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连载四】《达赖喇嘛与西方科学家对话》第二章:轻柔之桥




达赖喇嘛遇到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

A:现在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有一个规范化的平台,就是在美国麻省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Mind and Life Institute)。这个平台是怎样构建起来的?

B:这个平台的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达赖喇嘛作为东方佛教的宗教领袖,要和西方科学家经常展开对话,不是很容易的事。东方佛教和西方科学各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语言,判断事物价值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是否能对话是一回事,双方有没有对话的意愿,是否有沟通的信心和条件,更是对话的前提。这个平台的构建,除了达赖喇嘛对科学的兴趣,要把西方科学引入传统西藏文化,要让西藏僧侣和西藏人民接受现代性的初衷外,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一位西方科学家,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
A:他是个怎样的人?
佛朗西斯科•瓦瑞拉  1946-2001
B:佛朗西斯科·瓦瑞拉(Francisco J. Varela)是生物学家,智利人。他在智利学习医学,然后到哈佛大学留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后,他在美国度过了多年的流亡生活。

A:又是一位有流亡经历的科学家。

B:是的。或许这样的流亡生活开拓了他的国际视野。他后来在法国巴黎大学教授认知科学、认识论和神经科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学。他在当代生物学界以引入自生系统(autopoiesis)理论而闻名,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领导一个研究小组,被同行们公认为当代出色的神经科学家。

 A:他怎么会开始和达赖喇嘛对话的呢?

B:瓦瑞拉博士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成为佛教徒。他最初跟从西藏高僧丘阳创巴仁波切(1940-1987)学打坐冥想,后来又跟祖古乌金仁波切(1921-1996)学习佛教修行。

A:瓦瑞拉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以“狂慧”著名的丘阳创巴仁波切,他在英、美的传教方式颇有争议,但他在“佛法西渐”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第二位老师是兼修噶举和宁玛派的密宗大师祖古乌金仁波切。这时瓦瑞拉在美国,这些佛教大师恰好也在美国。这不免让我想起西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的预言:“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各地,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国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几万藏人跟随达赖喇嘛流亡,藏传佛教开始在西方传播。

B:是的。瓦瑞拉博士是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哲学家,还是西方最早的藏传佛教学生之一。

A:他是怎样开始和达赖喇嘛的对话的?

B:达赖喇嘛访问欧洲的时候,瓦瑞拉博士作为佛教徒,非常想见到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请教佛法,特别是打坐修行的方法,而达赖喇嘛得知瓦瑞拉是一个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更是愿意向瓦瑞拉请教现代神经科学方面的发现。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达赖喇嘛经常访问欧美,瓦瑞拉见过达赖喇嘛好多次。但是,达赖喇嘛出访欧美的时候,行程非常紧张,而且随时随地在媒体记者的包围之下,能够深入交谈的时间很少。
亚当•英格尔

    1986
年,达赖喇嘛趁访问巴黎时,又一次约谈瓦瑞拉,在一个小时里问了很多有关神经科学的问题。预定的一小时过去,达赖喇嘛的助手提醒说,他们必须赶往法国议会,出席议员们特地为达赖喇嘛举行的招待会。达赖喇嘛和瓦瑞拉谈兴正浓,意犹未尽,达赖喇嘛对瓦瑞拉说,“我们还得再谈,但是我访问西方国家的时候,无法安排更多时间。如果你能到达兰萨拉来,我就安排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想带谁来都可以。”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向瓦瑞拉发出了访问达兰萨拉的邀请。
    这时,有位名叫叫亚当·英格尔(Adam Engle)的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英格尔是达赖喇嘛的精神追随者。他得知达赖喇嘛对科学的兴趣,并想组织一次和科学家的聚会,就去主动联系瓦瑞拉。他们俩邀请了几位科学家,一同前往达兰萨拉。198710月, 心智与生命(Mind and Life)研讨会就此诞生。研讨会的经费来自于瑞士苏黎世的Branco Weiss先生的资助和英格尔的捐款。

  A
:在什么地方举行这样的研讨会?

B:第一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是在达赖喇嘛住所的客厅里进行的。参加这次对话的有瓦瑞拉博士、脑神经学家罗伯特·利文斯顿博士、数学家纽康·格林利夫博士、物理学家杰瑞米·海伍德博士、化学家路易奇·路易斯博士、认知心理学家伊利诺·罗西博士等六位科学家。

A
:这是一些怎样的科学家?

B:杰瑞米·海伍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也学过生物学。他早在1967年就接触了佛教,1970年以丘阳创巴仁波切为师,开始佛教修习。他是一位对东方佛学有所了解的西方科学家。
   
埃莉诺·罗希(Eleanor Rosch)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在认知心理学学科领域的影响很大。
       
纽康·格林利夫(Newcomb Greenleaf)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 
      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生于1918年,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得过铜质奖章。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期间,他在美国海军的医院里行医,这个经历使得他后来终生反对核武器,他是国际医生反对核战争组织的积极活动家,这个组织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利文斯顿是著名医生,他最有名的是研究和发展了人脑的计算机图像,对大脑的研究使得他对认知、意识、情感和人的灵性问题都很有兴趣。他曾在加州大学、斯坦福、哈佛和耶鲁大学任教,教过病理学、解剖学、精神病学等学科,是一位学界公认的权威科学家。这次对话后,他就担任达赖喇嘛的科学顾问,和达赖喇嘛保持了互相敬重的友谊,直到他于2002年逝世。
     
路易奇·路易士是意大利化学家,在瑞士工作。作为自然科学家,他认为生命的目的应该从生命本身的结构和功能中来发现,从生物有机体的活动来推知生命的目的。  
      一般来说,当宗教领袖和科学家同时出现的时候,总是在带有某种仪式性的场合,向公众表达科学家和宗教领袖有一些共同关心的社会议题。达赖喇嘛和瓦瑞拉等科学家的谈话,不希望有这种表演的性质,他们希望能深入地交流科学和佛学。所以,在场的除了两位不可缺少的翻译以外,虽然也有录音录像,但是没有邀请媒体。五天的研讨会,每天分为上午、下午两场,尽可能地非正式,随意提问交流,但内容很紧凑。
     
这样的对话方式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后来成为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标准模式。


科学方法和验证
A:他们谈了什么,能举例介绍一下吗?

B:你设想一下,当一组科学家和一位佛教高僧第一次进行正式的科学对话,科学家最想和佛教高僧说明的是什么?

A:为了顺利地展开对话,他们先得说明,什么是科学,即现在的科学家是按照什么规范来对自己的研究作出评判的。

B:对。瓦瑞拉博士安排的第一讲,是请物理学家杰瑞米·海伍德博士(Dr. Jeremy Hayward)主讲科学方法及科学验证。

A:这是一个大题目。 杰瑞米·海伍德是怎样讲述的呢?

B:他从西方“自然哲学”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讲起。几百年来,西方科学家认为,科学要追求“客观的知识”,即不依研究者的主观意愿而独立存在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客观实在”,它的存在不依赖于研究者是否对它进行研究,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这一“客观实在”是独立于人类思想的,所以有关它的知识应该是统一的,有关它的各部分的知识,应该是相洽的,互不矛盾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科学。

杰瑞米•海伍德
A: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唯物主义就是这个原则,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知识是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陈述。人的知识可能不足,但是物质世界和它的规律总是存在着。

B:杰瑞米·海伍德说,最近几十年的科学发展,使得科学家渐渐放弃了“统一的科学”的信念。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探索和研究活动,都被认为是科学活动,它们往往基于很不一样的假设。科学不再被看作单数的Science,而是复数的Sciences。在两个不同科学的研究领域重合的部分,它们很可能对同一个观察对象,作出完全不同、无法相容的解释。可是,它们都是科学,science

A:量子力学中对光的波粒二像性解释,大概就是这样。光被解释为电磁波是一种科学解释,又被解释为一种粒子的运动,也是科学解释。

 B:为了解释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当代科学观的演变,杰瑞米·海伍德博士按照时间顺序讲解了西方科学观念的演进。他从中世纪西方的所谓“黑暗时代”讲起,讲到古希腊文献被重新发现,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科学和神学的和谐关系。然后,十六世纪伽利略革命性地提出,必须通过观察来检验经典。他谈到,1642年伽利略去世,同年牛顿诞生。从牛顿到达尔文,这两百多年是科学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时代,从而建立了“科学确定性”(Scientific Certainty)的观念。直到1920年代,随着相对论的建立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牛顿时代的“科学确定性”被彻底动摇。现代科学开始取代牛顿时代的经典科学。
     
这基本上就是一部科学哲学史。对于科学界之外的人来说,最难理解的是最后一步,即现代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所建立起来的时空观念和科学观。
     
杰瑞米·海伍德说,在1930年代,科学界不得不发展出新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巩固科学的基础,对“什么是科学的”达成共识。这一新的科学观叫做“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
     
他说,现在的科学教科书里讲到用来发现客观世界本质的“科学方法”,不管是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心理学,用这套方法就被认为是科学的。这套方法分为四步,第一步是观察,收集数据和信息;第二步是构筑能够解释数据的理论,这理论能把前面的观察数据置入某种单纯的公式或模式中;第三步是科学家用这些公式或模式来计算、变换、推导,得出新的抽象数据或结论,用这些数据或结论来预测应该能够观察到的现象;第四步是通过实验或观察,来寻找预测的观察结果。如果寻找到了,这就证明第二步构筑的理论是“正确的”,是反应了“真实的”客观实在的本质的,也就被认为是科学的。如果没有找到,那就存疑,继续寻找或者从第二步开始修改理论或构筑别的理论,因为没有找到,说明理论不反映“客观实在”。这是至今为止科学界标准的规范,从牛顿时代以来,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

A:“标准的科学方法”四部曲和“逻辑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B:这一套标准科学方法,在哲学上就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有两个部分:逻辑和实证。

      逻辑部分就是四部曲的第二步和第三步。逻辑需要的材料是“公理”和“运算规则”。第二步构筑理论的依据就是公理,这些公理是在逻辑之外,根据现象而提出的假设。第三步是根据这理论或假设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运算,得出数学结果,再对这些抽象的数学结论进行解释,预言未来的实验或观察将看到什么客观现象。
     
实证部分就是四部曲的第一步实验观察收集数据,和第四步实验观察验证结果。
     
在现代物理学里,可以说逻辑部分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实证部分是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
A:现在的理工科大学生都在课堂上学习了这一“科学规范”,科学就是经得起逻辑实证主义的实验,能够重复观察到的“客观实在”。

B:是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科学界建立统一的“科学”标准起了极大的作用。如果科学界没有一个标准,就会各自认为自己的结论是科学的,见仁见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了。
     
但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科学家们看到,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规范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科学家们并不是按照理想模式在工作。

A:这是什么意思?

B:现实中的科学家其实并不总是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在工作。如果问原子物理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或者认知心理学家,他们是否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模式在工作,答案几乎无一例外是否定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模式,但是科学家并不是按照这个模式而工作。
     
另外,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内在的逻辑问题。比如第四步的实验验证,逻辑上你是不可能确切无疑地验证任何结论的。你想验证“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你一只一只地检验,都是白色的,但是逻辑上你仍然没有肯定地验证这一结论。因为只要将来有一天出现一只黑天鹅,结论就被推翻了。可是逻辑上你不可能断定,永远也不会出现一只黑天鹅,也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只黑天鹅。也就是说,要“验证”“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看似简单而明确的结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A:那怎么办?那么逻辑上就没有科学了。

B: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对此的回答是,科学结论其实是对现象的一种概率的描述。客观实在不是决定论的。如果换一种陈述,“天鹅有不小于99.9%的概率是白色的”,那就可以验证了。即使如此,也要注意到,概率的陈述仍然是开放的。


科学家的认知是通过训练得到的
A:那么,对生活中真实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科学的”的认知是怎么来的呢?

B:大多数人,包括现实中的科学家,科学的结论都是学来的,即从学校课堂上,或者从书本中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多数所谓“科学认知”都是接受了我们所信任的来源给予我们的现成知识,我们大家学的都是二手科学。
      在讨论的时候,达赖喇嘛告诉科学家,僧人的佛学训练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一遍一遍地诵经,一开始是一点也不懂,念着念着,突然就觉得自己理解了,懂了。念得多了,懂得多了,就觉得自己是个喇嘛了。

A:这就是通过经典来学习知识。我想所有人的学习都是这样。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样样都通过观察、思考和验证来学习。一般地说,我们相信合格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就像我们相信善良的老人告诉我们的做人道理是对的。

B 为什么佛陀教导说,即使是佛陀的话,你也不应该盲从盲信,而应该自己去检验,通过检验确证是符合真实的,才可以相信,否则就可以不从不信?

A:佛陀是在告诉他的学生,对实在的本质的理解,首先是来自于客观世界本身,通过观察和思考,其次才是来自于经典,来自于前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现在的学生、未来的科学家,还是佛教寺院的僧人,经常把学习经典作为知识的第一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

B: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学生学到了知识的同时,这些知识会成为他们观察和思考客观世界的框架和参照物,当客观现象不能用他们已经习得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他们经常选择不承认这些现象,否认其存在,或者否认这些现象之间是有联系的。

A:  执着于先入为主的知识,任其蒙蔽认知,阻碍新观念和新知识的流入,佛教中把这种状况称之为“知识障”。

B: 瓦瑞拉在讨论中举了这样的例子。198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给了美国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她最早发现了基因在细胞内跃迁的现象,但是这一发现和多数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的理论不相符合,即使她不断地发表论文,众多科学家就是不相信,长达三十年不接受她的发现,坚持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已经观察到的“客观事实”,竟用了三十年才得到科学家们的承认。

A:中国人之间争论了近百年的“中医是否科学”也是如此。中医的经络和穴位,以及针灸的效应,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无数的人出来用亲身体验“证实”经络与穴位的“存在”。但是,很多得到现代西医教育的人,因为无法根据西医要求的解剖学标准来“发现”经络与穴位,就无法接受经络与穴位的“存在”。他们说,现代科学,特别是西医发达的解剖学,至今没有发现经络和穴位是什么,所以经络和穴位是不存在的。

B:达赖喇嘛在讨论中,强调了“没有发现”和“发现其不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们经常会从“没有发现”跳到“发现其不存在”的结论上去,其实是自己本来就“相信其不存在”。
     
此外,在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某一现象是否“存在”必须依靠对象的主观陈述,也就是说,对这些现象的“观察”结果,得依靠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叙述。这样的“观察”常常是不符合严格的实验规范的,所以有些科学家会选择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存在”。有些坚持认为只有西医才是科学的人就认定,针灸的效果只是病人的心理作用。

没有独立的绝对客观的观察
A:面对同一个客观现象,观察者看到了什么,其实跟观察者的主观观念有关。比方说,天空中出现一片人形的云彩,佛教徒会说那是“菩萨显灵”,天主教徒会说那是“圣母显现”。无论是“菩萨”还是“圣母”,其实只是观察者对现象的解释,而非现象本身。

B:达赖喇嘛指出,古典佛学大师早就认为,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是有关系的,观察本身就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不存在和观察者没有关系的绝对独立的客观现象。奇妙的是,现代物理学放弃了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念,同样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不是完全独立无关的,所以,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客观实在的理解。



作为佛教徒的瓦瑞拉

A:瓦瑞拉是世界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却又是一个佛教徒,这非常有意思。

B:是的。一般来说,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个人自小生活的文化背景,而现代科学家都是在学校里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学习训练而成。有研究指出,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人,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比其他人更倾向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不过很多人的宗教信仰是在成为科学家以前就已经形成而确立,所以科学家中不乏各大宗教的信仰者。现代科学是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人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可能受西方文化影响,成为科学家的同时也信仰了基督教。所以,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科学家中不乏信仰基督教的人。一般地说,宗教信仰并不会明显地影响他们的研究职业,他们都知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信仰只是一种终极性的信念,而做研究的职业是日常工作,相信上帝的人并不会怀疑科学研究的规范。他们的“上帝”和“科学”各司其职,并不冲突。

A:但是瓦瑞拉是南美人,出生在智利这样有浓厚天主教气氛的国家,在欧美受教育和工作,他成为佛教徒,这颇不寻常。

B:是的,这样的情况相对少一些,但是并不奇怪。
     
瓦瑞拉是研究神经科学的生物学家,研究神经元之类的东西,研究对象小到细菌,大到人类。他的研究涉及大脑和身体的关系,对人和其他高等动物来说,涉及意识或心智对身体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和物理学等以纯粹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同,离不开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大脑或心智对身体的影响,必然要问“你心里在想什么?”或“你现在感觉怎样?”,同时观察测量身体的指标。而主观性就难以避免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经常会出现某种效应无法“重复验证”,这就无法满足现代科学界对科学结论必须能“重复验证”的要求。所以很多科学家选择避免研究“主观”的对象,采取回避态度。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像心理学这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的学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由于此,现代科学中涉及“主观”的研究,比如心智和身体的互相影响的研究,就相对比较弱,甚至受到科学界同仁的排斥。
      佛教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其理论层面,即佛学,是一整套知识体系,是对“实在的本质”的探讨和理解。而且,佛学认为,人和其他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包括人的心智、意识,都是佛学研究和探讨的对象。经过无数佛学大师长达千年的观察思考,佛学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心智、心理和身体关系的知识,发展出了一套控制自己的心智和身体的方法。这套知识和方法行之有效,而且佛学认为它也是“实在”的一部分,既可以把它作为客观对象来考察研究,也可以身体力行地练习打坐冥想,在自己的头脑和身体里体验其实效,并且用科学语言来加以描述。
     
所以,瓦瑞拉作为一个西方科学家,同时修持佛学,这一点不奇怪。而且,和科学家同时又是基督徒的情况不一样,瓦瑞拉的科学研究和佛学修行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互相对话的。瓦瑞拉想必是在佛教修习的时候,体会到了佛学是有道理的。

A:事实上,上世纪后五十年,藏传佛教在西藏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被流亡藏人带到了世界各地。藏传佛教在西方世界,主要是在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中间传播。科学家一旦接触了藏传佛教的修持,体验到了打坐冥想的益处,就会继续深入地研究,因为他们习惯于对现象进行深入探究。


瓦瑞拉谈认知与大脑
B:瓦瑞拉介绍了他的专业对生物认知能力和大脑的认识。他从神经系统的基本知识谈起,以阿米巴虫的行为模式为例。达赖喇嘛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他提出了佛教中关于“有情众生”的概念。什么是“有情众生”?佛学中并没有一个能够让现代科学满意的定义。瓦瑞拉从生物神经系统和运动能力的角度,和达赖喇嘛一起讨论了“有情众生”的定义问题。 
     
瓦瑞拉从各个方面介绍了神经科学对神经元的研究。什么是神经元,神经元电路的构造,神经元之间的通讯是怎样进行的,神经元和神经元电路怎样在相隔很远的细胞之间传递信息。这些是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基本知识。
     
达赖喇嘛和瓦瑞拉的讨论很活跃,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瓦瑞拉既是科学家,又是佛教徒,他本人就是科学与佛学之间的桥梁。当达赖喇嘛提出佛学对某个议题的认识的时候,瓦瑞拉立即就理解了达赖喇嘛的看法和疑问,随之提出科学对此议题的平行的认识。他们谈到了打坐冥想的作用,谈到了对“梦”的认识和研究,提出了很多至今还没有答案的疑问。

A:对科学家来说,一个好的问题比你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更有帮助。

B:是的。对一个好的科学家来说,他的面前永远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是科学家的上帝,科学家的人生哲学。好的科学家不会在人类已有的科学成就上感觉满意,而是看到面前无数未知的疑问。在我们外行看来,科学家是一些“聪明透顶的家伙”,可是科学家自己却常常是谦卑的。


A:修为精深,境界高远的宗教人士同样如此。

认知心理学

B:瓦瑞拉介绍了神经科学之后,埃莉诺·罗希(Eleanor Rosch)女士介绍认知心理学。
     
罗希说,在用当代科学方法研究心智方面,认知心理学处于核心的地位,而佛学的修持涉及人的心智,所以认知心理学或许可以在科学与佛学的对话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这不仅是因为认知心理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已有的成果,也是因为认知心理学的薄弱点,它也需要和佛学对话。
     她说,认知心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是开放的,它需要外界的帮助。

A:科学家的谦虚和隽智,令人感佩。

B:罗希从认知心理学的历史讲起,介绍了认知心理学的两大流派:内省学派和行为学派。内省学派采用的研究材料是研究对象的自我心理,由于它无法被其他研究者“观察”,现代科学认为这样的研究不是“客观”的,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要求,这样的研究对象甚至不被看成是事实。正是对内省学派的驳正,产生了行为学派。行为学派是根据现代科学对客观性的要求而构建起来的研究方法。罗希也介绍了心理学中对行为学派的批评。
     
随后,罗希讲述了 认知作为信息处理的心理学,讨论了记忆的心理学,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关系。

A:佛学对心理学现象有很多观察和思考,达赖喇嘛怎么看罗希介绍的西方认知心理学?

B:达赖喇嘛在罗希的讲述过程中不断地参与讨论。在这一方面,佛学的内容很丰富,有很多问题是和现代心理学平行的,可以说古代佛学是走在现代西方心理学前面,有时候更为深入和细致。心理学根据当代科学的规范要求,回避了一些它无法处理的东西,比如无法“客观”,无法重复实验,无法观察的东西,而佛学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因为无法客观就应回避。
     
达赖喇嘛和罗希还对“自我”和“自我的意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人工智能
A:刚才你说到,参与对话的科学家中还有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在这次研讨会上谈了什么?
纽康•格林利夫

B:那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格林利夫。我们现在经常把Computer直接翻译成“电脑”,这个词来源于动词compute,计算。早期人们把电脑看成是“会计算的机器”,很多大学里计算机科学专业就设在数学系里,很多计算机科学家是从数学专业起步的。格林利夫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思考的却不仅仅是作为一部机器的电脑。他在这次对话中的话题,也

和神经科学有关。格林利夫讨论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恰恰跨越电脑和神经科学。
     
他从“什么是电脑”说起,介绍什么是电脑,什么是电脑的程序,什么是“智能”,怎样定义“智能”。达赖喇嘛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这时格林利夫所说的电脑,主要不是“会计算的机器”,而是“会判断的机器”,这样的机器,既然会做判断,比如会下棋,而且能下得比一般人还好,那么这样的机器会不会“思想”呢?也就是说,机器是不是有“智能”?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课题。

A:即使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电脑和互联网已经普及全世界,人类所能制造的电脑仍然只是一种机器,不是有生命的生物,按照佛教的说法,不是“有情众生”中的一员。可是电脑的“聪明”程度,电脑的“智能”,已经让大多数人自叹弗如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B:格林利夫介绍了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四大策略。
     
第一种是“穷尽法”,就是尽量开发和利用电脑的强大计算速度和精度,利用电脑的超人能力来做尽可能多、尽可能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不去思考同样的事情人脑是怎样做的,也就是说,电脑有电脑的做法,人脑是人脑的做法,各归各做,不要让电脑学人脑。电脑下棋就是这样开发出来的,电脑下棋下得好,依赖于它算得快。
     
第二种策略叫“专家系统”,就是让电脑模仿“专家”。一个专家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把它们表达为成千上万条规则,输入电脑。电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迅速地从庞大的规则库中找出正确答案,就像一个真正的医生、律师一样内行。
     
第三种策略是利用“心智社会”的概念,把心智看成一个大箱子,这个大箱子里有很多小箱子,小箱子里有更小的箱子。最小的箱子只有一种简单的功能,相当简单而蠢笨,但是这些箱子都互相关联。它们互相配合作用,也许就能表现得相当聪明,能够模仿人的智能。
     
第四种策略是直接模仿人脑。对人脑的研究已经发现,人脑是由一定数量的神经元组成的,这些神经元之间由神经电路相连。模仿神经元和神经电路的电脑,也许能制造出具有智能的机器。

A:由于电脑的发展和普及,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电脑和人的关系,是很多文学作品试图挖掘的题材。对电脑与人工智能的探讨,也促使人们反思人脑和人际关系,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伦理学的领域。

B:是的。格林利夫的介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瓦瑞拉、海伍德、罗希女士都加入达赖喇嘛和格林利夫的讨论,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人与机器的关系,涉及到人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人对自身的认识。科学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科学家们很感兴趣的是,达赖喇嘛和古代印度的佛教大师们是怎么看待人的意识的,是怎么认识智能的本质的。
     
有一个问题是:假如说未来的机器能够具有和人一样的智能,甚至比一般人更聪明,那么,这样的电脑能有意识吗?这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意识的起源是什么?
     
在这方面,古代佛学可能比科学思考得更多更深。现代科学认为,意识和大脑密切相连,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大脑是物质的,那么意识是什么呢?意识是不是物质?现代科学认为意识是大脑这一物质体的“产物”。佛学并不这样看。达赖喇嘛介绍了佛学方面的看法。佛学把意识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粗意识,精微意识和极精微意识。这三个意识层次对“躯体”的依赖程度不一样,越粗的层次越依赖于躯体。

A:也就是说,佛教认为极精微的意识是可以脱离躯体而存在的。因此,极精微意识就不一定是大脑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关于人死后“转世”的道理就说得通了。

B:是的。当然,佛教还没有足够的理论证据来说服当代神经科学家。达赖喇嘛和科学家都明白,在具体结论上,佛教和当代科学会有很多不一致的时候,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叙述观点的来龙去脉,互相都感到大有裨益。
A:对意识的一般性质的探讨,已经超出了现代科学规范能够应付的范围。我们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界对“科学性”的要求是能够“实证”,所以,尽管意识是我们每天都面对的一样“东西”,可是在找到“意识”的物质痕迹之前,科学是无法深入讨论它的,科学家不得不回避。科学家能够讨论的东西,必须是有物质基础的,是看得到摸得到的,这就是大脑。

B:对,所以接下来是著名神经科学家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讲述人脑的发展。


利文斯顿谈大脑的发展

A:他的主题是什么?
罗伯特•利文斯顿
B:利文斯顿是研究大脑的。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人,大多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相信人类大脑是通过进化而成为今天这样的“万物之灵”。在所有生物中,人类的大脑最大、最复杂。就是这最复杂的大脑,使得人类具备所有生物中最强的思考能力、更丰富而强烈的情感,发展出信念、互相信任与合作、利他心,以及同样复杂的自我保护意识、猜疑、竞争心和好斗。
     
利文斯顿指出,他认为,在西方科学界,由于夸大了竞争与好斗的选择优势,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进化论。进化和大脑发展的证据表明,大多数生物体,包括单细胞生物体,如果没有某种和其他生物合作的行为就难以生长,甚至无法存活。以往对进化论的理解,太倾向于夸大竞争的作用,而轻视了合作的作用。
     
达赖喇嘛插话问道,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是不是与此有关?
     
利文斯顿回答:是的。他说,西方社会以往普遍对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所误解,达尔文理论中的竞争与冲突的意义被夸大了。达尔文本人没有说过“最适者生存”,那是赫尔伯特·斯宾塞的话,而斯宾塞并不是科学家。相反,达尔文是一直强调不同物种之间互相依赖与合作的相对重要性,合作与竞争是平衡的。斯宾塞的说法广泛传播,使得大众以为进化选择主要依赖于种间的竞争、冲突和征服。这是对进化的误解。

A:这非常有意思。不过对佛学来说,这一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佛教理论中一直就强调万物是互相依赖,强调合作的。

B:是的。达赖喇嘛很赞同利文斯顿指出合作在进化中的作用。他们讨论了人类大脑的早期发展对意识与情感的影响。利文斯顿从生殖细胞的受精说起,讨论了怀孕期间胚胎大脑发育和婴儿早期大脑发展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时候进入人类坯胎的?
     
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科学家们纷纷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在这方面,现代科学有很多开拓性的成果,也还有很多未知领域。
     
最后,瓦瑞拉和路易奇·路易士(Luigi Luisi)一起讨论了生命的进化问题。


生命的进化

 A:首先,瓦瑞拉和路易奇·路易士必定相信生命是有目的的,否则就谈不上去发现和了解生命的目的。但是,在这里,“目的”是什么意思,仍然需要定义。

 B:是的,瓦瑞拉说过,这里的所谓生命的“目的”,只是科学家作为观察者所提供的一种思维结构,具体内容取决于科学家本人的智能,即科学家的种族、宗教、科学观念等等。所以,生命的目的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与文化的背景而变,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社会与传统中,生命的目的有所不同。

A: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B:瓦瑞拉和路易奇·路易士一起,向达赖喇嘛介绍了生物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即进化论。他们介绍了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后代变异怎样发生,所谓“适应”是什么意思,进化在分子水平上是怎样发生的。他们还介绍了生物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发生的,并且指出,选择压力不是适应的主要因素。
     
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们讨论了进化论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对广为人知的观点,即生命体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的观点作了批评性讨论。达赖喇嘛讲解了佛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业”(Karma)。业是源于古印度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简言之,即佛教的因果关系理论。佛教的业,相信凡事皆为前因之果,同时也是后果之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所以也叫“业力”或“业报”。因果链环环相扣,永远不断。


 心智与生命对话的开端
A:这五天的讨论,就是后来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心智与生命对话的开端?
B:是的。瓦瑞拉在结束的时候,代表科学家们向达赖喇嘛表达真诚的感谢。达赖喇嘛感谢科学家远道来到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里的这个小山镇,来讨论一些重大的科学议题,这些议题大多还没有答案,还有赖于以后一代代科学家的研究。他敦促科学家们在对话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进行五天的集中对话,这是第一次。五天紧张的会议,完全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进行,但是全过程的记录在1992年由海伍德和瓦瑞拉编辑成书出版,这就是《轻柔之桥——和达赖喇嘛谈心智的科学》(Gentle Bridge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the Sciences of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