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赵紫阳委托身边人给达赖喇嘛带信...

    達賴喇嘛，嘉楊

    

    生死平等，沒有人可以有特權。當你面臨死亡時，需要心靈上的慰藉，這只有宗教可以做到。達賴喇嘛是一個至高無尚的精神領袖。在世界上，大家對達賴喇嘛的尊重也在於他是精神領袖，而不會去考量政治原因。
  
    作者：紀碩鳴 首发《外参》
  
    那是2004年的冬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委託身邊人給遠在印度的達賴喇嘛帶信，並再三叮囑帶信人，一定要把信交到達賴喇嘛手中，並且要有回復。身在美國的達賴喇嘛前待衛長嘉楊達傑向筆者表示：“信不長，僅一頁紙，稱達賴喇嘛活佛。他說，自己年紀大了，來日不多，臨終前，只有二個祈求：一是希望達賴喇嘛幫助祈禱，讓他可以走的很安穩；二是關注到達賴喇嘛關心六四天安門廣場的逝者，希望達賴喇嘛有機會一定要到天安門廣場為死難者做一個時輪金剛法會。＂
  
    時輪金剛法會是藏傳佛教中最大的法會，不久前，達賴喇嘛在華盛頓DC舉辦的就是這樣的法會，參加者多達二萬多人。時輪金剛也是藏密尊奉五大本尊之一，藏名叫“唯柯”，意為時輪。按《時輪金剛法》所說，一切眾生都在過去、現在、未來“三時”的“迷界”之中，不得解脫，輪回流轉，若依此尊修習，控制體內“有生命之風”，以保長壽，並通過“五智”和“禪那(禪定)”合一的相應方法，便可達到即身成佛。在天安門廣場做一場時輪金剛法會，是達賴喇嘛在“六四＂後主動提到的 。嘉楊表示，達賴喇嘛也有二個回中國後的願望，一是要去五台山朝聖；一是要在天安門廣場做一場時輪金剛法會。趙紫陽知道，所以，在即將走完人生最後路程的時刻，臨終託付。
    

活著有意義 死了不貪戀    
    據悉，趙紫陽和胡耀邦都有身邊人與達賴喇嘛保持聯絡，趙紫陽託人直接寫信聯絡是第一次。他通過親朋好友告訴達賴喇嘛，晚年時閱讀很多佛教的書，也看過好幾本達賴喇嘛寫的書，他稱“達賴喇嘛＂而不是如現任中共官員直呼“達賴＂，表示尊重。達賴喇嘛作了回復，答應會為他祈禱，並帶給趙紫陽一尊五吋高的佛像和哈達。
    
    趙紫陽去世後，他希望身後事按達賴喇嘛的旨意辦。有好友直接詢問達賴喇嘛怎麼辦理。達賴喇嘛轉告說，人活著有意義，死了不要貪戀，不要舉行隆重的儀式，簡單就好，好與壞都在人的心裡。趙紫陽去世後一年，骨灰都在家中安排，達賴喇嘛建議，入土為安最重要，不要放在家中。“可以的話，以無名碑安放在五台山的附近。＂嘉楊表示：“最後不知是否按照達賴喇嘛的建議做，但前中共最高領袖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崇敬很人性化。＂嘉楊說，達賴喇嘛評價趙紫陽是一個有民主思想的人，一個開明的人。達賴喇嘛也經常提起胡耀邦，說他在關鍵時候沒有貪位，代表了一個人的良知。他常說，“胡耀邦是一個很誠懇、是一個無私的人，每次都說他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了“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的慶祝活動。達賴喇嘛說：“我對習近平不是很瞭解。當然，他父親習仲勳，我相當熟悉，非常和藹和愉悅。＂八十年代，達賴喇嘛的特使訪問西藏時，並會見了習仲勳，看到了習仲勳一直保存著達賴喇嘛多年前送給他的一塊金錶。五十年代前後，習仲勳曾經在西藏工作過，同十世班禪和達賴喇嘛關係密切。
    
    前青海塔爾寺住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全國政協常委阿嘉仁波切1994年和班禪大師母親一起在深圳看望中風初愈後的習仲勳。令阿嘉仁波切比較震撼的是，習仲勳雙手合十舉到額頭，說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心底有虔誠，他們兩個(人)保佑我。嘉楊說，人的出生和死亡是無法自我選擇的。“生死平等，沒有人可以有特權。當你面臨死亡時，需要心靈上的慰藉，這只有宗教可以做到。達賴喇嘛是一個至高無尚的精神領袖。在世界上，大家對達賴喇嘛的尊重也在於他是精神領袖，而不會去考量政治原因。＂
    

超越國藉 超越宗教
    
    第十一次西藏宗教大會上剛剛結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就靈童轉世公開聲明，嘉楊認為，這是達賴喇嘛退休不到一年，就靈童轉世事宜作出純宗教的理論權釋。未來，達賴喇嘛會將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投放於宗教事務。嘉楊說：“世界對達賴喇嘛的宗教尊重會隨達賴喇嘛不斷完善宗教改革，提供更多理論基礎和思考而更為提升。＂
    
    據嘉楊所知，現任中共高官的一些家人都有見過達賴喇嘛，“現在的幾個中常委中，有二個人的家屬過去曾經見過達賴喇嘛，還有一個中常委曾託人帶話給達賴喇嘛，說他也信藏傳佛教，有空就在家中抄金剛經。達賴喇嘛經常開玩笑說，抄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改變腦筋。其實，這些領導是把達賴喇嘛當作宗教即精神領袖表示尊重的。＂
    
    不久前，華盛頓的法會有超過二萬以上人參加，這在美國是最大的法會。在華盛頓DC，最高的樓是國會山莊，要遠離經濟和宗教。達賴喇嘛是第一個宗教人士在那裡辦這麼大的法會，這需要美國絕大多數議員同意的。雖然美國宗教自由，但華盛頓DC是不充許舉行大型的宗教活動以免干擾。嘉楊說，達賴喇嘛做到了，最主要的是，達賴喇嘛不只是講佛教的東西，重要的是講不少人類的價值，是他自己的體驗。“達賴喇嘛把佛教更為廣濶的演繹，他的思想源頭來自佛陀，但走向更遠。原有的時空背景下，佛陀主要在亞洲，沒有更多的時空背景，達賴喇嘛將之帶向地球的深處，走的更遠了。＂
    
    世界上不同膚色，不同人種，甚至不同信仰的人士都樂意接受達賴喇嘛這個精神領袖。嘉楊說，如梵蒂岡的主教，很少會有佛教人士去參與他的活動。但達賴喇嘛到美國受歡迎程度是超越國藉、超越宗教的。有人說，達賴喇嘛卸下政治責任後退下來，空間會小，我認為不可能。就他個人來說，是開拓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路。“西藏政治領袖的光環並沒有給達賴喇嘛加分，如果西藏人民可以早些站出來自己執掌政權，達賴喇嘛早就會退休。他已經站上了世界精神領袖的峰巔舞台，民間說，達賴喇嘛是至高無上的，這還是從精神領袖的意義上講。＂嘉楊的觀點是：如果達賴喇嘛回不到自己的國度，他就是世界人！他應該成為國際法認可的世界精神領袖，也應該由國際法來認定達賴喇嘛的轉世。
    
    上世紀末，年約十六歲的嘉楊從青海藏區翻過喜瑪拉雅山，來到印度，又因為母親生病又翻山回到青海看望母親時被當局抓捕，關入監獄二年多，期間換了七個關押地，受盡折騰。獄中生病住院，乘武警看管不嚴，又一次翻越喜瑪拉雅山來到印度。有幸單獨見到達賴喇嘛，“法王很照顧我，親自叫他的弟弟好好關照我，我一段時間就住在達賴喇嘛弟弟的家中受到照顧。＂在眾多藏人難民中，嘉楊得到眷顧，他認為自己十分幸運。
    
    在獄中有很多不為人道的經歷，嘉楊的背脊上至今還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有一段時間每晚都要與揮之不去的惡夢相遇，驚嚇出一身冷汗。那時血氣方剛，對宗教了解也不深，出走後帶著強烈的報仇感。嘉楊還懷藏迫害他的十四人名單，誓言要回去執仇。達賴喇嘛知道後開解他說：“恨是不解決問題的，你應該放下，付出的已經付出了，你年紀輕輕，一切都會好的。你要去好好學習。＂現在回憶起來，嘉楊都會感到十分喜悅，“到印度後，達賴喇嘛安排我到不少醫院看病，慢慢療傷。也因此常見達賴喇嘛，去他的官邸，那時年紀小，他會常給我巧克力吃。＂
    
    有一天，達賴喇嘛問嘉楊，你有什麼興趣，想做什麼？你想不想當翻譯？嘉楊說，我想當你的警衛。於是，達賴喇嘛送嘉楊到台灣，入讀台灣警察大學安全系，這是台灣情治系統接受的第一個非台灣人士。他有很多同學現在都在台灣的情治系統。讀書期間，嘉楊就開始經常返回印度幫助達賴喇嘛處理一些事務。
    
    2005年畢業後，嘉楊回到達賴喇嘛的身邊。也跟著達賴喇嘛見了很多世界政要，國際名人。他認為，國際上很多政要都有意願見達賴喇嘛，有時因為政治壓力、為選票，但又不完全是。其實最主要的是，那些政要可以從達賴喇嘛的語言中受益，會得到很多智慧的力量。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是自稱聰明絕頂的總統，多次公開和私下見達賴喇嘛。他帶同夫人希拉里一起見達賴喇嘛，聽達賴喇嘛講人生的意義，他說每次都獲得很多哲理的感受，常常有啟發作用。嘉楊表示，“卸任總統後，克林頓曾說過，他一生中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夫人希拉里，另一個是視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一是要正，二是簡單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德說，達賴喇嘛是世界上智慧的源頭，是世界上僅有的最有哲理的人。世界上要找一個哲人，只有達賴喇嘛。嘉楊認為：“很多美國人評價達賴喇嘛，不是吹捧他，而是從達賴喇嘛的眼界和思維中得到人生啟發。達賴喇嘛在西方的影響也不是在政治層面上，主要是他站在他的宗教高地賦有哲理的思想，對人生、自然、天人共存的思考。”香港娛樂界，頂級的影星，除了成龍，基本上都與達賴喇嘛見過。有人問，為什麼成龍不見，嘉楊笑說：“也許成龍大哥很忙，也許他不喜歡讀書，不喜歡思考吧。但絕大多數影星非常虔誠，香港的藏傳佛教為什麼如此熱，和這些名人帶動有關。＂
    
    如果問在達賴喇嘛身邊學到什麼？嘉楊說，二樣東西，一是要正，二是簡單。重要的是正直真誠，過簡單的生活。達賴喇嘛有一部吉甫車，用了十九年，印度政府一直建議，為安全要換車。於是，噶廈政府愛面子化了八百萬印度盧比買了一部好車。“達賴喇嘛知道後非常生氣，很嚴勵的指責，你不覺得丟臉，我都覺得丟臉。印度的官員都可以坐本地的車，我一個難民怎麼還要坐好車，你們腦筋壞掉了。後來，該部車被轉買給了一個活佛。＂
    
    嘉楊說，見過達賴喇嘛的，都知道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一個和靄的出家人，讓你想跟他談話。我一直說，達賴喇嘛是一個守不住秘密的人。極機密的事，他和你見面，雖然不是朋友，但談的來，他就會脫口而出，他就是這麼真。有的時候講完出來，他會突然醒悟，那天開會說不要講的，我已經講出去了。“他心里藏不住，因為做人坦率，不需要做作。＂
    
    2006-2007年期間，中國的情治系統密集收集達賴喇嘛的身體狀況，中共一直以為達賴喇嘛得了癌症。嘉楊表示，達賴喇嘛很坦率，他的身體除了拿掉一個器官，其它都很好。對他來說，這些都不是隱私。
    
    按藏傳佛教習慣藏民供養達賴喇嘛是一份榮耀 。達賴喇嘛幾乎每天可以收到一件袈裟，有些質地都很好，他都送給南方的一些老喇嘛。嘉楊說，達賴喇嘛要乾淨，衣服洗的都要褪色了，在達蘭薩拉時都穿舊的。“他卧室也非常簡單，薄薄的床單，二條毛毯，什麼都沒有。只要願意，他要什麼都可以，但他很簡樸。達賴喇嘛喜歡花，自己會去燒水，剪枝。有一次我親眼所見，達賴喇嘛自己修理抽水馬桶。節約環保是達賴喇嘛時刻關注的，無論是在達蘭薩拉，還是外出住酒店，入夜，達賴喇嘛在房間裡都習慣只開一盏燈。＂
    
    幾年前，一個藏區任職的藏人高官，攜帶鉅款逃到印度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見了以後認為，這是一種羞恥的行為，不願再見他，也不願接受捐款。達賴喇嘛認為貪婪是沒有國籍和民族的區分，是人性和道德的問題。有人說，他好不容易從裡面出來，又是官員，應該給他一個流亡藏人的公務員，但達賴喇嘛不接受。也有一個藏人官員帶信要攜巨款到達蘭薩拉捐贈，被達賴喇嘛一句“可耻的行為＂拒絕。
    
    嘉楊印象中，和善的達賴喇嘛從來不會對外面的人發脾氣，但對身邊的人卻十分嚴格，誰做錯事被他知道了，他會嚴厲批評，甚至會發脾氣。有一次，達賴喇嘛出現在公眾場合，一個女信眾急切很見達賴喇嘛，用力往前擠，出於保安的理由，嘉楊用手擋了一下。達賴喇嘛看到了，很高聲的指責嘉楊：“她是來看我的，你為什麼這麼粗暴，你走遠一點。＂
    
    退出政壇，達賴喇嘛要僅僅扮演宗教領袖的角色，嘉楊指出，世界各國領袖都願意見達賴喇嘛，從中找尋智慧。現任的中國領導人為什麼就不願見他，一起以智慧解開這幾十年來留下的結呢？嘉楊認為，達賴喇嘛一生慈悲為懷，尋求世界和平，絕不會放棄他自己提出的不尋求獨立的中間道路，“只是他的智慧贏得世界有識之士的青睞，也經常讓北京措手不及和尷尬。＂
    
    一直尋求與北京高層領導見面和談，卻一直無法實現，嘉楊認為，達賴喇嘛可以是北京最好的伙伴關係。“你每次都說美國不要干預，為什麼你自己不見達賴喇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見一下達賴喇嘛有什麼害處呢？＂嘉楊正準備寫一本書，把自己認識的達賴喇嘛介紹給大家。


(《外參》) (博讯 boxun.com) 
1950617

转：《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藏区发生的各种规模的冲突有一个常见的模式，即地方干部的行为往往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冲突发生后，地方干部常常谎报、夸大情况，推卸责任，使得矛盾激化。1950-1960年代的一些内部资料中，有不少类似报导，也是导致所谓“平叛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问题是，地方干部如此行为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往往还被认为是“对敌斗争坚决”，成为加官进爵的方式。


“扩大化”被“平反”后，导致冤魂无数的直接责任人并未遭到处罚，这等于一种变相鼓励。因此，类似的行为模式代代相传，成为中共在藏区的一种固定行为模式。


此后，在藏区出现任何问题，只要把责任推给“分裂集团”就行了，于是调动武警、军队镇压就被合理化。这封公开信告诉我们，把责任推给“境外势力”，封锁信息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封公开信中提到的“提羌打藏”是相当恶劣的行为，1956-62年的战争中，曾调动回、蒙骑兵镇压藏人，造成多方面的民族冲突。


以下为转文。谢谢John Lee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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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文：《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
随着一连串惨烈的自焚事件，地处偏远的四川阿坝吸引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众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试图一探究竟。今天偶然在“藏人文化网”的一个QQ群中看到此信，从信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看作者应该是阿坝州的在职或退休干部。我想，这封信或多或少为我们了解阿坝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体制内视角。——John Lee


原贴网址：http://goo.gl/V3kDP 


尊敬的领导：
您好！您若能在百忙中看完这封信的话，是阿坝各族人民的幸事。因为我要向您反映的是一个事关阿坝大局的人物侍俊同志的问题。

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天灾与他无关，但人祸对他来讲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这与他极左的思想和所言所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民间对他有种种说法，有些并非没有道理。有人说他是“魔主”，为使自己升官，把小事搞大，好捞功劳，把寺庙护法神殿中的烂枪锈刀（千百年来藏区有放下屠刀把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作恶的习俗）论为反共藏独用具，事实上，藏区百姓是最感恩共产党的，而后他就收不了口子，民间比喻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组人员比和尚还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枪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亚。

一年又一年失去自由而没有发展的生活让那些单纯的牧民失去希望，所以，尽管我们在牧区做了很多富民安康的工作，牧区依然还有一小戳人要迎合境外唆使，我们州称之为“烧烤”的事件依然不绝，而且越来越多，由和尚发展为尼姑，由僧侣发展为一般俗人。除境外势力外，内部原因没有人好好研究分析，大量的工作组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究竟原因何在？他为了自己今年五月份的升迁，再次大打人海战术，搞了阿坝州建州以来第一次全州干部大年初一上班的先例。只要他的思想不变，方法不变，感情不变，态度不变，继续粗造行事，阿坝难以安宁，寺庙难以祥和。

他的用人方式让阿坝州的各族各界人士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民间有种说法，说阿坝县的维稳工作交给两个“疯子”管，越管越疯。一个是严春风副州长是5.12后我州招考的城市规划人才，他对民族地区一无所知，对宗教政策和问题一片空白，对藏区百姓毫无感情，对藏族语言更是纯属无知，因此，他管维稳纯属瞎指挥，洋相百出，越说越瓜，越干越乱。另一个“疯子”是刘峰，格尔登寺管理处处长，也和春风一样一片空白，只会算计不会安抚。

对他的用人方法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提枪打仗（提羌打藏）。他把对3.14打砸份子的恨转移到藏族干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课了一批干部，凉拌了一批干部，同时扶持和培养了一批羌干充实到各县和各单位，全然忘记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记了94%的汉族是我们的国情一样。所以民间说，藏族干部倒在了侍俊手上，羌族干部倒在了重建上。其实，他对羌族干部的偏爱，不仅来自于羌区灾后重建给他添了脸面、树了政绩，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个被称为“羌王”的人——谷运龙，谷掌管的阿坝州的企业被称为谷氏企业，谷也插手灾后重建项目，他们俩利益均分，成为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处处维护谷，听从谷，很多方面连吴州长都板不过谷，在关键人事上侍俊要用谷的人而不用吴州长的人，吴只能满腹牢骚别无他法，因为吴州长清楚他作为藏族惹不起侍俊，一句“有藏族情结、有民族情绪”就会把它和其他人一样打入地狱。他对上，装得很民主很亲民，其实是会上不许有不同声音，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下是明显歧视，公开场合就说过藏族人张牙舞爪，愚昧无知。

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搞两面派，官场上搞权术，经济上掺假水，文化上搞摧毁，信仰上搞强制，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上省级领导而服务的： ——用人上用了谷，就把多年来的两面性暴露无遗，他推荐谷做副书记，就得罪了陈钢，作为最老的州委常委，论资排辈都该他了，但安排去政协，非常不满。杨克林作为多年政法委书记，出生入死，维稳功不可没，但否定了他，他现在也公开唱反调了。金吉昌作为统战部部长、州委秘书长，3.14以来深入虎穴广做安抚，鞍前马后搞服务工作，但也不推荐他，他也大发牢骚，张万平……常委中没人真正服他，满意的人只有谷运龙一人。这样的班长带出的班子还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民间对他的评论是：“能力不如黄新初，精力不如李崇喜，魅力不如欧泽高，魄力不如泽巴足。”而如今换届下来的州级领导班子是历届最弱的班子，论经验、资历、水平、能力、综合素质除一两个人还受公认外，干部百姓普遍不看好，有多年地方工作经验的本土老将要么到政协要么放在部门不提拔，这些年富力强的本地干部，除了困惑外，意见很大，无心做事。

事实上，侍俊根本不信任本地干部，连他的秘书和驾驶员都是从外地带来，州委部门能招考的全是外地干部，空降干部、外地干部、假藏、假羌充实各个部门和地方，我州的州情还没有发展到汉语干部就可以独当一面服务好一方百姓的程度，而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对干部任用有要求，我们州现在是需要双语干部，维稳中这个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双语干部在维稳中工作优势和工作效果都明显，但是它不提拔双语干部，不重用双语干部，年前先后提拔的600多名干部中，双语干部不到20人。本地干部除了干活没有什么希望可期，这种情况下，本地干部除了情绪和牢骚外还能往肚子里装什么? ——经济上的各项指标都有水分，GDP、农牧民收入、旅游手收入、灾后重建等，都围绕自己的政绩注了水，就连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都加了水。他到阿坝，干部群众最大的提高就是学会了作假。 ——要说最大的破坏，就是对藏族文化的破坏。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现也在这上面。

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为两个羌族，州委陈钢，州政府刘文芝，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撤并转了一批藏区中小学，安排许多学生到茂县羌区学习。侍俊和谷运龙把草地人和马尔康中等民族师范学校列为最不稳定的人群和学校，维稳大会小会指出来说，虽说有事实依据，但他们的负面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变成州里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内地大城市里出现过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歧指向也非常明显，没有原则和没有感情的非藏干部对州里的敏感事件的反应是“烧光才好”“全部枪毙”之类。藏羌民族干部利益分割势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

第二全州除茂县是纯羌区外，汶川有藏羌各三分之一，他却要把汶川打造成羌城，同时，把映秀、水磨等历史上的藏区改为羌区，用所谓的“唯一性”来篡改历史，老百姓说，瓦斯土司在汶川有史可查的600年统治全部烟消云散焚尸灭迹了。

第三，沿路所有的标示标牌都写成是“某某羌寨”，而所有的藏寨都基本不用“藏寨”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走进了阿坝就走进了羌区，殊不知阿坝州13个县中有10个是纯藏区，汶川、理县两个藏羌县，只有茂县才是羌族县。

第四，其他县想改头换面成羌族县，比如九寨沟，应说是99%的藏族，但他却在九寨天堂建所谓的羌城，编一套节目把九寨说成是羌女的后人，这与谷运龙一批所谓羌人弘扬羌文化理念不无关系，滑稽至此，令人啼笑。根据旅行社反映，对“藏谜”这样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文化节目的剧团，却想方设法进行打压，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认可的羌族文化人才旺斌所经营剧团的利益，就好比是五星级酒店要与鸡毛店强制搞成一个价一样。这样的文化产业怎么搞得好呢？他对文化上假大空的东西却是盛赞有佳，一张白纸好画图，把民族文化建立在空中楼阁，阿坝州被吹捧出来的文化仿佛在演绎穿越剧。

第五，经常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成“羌族藏族”自治州，把“藏乡羌寨”说成“羌乡藏寨”，把哈达放在羌红里面，这种说法和行为绝不是口误和无意而是故意为之。
第六，凡穿藏装的人都进不了州委、州政府大门，凡说藏话的人都成怀疑对象，他认为藏装只能出现在舞台和戏剧里，否则就有二心。

这一系列行为，使省委、省政府在藏区搞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等牧区的惠民工程大打折扣，也使欧泽高、李崇喜、黄新初等历届领导打下的良好基础受到影响，更影响到中央、省对藏区工作一件的具体实施，其后果是民族地区稳定、团结、和谐、发展没有得到有效实现。

写信人：罗枫
电话18782249870

藏人抗议事件的前因与后果

2012年2月14日，当习近平在白宫访问的时候，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

在附近的拉法耶公园举行抗议示威

藏人反抗绵延不断暴力镇压

自去年三月以来，有十六位中国境内藏人为抗议政府对藏地寺庙的控制和压制，抗议政府剥夺藏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而自焚，单是进入2012年，就有四位藏人喇嘛自焚。这一系列事件，无疑表明在中国境内的藏区，藏人处境恶劣，民众与政府的关系紧张。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蛮横的高压政策，除了对中国民众严密封锁真相，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事实，诬蔑达赖喇嘛以外，大幅提升对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的“治安”戒备，把藏人的抗议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在藏人抗议最强烈的四川省藏区，仍然有藏人在高压下走向街头抗议，军警开枪，造成和平抗议的藏人死伤。

这是中共在藏区绵延不断暴力镇压的最新事件。这些事件并非突然发生的。半个多世纪来，藏区的抗议和暴力镇压，有着清晰可见的因果联系。

从去年以来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是2008年藏区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延续。中国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和手段，镇压了2008年的藏人抗议，但显然没有缓解藏区内在的紧张。2008年的藏人抗议，是自1987年和1989年藏人的抗议遭到镇压后，民众积压在内心的愤怒与不满的爆发。在此以前，有整整二十五年藏区似乎平静无事。可是，抗议的种子，却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武装冲突期间就已种下，只是在高压之下暂时休眠，随时都会发芽。今日发生在四川藏区的抗议事件和暴力镇压，都是以往暴力冲突的结果，环环相扣，其缘由至少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政府动用国家正规武装镇压藏族平民的那场战争。

以毁灭性镇压图谋彻底同化西藏

1951年，中共占领藏区以后，一开始采纳了对上层“统战”的笼络策略，以巩固占领，争取时间。1955年和1956年间，中共对藏政策有明显的转变，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出面向达赖喇嘛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另一方面是在周边四省 “边打边改”。中共在藏区的所谓“民主改革”，有其特殊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纲领性指导，即“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共的“民主改革”和“民主”没有丝毫关系，亦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共以军队为后盾，在周边四省藏区搞暴力土改，把汉地土改的残酷做法照搬到藏区，特别是毁灭寺庙，迫害乃至杀害僧侣及藏人部落领袖，没收藏人武器等做法，逼迫藏人反抗。中共对藏人反抗的反应是强力镇压，“争取大打”，并且把战火烧到曾经承诺“六年不改”的西藏地区，从而达到在整个藏区建政的目的。

于是，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的六年半时间里，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爆发了藏民反抗“民主改革”和中共暴力镇压的武装冲突。在这场战争中，由最高领导层亲自决策，中共动用了分属成都、昆明、兰州三大军区的作战主力部队，调来了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54军，兵种包括炮兵、骑兵、摩托、装甲、空军、通讯、舟桥、防化等部队，根据零星资料统计，兵力至少达二十万人以上。内部文件承认，解放军在“平叛”中“对外逃群众不加区别地加以杀害”，滥杀平民和僧侣，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作战后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在关押中虐待致死十分普遍，很多部落中青壮男子全部被抓，大多下落不明。

这场战争对藏民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藏区原有的以部落和寺庙为构架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摧毁，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流亡。人民公社化使藏区失去了原有的灾害救助机制，导致大饥荒中平民大量死亡。这场由外来政权强加于藏人的战争，连同战后的滥捕迫害和大饥荒，使藏民族失去了10%-20%的总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区达到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些部落陷于灭绝边缘。

六十年代镇压了藏人以后，藏区长达二十五年的平静给中共干部造成了错觉，以为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改政”就获得了成功，他们已经实现了清末以来中国历代执政者改造西藏为一个行省的梦想，从此可以开始一个太平盛世。他们不知道的是，藏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迷信暴力不信报应酿恶果

藏民族是一个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民族，佛教是藏人的民族宗教。佛教的信仰有一个来自于古印度哲学的基本理念，即“业报”，汉译“羯磨”。这是有关事物因果联系的一种信念：一切事件都有其“因”，也都会造成其“果”。善的动机和行为，种下善因，必将产生善果；反之，恶的动机和行为，就种下了恶的因，最终难逃恶之果。

其实，对因果关系的这一解释，相当接近唯物主义者的因果概念，但是，中共作为一个主张唯物主义的政党，其因果观和佛教的业报观念有一个最大区别，中共认同物质的力量可以控制事物因果链的结果，只要物质的力量足够强大，暴力足够残酷。虽然唯物主义也讲因果，中共却不相信报应。

“报应”并非简单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暴力思维和行为如同毒气一般弥漫，最终形成一种氛围，将加害人与受害人都笼罩在内。当年策划、指挥镇压的中共高干，没有几个得善报、获善终。导致“康巴暴动”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文革中家破人亡。彭德怀和黄克诚1959年3月策划了“拉萨战役”，随即就在“庐山会议”上双双被整肃，15年后，彭德怀惨死狱中。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文革期间死于毒打监禁，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刘少奇结局极可悲。直接指挥甘青藏作战的54军军长丁盛因林彪事件牵连，被开除党籍军籍，到死都未平反，追悼会上连“同志”的称谓都不获批准，只能被称为“丁盛老人”。他们临终前是否想过，他们正是自己下场的始作俑者？1962年7月24日，十世班禅喇嘛呈交《七万言书》后，周恩来同他谈话，凶态毕露地说：“如果达赖不回头，还能让达赖转世？”不到20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得不到治疗，活活被拖死。如今周恩来早已从神坛上跌落，而达赖喇嘛却成为世界级精神领袖。

同样的因果联系，也存在于汉藏民族之间。中国人有十几亿，藏民族只有六百万人，力量大小无法相比。可是，不要以为物质的暴力可以为中共造就太平，因为中共同样的暴力也用在十几亿汉人身上，必将结出更大的恶果。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