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分享一组照片:喜马拉雅的黄昏

古老的房屋,太阳已经沉落,天边一条淡淡的红云,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感,令人深深体会到”百年孤独“。(2009年摄于拉达克)


印度河上游,金色的原野。(2009年摄于拉达克)


2008年,在锡金采访西藏难民定居点之后,经噶伦堡来到大吉岭,在大吉岭附近的扎西林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定居点旁边有座噶举派寺院。我到那里的时候,寺院空空的,僧人都到另一座寺院,参加他们仁波切正式“接管”寺院的仪式去了。这是前任仁波切的灵塔,落日下,佛陀含笑不语。(2008年摄于大吉岭)


吐蕃末代国王朗达玛以”灭佛“流传于世。大概很少人知道,他的一个孙子逃到阿里一代,在现在的拉达克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个小王国却是个佛教王国。拉达克地区到处是古老的佛寺佛塔,这是列城旁边”胜利峰“上故王宫边的一座古塔。(2009年摄于拉达克)


落日下浩瀚的喜马拉雅。(2008年摄于大吉岭)


拉达克列城,两座古老的佛塔。我独自走到山上的故王宫前,在几座古老的佛寺里参拜,暮色里慢步下山,看到佛塔边小小的人影,真切地感受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光之旅。(2009年摄于拉达克列城)


这样云蒸霞蔚的景色,只有在雨季刚刚结束,山里还蕴着大量水分的时候才能拍到。但是要拍到那样奇特的一角阳光,只能靠运气啦。
2010年摄于达兰萨拉)

黄昏的太阳照着月亮峰,一缕金色的云从山中袅袅升起。我窗前的美景,常常让我推开电脑,抓起相机冲到走廊上,想要留下大自然那美丽的瞬间。(2010年摄于达兰萨拉)



几天前在达兰萨拉拍的日落。这个地点里大昭寺很近,站在路边,面对空旷的山谷,向晚时分,落日如火。气候不同,天空的云型不同,每天的日落都不一样。有时候。很多时候,山谷日落如同海上日落,云层把天空分成两半,下半部分颜色灰蓝,像暮色中的大海;上半部分天空深蓝,红云翻卷,一轮红日缓缓下沉,最后沉入云中。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拍摄日落的全程。这天的云很厚,看不见落日,但整个天空相当有气势。 正是“落日熔金”的感觉。



晚霞未落,月牙初升。



云气茫茫,天地混沌,日落月升,地老天荒


我望着这缕薄纱般的云在空中摇曳生姿,呆了半响才想起拍照。



我最喜欢的日落照片。前几天在大昭寺附近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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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牧羊少年的故事

囊帕拉山道,逃亡者的主要路径之一。(网络图片)


中国的西北部,有个名叫“青海”的省份,地处边远内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因此,她常常与荒野、牧场、羊群、民族风情等联系在一起,为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带来某种浪漫的遐想。

然而,虽然有个美丽的名字,历史上青海却一直是囚犯流放地。即使在现代,青海也是关押重犯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大批汉藏囚犯被关押在青海的劳改营里,汉族囚犯中有大批被称为“右派分子”的民族精英,藏族囚犯中却有许多被称为“叛乱分子”的底层人物。这些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读书人、牧人和农人,却被一场历史狂飚席卷而去,犹如狂风中的沙砾,落到了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这些囚犯有许多没能熬过刑期。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大批汉藏囚犯饿死,埋骨荒原。

90年代以来,青海的藏区成为旅游胜地,来自汉地和国外的旅游者蜂拥而来,夹杂在西藏朝圣者中间,享受远离大都市的宁静。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对于贫穷的当地人来说,这种宁静意味着什么。就像此刻,在达兰萨拉的一家餐馆里,面对着昔日的牧羊孩子,我只能从他平静的叙述里,想象他的童年。

牧羊少年塔丁才旦坐在山坡上,望着白云在空中悠悠飘过。天很蓝,草很绿,羊群在牧场上低头吃草,偶尔有只羊抬起头,咩咩地叫几声。那一刻,如果有内地来的游客路过,一定会举起相机,对着牧羊少年和他的羊群猛拍一气,然后把照片放在网上,感叹藏区风光如画,羡慕牧羊人生活悠闲。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牧羊少年心事重重,觉得自己生活单调,前途无望。他想: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放羊?可是,除了放羊,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个孤儿,又是文盲,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文化知识,前途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塔丁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牧人家庭。4岁时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兄弟由母亲抚养长大。兄弟很小的时候,因病双腿瘫痪,家里一贫如洗。塔丁11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兄弟俩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是木雕匠人,一手技艺得自家传,可是木雕手艺养不了一大家子,舅舅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没钱交学费,塔丁和表兄弟们都上不了学。母亲在世的时候,尽力想让儿子上学,可是塔丁只读了一年书,母亲实在无力让他继续上学。塔丁只好离开学校,此后再也没有进过校门。

多年来,报纸上常常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给了西藏几十亿人民币的财务支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在汉藏两个语境里,“西藏”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藏人的西藏概念偏重于文化和传统,对藏人来说,“西藏”包括所有同文同种的西藏人,他们对“西藏”的认同更注重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字,因此,在藏人看来,康巴人和安多人都是“藏人”,藏人地域的范围则不言而喻——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自然都是“西藏”。汉人的“西藏”概念则偏重于行政地域,也就是说,只有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才是“西藏”,其它地方的藏人只是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少数民族。汉藏双方对“西藏”这个概念的认知差异,产生了许多误解,误解又导致了一连串冲突。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务支持,并不涵盖西藏自治区之外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且不说财政拨款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和政府机构的运作,包括援藏干部的生活补贴,即使是用于改善藏民生活的款项,与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也毫无关系。昔日的康巴和安多地区,现在分属青海和四川,那里的藏人并不因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资助而受益,因此,即使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然有不少藏人的孩子因为父母付不起学费而失学。塔丁才旦和他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状况。

13岁那年,双胞胎兄弟也病死了。舅舅一家成了塔丁仅有的亲人。为了帮舅舅贴补家用,塔丁11岁就成了放羊娃。他每天赶着羊群去草场,闲得无聊就唱歌自娱,或者找块石片在岩石上刻刻画画,捡根树枝当笔,在地上画图。树、云、花、羊,他用他的方式,画自己熟悉的一切。有时候,天气不好,羊群没法出去,塔丁呆在家里,跟舅舅学木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转眼就是6年。在贫穷和劳作中,放羊娃长成了英挺少年。

17岁那年,塔丁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到拉萨去闯荡一番,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藏语中“拉萨”这个词意思是“圣城”,她是藏人心目中神圣的城市。塔丁当时不知道,圣城拉萨还是前往印度的出发点。许多西藏流亡者的流亡之路,就是从拉萨开始的。

牧羊少年带了一点点钱,告别舅舅一家,独自从青海出发,前往拉萨。到了拉萨,他只剩下8元钱。塔丁在拉萨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投靠无门,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塔丁走进一家小餐馆,拿出最后一点钱,买了点吃的。吃完,他恳求老板给他一份活儿干。老板见他身体不错,能干活儿,吃得了苦,就收留了他,让他在餐馆里打杂,工钱虽然不多,但吃饭总算有着落了。牧羊少年绝处逢生。

在那家小餐馆里,塔丁什么活儿都干。他一边打杂,一边偷师,有空就看厨师怎样做菜。一来二去的,他学会了大厨手艺。一年后,来自青海的牧羊少年成了拉萨的餐馆厨师。

在拉萨,塔丁开始听说一些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有些从印度回来的人私下里给他看达兰萨拉的照片,告诉他达赖喇嘛就在达兰萨拉。人家还告诉他,在达兰萨拉,他不仅可以学佛法,还可以免费读书,学藏文和英文。

“在家乡你知道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吗?”我问他。“达赖喇嘛当然知道,但是不知道达兰萨拉。”他说,“那些事儿,大家都不怎么说。你知道……这种事,你就是知道,也不会轻易跟人说,弄不好……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告发你。”他咧了咧嘴,想笑又没笑出来。我也曾经历过对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我点点头,刚要说“我明白”,又咽了回去。身为汉人,我能够真正明白他的心情吗?也许,我只能尽量去理解,更多时候,我只能静静聆听,默默记录。

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零零星星传到塔丁耳朵里。他不识字,没法读书,从朋友们那里听来的信息七零八碎,拼凑不出全貌来。塔丁只记住了一点:在达兰萨拉,可以免费学英语。“你为什么想学英语?”我有点好奇。“英语太重要了。”昔日的牧羊少年很认真地回答我。

从青海牧区到拉萨,对塔丁来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祖父辈的时代,拉萨还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现在,拉萨已经不再是圣城了,她已经变成一个世俗城市,一个世界性的旅游热点,城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对塔丁来说,拉萨是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子,塔丁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要与那个世界接触,他必须学会使用那个世界的语言。“再说还可以学佛。在家乡也学过一点点,但是,在家乡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大家只是去拜佛,并不懂佛法。”塔丁加了一句。

在拉萨,塔丁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决定:要去达兰萨拉。他不知道达兰萨拉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怎样谋生,能不能找到出路,他只知道,他要去拜见达赖喇嘛,然后留下来,学英语和藏语。

去达兰萨拉除了危险,还得花钱。从拉萨到尼泊尔,路上吃喝开销以外,还得花3000元左右人民币雇向导。由于没有护照,进入尼泊尔属于非法偷渡,到了边境,一旦被尼泊尔警察抓住,得拿钱打点警察,算是买路钱吧。西藏方面的向导只带到中尼边境,过了边境,还得再花几百人民币雇尼泊尔方面的向导,这些人熟知当地的情况,能够避开各种危险,把逃亡者带到边境城镇,从那里搭车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不过,决定出走印度时,塔丁并不知道这些具体细节。他只知道要花不少钱。

厨师塔丁省吃俭用,拼命攒钱。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估计钱差不多够了,20岁的塔丁辞掉工作,背上一袋糌粑,带着简单的行装,朝喜马拉雅山南走去。那是公元2001年11月,西藏高原最冷的季节。




喜马拉雅山脉全长约2400公里,最宽处达330公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由三条并行的小山脉合成,这三条小山脉从北向南,分别称为 “大喜马拉雅”、“小喜马拉雅”和“外喜马拉雅”。“喜马拉雅”这个名字源于梵语,意为“雪居”。梵语中的“喜马” (Hima)意思是“霜雪”,“拉雅”(Layan)意思是“居所”。印度神话里,喜马拉雅是冰雪之神喜马瓦特的居住地。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些雪山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苯教共同的圣山。

喜马拉雅山脉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隔开了印度次大陆和青藏高原。山脉由西向东,串联起不丹、印度、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6个国家。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中,地壳凸起,折叠扭曲,分崩离析,迸裂出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大裂缝。大山的缝隙迂回曲折,形成数百条天然通道。在海拔3000到6000米的高原地带,这些被通称为“喜马拉雅通道”(Himalayan Passes)的天然路径,犹如绵延不绝、迂回弯转的天路,将居住在山南山北的人们联结起来。

从公元8世纪以来,大山的缝隙就被山中居民用作迁徙、经商,乃至文化交流的路径。游牧的藏人、尼泊尔人和印度人赶着牲畜,在大山的缝隙里东奔西走,逐水草而居;各国商贩领着牦牛和马帮组成的商队,踏着喜马拉雅商道南来北往,无数支牦牛队和马队在雪山的缝隙里往返,从山北到山南,又从山南到山北。

酷蓝的天空下,喜马拉雅山道如同一缕缕细线,柔弱而又坚韧。山道越过高山,绕过冰坂,有的地段冰川覆盖,有的地方砾石遍野。在冰雪之神冷冷的目光下,牛、马、人小心翼翼、举步维艰,稍有闪失便是万劫不复。许多个世纪里,有多少牛马坠落高山?有多少旅人葬身雪地?


逃亡之路(网络图片)


时至20世纪,现代技术终于结束了旅人的噩梦。现代化的公路取代了古老的喜马拉雅通道,汽车、火车、飞机取代了牛马商队,高原天路成为登山爱好者的便道。少量牦牛商队依然存在,尼泊尔和西藏两边的小商贩们仍然赶着牦牛来往,在集市上出售带来的土产,形成所谓“边界贸易”。对商贩们来说,边界贸易虽然有利可图,但却是一种相当艰辛的谋生方式。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古老的喜马拉雅商道突然有了前人意想不到的新用途:它们成为藏民离开家乡、逃亡印度的路线。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数十万藏人通过喜马拉雅通道出走,前往尼泊尔、印度和不丹。逃亡者把一切留在身后,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干粮,有时还背着婴儿,牵着稚子,在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踏上荒无人迹的山道,去国离家。

逃亡路线中,囊帕拉通道是最常使用的路线之一。囊帕拉通道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卓奥友峰以西数公里处,海拔5700多米, 终年为冰川覆盖。这条山道历史上就是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一条重要商道。逃亡者从拉萨出发,乘长途客车或者步行,前往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定日城,此行全程 572公里。到达定日后,在向导的带领下,逃亡者步行前往囊帕拉山口,两地相距约80公里。在正常情况下,穿过囊帕拉需步行至少两天。囊帕拉气候酷寒,防守较为松懈,这条路线曾经是比较安全的逃亡路线,但是,2000年,中国军队在中方控制的囊帕拉通道北部修建了哨所,解放军加强了巡逻,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巡逻一次。此后,从这条路线逃亡的难度大大增加。

如果有护照,合法出境的路线通常是乘车到边境小镇樟木。从拉萨到樟木全程754公里,比北京到沈阳略远一点。这条路线也是逃亡者的闯关路线之一。

即使安全过了边境,逃亡者还要面临几种新的危险。一旦被尼泊尔边境警察抓住,以非法越境入罪,逃亡者将被判高额罚款,交不出罚款的话,会被判入狱,有时刑期高达8-10年。不过,这种情况不算很多。一般情况下,尼泊尔方面的警察宁愿把西藏逃亡者当作一个捞钱机会。逃亡者如果不幸遇到土匪,有可能遭到抢劫,随身物品被抢劫一空。近年来,毛派游击队在尼泊尔北方山区活动,逃亡藏人又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

塔丁他们这批逃亡者走的正是拉萨-囊帕拉通道-加德满都线。2001年10月,也就是塔丁走向达兰萨拉的一个多月前,新华社报导说,到当年10月为止,西藏-尼泊尔边境已经有数千名越境者被捕。然而,重重危险并没有挡住逃亡者的脚步。

喜马拉雅山北的冬季是逃亡者最多的季节。这个季节太冷,边防军通常会减少巡逻,相对而言,这时候越境比较容易。可是,这个季节也是最危险的季节,一路上,逃亡的藏人冻死冻伤的不在少数。塔丁铁了心要去达兰萨拉,他顾不得危险了。

“你一个人来的?”我问他。“不是。我们一帮人,49个人。”塔丁说,“还有两个向导。”塔丁的同行者是临时凑起的一群人。事先大家并不认识,只知道某天出发,某时到某地集合。行动计划必须严格保密,一旦走漏消息,走不成不说,还有可能被抓进牢房。有时候,一群人中有老有小,行动就很艰难,路上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还好,塔丁这批人大多是二三十岁、身强力壮的青年,最小的约十三四岁。他们跟着向导,在大雪山里一路步行,饿了吃点糌粑,啃几口干粮,累了在雪地上和衣而卧。天太冷,冻得睡不着,也不敢睡着,只能打个盹儿。刚盹过去,前头的人推他一把,他迷迷糊糊,推后头的人一把,半睁着眼睛站起来,跟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机械地迈着步子。翻越囊帕拉,塔丁他们步行了整整7天。

一辆汽车从餐馆门前的路上驶过,一路按喇叭。几个客人吵吵嚷嚷走进餐馆,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侍者走过来招呼客人,顺便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我问塔丁,他摇摇头。

两个多礼拜后,他们快到边境了,也就是说,到了最危险的地段。一天夜晚,他们翻越一座不太高的山,到了山顶刚要下山,突然,一道探照灯光照过来,强光把他们罩住。“当时我想‘完了!我们被发现了!’”塔丁对我说。“那道光真亮,彼此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兵的肯定看到了我们。”

大家慌了神,本能地拔腿就跑。塔丁不知道自己跟着谁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群人四分五散,各自躲藏。躲了好一阵,没见边防军过来,不知道是一场虚惊,还是天寒地冻,边防军压根儿不想出来,只是随意打开探照灯,虚晃一枪,震慑一下可能路过的逃亡者。灯光熄灭后,逃亡者们各自从躲藏处出来,战战兢兢地聚拢,一点人数,49人只剩下14个,其他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更糟的是,向导不在这14人当中。

“没有向导?”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塔丁点点头。“向导跑散了。我们这14个人,谁也不认识路。”“你们知道方向吗?”“不知道。”怎么办?大家一合计,只有一个办法:朝最高的山走。“为什么?”我问。“一来当兵的都是汉人,他们爬不了那么高的山,对我们来说倒不是问题,这样比较安全,”塔丁向我解释,“二来我们已经快到边境了,到了山顶往下看,就知道该往哪儿走。”

14个人继续走向山南。“后来,我们快没吃的了,”塔丁脸色平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大家带来的食物差不多都吃光了。到尼泊尔边境的时候,有3天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吃。”好在尼泊尔边境已经遥遥在望。边境上住着一些尼泊尔牧民,他们经常遇到西藏流亡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时常会帮助那些濒于绝境的人们。逃亡者们凑了些钱,推选几个身体还能挺得住的同伴,带上钱到尼泊尔牧人那里去买点食物,带回来救援众人。

“尼泊尔人知道我们藏人往那边跑,他们家里会存些食物,卖给路过的藏人。这事情成了他们的生意。”塔丁告诉我。食物很贵,一包方便面比正常价格高几倍,可那是救命粮,你不能不买。

由于没有向导,到了边境,14个饥寒交迫的逃亡者不知道从哪里安全越境,也不知道该怎样躲过巡逻的尼泊尔边防警察,结果不难预料:他们全部被警察抓住了。身上带了钱的人拿出钱来打点,有亲友的通知亲友带钱来赎,既没钱又没有亲友的,就得看运气了。遇到心地善良的警察,可能会放逃亡者过去;遇到铁石心肠的警察,逃亡者就成了人质,被用来敲诈一笔外快。他们会先打电话通知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收容站,叫他们来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要是那边没钱,或者钱不够,边警就打电话通知中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不几天,14个人里头有10个交了买路钱,各奔前程。塔丁是剩下的4个人之一。“要是被‘卖’到中方,他们会对你们怎么样?”我问。

“先狠狠揍你一顿,把你打怕了,让你不敢再来越境。因为有很多人送回去了,呆一阵子,弄到了钱又会跑出来。”他说,“然后抓起来,坐几个月牢。”


囊帕拉事件中的“金珠玛米”和被他们抓捕的西藏逃亡者(网络图片)


尼泊尔边警打电话给难民接待站:“这里有你们4个人,2000卢比一个。”那边回答:“好的,我们这就派人来接。”然后要求直接跟那4个人说话。“他们叫我们放心,别害怕,他们会付钱,把我们带过去。”牧羊少年又一次绝路逢生。

在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住了一星期,工作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打各种预防针。2002年1月,达赖喇嘛将在印度菩提伽耶,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举行灌顶法会,难民接待站的人直接把他们送到菩提伽耶,去参加法会,朝拜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我们真是幸运!”回想起在佛祖成道处听达赖喇嘛讲经的经历,塔丁笑容满面,“这样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塔丁的确非常幸运。不少人满怀希望而来,却没有到达目的地。有些人路上被捕,被送回原籍,关进监狱;有些人途中遇险,没能翻过大雪山。2006年9月,70多名西藏逃亡者在囊帕拉山道上遭到中国边防军袭击,附近的一位西方登山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袭击的过程。茫茫雪地上,一队逃亡者艰难地步行,他们的身后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走在最前面的人突然倒下。逃亡者四散奔逃。随后,几名士兵走过来,抬走了雪地上的尸体。死者名叫喀桑南措,是一位阿尼,年仅17岁。17岁的喀桑南措离开家乡,前往达兰萨拉,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去达兰萨拉的卓玛林尼姑寺学佛。开枪射死喀桑南措的中国士兵看上去很年轻,是喀桑南措的同代人。


倒卧在雪地里的17岁尼姑喀桑南措


囊帕拉事件发生地点(网络图片)。



几天前,我曾在夕阳下走进卓玛林尼姑寺,与一位说流利汉语的年轻阿尼愉快交谈。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走进了喀桑南措没有到达的梦想之地。一颗子弹,在17岁的喀桑南措与卓玛林尼姑寺之间,划出了永远无法到达的距离。

“在山顶跑散的那些人呢?”我突然想起来,“他们到了尼泊尔没有?”“囊帕拉事件”中,70名逃亡者只有43人到达尼泊尔,剩下的有些被捕,有些在袭击发生之前就掉队失散,下落不明。“有些到了。我在难民接待站遇到了几个。有些不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听说有几个被抓走了。”塔丁说,“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一个月前,有一批人在边境上被抓,边防军把他们装在大客车里遣返西藏,路上要过一座桥,有个人从车窗里钻出来,从桥上跳到河里,游回尼泊尔境内。一个喇嘛也跟着跳,可是跳下水后,头撞在石头上,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沉下去了。”

塔丁一手握着空茶杯,另一只手捏着餐巾纸,握过牧羊鞭、拿过厨刀的手掌并不显粗糙,手指把纸巾捏紧,又松开,松开,又捏紧。我沉默地注视着塔丁。他看着我,目光平静如水。


囊帕拉事件中逃亡者留下的脚印(网络图片)。


囊帕拉事件中,被西方登山者营救的西藏难民。


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9期/2010年11月18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40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政治大倒退,文革又来临—从取消藏语教学说起


青海藏族学生抗议取消藏语教学


一党专制六十多年后,竭力同化少数民族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汉民族自己其实已经在文化上被"灭族"了。


策略手段:逐渐消灭少数民族

我在印度的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做历史访谈时,听说了青海藏人学生游行,抗议取消藏语教学的消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取消藏语教学,无疑对藏语传播和发展的限制,并以此限制藏民族文化。然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限制并不奇怪,这与中共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1958年2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汪锋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汪锋很清楚地阐述了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其他的社会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民族的终结,就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各民族经过高度的发展逐步的融合而终于成为一体,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汪峰:"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所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只是策略和手段,"民族融合", 逐渐消灭少数民族,使其融入汉族之中,才是实质。这套思路是中共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核心,现在依然在发挥作用。近年来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取消民族自治",以便加速"民族融合",秉承的不过是这套基本理论而已。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可悲的事实:汉民族自己其实已经在文化上被"灭族"了。现在的汉人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吗?难道身为"汉族",只要具备"黑头发黄皮肤",外加"铲形门齿"就够了? 我看他们与其忙着"融合"人家,不如先赶紧抢救自己。

这取消藏语教学这件事,让我想起我在研究西藏三区现代史时,了解到青海地区当年"民族融合"的一些具体政策,我称之为"牧区四化":帐房街道化,妇女双辨化,生活军事化,劳动兵团化。这"四化"是导致青海牧民暴动,以及"吃草的年代"(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牧区四化"立此存照

"牧区四化"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先从"帐房街道化"说起。当时中共有些干部认为牧民的"牧业生产方式"太原始,太落后,不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需要改革。为了引导"落后民族"适应"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得先让一家一户单独放牧的牧民们习惯"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整个部落搬迁牧场之后,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们在干部(以及民兵)的指挥下,强迫各家各户把帐房一排排地安置,排与排之间留出"街道",中间还有个"十字街口"。干部们召集开会,站在十字街口一声吆喝就行了。 晚上还弄一批年轻人在"十字街口"又唱又跳,宣传"社产主义"的种种好处――此为"帐房街道化"。问题是:大家全住在一个地方,整个生产队的牲畜自然也都圈在一个地方,带来一大堆麻烦。"帐房街道化"没"化"多久,因为太愚蠢,完全不符合实际,结果不了了之了。

青海一带原属西藏三区中的安多地区,安多藏人多为牧民,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一些地区的妇女喜欢梳许多细细的小辫,有些女人的辫子多达4、50条。不知道是哪级官员急于向上级邀功献媚,认为藏人妇女梳一大堆小辫子浪费时间,那些时间应该用于生产。于是,"救世主"们一声令下:不准牧区妇女梳小辫子,强迫人家像汉女一样,梳两条辫子,以便省下时间用来生产。这就是所谓"双辫化"。伴随着"双辨化"的还有个"裤子化":不准藏人穿藏袍,说藏袍浪费布!不过,"双辨化"也没"化"多久,后来连"平叛部队"的那些屠杀者都觉得地方官们实在愚不可及,于是写了个报告发到中央。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成了军队告地方官的"御状"。军队告御状是因为他们抱怨说,地方上那些干部的愚蠢政策影响了他们对"叛匪"的"政治争取"。

"生活军事化"的本质上就是消灭家庭。分配活儿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家庭,把一家人拆得四分五裂,弄得一家人好几个月见不到面,而且还呼隆一下子办了一批托儿所和养老院,不由分说把孩子硬塞进托儿所,把老人"动员"进养老院,为的是减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好把全部时间用于生产――咱们要15年赶上英国嘛,地球人都知道毛泽东夸下了海口。

"劳动兵团化"在牧区,就是大合群放牧。上千头牛,甚至几万只羊合在一起放牧。壮观倒是很壮观,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结果是:牛羊全都吃不饱,纷纷衰弱而死。有个县,有次赶了二十多万只羊转场。想象一下二十多万只羊合在一起有多大一群,且不说前面的羊把草啃光了,后面的羊只能喝西北风,光是这么一大群羊的前进速度……于是,路上遇到暴风雪,差不多全冻死了――你不能不佩服革命干部们的聪明才智。"大合群放牧"导致的牲畜大批死亡,是导致青海牧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

在藏区"红色恐怖"最严重的时代里,岂止是藏语教学,连藏服都不准穿。不准念经,不准煨桑,藏文书统统没收,玛尼石用来铺路,刻了经文的石板用来铺院子。我的一些藏人朋友被他们的汉人教师取了些"红彤彤"的汉名,他们到了境外才学会读写藏文。可是藏人被汉化了吗?没有。别看他们说着流利的汉语,看上去跟汉人差不多,在西宁,我几乎毫不费劲就能区别出藏人和汉人――某种内在的因素决定了这种区别。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打1949年起,中国就在一步一步走向文革。 "后文革时期"的这几十年里,经济在前进,政治在后退,退着退着,迟早会一头撞上文革。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11月号

2010年11月18日星期四

丁一夫: 让你的良心说话 ——现代西藏史上一本绕不过去的书《1959 拉萨!》

1959年3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10-12时,“拉萨战役”第一波攻击中,被完全摧毁的甲波日医学利众院



《1959 拉萨!》是一本讲述1959年拉萨事件的专著。这是中外学界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重建五十年前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一事变的专著。

1959年拉萨事件是现代西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之间,有十七条协议的约束,维持西藏政治现状不变,中央政府一再承诺,“民主改革”只有在藏方自愿的前提下才会展开;在此之后,噶厦政府被解散,十七条被废除,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放手“民主改革”,由此引出了现代政治史上的“西藏问题”。因此,了解1959年拉萨事件,了解那个时候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就能理解此后西藏问题的走向,理解当今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立场。反之,不了解1959年拉萨事件的事实,那么对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认识就容易陷入“屁股决定脑袋”、“各说各有理,一笔糊涂账”。了解1959年拉萨事件,是了解和理解西藏现代史的一把钥匙。

可是,1959年拉萨事件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外学界却没有一本讲述拉萨事件的专著,在众多中外出版物中,讲到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都语焉不详。究其原因,1959年拉萨事件是发生在共产主义铁幕之后。

当1959年青藏高原上藏族民众和解放军发生战争对抗的时候,在拉萨,除了印度政府办事处有少数工作人员以外,北京和拉萨政治舞台上,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西方人了。有几位CIA人员几十年后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给许多没有读过这些回忆录的人造成了CIA曾经涉足拉萨事件的印象。读过这些回忆录就不难看出,当初CIA在关岛和科罗拉多负责训练四水六岗的特工们,对拉萨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拉萨根本不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所以,对1951年以前的西藏,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英国、印度和美国的档案能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对1959年前后的西藏,这方面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收集和出版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达赖喇嘛鼓励逃亡到印度的藏人,说出和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且一再告诫,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有益于藏人和后代。可惜的是,流亡藏人面临在陌生的印度次大陆的生存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大量记录和出版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人在说出他们的经历以前就去世了。已经记录下来的一些资料,大多是藏文。

留下资料最多的是中国大陆的档案和出版物。但是,中国政府一向严密控制档案和内部资料,至今没有公开即使是最为普通的政府档案。而中国的现代西藏史学家们,在国安部门、统战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合力限制之下,进行中立调研的空间十分有限,能够形成文字出版的“成果”,只能是符合标准的政宣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得不提到1959年拉萨事件的时候,一律以“叛乱”一笔带过,从不详细叙述拉萨事件的发生背景、前因后果和各方遭遇。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中,零星地分散着有关拉萨事件的点滴资料,但是西方的西藏现代史学家由于语言和资料利用的局限,还没能系统地利用这方面的资料。

于是,中外学界的众多出版物,都在1959年拉萨事件面前“绕着走”。不是他们不懂得1959年拉萨事件是了解现代西藏历史的一把钥匙,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他们没法说。手里没资料,不知从何说起。


原罗布林卡御马厩,在罗布林卡大轰炸中被炸毁



就这样,现代西藏史等着这样一本讲述1959年拉萨事件的专著,来打破这种“绕着走”的局面。《1959拉萨!》一书的选题,好就好在这里。可是,选题虽好,做起来谈何容易。国内有一位相当重要的现代藏史专家曾经对此书作者李江琳说过,在国内做研究,不得不小心留意,不要把饭碗砸了。若把饭碗砸了,甚至弄不好把自己整到监狱里,那还做什么研究呢。这是国内学者的普遍处境。可对于李江琳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她选了这个题目,那就需要时间,不得不破釜沉舟,先砸了自己的饭碗,辞职出走。

现在,这本书终于放到了读者面前。此书介绍了五十年代的西藏政治背景,一天一天地重建了1959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事情。这是一本将在书架上留得下来的书。作者在前言中说:“我谦卑地以此求教于读者,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说出他们的经历,留下他们的记忆,希望有更多的史实资料问世。我将非常高兴地纠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这一番谦词的背后,可以读出作者的自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会和作者一样,几乎是期盼着有人出来质疑,期盼着更多资料出来厘清此书存疑的谜团。《1959 拉萨!》已经把五十年前的拉萨重新塑造和搭建成了一个舞台,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已经到位,藏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事件已经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任何质疑和纠正只会使拉萨事件的内容和细节更为丰富准确,只会使历史谜团得到解答,只会使历史真实更为清晰。

李江琳曾说过,她是想为广大中文读者写这样一本书。她的犹太历史学训练和图书馆学的技能,使得她在搜集和使用资料方面,尽量符合当代史学叙述的要求。作者为此书搜集的资料,将促动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但是,这不是一本让人看不下去的枯燥学术论文。作者在流亡藏人中的采访,复述亲历者的回忆,为五十年前的事变呈现了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作者用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把拉萨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却惜墨如金,避免对历史人物的贬褒,个中是非善恶,逼得读者自己去思考。

20多年前,达赖喇嘛应邀到美国国会讲话,他对美国的议员们说,西藏问题无关石油、无关金钱利润,“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李江琳在讲述50年前藏人遭遇的时候,也相信人有良知,相信世间自有公道。她在前言中说到,“我 想,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需,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辨善恶,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 面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

这是现代西藏史上一本绕不过去的书。不管你在西藏问题上是不是有预设的立场和看法,你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然后,让你的良心说话。



罗布林卡正门老照片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我是怎样研究1959年“拉萨事件”的——兼谈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959 拉萨!》出版后, 我在台北接受中广“两岸风云会”记者的采访,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1959年拉萨发生的事,50年来,中藏两方各说各话,读者凭什么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呢?我简单回答说,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我综合了来自中共、藏人、美国、印度等几个方面的资料,采访了主要当事人。我并不认为这本书是研究的终点,而是起点,其中还有许多细节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做出结论,有待更多的资料出现,填补我无法厘清的一些细节,也可订正我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疏漏。

我到美国留学时,抱着对犹太文化的强烈兴趣而学犹太历史,由此进入历史学。但是对犹太史我并没有深入研究,拿了个硕士学位就毕业走人了。对我帮助极大的,是我后来学犹太神秘宗教时的导师沃弗森教授。犹太神秘宗教当时是个新领域,研究者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对一些中世纪秘密手稿进行研究,建立起犹太神秘宗教的范围、方法、目的等等。由于资料的性质,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是历史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文本研究。上沃弗森教授的课,有时候会感到相当枯燥:他就是对着几页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文本,反反复复解释其中的涵义。美国大学跟中国不同,教授是鼓励学生提问的,学生也乐于质疑教授。我们上课的时候,师生常常会发生争论,我就是在此过程中学到了他的研究方法。

说起文本分析,你首先必须区分“事实”(fact)与“解读”(interpretation)。比方说:“1959年3月17日深夜,西藏叛国集团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这句话里既有“事实”也有“解读”。事实是他走了,中方对他走的解释是“被劫”。解释是主观的,事实是客观的,研究者不应该被主观的“解读”带着走,而是从这句话里提取出一个事实:1959年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离开了拉萨,而且不是一个人离开的。当然,“被劫”也有可能是事实,那就必须通过其他资料,如果有可能的话,直接采访当事人,来确定这是“事实”,还是“解读”。

历史学是一门相当严谨的学科,你能发挥的空间很小。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解释,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在众说纷纭的一大团乱麻中提取“事实”,就是研究者的功夫所在。弄清楚这点,你也知道了如何区别“史实”和“宣传”。

1959年3月拉萨发生的事件牵扯面很大,从北京到拉萨,参与的人数以万计,事件的整个过程看上去像一团乱麻。研究者首先要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基本线索厘清。干这活儿,我用的是另一个史学基本方法:事件重建。也就是根据你所掌握的资料,把你能够找到的事实,根据它们发生的日期,一天一天地排列出来。59年3月10日这天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是从早到晚,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当然,同一个时间内有很多事情发生,那就在同一个时间内把你能够找到的事情都排列出来。由于所依据的资料不一定有明确的时间,这时候就需要具备分析、推断的能力。其实这并不难,只是需要极大的耐心。

研究者重建的是干巴巴的“事实”,而不是“解读”,各方面的解读都必须完全排除。那么,你怎么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呢?文本资料,需要你去考证,如果是访谈,需要一定的技巧,你不能让对方了解你提问的意图,也不能引导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判断。 有时候需要反复询问,有点儿像“破案”。当然,还要问非常具体的细节。对于这点,研究者必须先得做大量功课。自己不甚了解,当然也问不出名堂来。我访谈时,常常是单刀直入地问:“3月10号那天你在哪里?”而不是问“3月10号那天你有没有去罗布林卡?”成功的访谈,是你提出一个问题,对方回答一大堆,然后你通过反复询问细节来确认。

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有资料缺失。比方说“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起来的,双方都没有当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只要你建立了事件的基本架构,一些细节的缺失并不妨碍整个事件的基本面貌,就像一幅古画,虽然画面斑驳,但你依然能够看出它画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者怎样确定资料的真实性?

历史研究的“原材料”有两大类,即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一般说来,当事人的回忆距离事件越近越可靠,细节也越多。因此,对于达赖喇嘛这位当事人,除了采访之外,我参考的主要是他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至于原始文件,根据中国国情,有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不用说,内部资料比公开资料更可靠,特别是内参资料,因为是专门给高层看的,写的人不敢随便乱写,内参资料通常比较可靠。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也根据中国“国情”),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版的资料比2000年之后的更可靠。当事人的回忆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每个当事人只知道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点”,还不能排除当事人可能会有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材料。因此,研究者需要把许多的“点”拼成“面”。

如何判断资料的真实性,有一个比较简单方法:先找出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对照。很多时候,要靠细节是否真实来判断资料是否真实。我判断许加屯的回忆不真实,理由很简单:当时张国华根本不在西藏,毛泽东为什么发指示给他,还从哪里放行都标明了? 从西藏出境有很多条路线,不熟悉那里地理的人根本弄不清,达赖喇嘛本人都没有确定要走哪条路线,毛泽东怎么可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不合常识。况且,许加屯这段回忆的动机是证明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就很难排除他的夸张成分。我判断吉柚权引用的李觉回忆不真实,是因为李觉不是当事人,当时不在拉萨,因此无法排除他的说法是事后解释,况且吉柚权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判断阿沛的回忆文章有问题,是因为他不可能把达赖喇嘛哥哥的名字跟达赖喇嘛当时的基巧堪布名字弄混。坦白说,我认为那篇以阿沛名义发表的文章自相矛盾之处太多,极有可能根本不是他写的。

我认为1959拉萨事件是中方早有计划,借3·10事件来实施这个计划,理由是丁盛回忆录里提供的一个日期:3月11日晚上11点,他收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组织“丁指”。这说明在3·10事件发生后不到48小时,中方就决定要打。作战计划显然不可能临时作出,而且中方知道此役他们稳操胜券,这点从3月21日,仗还没打完,总政就给西藏军区发出政治动员令就可以判断出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可以证明这点。

历史研究很繁琐,资料收集很重要,但资料分析更重要。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打算写给谁看?如果写给“圈内人”即学术圈的人看,那叫“academic history”,那是为你挣学位或者教职的,很难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我选择的历史写作方式叫“narrative history”,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件,使普通读者能够读下去。由于面对的是一件相当重大的历史事件,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对资料的处理我采取了学术方式,所以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当然,如何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可能把事件讲清楚。不清楚之处,应该指出来,至少不要妄下结论。历史学家们各有各的方法,这仅仅是我使用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基本的办法,或者说最“笨”的办法。

我为什么选择1959拉萨事件这个切入点呢?因为这个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昨晚的达兰萨拉:不灭的烛光





昨晚,达兰萨拉的藏人举行烛光游行和集会,支持境内学生抗议取消藏语教学。 当时我正在网吧查资料,身边只有个袖珍相机,只能在大昭寺拍几张照片,与大家分享。


我跟着手拿蜡烛的人们走进大昭寺广场,僧俗老少,加上不少老外,纷纷把点燃的蜡烛放在广场旁边的铁皮烛台上。僧侣们吹起长号。一个老阿妈把手里的蜡烛放在用来置放酥油灯的大铁盘上。


一名僧人走来,留下蜡烛。


孩子的小手,握着一朵小小的火苗,这朵火苗将在他的心里燃烧,伴随他成长。





许多人留下的蜡烛,汇成一片明亮的光。


祈祷的孩子








参加集会的人观看一段境内藏人游行的录相。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外女人大声鼓掌,说:“那些学生不怕中国人的军队,好样儿的!”我白了她一眼:拜托你别动不动把那些烂事全归结给全体中国人好不好?绝大多数中国人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档子事儿,那些蠢货做的决定,却要全体中国人来承担!


集会过程中,几个孩子一直在照顾蜡烛,他们把熄灭的蜡烛点燃,把倒下的蜡烛扶正,重新燃着。


回去的路上,我不由感慨:身为21世纪中国人的一大悲剧,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注定了只能盛产一肚子坏水儿的蠢货,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无所不在——而且你还没法抵制,因为他们控制了你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