不等待上级指示，只是发出自己的见闻、感受、评论和建议。这些推文一经发出，立刻被“推油”们转推，还有热心推友将其译成其他文字， 他们发出的信息瞬间就传遍了全世界。


柏林墙上的壁画：翻墙者


这些报导比官方消息快，有现场感，个人化，加上国内正规媒体不予报导的细节和现场照片，远比官媒那种“把丧事办成喜事”式的报导更受欢迎，还被转贴到国内的一些博客和论坛上，成为玉树地震中独特的民间报导形式。玉树是藏区，玉树地震也就不那么单纯，政府首先要确保玉树地震不要演变为政治地震。因此，官方报道的尺度更显得小心翼翼，既要“婉拒”达赖喇嘛去玉树探望灾民的要求，又要避免把民众的悲情激化成愤怒；既不能否认喇嘛救灾，又不愿报导太多以显得政府反应迟钝；既无法回避死亡人数，又不愿让外界了解藏民的困境，如此等等。民间报导没有这些顾忌。来自玉树的现场推文填补了大量官方小心回避的细节，因此更有真实感，与官方媒体对照来看，就能得到更加全面的信息。
在国内，推特虽然早已被“网络长城”隔绝。可是，要记得，当年的“万里长城”并没有保护王朝免于覆灭，如今的“网络长城”也无法阻隔信息的传播。玉树地震的民间报导证明，在信息时代，绝对的信息控制只是一厢情愿的迷思。许多重要信息，来自现场的民间信息常常先于官方公布，迫使官方媒体不得不跟进报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间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垄断。

二十年前，柏林墙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轰然倒塌。人们或许不知道，从柏林墙建造之日开始，就出现了那样一些人：他们拿着榔头凿子，像啄木鸟一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墙上一点一点地凿。他们凿出的小洞很快就被填上，但他们坚持不懈，凿了20多年，直到坚固的高墙倒塌。这些人被称为“Wall-peckers”—“啄墙鸟”。
推特上的每一条民间报导，就是在网络长城上凿出的一个小孔。每一个“推油”都是一只“啄墙鸟”。只要“啄墙鸟”们坚持不懈，推啊推，“网络长城”终有推倒的一天。

柏林墙壁画：高墙终于倒塌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中的烛台。以此纪念地震受难者，以及我们未能替他们挡住屠刀的儿童。


首发 《动向》 2010年5月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7/t297toc/t297toc.html



附：柏林墙下的沉思

现在，它的正式名称是“东区画廊”（East Side Gallery）。

这个名称看似平常，但它却在不经意中掩盖了一段历史，并且为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涂上了一层近乎浪漫的色彩。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光是从导游图上看到这个名称，我很可能会把它当成这个大都市里众多艺术馆中的一个，与它擦肩而过。

这个画廊其实是一段墙。它曾是一道举世闻名的高墙中的一部分。

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欧洲也有一个国家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一半叫东德， 另一半叫西德。当然， 这不是它们的正式名称。在正式场合， 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国旗， 自己的国徽和自己的国歌。那时候我还小，分不清那两个国家的正式名称， 常常把它们弄混。

后来， 我又知道了， 在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有一个名叫柏林的古老城市， 她也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一半叫东柏林， 另一半叫西柏林。 们中间隔着一道墙，这道墙就以城市的名字命名， 叫柏林墙。

那时候， 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的故事。没有人告诉我这道墙是为什么被修建，它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当然更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下曾经有过多少冤魂，因为我身边的大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告诉我， 这道墙划分了两种社会制度，一种叫做资本主义， 一种叫做社会主义。 他们确定无疑地告诉我， 后者比前者先进得多。 可是没有人向我提到过， 这道墙也分割了许多家庭， 划分了两种人生。

再大一点时，我还知道了，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朋友， 另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敌人。 可是那时，年幼的我正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历一场人为的大灾难。我还不懂得思考，不敢怀疑，不敢询问，也无处询问。 历史对于我是那样遥远，世界对于我是那样广漠。那时候,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道墙边，在它的阴影下漫步沉思。

八月中旬，我从寒冷的北极南来， 一下子扑进了柏林的酷暑。----难怪柏林人要抱怨呢，原来这是近百年来此地最炎热的一个夏天！那天中午12点，我穿着背心式短衫和短裙，足登凉鞋，背着美国流行的“报童式”挎包和数码相机，手里捏着柏林市区游览图，站在东区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视塔下。我决定步行到柏林墙遗址去，却不知道它在哪里。

此次的柏林之行是未经计划的，完全出于偶然。因此我对柏林，就像对我整个的北欧之旅一样，抱着“一切随缘”的心态， 并没有非看不可的地方， 除了一点：我要去柏林墙， 而且一定要步行前往。这仿佛是应了一种感召， 又仿佛是一个仪式，一个具有某种特殊的，近乎神圣意味的仪式。柏林墙对我有某种独特的意义，使我无法以单纯的旅游者身份，乘坐舒适的空调大巴来走马观花，匆匆忙忙地到此一游。

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1989年？那一年的6月里，我由极度的悲愤转向极度的失望，对许多口号和目标丧失了希望与信心。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就在那一年的11月9日， 在柏林，那道钢筋水泥的高墙在举世瞩目中倒下。 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被关闭的通道打开了， 墙两边等待已久的人们朝对方冲去， 互不相识的人们脸上淌着泪，热烈地拥抱。我相信，那一刻， 世界上有许多人与他们一同流泪， 其中也包括我。

也许， 就是为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的希望，信心，鼓舞和启示, 我必须带着朝圣者一般的心情, 步行前往“东区画廊”。

40分钟后， 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绕了半圈，从海神喷泉旁边走过，穿过有轨电车道，走到对街。在世界钟下面，我停留了片刻， 试图弄清楚我的家乡现在应该是什么时间。 可是那些自顾自转动的圈儿使我头晕脑涨， 我很快放弃了努力，独自站在街边, 四处张望， 寻找卡尔·马克思大道。

我手里仍然捏着游览图，不过地图被我折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 午饭时遇到一位建筑工人， 我向他询问柏林墙的位置， 他掏出黑色马克笔，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粗线， 旁边用英文写着两个黑色大字：Berlin Wall。我想请教他前往柏林墙的路线，可是语言不通，比划了一阵还是不得要领。

突然想起来， 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下有个游客信息中心。我走进去， 向 里头的一位女士请教前往那段残墙的路线。 她告诉我， 去那里的最佳路线是沿卡尔·马克思大道前行， 经过 斯特劳斯伯格广场， 到巴黎公社街右转， 再走一段路就到了。“至少要走半小时，”她警告我。

一位路人向我指出卡尔·马克思大道的方向。几分钟后， 我来到这条著名的大街。1949年12月21日，德共领导人决定把这条大街做为生日礼物赠送给苏共领导人斯大林， 以庆祝他的70大寿。这条大街被命名为“斯大林大道”。 当时， 这条被战争摧毁的大街满目苍夷， 到处是残墙断壁。1952年，海特曼，亨瑟尔曼， 赫波以及其他建筑师开始设计并且主持这条大街的重建。工程持续了整整8年， 于1960年完工。

1953年6月17日，这条大道上爆发了一场暴动。暴动被苏军的坦克镇压。

我沿着大道东行。夏日柏林的正午，头顶上骄阳如火，火辣辣的阳光晒在皮肤上，灸人若烤。我在裸露的皮肤上厚厚地涂上一层防晒油，仍然感觉到阳光的威力。

宽达90米的卡尔·马克思大道气派恢弘，两边的建筑与西区很不同，特别是住宅楼， 它们整齐划一，明显地注重实用而不关心个体风格。 这些整齐但显得式样单调的楼房给我以“似曾相识”之感， 而那种感觉又带来一种近乎“他乡遇故知”般的亲切，仿佛回到童年时代，虽然一切都是统一，单调而且混噩，却也不防碍寻常百姓自得其乐的柴米生涯——直到这纯朴简单的生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扰得天翻地覆。

大街上车流飞快地来往， 人行道上行人稀少。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匆匆而过，顺便看了我一眼， 也许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女人在这条大道上独行。 一段人行道上， 我看见一个标志牌， 上面用照片和德、英文两种文字介绍这条大街的历史。 原来， 这条大道上曾经有过一座高达4.8米的斯大林立像。照片上，铜塑的斯大林左手叉腰，垂下的右手中握着一卷纸， 不知道象征着什么。他的眼睛里有一丝傲慢，目光下垂， 注视着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 以及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然而，自这尊铜像于1951年8月3日揭幕时算起，他在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上只站立了十年。 1961年的一个秋夜里，一夜之间，塑像从大街上消失了。后来， 铜像被融化，改铸成动物园里的一座铜雕，随之而去的还有这条大道的名字。此后，这条大街被易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生日礼物在受赠者死后旋即被收回了。

谁说历史枯燥无味？有时候，历史十分幽默呢！

标志的不远处， 一片树荫中的长椅上坐着几位老人。我想向他们打听一点与这条大街有关的事，可是一想到自己完全不懂德语，只好作罢。　三个推着婴儿车的少妇从一家商店出来， 从容地边走边谈。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少年风一般飙来， 又风一般飙去，其中一个回过头来， 用很标准的美式英语对我喊了声“Hi， babe！” 我笑了。

走进一家商店，我看到的几乎全是熟悉的商品，同样的商品也陈列在我在纽约每天上班路过的店里。十几年过去了，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掏出一把欧元硬币，买了一瓶矿泉水，走出了商店。经过著名的卡尔·马克思书店时，我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很漂亮， 天蓝的底色上印着一只雪白和平鸽， 旁边还用白色花体字印了几行诗。

在巴黎公社街拐弯， 走到底，再拐个小弯，面前出现一条不大的街道，名叫市场街。 街的一侧横着一堵墙，墙上绘满壁画，有的鲜艳，有的斑驳。我穿过街道朝它走去。太阳在大墙下面洒下一道阴影，我站在阴影中， 默默地望着横在我面前的水泥板墙。

这里原本没有墙。它不过是条普普通通的街道， 历史上一度是个市场。街当中有一道分隔带， 把街道分为双向单行道。分隔带上似乎曾经种过花， 不过如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可是，这条普通的街道如今却成为历史的见证。

1949年， 东德和西德分别成立了政府。然而，从1949年到1961年间， 足足有三百多万东德人“用脚投票”， 逃到西德。大量西德人的逃亡不仅使东德政府难堪， 更重要的是，它使东德严重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东德政府决定要遏制本国人民的逃亡潮。1961年8月13日早晨，柏林的居民们发现， 一夜之间他们的城市中间出现了一条布满尖刺的铁丝网，这条丑陋的网把他们的城市分隔成了东、西两半。仅仅几天功夫，一道虽然简单粗陋, 但却十分有效的墙就被建造起来了。这就是“原始”的柏林墙。整个柏林墙于1964年建成，以后经过不断的加强和维修，最后一次工程于1975年竣工。 这道墙长达169.5公里，包括104.5公里水泥板墙，10公里水泥墙和55公里长的铁丝网。沿墙还建造了302个了望塔，挖了长达105.5公里长的防坦克和汽车壕沟，布下了127.5公里长的信号网。墙中有7个过境站， 供两边的人们来往。为了防止逃亡者攀墙而过，东德境内的墙后还有一道宽宽的无人区，无人区后边还有一道墙。无人区内灯光彻夜照明，军人 24小时巡逻，并奉命向进入 无人区者开枪，格杀勿论。因此，这段无人区也被称为“死亡地带”。

此刻，横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段一千三百米长的残墙， 它是柏林墙遗迹中最长的一段。墙比我想象的低，虽然它高达3.6米。 墙面抹得很平， 没有一点可供攀援者支撑手脚之处。 墙的顶部还砌了一道圆形的水泥管， 好像戴了个圆溜溜的帽子， 使得攀援墙壁更加困难。残墙与房屋相连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铁门， 门上挂了个牌子， 上面用英文写着：“到墙后面去看看！”

我通过铁门绕到墙后。 墙后面原先是白色的， 现在也布满了涂鸦之作。 墙面前的地上堆满了沙土， 不知道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沙土想必堆了不少日子了，从沙土堆里冒出来的野草已经长了半人高。 一块门状的铁丝网块斜靠在墙上，它是否曾经是柏林墙的一部分？ 昔日，这里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吗？我无法想象， 也不愿去想象。
我绕回“画廊”， 沿着墙下的阴影， 慢慢朝前走去。

粗糙的墙面上一幅连着一幅壁画。这些壁画原先几乎全部脱落了，2000年6月，部分壁画被重新绘制 ，恢复了原状。 现在，这些被重新绘制的壁画上写着各种题字。题字者来自世界各国，提的字也是用各种文字写成，其中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

一幅天蓝底色的壁画上绘着血红的墙， 墙上有个黑洞洞的窗口，窗口上装着铁栏杆。一只戴着镣铐的手从窗口里伸出来， 食指和中指分开， 打出象征胜利的V字。镣铐的一头衔在一只展翅的白鸽口中，白鸽后面， 是一轮金灿灿的太阳。这是不是说，和平与希望终将战胜黑暗和镣铐？

另一段墙上画着血红的山和夺目的太阳， 山和太阳的前面，却横着带尖刺的黑色铁丝网。然而，铁丝网终究挡不住光明。

在一幅壁画前，我停下脚步。 未经整修的画面已经斑驳脱落，但是仍然可见画中的情景：一道高墙， 一个男人越墙而过。 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紧张和恐惧。

这幅画描绘了柏林墙的真实故事。

高大恐怖的柏林墙并没有能完全阻挡住东德人的逃亡。 据估计，28年里，约有一万名东德人试图攀墙而过， 逃往自由民主的西德，其中约有五千人成功了。为了奔向自由， 逃亡者们采用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 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 他们或是从墙上攀援而过， 或是从墙下的地道里穿出， 甚至还有人索性破墙而出。 1979年9月15日， 两个家庭的八口人， 乘坐高度相当于四层楼房的自制热气球飘越大墙，降落到西德。 一批西德人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挖了一条地道， 地道从墙底下通过， 有57名逃亡者通过这条地道逃到了西德。一名卡车司机载着一群逃亡者，开着车高速撞墙而出。 他不幸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中，身负重伤。这位英勇的司机带伤继续开车前行，终于进入西德境内。一卡车的人获得了自由，勇敢的司机却伤重而亡。两个男人朝西边一座房屋的房顶射了一箭，箭上连着一条钢索。这两个聪明人 顺着钢丝溜了55英尺，只花了30秒钟就成功地越过了柏林墙。逃亡者中甚至包括不少东德军人。1961年8月15日，一个名叫康拉德·舒曼的东德士兵蹦过铁丝网，逃到西德。跳过网时，他居然还背着枪。在他之后，约有两千名东德军人越墙而出。

不成功的逃亡者往往身遭厄运。他们不是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死射伤， 就是被捕入狱。从柏林墙建成到被推倒的28年中， 有246名试图攀墙而过的逃亡者在墙下被东德军人射死，近200人受伤。其中最著名的死者是18岁的建筑工人彼得·费希特。1962年8月17日，费希特试图越过查理边防站附近的铁丝网，逃往西柏林。东德军人朝他开枪，费希特不幸中弹倒下。在场的西柏林人朝身受重伤的费希特冲去， 试图救他脱险，却被荷枪实弹的东德军人阻止。在众目睽睽之下， 年轻的费希特流血过多而死。费希特是柏林墙下的第50名蒙难者。 他成为柏林墙下冤魂的象征。 在距离他中弹死去不远的西边墙下，西德人为他竖立了一个挂着花环的十字架， 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悲伤。

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粗糙的墙面。就是这样一堵墙，隔断了多少梦想！

一幅壁画上画着漂亮的五色彩带， 下面用英文写着：不要战争， 不要高墙。还有一幅壁画描绘出1989年11月9日的情景： 墙中出现一个大大的缺口， 人群潮水般从缺口中涌出。

1990年6月13日， 拆除柏林墙的工程正式开始，并于次年的11月30日结束。 昔日长达169.5公里的柏林墙，只剩下了6小段，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拆除的水泥板被捣碎用来铺路，另有250段被当作纪念品拍卖。在柏林墙曾经经过的90多条街道中间， 有些现在只剩下两条砖块铺成的细线， 作为历史的痕迹。

在一段墙上，两块水泥板相接之处裂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 洞里露出狰狞扭曲，锈迹斑斑的钢筋。这个洞很可能是14年前的“凿墙者”留下的。我贴近洞口望去，墙的另一边是鲜绿的树叶。低头下望，墙根水泥块的缝隙里，长着绿油油的小草。草中有一些彩色的碎片， 那是墙上脱落的壁画， 很多壁画如今已经完全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墙面。
1989年至今，14年过去了，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想，当初决定修墙的那些人一定没有料到， 这道他们以为将永远存在的高墙，仅仅存在了28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历史真的非常幽默。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在这段残墙下走了一个来回。 太阳开始西斜，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走出高墙的阴影，穿过市场街，朝来时路走去。走上弯道时，我停下脚步，回头再看了一眼那道残墙。它站立在街边， 用阴影， 壁画和本身的存在， 无言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自由是不能被有形或无形的墙挡住的。 正如残墙上的一幅壁画画的那样： 一颗星划过灰色的天空， 星星下面悬着一条带子， 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词： 自由。 无数双手伸向那颗星。
“自由终将战胜镣铐， 民主终将战胜专制”， 柏林的残墙如是说。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 最直接，最普遍的，它并不因为时间，地域，种族，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也不因为人们充耳不闻就失去意义。

我转身朝西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