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连载六】《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四章:情绪、大脑和健康




A:上一次对话,即第二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因为是在美国举行,所以只有短短两天。

B:是的,与会的科学家和达赖喇嘛都觉得对话还应深入,而且最好是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住所举行,这样时间可以充裕一些。于是,第二年,1990年,一组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科技作家,在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展开了第三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这次对话会的内容,由与会的纽约时报科学作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编辑成书《情绪治疗——和达赖喇嘛谈专注、情绪和健康》(Healing Emotio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Mindfulness, Emotions, and Health)。
     
这本书1997年出版的时候,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已经举办了五届,由达赖喇嘛倡议,跨学科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也已经在科罗拉多成立了几年。在这本书的书末,这个对话会的最初两位倡导者,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和亚当·英格尔写了一个附录,为读者讲述了这个对话平台的初建过程中,科学家一方所作的努力。


心智与生命对话平台的起源

A这挺有意思的,请讲讲。
B: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举办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想法,产生于1983-1984年,那时候,瓦瑞拉和英格尔两位还互不相识。瓦瑞拉是在巴黎工作的智利裔神经科学家,而亚当·英格尔是律师。出于精神上的需求,事业成功的英格尔早在七十年代就前往喜马拉雅山,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拜高僧为师,一住就是几个月。回到美国后,他和当代西方非常有名的西藏僧人“喇嘛益西”等人一起举办佛教修持中心。

A: 
喇嘛益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1935年出生在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6岁就进入色拉寺习经。他于1959年流亡,在印度布克萨的流亡社区第一座经学院学习过。他是最早向西方人传授佛教的僧侣之一,对“佛法西渐”有很大的贡献。

B: 通过喇嘛益西,英格尔得知达赖喇嘛对科学有强烈兴趣,希望能了解当代西方科学,也希望能够和西方科学家分享东方的冥想修行学问。英格尔立即想到,他应该去促成这件事。1984年,英格尔见到了达赖喇嘛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他就向阿里仁波切提出一个想法:邀请一组科学家同达赖喇嘛进行跨文化的对话。阿里仁波切答应把这个建议传递给达赖喇嘛。几天后,达赖喇嘛回话说,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西方科学家进行对话。
     
神经科学家瓦瑞拉则从1974年开始练习佛教的打坐冥想,作为一个研究大脑的神经科学家,他对佛教的冥想修行深有心得体验。瓦瑞拉在1983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初遇达赖喇嘛,相见如故。达赖喇嘛十分高兴能与一位了解佛教,修习佛教打坐的西方神经科学家谈论佛学与科学,瓦瑞拉则深感他应该作为西方科学家来和达赖喇嘛对话。
      1985
年春天,经熟人介绍,瓦瑞拉和英格尔走到一起,决定联手组织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英格尔作为总体协调人,负责筹款和具体事务,瓦瑞拉作为科学协调人,负责联系科学家,制订邀请名单。
     
作为科学家一方的组织者,瓦瑞拉和英格尔遵循了三个原则:第一,邀请科学家的时候,不是根据科学家的名气,而是根据科学家的能力,邀请那些在科研工作中还相当活跃,思想也比较开放的科学家。如果这位科学家了解佛教,甚至有过打坐等佛教修行的经验,就像瓦瑞拉自己那样,固然对交流更有利,但了解佛教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对话的内容安排,要让达赖喇嘛有机会全面地了解当代科学,邀请的科学家要呈现各学科的科研主流,尽量广泛地覆盖各派观点,不带偏向;第三,对话的方式是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之间的私人交流,不邀请媒体,不公开报道,一般也不邀请旁观者。具体的安排是:上午由科学家主讲,在讲述过程中达赖喇嘛可以随时插话提问;下午则是讨论,由达赖喇嘛和出席对话的科学家就主讲内容互相提问和回答。
     
事实证明,这样经过仔细而慎重考量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和佛学的对话,是两种不同“范式”之间的交流,照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谦卑态度,也由于这一对话所安排的模式与原则,参加者都深感愉快和受益。达赖喇嘛与科学家的对话就这样一次次地进行下去了。


第三届对话会的科学家

A:第三届对话的参加者都有哪几位科学家呢?

B:  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是第三届对话的科学协调人。其他几位都是新人。
     
克利福特·沙隆(Clifford Saron)是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是通过了解心智与大脑的联系,来研究怎样调节注意力和情绪。他的研究和佛教等打坐冥想修行有关,所以他非常热情地参与这次对话。
     
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是威斯康星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是一位极有魅力的犹太裔科学家。他是出色的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大脑皮层和皮层下功能。他在大脑可塑性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他提出,就像人可以通过练习乐器获得演奏的才艺,通过练习网球获得打球的能力,在练习的过程中,大脑起了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大脑可塑性;同样,人的情绪和情感也可以通过心智的练习而得以改变。他认为,快乐的情绪也像一种技能,是可以通过练习而完善的,而且还可以通过练习来培养人的善良和慈悲。他用实验观察来实证他的理论,得到了科学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2000年,理查德·戴维森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以表彰他的成就。2006年,他被时代杂志选为全世界100个最有影响的人物。

A: 
这是理查德·戴维森第一次参加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吧,此后他逐渐成为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之一。

B:  是的。参加过心智和生命讨论会的人有些只参加过一次对话,有的多次参加,还有像理查德·戴维森这样的科学家,后来成了对话会的组织者。
     
这届对话会还有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他是哈佛医学院的心理学家。他在马萨诸塞大学读本科,在安赫斯特学院获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宗教与心理研究的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医生,他对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研究过宗教史、人类学 ,还研究过佛学,修习打坐冥想,学过藏语文、梵文和巴厘文。他有多种专著出版,拜过印度、缅甸和西藏的多位宗教大师为师。在这届科学对话后,他拜达赖喇嘛为师。他出版的四本关于打坐冥想的著作,有两本是和达赖喇嘛合作撰写的。
     
李·叶雷(Lee Yearley)是斯坦福大学的比较宗教伦理学教授,专长中古基督教伦理和古代中国思想史。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Jay Goleman)出生在加州的犹太人家庭,他是纽约时报的科学撰稿人,著有《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 他的写作得过很多奖项。
      
夏蓉·萨尔兹伯格(Sharon Salzberg)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是麻萨诸塞州一个冥想协会的主要教员,在美国教授佛教的打坐修行技巧。

A 夏蓉·萨尔兹伯格是很有影响的冥想教师,她将东方传统的冥想技巧与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结合,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她于2010年出版的《真实的快乐:冥想的力量—28天的课程》,和2013年出版的《工作中的真实快乐:获得成就,成功和平静的冥想》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B:  显然她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次对话还有一位乔·卡巴·京(Jon Kabat-Zinn)教授跟夏蓉殊途同归,把冥想与现实生活结合,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领域。乔·卡巴·京是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授,他也学过佛教,修过禅宗,是坎布里奇禅宗中心的创建人之一。他从东方的瑜伽大师和佛教高僧学习瑜伽和佛学,并且把自己的修习、科学研究及教学结合起来。他创建的通过专注冥想来减轻精神压力,缓解焦虑、压力、疼痛和病痛的理论和技巧,被广泛用于医院和保健组织。但是,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佛教徒,而是科学家。

 A:看来这次对话的西方科学家大多了解一些佛学,也修过佛教的打坐冥想,他们理解这一部分东方文化遗产的效果和价值。

西方伦理观

B:是,这届对话的主题是“情绪”怎样来“医治”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怎样使人更健康,这本身带有临床的意味。不过,像前两届对话一样,开场第一个主讲的是哲学家。李·叶雷第一个主讲,介绍西方的伦理观念。

A:这次对话的内容既然是情绪和大脑的关系,为什么以伦理观念开场呢?
李·叶雷
B:我想可能是科学家意识到,对大脑的研究进入到控制情绪的阶段,就必然触及伦理议题。也就是说,控制情绪有一个对不对,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论及什么是快乐,怎样使人快乐,怎样培养人的慈悲心,涉及科学对大脑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影响甚至控制人的情绪这样的问题,因此科学家们不得不思考其中可能蕴含的伦理问题。
李·叶雷主讲的题目是“三个美德观”。他介绍了西方三大哲学传统:个人主义、至善主义和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主张,让个人得到满足的东西就是正确的。理性主义则认为,一个行为如果是合乎伦理的,逻辑上就必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合乎伦理。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对人对己都应该是一样的。至善主义是拿个人的行为去比较一种假设的理想,行为越符合这种理想状态就越是合乎伦理的。

A:介绍这三种观念传统,和这次对话的“情绪与健康”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B:这涉及到当人们说到“控制情绪”的时候,怎么做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伦理问题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是好的,对的好的做法就是符合道德的。可是道德观本身取决于人们的哲学观,即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道德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可能不是道德的。
     
叶雷介绍说,某种特定的道德,比如慈悲心,能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伦理系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西方哲学的回答是否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摒弃了用慈悲心作为社会伦理基础的想法,也摒弃了用宗教作为社会伦理基础。

 
对慈悲心作为伦理系统之基础的质疑

A:西方哲学思想摒弃慈悲心作为伦理系统之基础的理由是什么?

B:叶雷指出,在基督教和其他文化传统中也有慈悲心的理想,但是这些文化传统仍然容忍了太多的不公。这就是把慈悲心作为伦理体系之基础的问题,一个伦理体系除了需要有慈悲心的理想外,还需要“什么是对的”的思想,即是非观念,正义观念。而是非观念无法直接从慈悲心的理想中得出。

A:“慈悲心”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之一。以前也有人对佛教慈悲心的观念提出类似的疑问,认为佛教讲慈悲但缺乏正义的观念。不过,近年来佛教界对慈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讨论,比方说怎样在慈悲与正义之间保持平衡,慈悲是否意味着放弃正义,慈悲、正义和智慧不可偏废等等。

B:第二个质疑是,慈悲心是在人对人的层面上起作用的,但是不能为我们提供总的行为指导。我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受苦的人,慈悲心教导我赋予同情,尽我所能帮助他,但是慈悲心并不会告诉我怎样才能使得类似的苦痛不再发生,应该为消除这样的痛苦做些什么。
   第三个质疑是,慈悲心的关怀经常会产生一种家长式的关系,你会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而从西方的自由原则来看,这样的关系会降低被照顾的人的自由。
     
最后,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佛教慈悲心和佛教的来世观念相关,把今生看作人们生命的一小部分,而这种观念至今没有得到实证。

A:达赖喇嘛是怎样回应的?



世俗伦理概念的产生

B:达赖喇嘛说,“我想提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建立一个不诉诸于任何宗教性原则的伦理系统。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不讲上帝或任何神秘的力量,也不讲前世今生或‘业力’,就根据我们这一世的生活,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间划分一个界线,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划分界限?”

A:这正是“世俗伦理”的概念。达赖喇嘛在2011年出版了《超越宗教——一个完整世界的伦理》(Beyond Religion: Ethics for a Whole World),阐述了世俗伦理的概念和全人类在共同价值观和普世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共同的、非宗教的伦理。这是达赖喇嘛非常重要的思想。从以上对话可看出,达赖喇嘛至少二十年前就在思考这一问题,而且是在和当代科学家对话的启发下形成这一思想。

B:你说的有道理。达赖喇嘛与科学家和各学科学者们的对话,是高水平的“脑力震荡”,这样的“震荡”很可能使达赖喇嘛的一些想法逐渐变得清晰完整。

A: 请说说其他人对这一质疑的看法。

B: 其他科学家对叶雷质疑慈悲心提出了不同意见。夏蓉·萨尔兹伯格说,南传佛教对待伦理问题的原则,是看一个行为是制造苦痛还是消除苦痛,这个区分原则比区分对和错,善和恶更能成立。这个原则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他人。人的最高发展是自己完全脱离苦痛,也再不会对他人造成苦痛。她认为,这就是佛教的慈悲心。所以慈悲心是伦理系统的基石。
     
达赖喇嘛说,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强调慈悲心很重要。“从佛教的观点看,我相信慈悲心是人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这是人类的一种好的品质。各种宗教都想促进和加强人类的这种基本品质,但这种品质并不是从外部获得的东西,也不是宗教信仰的新发明。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它本来就在那里。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宗教,并不是只有宗教信仰的人才会发起慈悲心。所以,完全有可能无需宗教信仰也能促进慈爱善良和慈悲心。”
     
达赖喇嘛承认李·叶雷说的,仅仅用慈悲心来作为伦理系统的基础是不够的,但是,他指出,慈悲心和理性智慧结合起来,再加上有效的方式,能够使得伦理系统的基础更为充实。

A:显然,达赖喇嘛的“世俗伦理”概念就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始萌芽了。


人性本质是善良的

B: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们对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系统展开热切的讨论。在人类历史上,伦理系统大多和某种宗教信仰相关,对于未来是否可能有全人类共同的、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伦理系统,参加对话的科学家们执不同意见。达赖喇嘛是一个对人性持乐观信念的佛教徒,他一直说,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天生良知。他经常说,人的善良、利他、爱心,从婴儿时期接受母亲的乳汁和爱抚的时候就开始养成了,人性善是人性的本质。而参加对话的西方科学家中以李·叶雷为例,对人性本质为善表示怀疑。
     
达赖喇嘛说,人类社会建立在人类家庭的基础上,而家庭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不是强迫实现的,而是出于必需。最初的必需造成了合作,合作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满足了人的需要,这就是人性本质的基础,人在这个基础上有了善良和利他等品质。人类虽然也有妒嫉和愤怒等情绪,但是人性中占主导的是爱心和慈悲。如果嫉妒和愤怒占主导,人类社会就不会如此发展至今。他说,人类本性不喜欢愤怒的情绪,因为愤怒会制造问题。人性不喜欢破坏而喜欢建设。
     
李·叶雷问道: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有那么多的毁坏?
     
达赖喇嘛答道,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应该看到建设多于破坏。通常,破坏发生的时候,我们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温和而善良的。当美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则认为是理应如此。所以,毁坏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久而久之我们就以为人类历史是破坏多于建设,其实并非如此。

A:如果撇开宗教的吸引力,超越宗教的普世伦理用什么来说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情绪和健康的关系

丹尼尔·戈尔曼
B:纽约时报的科学撰稿人丹尼尔·戈尔曼综述了他所参与的有关情绪和健康关系的科研。情绪对健康的影响极大,对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异议,但是要用科学数据来证明,并且找出情绪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却不是简单的事。大量数据证明,负面的情绪和感觉会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愤怒、焦虑、抑郁等情绪如果很强烈,且持续很长时间,会使身体易于得病,加重症状,而且较难治愈。正面的情绪,比如平和、乐观等,会对身体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方面的证明比负面的情绪数据少一些,但结论也是肯定的。
     
丹尼尔·戈尔曼对达赖喇嘛说:您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大约有三十到四十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什么样的伦理观念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呢?
     
丹尼尔·戈尔曼说,科学数据提议,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新的思路:人体有自身的心智,这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是情绪和健康之间的连结点,它是人体自身事实上的伦理系统,情绪或情感就是通过它而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和寿命。他从科研数据中举了很多实例来证明情绪和健康之间的联系,达赖喇嘛和瓦瑞拉等科学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最后,他说,也许这些数据和结论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而只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人,怎样说服他生活得符合全体人类的普世伦理呢?也许你可以告诉他,生活得充满爱心而不是充满愤怒,是对你自己更有利的。

A:达赖喇嘛的“世俗伦理”概念表达了同样的观念,或许就是在这次对话中得到启发。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B:这次对话的第二部分是科学家介绍情绪与健康的生物学基础。
      
佛朗西斯科·瓦瑞拉主讲人体免疫系统。他介绍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称其为“第二大脑”。他将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作类比,这两个系统都是自我调节的,都控制人体对环境的反应。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一样,都能记忆、学习和适应,但不是在认知的意义上,而是在生理学的意义上。心智、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情绪影响健康的生理学基础。实验室证据表明,对神经系统的压力实验证实了免疫系统功能的降低,而免疫反应可以像巴甫洛夫的狗培养条件反射一样改变。生物学中出现了一个新分支,研究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反应的学科,叫做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 

    瓦瑞拉讲解了免疫系统的构成:胸腺、骨髓、脾和淋巴系统。构成免疫系统的细胞叫淋巴细胞,或者叫白血细胞,它们在全身各处流动,而不是像固定的神经细胞一样。大多数淋巴细胞是由骨髓中产生的,叫B细胞。胸腺制造的细胞则称为T细胞。T细胞控制B细胞,就像军官指挥士兵一样。B细胞各有不同,其中之一是B细胞所带有的一种大分子,称之为抗体。人体中B细胞的寿命一般只有一两天,这意味着它们更新得非常快,但是它们在不断地自我复制,产生同样的B细胞,带有各自的抗体。
     
瓦瑞拉讲解了大脑和免疫系统的联系。他以实验结果举例说明大脑的认知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反应。他又举了阅读障碍儿童的病例。最近的医学发现证明,阅读障碍的儿童伴有免疫系统的缺陷,这种缺陷称之为自身免疫疾病,即免疫系统把自身的神经系统当作外来细菌一样攻击,最后导致大脑的认知缺陷,即阅读障碍。
     
最后,瓦瑞拉以“精神压力”为例,讲解了精神压力和心智状态、心理态度、身体反应的联系。

A:情绪影响免疫系统,看来这方面还有大量问题留待未来的研究。


大脑和怎样“捕捉”情绪


B:在瓦瑞拉讲解了免疫系统之后,克利福特·沙隆和理查德·戴维森讲解了大脑和情绪的关系。
     
对大脑研究的最新发现,呈现出大脑功能的更为清晰的图像,使得我们可以把情绪和大脑结构联系起来。以往认为,大脑的情绪中心位于大脑外皮的边缘,称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最新的神经科学发现表明,情绪冲动是来自于边缘结构,但是情绪的表达是由进化上相对较新的结构来调节的,它位于前额皮质层。
     
更有趣的是,最新发现,两侧的前额皮质层负责不同的情绪反应。令人不快的情绪,即让我们退却的害怕或厌恶的情绪,是由右侧前额皮质层调节的,而令人愉快的情绪是由左侧调节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情绪的动态。我们所感觉到的情绪,以及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是由这种那种互相连结的大脑神经电路来管理的。


A:按照科学界的规范,对“情绪”进行科学研究之前,应该对“情绪”作出定义吧?

达赖喇嘛和理查德•戴维森
B:是的。沙隆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怎样来定义“情绪”。他以心理学和生理学中对情绪的实验和描述方式,来解释“情绪”这个术语的含义。他举例说明在实验室里,他们是怎样来“捕捉”情绪的。他们让受试者观看电影,有些是令人不快的镜头,如烧伤病人和截肢手术,还有一些是令人愉快的镜头,同时将观看者的脸部表情拍摄下来。脸部表情反应情绪。通过这样的数据收集,来对“情绪”进行分类、编码和鉴定。
     
但是,用脸部表情来确定情绪,必须考虑特异性。有可能受试者有情绪却没有表情,也有可能受试者没有情绪却有表情,还有可能受试者的文化背景使得他的表情并不纯粹地反应情绪。 
    
另外一种捕捉情绪的方法是测量大脑,即用特殊的仪器来记录受试者的脑电图(EEG),测定头颅表面不同区域的微量电流活动。这样记录下来的数据,只反应了大脑活动的极小一部分。把测量大脑的脑电图方法和记录脸部表情的方法相结合,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对婴儿进行测试,记录婴儿微笑时的脸部肌肉和脑电图,发现婴儿在母亲接近时和陌生人接近时,虽然都表现了笑容,情绪却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科学家可以用更复杂的设备来更精确地“捕捉”情绪。
     
情绪也和人的气质有关系,那么大脑和气质是什么关系呢?气质受文化背景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压力、创伤和精神健康

A:参与对话的有临床心理医生,会讨论情绪和精神创伤问题吗?

B:当然。丹尼尔·布朗是临床心理医生,他接下来主讲精神压力、精神创伤对身
丹尼尔·布朗

体的影响。
     
精神压力引起人体的压力反应,而所谓压力反应是紧急状态激发人体应急机制时的身体与精神反应,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压力,普遍导致高血压、肌肉紧张、焦躁、焦虑、抑郁和免疫功能降低而导致的其他疾病。丹尼尔·布朗主张针对精神压力造成的问题,采用行为上的医治方法,包括用生理反馈,打坐冥想、催眠疗法等方法来治疗慢性病痛,提高免疫功能。
     
人在感受精神压力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寻找减压的方法,但人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比如饮酒和使用毒品。
     
丹尼尔·布朗举了很多实例,来解释精神压力和精神创伤所造成的病患和痛苦。特别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临床上的“创伤后失调”(PTSD)。这通常是那些经历了极度的精神和身体创伤后的人所产生的心理失调综合症,比如经历过酷刑、性虐、战场、危及生命的事件如车祸、风暴等事件后,其症状包括时常会瞬间陷入令人恐怖的情景、梦魇、饮食失调、焦虑、疲惫、回避人际交往等等。PTSD症状实际上就是对环境做出过度反应,激发自主神经系统高度紧张。


流亡藏人中呈现的精神健康

      丹尼尔·布朗用很多例子来讲解PTSD病人需要的帮助,他指出,让经历了精神创伤的人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即自己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对经历过极度精神创伤的人,什么也不能替代生活在自己人中的作用。他讲到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儿童村看到,流亡藏童虽然经历了对他们有很大精神伤害的事情,但是表现出相当健康的精神状态,其原因是他们在儿童村里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丹尼尔·布朗也介绍了对PTSD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
     
达赖喇嘛插话说,在流亡藏人中有不少难民曾经多年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其中有些人后来说,监狱里的岁月对于他们的佛教修持很有价值,他们发现监狱对于他们的灵修是最好的。平均而言,西藏难民中由于遭受虐待和苦难而留下精神上严重创伤的情况相当罕见。如果研究精神创伤的专家去了解西藏难民,他们会发现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实例。
     
丹尼尔·戈尔曼问,他们会有梦魇吗?
     
达赖喇嘛答,有些人会有梦魇。印度的西藏难民社会有很多新近从西藏来的人,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很多人曾经有过监狱和集中营的经历。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在南印度的三大寺学佛,在他们中很少发现PTSD症状。
     
丹尼尔·戈尔曼问,这是不是因为如你早先所说,他们把受苦看作修行的机会?他们在遭受虐待的时候进行佛教的观想修行?
     
达赖喇嘛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丹尼尔·布朗和瓦瑞拉加入讨论,他们讨论了对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研究,在南亚对越南和柬埔寨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的研究,和智利遭受皮诺切政权迫害虐待的人的研究。强烈的宗教和哲学信念,能够使人在经受残酷的遭遇时表现得更坚强,但是他们仍然会产生PTSD症状。达赖喇嘛告诉他们,在南印度三大寺学佛的西藏难民中,那些遭受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僧侣,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症状,他们和其他僧侣完全一样。
      
这时候乔·卡巴·京插话说,他读过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的生平,这位医生在中国的监狱里遭受多年虐待,但是他说他从没有对施害者感觉愤怒,即使是在遭受酷刑的时候,他仍然对那些施刑的人持慈悲心。美国的心理治疗医生在检查过他的状态后十分震惊,不明白为什么他在经历了长期不公和苦难后,没有出现临床上的PTSD症状。他没有任何和以往经历相关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但是,达赖喇嘛说,并非所有的西藏僧侣都能做到对施害者持有慈悲心,到底有多少人能修行到如此境界,还有待研究。

A:藏传佛教僧侣是非常讲究打坐冥想等修行的,在打坐冥想的时候,心智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这种状态又改变了身体的状态,并且有累积的效应,练得时间越久,心智与身体状态的改变就越大,也就是我们常人所说的,功夫就越精深。而这种心智和精神上的功夫,显然帮助西藏僧侣克服个人所遭遇的痛苦。我想,他们讨论的就是这种情况。而这几位科学家中的临床心理医生,一定会对藏传佛教修行方法在临床上的使用很感兴趣。


作为药物的“专注力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

夏蓉·萨尔兹伯格
B:夏蓉·萨尔兹伯格女士和乔·卡巴·京都练过打坐冥想,他们讲的主题就是把练习提高专注力的冥想等技巧,作为医治心理疾患的“药物”。他们在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的减压诊所进行的临床实践,正在西方社会普及。
      剥离这一项“技巧”的宗教背景,在临床上,就是让病患学习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脑子里出现的任何心思,观想和引导心智的运动变化,让注意力集中起来,进入一种沉思冥想的状态。他们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减压技术。


A:事实上,作为心理治疗技术的沉思和冥想,并不是一项新发明。在东西方各大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作为精神修持的冥想传统。现在的印度教和印度其他宗教传统、古印度佛教,佛教的南传、藏传和汉传各派,都有冥想修行的方法。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修道院有冥想修行的传统,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也有其独特的冥想修行方式。但是,各宗教在冥想修行方法上,以往是不公开交流的。冥想修行作为一种宗教仪
乔·卡巴·京
轨,对外通常秘而不宣。交流冥想修行方法,是世界进入现代化,各大宗教本身开始交流思想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在这方面,达赖喇嘛一直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
早在六十年代,达赖喇嘛流亡初期,他和著名美国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 顿在达兰萨拉交流打坐技巧和心得,是非常有名的事件。
      在这次对话中,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交流作为心理治疗技术的专注力冥想,他们也必定要讨论这种冥想技术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源流。

B:是的,他们作了长时间讨论,进行东西方传统方面的比较。科学家们注意到,控制心智并用心智来控制身体,藏传佛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很深的技巧。用我们平常的说法,藏传佛教喇嘛们的功夫是很深的,但以往外界对此所知甚少。这些功夫是可以贡献给科学来做研究,还可以经过科学研究后贡献给临床心理医学,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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