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9日星期二

转:近四十年前西藏昌都友人的来信




近四十年前西藏昌都友人的来信

作者:亦远
二闲堂主:
非常喜爱看你们刊登的文章,其中很多是和我的童年相关的,比如石驸马二小,实验小学,到缅甸打游击的邻居沈大伟。这里是我由此而写的一篇,如能刊登,请用笔名:亦远。
谢谢。
※       ※       ※

在网页《二闲堂》看到《沈大伟三十多年前的两封旧信》不由想到许多尘封的往事。沈大伟是我的邻居,和我同年。他小名叫二衡,父亲是当年“两航起义”人员。五十年代末因病去世。他母亲是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北京男三中的党支部书记。
我记忆中是他们兄弟三个,老大叫沈大衡。比二衡约大五六岁,喜欢打扮成华侨,当时就是印尼华侨:大背头上油亮亮的,紧腿裤包在身上和一双深黄色的皮鞋。我们背后称他为假华侨。听说还被派出所拘留过。具体犯了什么案就不知道了。不过那个时代,就凭这身行头,我们就觉得他不好。

二衡沈大伟不怎么说话,我们没有什么往来,顶多在胡同里点个头。他们的院子是我们那条小胡同-朱苇箔胡同里最好的了。

老三沈大智小名不叫三衡,叫娃娃,看来是老儿子。比我小几岁,也没有往来。听说现在经商,倒有几十年没见到了。

那时传说一批在云南插队和参加军垦的“知识”青年到缅甸打游击去了。他们是不安于种地的枯燥生活,决心到异国他乡去实践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的理论。我们也从没和沈大伟联想起来。直到有一天,听我的姨说缅共中央驻京办事处来送锦旗,追封二衡为缅共党员和革命烈士,我们才知道他也去了缅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妈妈一下就变成了老太太,走路老是低头和谁也不打招呼了。

其实他们家在当时算不上革命家庭,“两航起义”也不过是统战对象。幸亏他父亲在文革前去世了,不然也会被揪斗审查的。他的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文革一已开始就首当其冲,处境一直很艰难。但这样家庭的子女反而更要革命,好彻底红起来。红不是红人的红,是革命的红。
前天恰巧我收拾东西,也发现了两封同学的来信,是从西藏昌都发来的,第一封写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和沈大伟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的信几乎是同时的。而且也是关于战争的。这是一个中共从来没有公布过的西藏边坝全县叛乱事件。我的同学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分配到昌都下连当兵,赶上并参与了平叛。我觉得这两封信勾出当时的情景,故抄下来发表。
这封信是军邮,正面盖有"免费军事邮件"的章。但不记得为什么,背面还是贴了八分邮票,而且是著名的"毛主席到安源”那张。邮戳工整地压在邮票下面(如果邮戳压在毛的脸上是犯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由西藏昌都发出,比信上的日期晚了一个星期。那时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寄到我的手里,大约是年底了。我记得马上给同学回了信,并按他的嘱托匿名给他父母去了信。他是次年二月才收到我回信的。固他第二封信还问我是否收到这第一封信了。第二封信的信封没有了,是和第一封信一起保存的。

因为时代不同了,需要一些注解:

由于文革,包括军事院校全停课闹革命,几乎没有学习。军事院校先分配下连当兵,过一段根据表现再分配。所以我的同学在第二封信中惦念分配问题。

据同学后来说,当时上面只是觉得形势不稳,派部队下去巡视,结果在半路被藏民伏击。他所在连队就是首先遭遇到攻击的,中央文革反应非常快,马上定性为全面叛乱,派出大批军队围剿。我的同学说这纯粹是内地动乱影响的。藏民的口号非常混乱,甚至说:“毛主席支持你们,江青支持我们”。由于所谓的农奴主早就没有政治地位了,不敢乱说乱动,参与暴乱的完全是贫苦牧民,他们不满的是强制人民公社化,因在水草瘠薄的地方把游牧人强制聚居在一起就只有挨饿。

我的同学后来是这样亲口对我描写的:我们黑夜行军,一个连,我在尖刀班,走在前面。当时通过一个山口,天将拂晓,好像格外黑。突然一个装炸药的煤油桶从山上扔下来,在连队中间爆炸。把电台和驮马当场炸毁。我们立即卧倒,却什么也看不见。接着是大小罐头筒做的炸药包滚过来。幸好速度慢,可以用手拨开,滚去下坡。但子弹也打了过来。我心想完了,命就在今天了,把手上的步枪枪栓拉开,准备和冲过来的藏民拼命。反正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这时我突然觉得后屁股被扯了一下,并不觉得疼,但用手一摸是湿湿粘粘的,知道是挂彩了。幸亏藏民武器不成,没敢冲下山。天亮了,枪声没有了。我们才知道损失惨重。我全靠同学用枪带绑成个担架抬。中途枪带还折了,又掉到地上,真是吃尽了苦。但我算幸运,再偏一点就打到静脉上了,那就是死;再往另一面偏一点,筋骨就断了,那就是残废,我全没有。只是屁股小了。

据他说,当时的上面的指示是杀无忌,“不要为人数所局限”。凡是攻击过解放军的,抓到就枪毙。由于一些军事院校同学死于藏民的攻击,其他活着的同学就给他们报仇,充当行刑人,用卡宾枪把人打成蜂窝。我的同学因为重伤,就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奇怪的是这个被定性为全县叛乱的事件,在当时无人知晓,过后也无人提及。笔者也不过在地图上找到真有这样一个县的名字而已。

为什么我的同学不直接给他父母写信呢?因为他父亲是黑龙江密山兴凯湖劳改农场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属于北京公安局。山东人,是个老八路,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文革时也和其他走资派一样被批斗。其罪名是对反革命不残酷。我同学说:他懂什么?只要犯人一闹事,他就命令捆紧点,怎么会同情?

在那时,我的同学怕他父亲挨整的事被他所在部队知道,所以不能直接写信。因为一旦劳改农场的造反派知道了,顺信就查到了他在什么部队,他就不可能有好一点的分配了。所以要绕个圈子,由我来告知。我去的信当然也是匿名的,没有回邮地址。

至于他的女朋友为什么突然和他吹了呢?我当时的分析是部队已经知道他的父亲被批斗了,通知了那个女战士并要求她保守党的机密,这样她只好要求分手却说不出理由来了。
当然后来我的同学的父亲官复原职了,他也辗转回到了北京,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了。

《毛主席语录》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ⅹⅹ友:

你好!久未给你写信,请原谅。近来情况多变一言难尽。找一件重要的向你讲讲:我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份随连队步行往洛隆县的邻县边坝县去平叛(边坝县在一小撮坏人的操作和蒙蔽之下全面叛乱,扬言把汉人和吃白面大米的人都杀光)。一路急行军疲惫不堪,快到目的地的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连遭到了土匪的伏击。我连伤亡重大。我因为是尖刀班的,因此也身中一弹,由大腿内侧入经臀部窜出。在出口的地方子弹爆炸,屁股上炸了一个大洞,十乘九公分,流血较多。第二天下午经同志的抢救我回洛隆县。在县里经过一天的简单处理又送往昌都陆军医院。我整整卧床一月有余。近日伤势大为好转能下床慢慢行走了。两根拐棍给与我很大的帮助。现伤口尚未全部愈合,八乘六公分,可能是没有伤到骨头。但因为腿至今不能伸直而没有透视,具体情况还要以后确定。由于流血过多我现贫血,血色素十克。身体极度的虚弱。
我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有些不方便。你如能接到我的这封信,请你代我给家里迅速写封信,简单一些,就说明我平叛中负伤,不要紧,可能不会残废的,现正在医院里治疗,已经大为好转。但还要住一个时期的院才行。我家的地址是:黑龙江密山县ⅹ字ⅹⅹⅹ信箱三中队四组ⅹⅹⅹ收即可。望你一定办到。就到此住笔吧。相信咱们后会有期的。
转问赵,梅等同学们好!


健康

友ⅹⅹ

时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

昌都

你回信仍写原来地址即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藏军区军医院学校 用笺

ⅹⅹ:
你好。上次信是否收到?我现在已伤愈出院,在离昌18公里的山里喂猪。我们连队仍在(清?)平叛未归。我现在非常苦闷!非常想家和旧日的好友!咱们镇守边关的将士为国为民出生入死都是大义,毫无怨言,但就是连一个谈心的机会都没有。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来向你倾诉一下了:我认识一个女子,和我很好,关系已经挑明!突然她对我说:“你是个好人!可我不能和你好,我是不会有幸福的人。我准备一个人过一辈子。这是真的!不信你等着看吧!!”。我反复询问其原因无效!我现在考虑的是:她是因为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或是心情不和我好了呢?还是因为她想只是和我“随便玩玩”而已?

因为我对此事真心,所以现精神负担很大。女人是难以琢磨的!是不是毒蛇我的结论好像还没有下!你看如何?我现在极度空虚。分配问题也是音信全无。我现在好像说不出话来了!!

新春如意!
ⅹⅹ
(一九七O)元月二十七日草。



2011年4月12日星期二

文革:摧毁藏文化的第二波

(点击图片看全文)


  《西藏研究》1984年第一期刊登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报导文革期间被横扫的一批铜质文物,共计120吨,于19835月被运回西藏。这批文物中包括一批明、清、元、北魏时代铸造的铜佛。这些铜质文物不知来自那些寺院,但报导承认许多大型铜佛已经熔掉

   文革只是摧毁藏文化的第二波。这一波行动将1956-62土改期间遗留的少量寺院再次横扫 将幸存佛像等文物没收熔化。第一波行动是在1958年的四反运动期间。这个运动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名称,有的地方叫民改补课运动,有的地方叫反封建运动,偶尔还会看到宗教制度改革这个说法,尽管当时的中央民委主任汪锋在内部讲话中明确说过,对外不要使用宗教制度改革这个名称。不管名称为何,内容是一样的:那是一场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也就是革命名义下的公开抢劫

1958年之前,四川藏区共有727座寺院,其中甘孜有540座(1959419日《新华社内参》)。“民改”后甘孜只剩7座寺院,其他的被关闭或拆毁,有一些在战争中损坏。土改之后,整个西藏三区寺院所剩无几。那么,那些被拆毁或者关闭寺院中的财物到哪里去了? “不动产”被政府机构和公社瓜分或占用,“浮财”归“国家财政”。

以著名的德格八邦寺为例:“据1958"四反"时统计,八邦寺重要文物,有大型镀金菩萨7尊,各类红、黄铜菩萨9835,较珍贵的唐嘎10150幅,各种经书32400余部,印版129845块,其它佛具3000余套。更庆寺重要文物有大小镀金菩萨1000多尊,各种唐嘎1350多幅,经书19860余部。”这些“重要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经过“四反”和文革两度洗劫后,“1987年县宗教局统计, 全县57座寺庙(不含格萨尔纪念堂) 主要文物有唐嘎2402幅,塑像2128尊,其它各种佛事用具,经书30316()。满金寺的一支"鲲鹏"指甲,长50公分,宽20公分,青中带蓝,五光十色,极为罕见,是何物待考证,还收藏有‘大明宣德年造’白金锥一对,仲萨寺收藏有清同治五年(1866)清军首领和藏军首领联合签发的"执照"一份,八邦寺收藏有"大明宣德年造"白金锻一对,隽有"大宝法王"字样的金属板(现仍镶在经堂大门上) 10余块。”(《德格县志》420页)

由此可见,1987年德格全县57座寺院里所收藏的佛像,只有1958年八邦寺拥有佛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八邦寺的近一万尊佛像全是铜像,87年德格57座寺院的佛像只是塑像。合理的解释是:仅德格八邦寺这一座寺院,消失的铜佛像就有近一万尊。整个西藏三区寺院中光是被熔化的金属佛像就无法统计了。

1958年,青海塔尔寺“没收处理金银、现金、珠宝玉器、高档衣物、日用品等物资2 0 余种 总值159.8万元( 1959年退回错没收财产总值53.5万元) 。”(《湟中县志》 238页)也就是说,仅在塔尔寺掠夺的私人财产价值就达96.3万元。

在藏区,几百年没有发生过像内地那样的大规模战争,一代代虔诚的民众将财物捐献给寺院,寺院集中了整个民族的财富。因此,“藏民族的财富在寺院里”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寺院除了文物,还有土地、牧场、商业资本、牲畜、山林等。随手找个例子:创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的德钦寺:

“至1958年该寺建筑面积约13.33公顷,有大经堂2座, 173间。大小佛堂26 座, 活佛昂欠24 座, 僧舍115 院,1725 间, 共有耕地139.60公顷,牛4031头,马307匹,羊1667只,松林120公顷,寺僧115户, 552人。僧人中以藏族为主,亦有少数蒙古族、土族和汉族。1958年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除赛赤、智干仓、玛卡古雷、塔秀、夏玛尔等活佛昂欠和30院僧舍外,其他建筑均被拆毁。”(《尖扎县志》 608页)

几十年来的宣传,一直把藏民族说得很穷,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才能维持,事实上,在“民改”之前,藏民族不仅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还有足够财力养活大量全脱产的僧侣。宣传造成的迷思无非是要掩盖这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抢劫罢了。

如今看上去很辉煌的寺院和殿堂,不是重修就是重建的,保留原样的寺院寥寥无几。大量寺院早已被拆毁,或者被夷为平地,有的连原址都被占用了。著名的乡城桑披寺,在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期间,被乱兵洗劫一空,1956年被解放军战机轰炸,文革被拆毁。现在的桑披寺是另址新建的,与历史上的桑披寺相同的只是寺名。

所以,得以“返藏”的这120吨“铜质文物”,只是成千上万被熔化、拍卖、贪污、下落不明的佛像、首饰、金银财宝中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