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建设

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流亡的艰辛，“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我们也是流亡者，我们对流亡藏人的境遇及艰辛，感同身受。我们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流亡藏人能坚持这么多年，发挥这么大的影响，流亡社区的民主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了不起。

（一）

应该说，流亡藏人能取得如此成就，那是和藏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其特有的达赖喇嘛制度分不开的。

藏人是笃信宗教的民族，而宗教信仰是联系人们的有力纽带。今年3月7日，我参加了大纽约地区流亡藏人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与会的藏人竟然有两千多。汉人的类似活动都很少能达到如此规模，而此地的汉人数目应是藏人的几十倍。可见流亡藏人的认同感有多强。不错，在藏人中也有世俗化的倾向或趋势。然而，即便是那些不信教的藏人，对于他们的宗教也是尊重的。

古老的达赖喇嘛制度，和很多传统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而流亡状态则把其缺点大大弱化，把优点发扬光大。

按说，达赖喇嘛从小就生活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中，搞不好就很容易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以达赖喇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很容易陷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腐败，然而流亡生涯使得十四世达赖喇嘛远离这些弊害。与此同时，流亡又使得达赖喇嘛制度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达赖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是藏人无可争议的象征。世俗的流亡群体，虽然精英荟萃，由于其世俗性，却难以产生这样无可争议的象征。

由于达赖喇嘛的尊贵，他可以不像一般流亡者那样为生计为琐事操心，而把全副精力放在事业上。由于达赖喇嘛是终身制，不可替代，他不必为保住权力而煞费心机。由于达赖喇嘛的超脱，超然，他不必违心地迁就一时的流行意见而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对于在非常时期发挥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作用都是利大于弊——当然，那也有赖于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优异资质和历经沧桑的智慧。

达赖喇嘛既能以宗教领袖的名义频繁会见各国政要及文化领袖，又能以精神导师的名义吸引成千上万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民众。作为西藏的象征，人们从达赖喇嘛身上看到了西藏。五十年的流亡，成全了达赖喇嘛，使之成为世纪性的人物，使得藏传佛教走向世界，并使得西藏问题成为国际性的问题。

一般的流亡者最担心自己被本土的人民所淡忘，不管你原来在本土多有名多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更由于专制当局的刻意封锁，你的影响力都可能日趋衰落。达赖喇嘛则不然。既然有如此众多的藏人依然尊重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同达赖喇嘛。尽管现今西藏境内的藏人，大部分都是在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才出生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达赖喇嘛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2006年1月，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小镇举办的一场法会上，用感性的语言呼吁藏人不要再穿戴和买卖动物毛皮。在场的藏人当即立誓，境内更有成千上万的藏人闻风而动，将价值不菲的皮毛制品付之一炬。有中共官员私下惊呼：“我们严厉的法规和打击行动，还顶不上达赖喇嘛的一句话。”达赖喇嘛对藏人有多大的感召力，这便是一个证据。

国王失去了王国，就不再是国王，然而达赖喇嘛永远是达赖喇嘛。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达赖喇嘛。专制政权对流亡者的一贯策略是，故意无视他们的存在，决不肯和流亡者的代表人物坐到一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和流亡者的任何公开接触都是在增加流亡者的政治份量。但是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好几次公开地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是代表流亡政府，所谈的问题是西藏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对外否认他们是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会谈，也否认谈的是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只说他们是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谈，谈的只是达赖喇嘛的回国问题。这就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可以不承认流亡政府，不承认有所谓西藏问题，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总归是不正常的。

（二）

今年3月，我和苏晓康应邀到印度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参观访问，正好赶上两件大事：一是达赖喇嘛宣布退出政治，一是流亡藏人举行人民议会和政府首席部长的投票选举。

一个团体怎样实行民主原则，怎样实行民主选举，这个我们大体都知道。一个国家怎样实行民主原则，怎样实行民主选举，这个我们大体也知道。可是，一个流亡社区怎样实行民主原则，流亡政府怎样实行民主选举，这个恐怕一般人就不大知道了。我不妨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向大家，尤其是向汉人朋友做一番简单的介绍。

首先，在流亡政府的选举中，谁是选民？什么人有资格投票？

条件有两个：一、要是藏人；二、要认同流亡政府。具体来说，就是要自愿地给流亡政府缴税。在藏人投票的照片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手里拿一个绿色的小本子，那个本子就是流亡藏人自愿缴税本。要凭这个本子才能领取选票。税金的标准在各地不一样。在北美，有工作的人每年缴96美元，没工作的（包括学生）缴46美元，18岁以下的缴36美元。据了解，在上一年度（2010/4/1——2011/3/31），北美地区缴纳的税金有989，048美元。这笔钱是纳入流亡政府的预算的。

有人问，在西藏也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为什么流亡政府要规定只有藏人才能成为选民呢？

我想，这里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我们问过负责接待难民的藏人官员，每年都有很多藏人来投奔流亡社区，共产党也一定会派特务来，你们是怎样鉴别怎样防范的呢？当然，他们有很多经验很多办法，但也有不少困难。

例如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自称是全中国的政府。按照他们的法律，大陆人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然而，很多大陆人发现，他们想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和选举权却极其困难。因为根据台湾的规定，大陆人要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先要取得中华民国户籍；而取得中华民国户籍的手续很复杂，一般大陆人很难达到其要求。不少大陆人对此啧有烦言。我想，这恐怕和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有关。南韩和北韩，人口与面积都势均力敌。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人口是东德的三倍半。所以南韩和西德都是敞开大门接纳北韩人和东德人。我相信，如果台湾若是和大陆差不多大小，他们在接纳大陆人的问题上一定会更积极。流亡社区，从结构上讲就有其脆弱的一面。因此，他们对接纳汉人和其他民族时的保守态度应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我注意到，在藏人的“未来政体与宪法要旨”里就明确规定，西藏的公民不分种族不分信仰。

另外，有人说，把投票权和缴税捆绑在一起不合理，不符合民主原则。在美国，一个公民不缴税，政府也不会剥夺他的选举权嘛。问题是，在美国，政府可以对不缴税的人罚款，甚至判刑，流亡政府没有这种制裁能力。在这一点上，流亡政府类似于民间社团。很多社团都规定会员不交会费就停止会员资格，或者是停止在会员大会上的投票权。

顺便说明，流亡藏人社区实行三权分立。我们被告知，他们的最高法院实际上只处理一些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由所在国当地政府处理。就此而言，流亡政府的法院在现阶段的功能，和民间社团的监事会比较接近。

（三）
流亡政治很难，难就难在它面对一系列两难的问题。

例如“在地化”与“流亡性”的问题。由于流亡岁月漫长，流亡者必须解决好在地化的问题，努力使自己在所在国安家立业，落地生根。然而流亡者毕竟不是移民，也不是纯粹的难民，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就在于他们执着地关切故乡，关切故乡的同胞，并始终把在故乡实现其理想当作自己的使命。加强在地化和保持流亡性不是一回事，有时还是彼此冲突的。流亡者必须同时做好这两件事，但搞不好就很容易顾此失彼。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在兼顾两者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另一个两难的问题是流亡政府的民主化与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坚称自己是流亡政府，其法理依据是，它本来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发生在1959年3月的非法事变，失去了对本土的统治权力，其主要人员被迫流亡境外；但是他们认为并相信，他们依然是得到境内藏人的认同的，他们的合法性依然是有效的，故而他们继续以政府自称。所谓流亡政府，就是政府在流亡的意思。在这里，有没有外国政府的承认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原则上并不影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

第一，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亡政府的人员就可能发生更换，新上来的人怎么证明他们是有合法性的呢？

第二，很多形式的政府，其合法性是有时效的。例如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必须建立在定期改选之上。问题是，在流亡状态下，本土的人民无法参加改选，流亡政府的改选势必只能是流亡社区的人民的改选，由此产生的新政府只得到了流亡社区人民的授权，得不到本土人民的授权，这样，它就变成了流亡社区的政府，而不再是本土地区的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它继续声称是本土地区的政府，其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流亡政府，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失去全中国。但由于台湾（加上澎湖、金门、马祖）只是全中国的很小一部分，其人口只占全中国人口的1/50，因而，中华民国政府要声称自己是全中国的政府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起初，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声称它在统治全中国时期曾经得到过全中国人民的授权，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要不要定期改选呢？如果你不改选，那就是不民主；如果你改选，因为改选只能在台湾地区进行，由此产生的政府只得到台湾地区人民的授权，得不到大陆地区人民的授权，因此你若是继续声称你代表全中国、你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就很勉强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和大陆朋友谈台独》（《北京之春》2000年5月号）一文里有较多论述，此处不赘。

我们知道，西藏原来的制度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又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对此，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有“十七条协议”为证。这就为流亡中的西藏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提供了法统依据－－只要流亡政府是以达赖喇嘛为其最高领袖，它就可以声称它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原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英文名字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这个名称突出地显示该政府是达赖喇嘛的政府，并由此而将自身表述为西藏合法代表的政府。


（四）
早在五十年代，达赖喇嘛开始亲政，就有改革传统体制的愿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推行。1959年3月拉萨事件后，达赖喇嘛率众流亡印度。在这一年年底举行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就提出要建立民主制度。第二年9月2日，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议会（流亡）宣告成立。流亡藏人实行一院制。第一届人民议会共有议员13名。此后，议会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增加了议员名额，扩大了议会权力。

今年3月我和苏晓康应邀访问达兰萨拉，正赶上第十五届流亡议会的选举。这一届议会共有44个议员名额。这44个名额首先是按地区分配。藏人习惯于把整个藏区分成三部分：卫藏（前藏后藏）、多朵（康区）和多麦（安多）。每个区有10个名额。其次，再按教派分配名额。有五大教派，红教（宁玛派）、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黄教（格鲁派）和黑教（苯教），每个教派有两个名额。议员均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为什么在按地区分配议员名额之外，还要有个按教派分配的名额呢？这是为了避免小的教派，由于人数少，在议会中发不出声音。再有，北美和欧洲各有两个名额。总共44个名额。议员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关于流亡政府即行政班子的选举。早先，流亡社区草创之初，由于条件不具备，流亡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长（通常是7个，包括首席部长）都是由达赖喇嘛任命的。其后，由达赖喇嘛提出14名人选，经议会投票选出7名。2001年，首席部长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然后由当选的首席部长组阁，提出其他部长的人选，经议会表决批准。第一届民选首席部长是桑东仁波切；2006年连选连任，今年任满下台。桑东仁波切是僧侣，也是学者，今年72岁，在年龄上和达赖喇嘛是一代人。

今年3月是第三届首席部长选举。由于候选人多达十几位，选举分两阶段进行，先是预选，产生三名正式候选人，然后决选。整个选举过程相当开放，相当民主。


首先，候选人不是由“上面”指定的，而是由“下面”自己推出的。各地区、各教派、各寺院、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议员候选人和首席部长候选人。其次，选举很富有竞争性。有演讲会、辩论会、答辩会、研讨会；尤其是三位首席部长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走访各社区，还在自由亚洲电台举行了电视演讲和辩论。一批知识分子还创办了报纸专门报道选举盛况。在选民方面，参与热情非常高，投票率创纪录。据了解，北美地区的投票率高达78%。考虑到选民居住是那么分散，投票并不方便，这个数字的意义更不容低估。

在这次首席部长选举中，三位正式候选人洛桑桑盖（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丹增特桑（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和扎西旺迪（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事务部部长，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都不是僧人。当选的洛桑桑盖是平民出身，今年才43岁，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天安门一代是同龄人。

按说，在民主制度下，僧人当首席部长或贵族出身的当首席部长没什么不好，那和政教合一、和贵族统治都不相干。但既然这次三位候选人都不是僧人，既然洛桑是平民出身，中共当局还硬要说藏人搞神权统治、政教合一，搞奴隶主贵族专制和复辟农奴制，就更见其荒谬了。


（五）
今年3月，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休，即不再担任政治领导职责。这一决定意味着藏人在民主化上的重大推进，是政教的彻底分离。

有人批评说，既然达赖喇嘛到现在才退出政治，既然此前的流亡藏人仍然实行的是政教合一，那么，说藏人早就在实行民主就是站不住脚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怎么可能是民主的制度呢？

不然。例如英国，英国至今仍然是君主制，但这并不妨碍英国早就是民主制；直到今天，英王在名义上仍享有很大权力，但实际上英王的权力早就虚化。达赖喇嘛就很像是一个虚位的君主。他的权力早就在弱化、虚化。事实上，自2001年民选首席部长以来，达赖喇嘛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除了在一些文件上作象征性的批示之外，全部实权都交给了首席部长，现在则是把那份名义上的权力也交出来了。倘若未来某一天，英王宣布退位，那便意味着君主制在英国的彻底终结，但你能因此就否认此前的英国早就是民主的吗？

综观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其中，达赖喇嘛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像这样，由最高统治者自己主动推行民主改革，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提出，政体可分为三类：1、由一人实行统治的君主制；2、由少数人实行统治的贵族制；3、由多数人实行统治的共和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相比之下，君主制最优，贵族制次之，共和制再次之。不过他又指出，如果原政体蜕化变质，情况就正好倒了过来：君主制就变成僭主制，最坏；贵族制就变成寡头制，次坏；共和制就变成平民制，最不坏。在流亡藏人的政治里，达赖喇嘛犹如一位贤明的君主。但是，再好的君主制，由于它不利于培养人民的主动性和独立精神，因此还是不好的。只有民主制最有利于发扬人民的主动性和独立精神。毕竟，民主参与的意义不但在于其结果，更在于其过程。人是政治的动物，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好事，有参与胜过不参与，胜过无参与。达赖喇嘛在向藏人说明他退出的理由时也讲到过这一点。

正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达赖喇嘛退出政治，势必会对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影响。后来，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也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网站”。其实，早在去年5月，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就讲过，“流亡政府”主要是别人叫出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正式官方称谓。桑东仁波切先前则说过，如果流亡藏人能够回到西藏，行政班子和议会都将解散，新的政府和议会将由包括回去的流亡藏人在内的全体西藏人民选举产生。这表明，名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得到境内藏人的认同。而在这一点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是很有自信的。

不过，现在的流亡藏人的行政部门和人民议会虽然不再叫流亡政府，但它和一般的流亡政治组织还是有所不同的，至少，它确实对流亡藏人社区这一实体起到了某种政府的功能。另外，它所体现的民主理念和实际运作能力，想必会对境内的藏人产生很大的感召力。

按说，达赖喇嘛未尝不可以像过去一样，继续担任名义上的政治最高领导职务，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在提出退出政治后，很多流亡藏人都表示不赞同。为此，达赖喇嘛做过不止一次的说明。我以为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是深思熟虑的。它既是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彻底民主化，也是对其未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困境的一种破解。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迄今都没有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的意愿，它只想拖延时日，等待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流亡藏人群龙无首，衰落下去。它还可以在转世灵童的问题上制造麻烦，自己也搞出一个来。再说，下一世的达赖喇嘛从确认到亲政，总还要十几年。这就是说，假如流亡岁月还很漫长，藏人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因应未来的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时期。

达赖喇嘛在现在宣布退出政治，就是鼓励流亡藏人独立自立，不再依赖于达赖喇嘛，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局面；同时也是促进国际社会学会和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打交道。正因为达赖喇嘛还健在，这段期间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提供帮助。有这样一段过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达赖喇嘛不在后形成的真空。

简而言之，达赖喇嘛完成了只有达赖喇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后又留下了一个没有达赖喇嘛也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事业。

当然，达赖喇嘛做出退出政治的决定，并非只是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且也是出于对西藏命运的深谋远虑。因为达赖喇嘛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世俗化都是趋势，因此，古老的达赖喇嘛制度是必须要改革的。

毫无疑问，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在政治上仍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务必要把影响力和权力区分开来。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很复杂，在很多时候，两者是交织的，但是确实存在着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影响力，例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来自其言论的说服力而和权力无关。影响力的典范莫过于印度的甘地。

甘地没有公职，没有军队，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但是对印度人民拥有很大的道义感召力，从而对印度的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想，就此而言，退休后的达赖喇嘛和甘地是很类似的。

达赖喇嘛表示，即使他全面退休后，如果有必要，他还是会出来参与同北京的对话。达赖喇嘛强调，过去十年，与北京官员的对话是由藏人民选官员准备和决定的，然后他们来问他，他当然支持他们。过去十年主要的责任是由他们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如果藏人民选政府决定要通过他参加对话，他一定会继续承担这个使命。注意：在这里，达赖喇嘛谈到他在今后仍然可能继续承担与北京的对话，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在过去，和北京对话是由流亡政府决定的，但事先要咨询他，要征得他的同意；今后和北京的对话也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无须再向他咨询和征得他认可，而是直接委任他去做这件事。达赖喇嘛说过，身为藏人，“只要有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托付，我将永不会舍弃政教公众事务”。


（六）
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说：“在以色列，为了当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五十多年来，流亡藏人在民主建设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只有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你才能知道他们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北明：西藏價值

西藏價值

作者：北明

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的手，犧牲者守護朝圣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圣和莊嚴。               一，追尋自由的偉大史詩       考古學和無數學者的研究已經證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實的歷史，它被譽為是人類最偉大的流亡史詩；不過我認為，公元後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開始的西藏人出中國，這不需考證的歷史，是更偉大的史詩，現代史詩。我曾經在我前不久出版的那本《藏土出中國》一書中比較過以色列人和西藏人的流亡。我願意在這裡再次進行比較：        以出走條件而論，同樣為了擺脫奴役，追尋自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公然逃亡，有摩西引領，有耶和華一路看護；出中國的西藏人秘密出走，各自為營，無人引領，看護他們的只有他們背著的佛像、經卷、唐卡。         以出走前景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在前方召喚，鼓舞鬥志；出中國的西藏人若有目標，目標在他們身后：他們要遠離奴役他們的中國。在逃亡的最初歲月里，他們大多數人沒見過火車，只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西藏，還有一個印度。翻過了雪山，他們就失去目標。他們尋找前人逃亡的足跡，并不知道當時流亡的盡頭是瘟疫流行的西藏難民營。                             以出走艱難程度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過紅海，海水退卻，過去之后，海水合攏，淹沒追兵，而他們暢行無阻，毫髮無傷；出中國的西藏人初而翻過兩萬五千英尺高的雪山，繼而陷入原始森林，終而要為養活自己而出賣苦力。他們歷經嚴寒、酷暑、高山、平原，他們隨時可能缺氧而死、射殺而死、落入雪淵而死、凍死、餓死、困入密林而死、毒蛇猛獸梟禽水蛭攻擊而死，僥幸活下來的，再要歷經屈辱、乞討，苦役、疾病、瘟疫，繼續家破人亡，死亡率高達半數以上。         一出走表現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路走，一路怨聲載道；只為了一時缺水，吃不到肉，就不斷要求返回埃及繼續做奴隸，不斷背叛耶和華，私自在製造偶像，轉移崇拜對象，甚至憎恨他們的帶領者摩西，以至于要用石頭砸死他。但是藏人的流亡，縱使深痛巨創，悲哀淒涼，縱使最後化為難民營日日焚屍的黑煙，他們沒有人背叛他們的達賴喇嘛， 沒有人砸毀背上沉重的金屬佛像、拋棄那些古老易損的經卷，卸下那些的累贅的唐卡。在那條遍布悲慘故事的逃亡途中，聽得見他們散布在雪野、密林、公路、荒山、帳篷裡和火葬場的啜泣與悲哭，看不見他們的仇怨和悔恨。         以出走人數和時間而論，色列人一次性出埃及，人多勢眾，號稱六十萬，加上婦女兒童200萬，抵達西奈山走了三個月，加上後來受罰在曠野流浪，历时40年；藏人年年出中國，勢單力薄，人數不及色列流亡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卻綿延不絕半個多世紀，長達62年，至今仍在繼續。         藏人的流亡這是迄世界上最漫長、最孤獨、最艱難、最危險、最血腥殘酷的馬拉松流亡，堪稱迄今為止人類追尋自由的最偉大的史詩。 二，劫後復興的諾亞方舟          結果是富有啟示性的：流亡藏人而不是流亡漢人，在一片被遺棄的不毛之地上而不是在美國或歐洲各民主國家富庶之地，重立了自己的家園。更富于啟示性的是，如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埃格•阿爾維克（Egil Aarvik）在給達賴喇嘛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時所指出的：流亡藏人的家園，是人類歷史上眾多流亡者家園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武力的和平家園。         人類這個唯一的沒有武力的和平家園，實際上是西藏人的諾亞方舟。在共產主義洪水席捲整個藏民族的文化與宗教生態環境時，在意識形態壟斷和專制行為宰制的滅頂之災中， 西藏流亡者們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經過半個世紀不懈的艱苦努力，為自己的民族打製造了這條諾亞方舟。        近代幾百年以來，人類不斷在中東地區阿拉諾山脈尋找聖經中所說的諾亞方舟的影子，諾亞方舟在人類歷史上那次大洪水沖卷地球一切生命之前，承載著諾亞一家人及其他動植物物種，成為大洪水之後人類得以繼絕存亡的元素。1917年，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拉斯科維斯基（Vladimir Roskovitsky） 的俄國飛行員宣稱發現了諾亞方舟的影子。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發現，那一年，俄國正在開始一場後來造成數千萬上億人非正常死亡的共產主義革命實驗。此后無數科學家和方舟發現者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土耳其那神秘的大山，試圖發現讓人類劫后余生的那個生命之舟。這是一個有意味的象徵，一如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所言，每當人類面臨文化危機，都會回到軸心時代尋找自己的最初的終極關懷和拯救之方。 公元前500年上下那段有數百年長遠的時期，人類各地同時產生了偉大的思想與宗教先知釋迦摩尼、耶穌、孔子、老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借助他们的宗教與哲學思考，人類走出原始時期的黑暗與蒙昧，发展出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思考，浩茫宇宙被賦予意識，生命被賦予意義……，世世代代人类的没有超越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和价值，它被證明是人類困惑中尋求答案，危難中尋求保護的永恆家園。          流亡西藏這個諾亞方舟是西藏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洪水猛烈席卷中自我復興的載體、繼絕存亡的保證。它不僅為西藏民族保存了十五萬人種，而且保存了這個民族繼往開來的火種：宗教、語言、醫學、文藝以及相應的生存方式與風俗習俗。通過這個諾亞方舟，他們還建立了使這個古老封閉的民族與人類現代文明世界接軌的機制：現代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制度、自由主義思想和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宗教神秘與現代人體科學之間的對話……。由此，這個諾亞方舟不僅保證了藏人浴火重生的能力，而且在達賴喇嘛的不懈努力中，使東方佛教文明遠播到全世界。 三，自救救世的精神資源               對于中國而言，這個方舟上至少有三樣東西可以借鑒或學習：民主經驗、藏傳佛教、西藏價值。         關於民主的建樹與經驗，自由世界有目共睹，流亡西藏這方面的成就遠遠走在漢人的前面。在相對完備的西藏流亡政府民主體制基礎上，這年（2011年）達賴喇嘛正式退出政壇，此一舉完成的是西藏民主體制轉型的最後一道程序，結束的是延續了四百多年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創建的是一座喜馬拉雅雪山上的勃蘭登堡之門，鋪設的是一條古老西藏走向現代文明的通衢大道。         關於藏傳佛教，看看中國和尚們一再被迫下嫁政治的歷史，聽聽他們最近集體喊叫的“紅歌”，了解他們再度集體被強姦的現狀，世人可以判斷：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在中國大勢已去，作為一種宗教更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多年之后，中國人可能會像西方人通過達賴喇嘛認識佛教那樣，通過藏傳佛教重新接納這一傳統東方宗教。         我最想強調的是西藏價值。        二戰時期德國學者波普爾曾痛心地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他指的是為了抑制納粹使用原子武器，西方被迫研發原子武器並終於使用了原子武器。此話意味深長：所謂西方世界道德水準下降並非由於於納粹對西方世界的壓迫，卻是由於西方對納粹的反擊。         這也是中國的的現實悲劇。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扭曲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而且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行為方式，它因此降低了中國的文明水準，使得暴政的反抗者在精神結構上與之合二為一，這是60年極權主義宰制中國大陸的最深刻的標誌。當我指出這一點的時候，我的理解和同情是可以當泣的悲歌，伴隨著內陸的兄弟姐妹師長同道友人，滲透半個多世紀不得超度的累累尸骨……。 “流氓治國”（黃寶蓮語），逼良為娼，官方縱火，民間自焚！條條去路都阻绝，人不墮落，死路一條。索爾仁尼琴曾沉痛地指出：“我們身上有狼血”，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員。         雖然如此，我的欽佩和讚嘆卻是針對藏人的，它是我遠望可以當歸的一個心靈家園。面對同樣的苦難甚至更加殘暴的奴役，正如俄羅斯十二月黨人們為了公義以命相许，正如普希金則直面沙皇尼古拉一世回答說：“如果我在彼得堡，我毫無疑問會參加起義”，因此我們知道俄羅斯民族生命力不死，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另一方面，又如蘇聯時期被槍決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獄中所言：“我不是狼，我拒絕嚎叫”，詩人倒下了，但是我們因此知道，俄羅斯的貴族精神沒有倒下，俄羅斯整體社會的文明高度沒有倒下。那條弗拉基米爾大道上，總是“聖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腳下的荊棘”（王康語）。藏人當年作為一些個體，面對中共軍隊的屠殺，他們曾經不計成敗地抵抗過，在自己的領地堅守過，因此我們知道他們拒絕任人宰割，雖敗猶榮；現在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尋求對話但拒絕用流氓語言回贈流氓政府；他們尋求妥協但拒絕與奴役者一起被邪惡獸性所宰制；他們承受苦難但避免讓仇恨毒化自己心靈，宰制自己的認知、感受和表達方式。從個體到整體，流亡的犧牲的藏人在漫長六十年的地獄般的生活中，在對抗苦難和暴政過程中，拒絕成為獻媚的奴隸，同時拒绝淪為粗鄙的賤民。他们越過了卑瑣、狂妄、仇恨、自私、陰險、下流、刻毒、冷漠、無恥……的深淵，沒有與奴役者在道德上精神上同流合污，守住了自己人格的尊嚴。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的手，犧牲者守護朝圣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圣和莊嚴。         這樣一個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在結束此文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正在華盛頓對數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布道。我登陸他的網站，試圖看看他的言說，不料看到了他的另一段表述，是今年（2011年）5月他回答美國德克薩斯美國記者杰姆•格拉斯曼（Jim Glassman）問題的一段話。格拉斯曼問：在西藏自由運動中宗教有多重要？達賴喇嘛回答說：西藏民族精神與西藏的佛教信仰有直接的關系，他說，這就如同在納粹占領和蘇聯占領的各種困難時期，波蘭民族精神與他們的天主教的信仰有直接聯系一樣。這位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民族歷經六十年種族滅絕、文化破壞和苦難折磨之后，向全世界明確指出：支撐自由西藏運動的“西藏精神”直接來自“悲憫”與“和平”的文化遺產。我想這正是流亡西藏走出絕境的依據。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類追尋自由的史冊，流亡西藏的諾亞方舟已從雪域高原駛向世界，唯願流亡西藏的價值成為中國的拯救之方。                    2011年7月22日 於北美維吉尼亞仲夏夜  截稿時分，偶爾發現網上廣為流傳的一篇短文，標題是“一個五毛的真實寫照”附錄與此，與讀者分享本文撰寫時期的中國人生存與人倫道德背景。——         一个小男人坐在一间漏雨的旧屋内，面前是一台二手的386。隔壁屋内妻子正和领导写日记，不写的话，妻子就会被下岗，床那边传来了子嘎子嘎奇怪的声音，他 心乱如麻。被70码撞过的腰还隐隐作痛，他点燃了一根拾来的半截重金属香烟，看到桌上的合照，想起此刻刚因毒奶粉出院又因毒疫苗正在医院里抢救的孩子，还 差10多万医药费没有着落，更平添了几分烦恼。当矿工的哥哥因矿难刚被强制火化，弟第刚被开胸验肺，妹妹在公安局跳楼，女儿到凤凰城去了一趟便没了音讯， 老娘因在陕西富平上访时被打断了腿还被游街示众，老爹前几天被强迁活活打死…… 但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斗志阳痿，他也十分渴望离开这片恶土，但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想办移民无异于痴人说梦。想到这一切，他几近抓狂，狠吸了一口香 烟，愤然打开了熟悉的网页，对着评论，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们这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作者注：本文依據2011年7月9-10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召開的《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會議零散發言集合整理并修訂。表述不同之處，請以此文為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uly 23, 2011

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

达赖喇嘛尊者在会上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博讯 boxun.com

2011年7月9-10日，我应邀参加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会议发表演说，新当选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博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阐述他对藏中谈判的立场，以及对汉藏民间对话的支持。达赖喇嘛与中方谈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和流亡美国的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也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除了为尊者、洛桑森格博士和洛第嘉日先生准备的“特别环节”外，共有“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建设”、“汉藏关系近年的发展”、“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的宗教、政治与历史意涵”、“作家看西藏：流亡历程——西藏精神的全球浮现”、“学者评西藏：民主发展——西藏、中国与世界”、以及“中道、自治、悲悯、民主”等六场专题讨论会。与会者涵盖面很广，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包括政论家、作家、媒体人员、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大家的共同点是：关注中国，也关注西藏。会议发言相当精彩，互动也很热烈。     这几年，海外汉藏交流进展相当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关心西藏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举办了许多场类似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莅临会议发表演说，阐述立场，回答问题。除了举办汉藏对话、汉藏论坛一类的会议，每年还有海外汉人民间知识分子去印度达兰萨拉实地考察，直接了解流亡政府的立场，并与各个时期流亡印度的藏人对话，从“藏人视角”来了解西藏问题，加深对西藏问题的理解。2010年11月在印度举办了第六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在此之前，民运界支持西藏的人士如茉莉、盛雪、秦晋、项小吉、曹长青、仲维光、还学文、薛伟等人曾参加过历次国际支持西藏大会，但这次大会首次有一个30多人，来自世界各国，包含各界人士的正式华人代表团参加，这意味着在国际支持西藏运动中，华人代表团从此不会再缺席。    汉藏对话的发展，证实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远见。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他说那时他并没有想到，尊者已经有了与汉人对话的想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尊者对汉藏民间对话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与海外华人接触。在此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移民海外的人很少。文革后出来了大批留学生，但大家忙于学业和谋生，对政治兴趣不大。“六四”之后，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汉藏流亡人士开始接触。茉莉、曹长青、胡平、薛伟等许多著名民运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将“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社会带入海外中文读者的视野。这一阶段中，不少民运人士访问过达兰萨拉，出版了《达兰萨拉纪行》、《中国知识份子谈西藏》等书，西藏流亡政府也出版了一些中文资料，但汉藏对话未形成系统，接触面较狭窄，影响面也较有限。    2004年，我第一次参加“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会”，是在纽约达赖喇嘛下榻的旅馆小会议室，参加者仅十余人。那年我与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处合作，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节”，是为我参与汉藏联系之始。那场文化节包括一个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现任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先生专程从达兰萨拉来参加，但是，虽然“文化节”是在纽约华人社区中心之一的法拉盛，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华人屈指可数。那时流亡藏人民主试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可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个时期的汉藏交流主要限于西藏流亡政府与海外民运人士。此为汉藏民间沟通的第一阶段。    2008年在拉萨发生的“3•14事件”，以及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通过电视转播，猛然将“西藏问题”带入中国的每个家庭。几十年来，西藏问题在中国是高度禁忌，不可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3•14事件”反而是中共官方首先打破了自己的禁忌，使得许多人初次知道，原来中国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相当严重、早已引起国际关注、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西藏问题”。虽然官方极力显示由奥运圣火传递、“王千源事件”引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但即使在狂热之中，海内外也有不少人在冷静思考，并在博客、论坛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当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退潮后，更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并开始寻找另一种声音。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也给汉藏两边的有识之士带来紧迫感，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认识到，在民主化过程中，民族问题不可忽略。这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使得更为广泛的汉藏民间接触水到渠成。这个“副作用”大概是中共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    “3•14”事件也使得西藏流亡政府更加重视汉藏交流。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 在北美，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噶扎西先生就任后不久，即开始协调组织较大范围内的汉藏民间对话，对话很快从民运人士发展到留学生群体。 今年5月7日，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对话，学生们踊跃提问，气氛十分热烈。2009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寻找共同点”，有12个国家的华人参加，并形成会议共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藏对话活动，也标志着“汉藏对话”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与非民运的知识分子对话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目前的汉藏对话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议题，都更为广泛深入。    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是2009年5月以来，我参加的第5个汉藏对话会。比较前几次会议，这次的会议有特殊意义。首先，这次会议是达赖喇嘛尊者正式退出政坛之后，第一次对华人知识分子讲话。尊者讲话时，新当选的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博士也在场，凡是有关流亡政府日常工作和政策的问题，尊者总是要提问者去问洛桑森格博士，这不仅显示出他退出政坛的真实性，也表示他对这位新一代首席噶伦的支持。其次，洛桑森格博士尚未宣誓就职，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华人说明了他对中间道路、中藏谈判、汉藏交流等各方关心的问题作了说明，并告诉与会者他在汉藏交流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显示他对汉藏民间交流的重视。洛桑森格博士在汉藏交流方面有多年经验，可以想见，在洛桑森格博士任职期间，汉藏民间交流应当会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次深入的讨论会。由于举办方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与会者中有相当多的各学科研究者，会议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其重点不在于宣示各自的立场，而在于讨论问题、交流想法、开拓思路，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的发言者大多去过达兰萨拉和其他流亡社区，对西藏问题有直接感受和更深的了解，发言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能够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如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的过程与实际操作方式，达赖喇嘛至上而下推动民主化对中国民主化的启迪，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的解读，尊者的“中道”、“慈悲”等观念对推动民主化的意义，“中间道路”的法理解读等等。近年来我参加的同类会议中，一群华人知识分子在一起公开讨论西藏民主化对中国民主化的启迪，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讨论对解决西藏问题是否有帮助？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参加会议的人有不少各学科的学者，他们的书和文章虽然在中国被禁，但在网络时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信息交流。他们与国内知识界保持紧密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互动，他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自然也与国内知识界交流。这些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日中天，受到各国领袖的礼遇，中国政府的反应始终是无效的高调抗议，这也使国内一些人反思西藏问题，出现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国内佛教徒去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知识份子关心西藏问题，从各个角度研究西藏问题，逐渐形成非官方的研究群体和支持群体，这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uly 20, 2011

丁一夫：我看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

Photo：The Dalai Lama gestures as he delivers A Talk for World Peace on the West Lawn of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July 9, 2011..

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特别是汉藏关系的转折，失去了化解危机的法宝；藏民族则必须专心一致地建设"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

藏人民主制度的一次"断奶"

2011年春天，全世界的流亡藏人有两件大事：一是他们克服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困难，完成了首席部长的换届改选；二是达赖喇嘛正式宣布政治退休，他将不再拥有政治权力，回归一个老和尚的身份。

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达赖喇嘛深思熟虑的决定，他思考和探讨这个决定已经多年，多次公开谈论这一可能性。流亡藏人社区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建设和民主操练，已经不难理解达赖喇嘛的思路，那就是要让藏人的民主制度独立起来，这是一次"断奶"。 对于藏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的挑战和锻炼。如果他们能经受锻炼而不出问题，藏人的独立政治制度和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能力就通过了考试， 以后就能长久地独立生存下去。自由西藏的希望，就再也不会消失。这是藏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转变，流亡藏人社区很平静地接受了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但 是他们内心的紧张感，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政府方面，则一如既往，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决定都作出负面的粗暴否定，只能让外界再一次认定，中国政府现有的一党专制体制一日不变，它就不会、不敢、也没有能力在西藏问题上走出良性互动的一步。中 国政府历来有一种闭眼充硬自说自话的本事，现在竟会否定西藏问题的存在，说只有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没有西藏问题。这样说来，现在达赖喇嘛政治退休了，那 么连达赖喇嘛问题也没有了，一个老和尚云游四方，怎么还会是第一大国的政治问题呢？但是，全世界都在看着，西藏流亡社区及其民主制度存在一天，藏民族在外 来异族统治之下失去自由的现实，就不会在全世界面前消失，西藏问题就永远是全世界无法释怀的一个道德问题。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智慧与贡献

作为一个关注西藏问题的汉人，我对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阅读西藏近代史和流亡藏人的历史，不难看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藏民族当代史上无可比喻的重要性。达 赖喇嘛是在藏民族遭遇大变难的时候提前亲政的，时年仅十六岁。当他亲政的时候，藏民族的处境已经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却还没有丝毫政治经验。他只有从小 封闭的僧侣教育所积累的佛学知识以及佛教对现实世界的应因方式。他是在佛教的慈悲和智慧之上，一点一点学习和积累政治经验的。佛教强调动机，强调慈悲宽容 和合作，强调众生平等，相信因果，相信无常。这些就是达赖喇嘛面对世事变化和自己民族的危局，能够仗仰的智慧和策略。

从 达赖喇嘛一生的政治决策中，可以看出这些佛教智慧的影响。事实上，从1951年决定从亚东返回拉萨等候解放军到来，到后来的"中道"，一直到今天依然畅开 和中国政府对话的大门，达赖喇嘛的政治决定都是防守、被动、合作形态的。回顾达赖喇嘛亲政六十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没有做过丝毫对不起中国的事情，从来没 有以中国人民为敌。我交谈过的当年四水六岗反抗战士也说，没有达赖喇嘛就不会有西藏问题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藏民族就没有今天依然怀有的自由希望。今日藏 民族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这已经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态势，而这一切都是靠了达赖喇嘛才争取到的。

达 赖喇嘛继承了人类史上独特的政教结合的政治结构，却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的坚定意志和亲手领导下，藏人在政治制度建设和民主化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而 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威望和在全世界的声誉，是古今中外都无人可比肩的。只要有达赖喇嘛，藏人的心态就是和平的，藏人在政治上就不会四分五裂，未来就是吉祥 的。

专心一志地实践"主权在民"

相 比之下，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道路上走了半个世纪，其特有的专制制度也到了危机深重的地步，盘根错节的官僚利益集团已经坐大，这使得将来的民主转型潜伏着暴 力冲突的不祥凶险。当全世界都抛弃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早已将共产主义信仰弃之如撇履的中国人，在制度上却至今看不到出路。

但是，中国人在制度创新和建设上的低能弱智，是一党专制体制不愿放弃其既有利益和权力的结果。一 旦这种一党体制被打破，未来中国人很可能采纳和创制先进的制度，包括汉藏关系的制度安排。而达赖喇嘛作为超越性的宗教领袖，本可以在未来的政治制度中起一 种类似一些西方先进民主国家中国家元首的作用，就像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的地位那样。以达赖喇嘛的独特地位、高尚人品和威望，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在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危险时期，特别是汉藏关系的转折时期，兼有政教两方面至高地位的达赖喇嘛能够起到稳定局面安抚人心的作 用。但是，随着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这一可能性从此消失了。我不能不说，这是很可惜的。

不 过，我相信，达赖喇嘛在对退休决定进行"长考"的几年中，不可能不把这些因素仔细斟酌过。他的最终决定必定有更为深远的考量。他的政治退休，把西藏僧俗民 众推到了制度建设的前列。从此以后，藏民族必须专心一致地建设"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政教结合的"君主立宪制"不再是一个选项。青藏高原和外部世界的比 照，从此结束了一百年来以英国为镜子的历史，而下定决心以美国为榜样了。流亡藏人社区正走在这一方向上，第一步就是，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的首席部长，从一位 德高望重的高僧，变成了一位年轻的哈佛法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一个论坛上，有朋友问我有关西藏问题的一点看法。我对认真的问题，尽可能认真地答复，因此，对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作出了答复。我感到朋友提出的问题有代表性，或许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因此，我将朋友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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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西藏问题我自然不是专家，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只仅仅是有些分散的印象。即便如此，我仍然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西藏的历史问题上专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是比较权威的论述。但关于西藏未来的问题，专家们其实有话都不实说，实在不应该掩盖自己的看法。不管中国政体的发展演变成什么样子，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个既成事实，极难改变。中原政治文化一向是展会iyaojingguo中央集权统治，就看成是自己的。能不能控制看实力，但是认知上都是自己的土地。这类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才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专家们必然对此心知肚明，但支持达赖的除王力雄以外少有说明这个意思的。王力雄想让达赖成为中国的共主，是面对残酷现实的异想天开。 

达赖如果读过24史，对此自然应该有深刻认识。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专家们要美化达赖喇嘛曾经与中共合作的这么一段历史呢？这和不少民运因为赵紫阳六四的事迹而美化赵紫阳一样，基本忽略了赵紫阳历史上的不光彩经历。今是不掩盖昨非，要不中央支持西藏建大范围的建设，50年让西藏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尝不是一种功绩？


答：“美化”或者“丑化”都是价值判断，我用的词是”合作“。 我从来没否认过，达赖喇嘛对中共的政策是有变化的，而且有很清晰的脉络。这些我在以后的书里会写到。 1954年他去北京，对毛确实抱了希望，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不仅有他的自传为证，还有09年我采访他的录像为证。 但是返程中他的希望就开始降低，主要原因是：他在返程中看到了中共“改革”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为什么1954-1955年夏季之前，他对中共印象很好，1956年他到了印度，却计划在印度政治避难。这个变化产生的时间，不过半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导致这样的转变？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正在写的这本书里有详细的回答。 

至于为什么会合作，严格说来，是出于无奈。“城下之盟”已经签订，印度、美国、英国等国家不仅不会给西藏军事援助，连政治支持都没有。西藏完全孤立，他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合作，争取最大限度的自治；流亡，西藏被全面占领。根据17条协议，如果真的按照那样做了，西藏的问题恐怕不会弄成现在这样。但是，我多次说过，17条从签订那天开始，就已经被打破：17条没有规定中共可以在西藏建党，但是范明带去的”独立支队“，其实是一整套对外以军队名义出现的党的班子，而且他们一到西藏，就开始秘密建党工作。这套班子其实是在17条签订之前就安排好了，17条只是缓兵之计。 

至于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等等，他一直强调，他对“当时的毛泽东”，“当时的共产党”，也就是1954到1955年，他有限接触的毛泽东，印象很好。当时的达赖喇嘛刚满19岁，第一次接触佛教之外的另一种思想，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踏上水泥铺的街道，第一次看到一座大城市，这一切为他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他深切体会到西藏在物质上的落后，注意，他一直强调是”物质上的落后“。1955年3月，他离开北京之前，国务院决定取消西藏的军管，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并给予一系列援助计划，让他感觉到中共那时候是真诚帮助西藏的。我相信他至今都不知道，公开的一系列活动背后，发生了什么。知道背后故事的人不多，包括那些著名藏学家，原因是多年来很多资料没有解密。现在依然有很多没有解密，但是我收集到的资料，已经足够我弄明白背后的故事了。过程太繁复，我就说我根据仔细研究，通过大量资料梳理得出的结论：老毛忽悠了他。但是当时的达赖喇嘛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我是历史研究者，历史研究是要有纵深度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放在当时的，而非当下的，情况下去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他选择与中共合作，这是一个事实，无须美化或丑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选择是毫无条件的。达赖喇嘛对中共的了解有一个过程，但他的思维方式是”中道“，不像我们很多人是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至于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功是过，我不是藏人，我不愿对此评论。班禅喇嘛生前曾说，西藏付出的代价超过发展。达赖喇嘛不否认西藏的经济发展，但也指出了发展的代价。汉人通常不看代价，只看发展。“发展”是一目了然的，“代价”是看不见的。只看发展，不看代价，不是客观的历史。至于藏人是否应该“感恩”，这让我想到日本人在东三省的“建设”，中国人为此“感恩”了吗？我感到悲哀的是，经过许多苦难的国人，对他人的苦难如此冷漠。 

我从不否认西藏现在是中共占领区这个事实，至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不已经说明白了嘛。前几年，有位朋友来看我，我们把酒言欢，谈天说地，一个周末没上网。朋友离开后，我上网看到的第一个消息是：科索沃宣布独立。我马上给朋友发email：就在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一个国家诞生了。 

在历史面前，我们不能不谦卑。

  

对《西藏和平解放60年 》白皮书信手拈来的点评

 刚从华盛顿参加“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返回，打开电脑就看到一条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这种官样文章年复一年格式、句型、结构、用词都差不多，只需保留一个蓝本，下一份白皮书发表前把新数据填进去行了。

不过，我一目十行到有关现代史的那一节，目光就停下了，脑子里各种资料几乎是喷涌而出。对这类官样文章里写的历史，其实是不值得认真的，不会有认真的学者把这种文件里的东西当“正史”对待。我只需顺手提供点资料，就足以说明其原因。

“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这段话值得逐句点评。

“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

听上去不错，虽然“各界纷纷”这种无法量化的词十分苍白，没人能说出“纷纷”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的人究竟占总人口的%。不过这反正是句无关紧要的空话，接下去问题就大了。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这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宣传，以此证明解放军入藏是班禅喇嘛“请”进去的。不过，这里回避了两个史实：1. 班禅喇嘛当时年仅11岁；2. 这封电报的来龙去脉。

当时负责统战班禅堪布厅的范明在他的自传《西藏内部之争》中，透露了以下信息：

“他们（按：班禅堪布厅的计晋美、罗桑赤烈和宋之枢）很高兴，一再表示，他们希望知道，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西藏的解放，班禅应该做些什么事？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是知道的，不过班禅先生既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他对祖国和共产党的热诚应该使全国人民都了解才好。他们很赞同这个看法，问我，他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使全国人民得到了解呢？我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如果班禅先生认为适当的话，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要宣告成立了，让他是否趁这个机会向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个电文，以表示你们的立场？他们兴奋地说，这个主意好极了。”于是，计晋美和宋之枢起草初稿，拿给范明征求意见，范明“同他们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了一遍，又送张德生同志看过”，然后交给11岁的班禅喇嘛“审定”发出。（《西藏内部之争》96-97页）

主意是范明出的，文稿是范明修改的，其他的不必多说了。

“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

这个弯子拐得不小，给人的印象是益西楚臣专程从西藏到西宁去请兵。其实益西楚臣是班禅行辕秘书长，当时他不在西藏，在南京。

“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这句话的意思是：1950年初，100多在甘肃的安多藏人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这句话的意思还算清楚：康区几个商人去了趟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邦达仓家族很有意思。邦达多吉1950年就去北京表示效忠，但是他弟弟邦达饶嘎1955年却在印度噶伦堡跟CIA方面的人联络。

说到底，上述所有“要求解放西藏”的例子，就算全部是真实的，也就是康去和安多有那么几个人而已。严格说来，他们只能代表自己的部落，并不能代表其他部落，更不能代表卫藏。康区和安多当时已经被划入甘青滇川和西康省，所以这些“要求解放西藏”的人是在西康和甘肃。《白皮书》在这里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套子：如果被要求解放的“西藏”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那么，那些人显然没有资格代表卫藏人提出任何要求；如果他们要求解放的“西藏”包括他们的家乡，那意味着《白皮书》承认“大西藏”。不管怎么说，上述例子中，除了流落在外、尚未得到达赖喇嘛认证、年仅11岁、传统上不掌握世俗政权的班禅喇嘛之外，其他都不是卫藏的。因此，所谓“应邀入藏说”相当于美国华人要求美军“解放中国”，美国大兵们还真去了，然后对外宣布是“中国人民邀请“他们去”解放中国“的。这个逻辑通不通，此说有没有道理，一目了然。当然，狼打定主意要吃羊，羊很难逃脱，但是分明狼是窜进羊圈，把敢于抵抗的头羊都咬死，然后把羊圈霸占了，吃掉了一大批羊，却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外婆”状，说是被“邀请”进去吃羊的，那是欺世盗名。

《白皮书》里再次提到“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投毒致死”。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达活佛之死是指控“英国特务”福特下毒，后来变成笼统的“分裂分子”下毒，这次没有指控任何具体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的呢？我看到的最早资料，是1985年12月16日，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西藏党史征集委员会上，就“进军西藏”和“平叛斗争”这两个专题审订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关于格达活佛，他说：

“关于格达活佛之死，可以不受过去提法的约束，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说有两点要写清楚。第一点，格达活佛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决心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走是坚决的……总之，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点要写清楚。第二点，他到了昌都，就立即大力宣传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得到了西藏许多爱国人士的支持，但是也遇到了阻力，最后遇难，或者说被害身亡。不要再过多地涉及福特的问题了。但是应把有关史料，列入副件，报中征委参考。这样做不是减轻福特的罪行。据说他现在还在要求平反，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管他的。”（《西藏党史通讯》1986年1、2期合刊，26页）

这段话说明：1. 中共并不确知格达活佛的死因，“遇难”和“或者说被害身亡”都没有确凿的证据；2.他们知道无论格达活佛是怎样死的，都没法跟福特挂上钩，指控他下毒只不过是宣传需要而已；3.福特不承认下毒，要求平反；4.“有关史料”显然存在对此结论不利的内容，所以从未公开；5.“中征委”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把格达活佛塑造成“爱国活佛”，必须坚持他是“遇害身亡”的，但是实在没法跟福特扯上，所以坚持格达活佛是被害而死，但不再提是谁害死了他——因为他们没人可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