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

【连载二】《达赖喇嘛与西方科学家对话》第一章:因缘际会 (I)

第一章: 因缘际会


A:听说你又到印度去观摩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了?

B
:是的。我旁听了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七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这是由美国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持的一个对话平台,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当代西方科学家的对话。

A
: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是这个研究所发起的吗?

B
:不,这个研究所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后,由几位热心的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共同发起的。在研究所成立时,达赖喇嘛与一些顶尖的西方科学家接触和交往已经有十年。

佛学与科学对话的发端
A:那么请你从头说起吧,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B
:是从达赖喇嘛开始访问西方国家的时候。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最初几年他的主要精力是领导流亡难民在异国生存,没有机会得到出访西方国家的签证。1967年,达赖喇嘛第一次走出印度,以佛教高僧的身份访问日本和泰国。1973年他第一次访问西欧和北欧国家。 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美国是1979年,那时他已经流亡整整二十年了。所以,达赖喇嘛是在欧洲开始接触科学家的。

A
: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领袖,又是一位政治人物,而西方科学家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很忙碌的,普通人想见到科学家也不大容易。达赖喇嘛却与卡尔·冯·魏柴克(Karl von Weizsacker)、戴维·鲍姆(David Bohm)这样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结识和交往。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和科学家走到一起的呢?

B
:这两种很不相同的人能够走到一起,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达赖喇嘛有了解当代西方科学的强烈愿望;二是有些科学家具有哲学思索的习惯,他们也渴望了解古老东方文化中的思辨传统,他们并不把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和“落后”等同起来。达赖喇嘛访问欧洲时,表达出对当代科学的强烈兴趣和探索精神,这是促成科学家来到达赖喇嘛身边的真正原因。

A
:那么达赖喇嘛对当代科学的强烈兴趣又是怎么来的呢?

B
:达赖喇嘛在1954年访问北京,是他第一次走出西藏,外部世界的物质丰富与技术的发展给他留下强烈印象。就像中国在西方影响下走向现代化一样,他想要学习西方科技文明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是浅层次的动因。更深一层的动因,是达赖喇嘛从佛教哲理出发,对世间万物有追根究底的习惯和好奇心。他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受过非常严格的佛教训练。达赖喇嘛接受了藏传佛教的完整传承,非常推崇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的理性传统。他不只是把佛教看成一种寻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他认为佛教更是一套知识,一套解释世界本质包括人性本质在内的理性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套思辨和发现知识的方法论体系。

根敦群培(1903-1950
 A:东方古老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生碰撞的时候,可以想象西方科学技术对东方人的刺激是多么强烈。可以说,东方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受这种刺激而启动的。中国是这样,西藏也是这样。
   藏民族有些优秀人物比其他人更早地看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他们中有些人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建造钢桥,修筑堤坝道路,训练新式军队,还有些人致力于政治活动,组织政党社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较早地接触了外界的新思想,要把这些新思想介绍给封闭的西藏,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根敦群培(1903-1950),他是出生在安多(一部分在现在的青海省)的僧人。根敦群培天赋过人,佛学精深,在西藏有极高的声誉,同时他又是个思想活跃,不愿拘泥于旧规成说的人。他在印度和东南亚游学多年,精通多种语言。 他主张西藏社会要变革,要学习西方科学,同时又坚信古印度和藏地的佛学有其优越性,能够弥补西方科技的不足,所以主张佛学和西方科学应该交流。他可以说是提出佛教和当代科学对话的第一人。可惜在他的时代,他的启蒙主张曲高和寡,而且没有条件付诸实践。即使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到现在,能够认识到佛学和科学对话的意义与可行性的人,也并不多。

B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赖喇嘛继承了根敦群培的思想,并且在流亡的困难条件下将之付诸实践。

科学是谦卑的
A:在近代史上,东方民族一旦接触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思想,产生学习和引进的愿望,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谁都愿意掌握更强大、更有效的武器、机械和工艺 。当代科学技术最吸引人的首先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东方佛学要和西方科学对话,仅有佛学僧侣的愿望还不够,更何况有这样愿望的人寥寥无几,在西方科学方面还必须有同样的交流愿望。

B:不错。幸好在西方科学界,总会有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同时又是勤于思考的哲学家,他们在从事本专业科研的同时,从不停顿地思索着超越性的哲学问题。他们的头脑比大多数的同行更开放,在专业成就上更谦卑。他们越是被看成是有卓越科学成就的人,就越坦率承认自己对于研究的对象,“未知”比“已知”多得多。这和他们的哲学思辨习惯让他们看到本科学专业研究以外的世界有关联。科学是谦卑的,不是傲慢的。

A: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和哲学大多数时间是两位一体的,优秀科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并不罕见。

B:是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十八世纪初被称之为“物理学革命新纪元”标志的牛顿的巨著就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在此之后,科学革命使得研究走向深入,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渐渐地让位于分科的专业研究,科学研究更依赖于实验,实验的规模越来越大,实验观察越来越精细,科学家中出现了理论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区分。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和哲学是一家的情况开始改变,科学和哲学开始各司其职。科学研究和科学界渐渐构建了一套规范,按照这套规范的要求,纯粹的哲学思辨就被排斥在科学之外了。
  
科学革命之后,出现了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技术应用规模,科学从书本知识到技术应用转移的过程在加速,科学研究成为少数专业人士的职业,而其成果的应用却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造福人类。在世人眼中,科学和哲学不仅分家了,而且科学的地位在上升,哲学则渐渐被看成是书斋里的“思想体操”,可有可无了。

A:这其实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认识,把科学与哲学都看得太简单了。

B:是的。好在有一些科学家并不这么简单地看科学。他们以科学研究为自己的职业,有令同行佩服的专业成就,同时仍然保持着哲学思辨的习惯。往往是这样的科学家,有愿望也有能力和科学界之外的思想传统交流。

A:达赖喇嘛来到西方,就遇到了这样的科学家。

B:是的。这两种人能走到一起,展开对话,是非常不容易的。语言障碍还在其次,更大的困难是文化上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表达系统的巨大差别,还有周围同仁的不解和反对。科学界一定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位科学家放下研究去和一个佛教僧人谈话;佛教界也有人不理解,一位高僧大德和西方科学家谈佛学有什么好处。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位学佛的西方女士就好心劝告达赖喇嘛:你要小心,科学是宗教的杀手。她的意思是,当代社会有很多人就是学了科学而放弃了宗教信仰的。

A:这很好理解,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B: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因此却步。

A:  我想这和他的佛学修养有关。佛教不应被理解成一种如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信仰。所谓“佛教”,指的是“佛陀的教导”。在佛陀驻世时,佛陀的教导包含“法”(dharma)和“律”(vinaya)这两大方面,后世结集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统称“三藏”。
    佛陀曾教导弟子不要固守错误的陈规陋见,对他本人的教导,也要经过思考和验证才能接受。所以达赖喇嘛很坦然:如果你确实证明我错了,我就改正嘛。佛祖并没有禁止你改变任何看法。佛教没有什么绝对不可改变的最高戒条,这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而达赖喇嘛学得最深的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传统,更是推崇理性。

B:   一方面,达赖喇嘛有强烈的好奇心, 另一方面,他的被迫流亡让他走出了封闭的西藏。他虽然只学过佛学,但是他想知道外边的人学的是什么。他和追求现代化的其他藏民族先进人物不同的是,对他来说,更吸引人的是心智层面的科学知识,物质层面的科学技术还在其次。他幸运的是,1973年第一次访问欧洲,就结识了德国科学家卡尔·冯·魏柴克。


冯·魏柴克开讲第一课 

卡尔•冯•魏柴克(1912-2007
A: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呢?

B:非常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读到那时达赖喇嘛和卡尔·冯·魏柴克结识和谈话的详细情况。这是达赖喇嘛流亡十四年之后第一次来到西方,他有了解西方科学的强烈愿望,他一定表达了这一愿望。而在卡尔·冯·魏柴克一边,也一定有认识达赖喇嘛,和他深入交谈的愿望。

A:为什么这样说呢?

B:卡尔·冯·魏柴克被视为当代卓有成就的重要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在核聚变的能量产物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他对太阳系早期行星形成的理论影响巨大。他年轻的时候在海森堡领导的科研小组里从事核科学研究,是这个著名小组中最后在世的科学家。
    
这只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一面。另一方面,他无疑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思辨传统。他的父亲是外交家,他的兄弟是当时的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柴克 ,他的儿子是物理学家和环境研究者。魏柴克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特别是在后期,他更多地专注于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并为此获得过多个国际级的奖项。
    
可以理解,正是他对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让他走到达赖喇嘛一起。因为藏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遭遇和达赖喇嘛的流亡,对于有良知的西方思想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道主义和道德问题。他肯定同情藏人和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想了解的当代科学,尤其是探索物质世界的当代物理学,恰好是他的专长。

A:我在达赖喇嘛的著作中读到,达赖喇嘛把他称为“我的第一位科学老师”。

B:是的。可惜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们的谈话记录,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达赖喇嘛初次尝试和西方科学家对谈,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需要多大的热情和耐心,才能够就一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刻的交流。达赖喇嘛后来回忆说,卡尔·冯·魏柴克和他的谈话,是老师对学生的一对一教学,就像一位高僧在对他进行佛法传承,这正是他所熟悉的教学方式。

A:他们的谈话有过多少次?

B:我们现在没有读到详细的记录。根据达赖喇嘛的叙述,在1973年后的访问中,他们进行过多次谈话。有很多次,达赖喇嘛和卡尔·冯·魏柴克连续交谈两天。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达赖喇嘛出访期间,受签证的限制,日程安排非常紧。由此开始了达赖喇嘛此后的一个惯常做法,出访期间和科学家的对话一般持续两天,而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住所进行的科学对话,一般持续五天。

A:达赖喇嘛说,卡尔·冯·魏柴克对他而言,是一位极有耐心的老师。达赖喇嘛从谈话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

B:达赖喇嘛回忆说,卡尔·冯·魏柴克向他强调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重要性。我想,卡尔·冯·魏柴克向达赖喇嘛介绍了当代科学的规范,也就是告诉他什么是科学,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科学。现在的科学界是从事科学研究这种职业的特殊人士的共同体,他们内部有一些共识,有用来判断什么是好的研究成果的一套标准,这就是科学规范。对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达赖喇嘛来说,要和科学家对话,首先必须了解和理解科学的规范是什么。达赖喇嘛从卡尔·冯·魏柴克的谈话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就给了达赖喇嘛以后和科学家对话的信心。
    
卡尔·冯·魏柴克通过介绍自己从事的物理学,告诉达赖喇嘛当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一种是经验论的,即实验观察和实证的,另一种是经由推理的。在物理学中,这就是实验物理学和卡尔·冯·魏柴克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的分工。达赖喇嘛告诉卡尔·冯·魏柴克,其实佛学中也有类似的概念。

A:是的。佛教中也强调知识必须符合经验和观察才是真理,一个命题成立与否,要由经验来决定。但是,佛学认为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不是单个孤立的,佛学特别强调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而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推理。比方说,如果你远远的看到了升起的烟,虽然看不到火,但你可以推断,那里必定有火在燃烧。

B:上世纪初期,物理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科学对物质的探索和认识,深入到了原子内部,发现了原子内部空间的物理现象不同于以往人们认识的空间物理现象。这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时空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日常观察到的物质和空间物理现象只是一种有限的表象,它们只存在于所谓牛顿力学的空间中。而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时空本质,是我们有限的感官所看不到的,这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常识的更深一层的事物本质。这种时空本质一开始是爱因斯坦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家通过假设和推理所发现,然后再通过特别设计的实验观察来验证。

A:佛学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佛学认为,直接观察得到的经验结论是第一位的结果,但那只是表象,更深的结论需要超越经验而向深层延伸,通过推理来达到更深层次的本质,佛学称之为“实相”。

B:达赖喇嘛虽然只受过佛学训练,但是佛学的思辨习惯和对任何结论进行正反诘问的逻辑训练,使得达赖喇嘛在接受一般人囿于常识而难以理解的当代物理学知识时,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佛学中的类似思考,帮助他理解和接受常人视为困难的当代物理学。
    
如果说,卡尔·冯·魏柴克是达赖喇嘛的第一位科学老师,给达赖喇嘛上了现代科学的第一课,那么为达赖喇嘛开创科学与佛学对话的人,是当代世界又一位杰出科学家,戴维·鲍姆。


和戴维·鲍姆的对话

A:戴维·鲍姆是怎样的一个人?
戴维•鲍姆(1917-1992

B:戴维·鲍姆(David Bohm)被视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城市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母亲是立陶宛裔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家具店主,兼当地犹太教拉比的助理。他在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家庭里长大,从小就有思辨倾向,喜欢在头脑里对一些问题寻根问底。大概正是这种气质使得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不可知论者,认为世间总有一些事物是人类穷尽心力智慧也永远不可能全盘理解的。
    
戴维·鲍姆在伯克利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理论物理,加入了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研究小组,也受这群年轻科学家的政治左倾思潮影响,因此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前往巴西,后来定居欧洲。正是这一人生经历,使得鲍姆对政治流亡有切肤之痛,因此同情失去家园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戴维·鲍姆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方面。他发展了等离子体理论,发现了被命名为“鲍姆扩散”的电子现象。他的第一本书《量子理论》在1951年出版,立即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好评。在戴维·鲍姆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爱因斯坦指名要鲍姆当他的助手。爱因斯坦曾经说,戴维·鲍姆是他的研究接班人。戴维·鲍姆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应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中。

A:作为一个科学家,戴维·鲍姆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B:戴维·鲍姆和 卡尔·冯·魏柴克一样,都是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理论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分工是,理论物理学家通过假设来构造理论模式,进行推理,得出理论上的结论;而实验物理学家则设计和实现实验观察,为理论物理学家提供实验信息,验证或推翻理论物理学家在纸面上得到的结论。如果说,当代物理学需要越来越复杂、庞大和昂贵的实验,那么理论物理学家的工具仍然是单纯的纸笔和自己的头脑。思维和推理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主要手段。
    
但是,就像音乐家演奏同一首乐曲会表现出各自的风格,作出各自不同的诠释一样,理论物理学家的思维也有各自的风格。卡尔·冯·魏柴克具有日耳曼民族的严谨,而戴维·鲍姆就明显地具有犹太民族的神秘主义气质。

A:这非常有意思。我们通常认为科学家生活在他们所研究的物质世界中,只信任他们所观察到的物理现象,倾向于认为任何物理现象都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的。所以,一般人眼睛里的科学家应该是反对神秘主义的。

B:事实上并非如此。越是优秀的科学家,越愿意承认,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未知多于已知。越是优秀的科学家,越有整体思维的眼界,深知大千世界的种种现象是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背后的联系远比我们已知的规律更复杂,甚至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知道的。

A:事实上,我们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哲学课上读到的“唯物主义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为人类所掌握的”,是十分肤浅的解释。 这一原理似乎能解释一切,其实只是浮在表面,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戴维·鲍姆是怎么做的呢?

B:戴维·鲍姆在进行理论物理研究的同时,对人类心智的哲学和神经心理学作出了和别人大为不同的思考。他认为,传统的对“实在”作出解释的笛卡尔模式(即精神和物质的二元模式)是有局限性的,他根据量子物理学的成果提出了补充的理论。他还相信大脑功能在分子水平上服从量子效应的数学模式。戴维·鲍姆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外的一些思考是非常深奥的。

A:让我们回到达赖喇嘛和戴维·鲍姆的对话上来。达赖喇嘛是什么时候遇见戴维·鲍姆的?

B1979年。那一年达赖喇嘛有数次出访,他初次访问美国,此外还去了两次欧洲。在英国,达赖喇嘛第一次遇到戴维·鲍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缘。
A:一个是当代最优秀的物理科学家,一个是藏传佛教的高僧,这是两个背景很不相同的人,是什么使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的呢?

B:其实他们的知识背景中有一些价值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这就是都希望能通过知识、推理和与他人交流来加深对“实在”的本质的理解。当然,前提是,他们都承认“实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本质”是在表面之下更深层的地方,而我们对此仍然所知甚少。他们都意识到,大千世界里有很多东西我们至今还无法解释,科学也无能为力,但是这些未知的东西是存在的,不能因为人理解不了或解释不了就否定其存在。有些东西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没有能力解释,所以才被视为“神秘”。

A:是的,达赖喇嘛后来回忆说,鲍姆对所有人类经验领域都抱着极为开放的态度,这一点让他特别感动。

B:鲍姆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不仅对物质结构研究领域的各种学说持开放态度,随时准备接受任何言之有理的说法,而且对主观性的研究,比如对意识的探究,也持开放态度。他不仅愿意接受物理科学规范之内的实验观察的结论,也愿意接受其他形式的“观察”,甚至是“直觉”所得到的结果。
  
达赖喇嘛和戴维·鲍姆的对话,在达赖喇嘛出访欧洲的时候进行,陆陆续续地持续了二十年。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佛教高僧之间的交谈,一定有很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时刻。

A:我们现在能找到他俩早期的谈话录音吗?

B: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他俩已经公开出版的交谈录音或录像。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 早期是作为他们之间个人交往而进行的,并不打算以后向公众公开。
   不过,达赖喇嘛和戴维·鲍姆有一次对话,被哲学家Renee Weber女士记录在《同科学家和圣者对话——寻求统一》这本书中,从中可以读到,达赖喇嘛和当代物理学家谈了些什么。

A:这次对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的?

B 1985年,那年达赖喇嘛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对话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里的一座佛寺里进行的。

A:瑞士在1959年“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后,接受了约200名西藏流亡儿童,因为印度的湿热气候导致西藏难民,尤其是儿童大批生病死亡,而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海拔较高,接近西藏的高原气候,适合难民儿童的生存。一些瑞士家庭慷慨地收养了这些西藏难民儿童,还先后接纳了三百多名流亡藏人,让他们在瑞士安家,于是有了欧洲最大的西藏流亡社区。西藏难民走到哪里,就把他们的宗教带到哪里, 阿尔卑斯山里的寺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B 达赖喇嘛来到那里,主要活动是为那里的佛教徒,有藏人也有欧洲人,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在此之前几个月,达赖喇嘛刚和戴维·鲍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安赫斯特学院会面,达赖喇嘛请戴维·鲍姆给他讲解了当代物理学对物质的新发现。此后哲学家Renee Weber女士安排对达赖喇嘛和戴维·鲍姆做一次共同采访,让他们各自从当代西方物理学的角度和东方佛学的角度谈论物质之本质。所以说,这次对话其实是Renee Weber女士的一次访谈,以Renee Weber女士向两位访谈者提问的形式进行。

ARenee Weber女士就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时的协调人。

B:是的。后来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都采用这一模式,参与的科学家轮流担任对话者,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另有一位科学家担任协调人。协调人的作用是让其他科学家适度参与提问、质疑和讨论,保持预定的对话主题,控制对话时间,让冗长的对话有节奏地进行,保持思想和谈话的兴奋度。除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还有两位翻译在场。对话一般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是有时候达赖喇嘛用藏语表达更准确,特别是谈到佛学理论的时候,甚至会用到古印度梵文的词汇和概念,这时候就需要精通藏、英语,既了解当代科学,也学过佛学的翻译了。这次对话,两位翻译中,一位是Jeffrey  Hopkins博士,另一位是个皈依佛教的年轻瑞士人,藏名桑杰善珠。

A:他们谈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