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连载十五】《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三章:2005年的科学对话




B2005年,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举办了和达赖喇嘛的第十三届对话。这次对话是趁着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美国进行的。在对话之前,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引起媒体报道的事情,达赖喇嘛应邀在美国神经科学年会上发表主题讲话一事,在科学界和美国大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A:这是怎么一回事?

B:简单地说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刚好在达赖喇嘛访美期间举行年会,在一些科学家的提议下,学会邀请达赖喇嘛到会演讲。此举引起另外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他们发起联署抗议信,要求学会撤销这个邀请。学会则坚持邀请达赖喇嘛到会演讲。达赖喇嘛发表了长篇讲演,回答了听众问题。争议就此平息了。

A:这样的事件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对话”,是达赖喇嘛和范围更为广大的科学界人士及社会大众的对话。可见达赖喇嘛作为东方佛教的宗教领袖,和科学界的专业人士对话,此举是不平常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这种对话的意义。所以,二十多年来科学家和达赖喇嘛的心智与生命对话始终保持低调,避免外界干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稳妥举措。
    
不过,2005年的这一事件,作为“另类”对话,是值得我们回顾的。你是否可以叙述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神经科学家学会及其年会

B:美国有一个神经科学家的学会,1970年成立,现在会员已经超过三万七千人,是全球最大的神经科学学会,也是规模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团体,其会员不只是美国的科学家,而是遍及全球。神经科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门科学,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规模如此之大,说明这门科学是二十一世纪的热门学科,也说明这门科学的跨学科综合性,不论是神经系统的解剖、生理、病理、药理、化学等等,还是人与动物的心理、认知、行为等等,甚至人的精神、情绪发展与控制等等,都可以集结在神经科学的大旗下面。这个学会每年秋天举行年会,是全球神经科学家籍以交换信息的大聚会。
    
这样的年会对业内人士虽然重要,大众则很少有兴趣。2005年的年会却是个例外,早早地上了新闻。原因是,这一年的年会计划安排一个“神经科学和社会对话”的议题。安排这个议题的目的,是想促进神经科学界和社会大众的相互了解,因为神经科学研究是很花钱的,而科研的经费,归根结底来自于大众,所以科学家需要大众了解他们在干什么,让大众知道他们的钱花得是不是值得。同时,科学家也要知道大众的需要,科学应当急大众之所急。
     2005
年的年会有邀请达赖喇嘛来作主题演讲的议程,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来了一些科学家的抗议。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经科学家起草了一封给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主席的抗议信,要求学会撤销邀请达赖喇嘛演讲的安排。这封信在网上征求联署,有五百多人签名。签名者大多是神经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研究生。有人注意到了,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中国大陆。

A:这份请愿书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B:这份请愿书分正文和补充两部分,但是八点补充的内容在正文中已经阐述过,只是作了一次重复叙述。请愿书的正文首先强调,神经科学学会是全世界神经科学家的一个高度受人尊敬的组织,其年会是让神经科学家和公众了解高质量神经科学研究的重大事件,神经科学家们30年来的工作的声誉不应受到损害。
    
然后,请愿书说,在这样的年会上,出现一个“有争议的政治性”宗教领袖会导致争议、不必要的压力和学会成员之间的深刻分裂。它引用了学会章程的条款,这个学会的目的是科学的、教育的、文学的、公益的,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邀请达赖喇嘛这样的宗教领袖可能违反了学会的章程。

A:从章程里找依据,是有说服力的。

B:接下来的一节,是后来在网上引起争论比较多的内容。这一节批评了理查德·戴维森对打坐冥想者进行测试的研究论文,说这一研究有很多毛病,而且研究经费中部分有佛教信徒和支持者资助。理查德·戴维森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倡导和佛教修行者“合作”进行大脑神经可塑性的研究。他是这次邀请达赖喇嘛到会讲话的促成者。请愿书说,邀请达赖喇嘛讲话是出于“劣质的科学趣味”。

A: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了吧?

B:请愿书正文最后说,神经科学家们提供讲台给一个其合法性建立在“转世”之上的宗教领袖,是“讽刺性”的。
    
请愿书文本是英文的,我至今没有看到中文译本。应该说,正文的行文和语气是比较正规的。我注意到文中都使用“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而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很多人用的“达赖”这一称呼。
    
请愿书的补充理由,其中第五条是说,如果请达赖喇嘛来讲“冥想的神经科学”,那么这样的讲话也可以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领袖来谈,因为这两大宗教可以说有更长久的冥想修行历史。所以说邀请达赖喇嘛是“任意的”。
    
补充意见的第七条显然说明,抗议者知道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多年的对话交流。它说,达赖喇嘛和神经科学家的交流对于公众了解科学是有所帮助还是有所伤害,这是一个问题,对科学的好处是有疑问的,但是看来和科学家们结盟对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们的与科学无关的目的更有用,这种目的包括支持宗教修行和观念。它指控神经科学学会这样做是给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提供了促进其自身目的的“弹药”。
         
A:这最后一条的说法,显然是话里有话,是在指责对方有政治考量。

B
:但是谁都不愿意把政治引到这个事件中来。请愿书发表后,网络上出现了支持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的声音,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的理由比较简单,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请达赖喇嘛来是因为有一个“神经科学与社会对话”的系列讲坛,请达赖喇嘛来不是作为神经科学家来做科研报告,而是作为社会一方来帮助科学家了解社会,也帮助公众了解神经科学。它说,因为神经科学研究是主要依靠公共经费的研究,所以鼓励科学家和社会对话是至关紧要的,这样有助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桥梁,使得科学家能把自己的科研放在文化背景下来看待。
    
这份请愿书反驳科学和宗教必须分开而且不可调和的观点。它认为,科学也可以被视为自己的一种宗教,即相信这种或那种理论代表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是最符合逻辑、最简洁的解释。反对把宗教和科学混在一起的观点,本身也 是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
    
针对宗教,它说,就像任何教条一样,逐字逐句且具体而言的解释经常是最无建设性的(unproductive),只会制造不幸而没有必要的意识形态冲突。例如,有人会把心智看成没有身体也能抽象存在,就像数学没有计算器和纸笔也能存在一样。它说,这种哲学性的信念并不一定就和经验的科学相冲突。

A:这些观点至少是值得思考的。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是动态的,历史上二者关系的状态就和现在的状态不一样。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固定的、非黑即白的是非关系。

B:这份请愿书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征集到三百多人的签名。这一争议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关注,各大媒体都发了报道,包括在科学界分量极重的《自然》杂志。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刻意地表现得十分中立,只报道事实,而且尽量把两边的观点都一视同仁地呈现出来。最后的决定权在神经科学学会。

A: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B:神经学会主席巴恩斯通知请愿书的发起人,学会决定不撤回邀请,达赖喇嘛将如期在年会上作主题讲话。巴恩斯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只是说明,这是一个最终决定。


达赖喇嘛在神经科学家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

A:达赖喇嘛在神经科学年会上讲了什么?科学家们的反应如何?

B:达赖喇嘛在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的主题讲话,后来整理成《站在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一文。参加这次年会的一万四千多位神经科学家在几个会场上听了达赖喇嘛的演讲,没有发生明显的抗议,只有六个人撤走了他们贴在会场里的论文,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站在会场门口,在她携带的帆布包上用铅笔写了一句抗议:达赖喇嘛不合格在此演讲。但很少有人注意她。在达赖喇嘛演讲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抗议和争论的声音。达赖喇嘛的讲话内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A:达赖喇嘛讲了些什么?

B:达赖喇嘛的这次讲话和他做过的无数次公开演讲不同,这次他是有发言稿的。达赖喇嘛一般不喜欢照本宣读。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或接受媒体采访,回答别人的提问,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场合,从不紧张失态。他一向是坦率诚实地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有什么说什么。但是这次讲话他准备了发言稿,不过他仍然开玩笑地说明,他其实不喜欢照本宣科。在发言的过程中,他仍然像以往一样,脱稿开了几个玩笑,引起听众轻松的笑声。
    
他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对科学的好奇心,讲到自己和西方科学家的初次接触,也讲到了二十年来他和西方科学家持续的对话。
     
然后,他自问自答,为什么我要来到这里?佛教和当代科学的关系是什么?
    
他说,虽然佛教的修持传统和当代科学源自于不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根源,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地方,特别是在哲学和方法学上。在哲学层面上,佛教和现代科学都对任何绝对观点持深深的怀疑,不论这些观点是概念性的,还是有关一个超越的存在;佛教和科学都倾向于信服宇宙与生命在复杂的自然因果关系律下出现和进化的观点。在方法学的层面上,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实验的作用。
    
达赖喇嘛说,佛教长久以来就相信,人类心智天然存在巨大的转变潜力。于是,佛教发展出了一系列冥想修行的技术。这种修持的目的是两个:一是培养内在的慈悲心,二是培养对实在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对“实相”的理解,被认为是慈悲和智慧的结合。
    
他说,他觉得在佛教的修行传统和神经科学之间,可能有合作研究的巨大潜力。至少这样的跨学科的结合可以对一些重要领域提出关键性的问题。
    
达赖喇嘛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佛教和神经科学潜在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内容对于初次听到的人来说也许很新鲜甚至出乎意外,但是这些其实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讨论了二十年的内容。这些观点符合佛教利益大众的动机,这些观点也符合当代科学的科学性要求。达赖喇嘛有充分的自信,西方听众能够理解他和科学家们的对话与合作。
    
最后,达赖喇嘛向科学家们发出呼吁,重视科学的迅猛发展给人类提出的伦理挑战。他说,我们的道德思考赶不上知识发展的步伐,而新的科学发现及其应用已经触及了人类本性的很多基本概念。所以,我们的责任不再是简单地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力量。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路,把根本性的人文和伦理思考带进科学发展,特别是对生命科学的发展。
    
达赖喇嘛还特别强调,所谓根本性的伦理原则,不是指宗教伦理。相反,这是指“世俗伦理”,包括全人类的基本伦理原则,如慈悲,容忍,关怀,为他人着想,以及负责任地使用知识。这些原则超越了宗教信仰者和不信者之间的藩篱,也超越了不同宗教之间的藩篱。他把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比作为一只手,科学是其中的一根手指。只要这些活动都由手掌连接在一起,而手掌就是人类的基本同理心和利他心,那么这些活动都会有利于人类福祉。

A:这是非常精彩的演讲。

B:事实上没有人对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提出异议。

A:可是,对这次演讲之前引起的争议,我们可以引出怎样的思考呢?
B:反对神经科学年会邀请达赖喇嘛的请愿书起草人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报道了他的请愿书引起的争议后,他有过一份给科学家同行的自我辩护书,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起草和发起对神经科学学会的请愿。他特别声明,这样做和政治没有关系,他没有丝毫政治动机, 他说,“比较愚蠢的逻辑才会说每个反对达赖喇嘛演讲的华人都是因为政治。达赖喇嘛演讲多的是。浮想联翩或者降低智力才会认为取消一个给专业科学家的演讲对全球政治有任何影响、才会认为中国政府对这样的演讲有任何关心。” 

A:我想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智力高低并不是绝对的。

B:同样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民间的争论中,支持神经科学学会决定的人,也强调他们的支持和政治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因为达赖喇嘛的政治色彩才支持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的。
    
有趣的是反对一方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观点。这位请愿发起人说,“如果宗教领袖碰巧与好的科学有关,我不那么在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达赖喇嘛讲打坐的神经科学的资格,并不多于教皇讲性的神经科学:前者可能有过不少打坐经验,后者节欲也是典范。如果让达赖喇嘛到庙里去讲、或者讲给目前白宫居住者们那样智商的人去听,可能还不辱斯文。

A:这和白宫毫无关系,把白宫牵涉进来干什么?他这样一说不是和政治有关了吗?

B:网上有一位华人学者指出,反对一方中绝大多数签名者接受的是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这和他们的反对态度是有联系的,尽管他们很多人最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从事专业科研工作。排除政治问题不论,怎样看待宗教,怎样看待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是反对态度中的一个中心议题。他说,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往往会伴随人一生。大陆出生的中国人,尽管有人已经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很多年,相当多的一部分还坚持“宗教是愚昧、落后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马列主义宗教观。这是他们对神经科学学会的决定持反对立场的原因。

A:美国民众一般不会反对神经科学学会年会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因为演讲的主题本来就是“神经科学与社会的对话”,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以社会一方的资格去演讲,并不需要达到科学家的资格。平心而论,谁都能理解,达赖喇嘛去神经科学年会演讲,不是一次科学学术探讨,而是科学家和社会的对话,其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三届心智与生命对话

B:这一年达赖喇嘛有一次和科学家的深入对话,那就是第十三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就在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之前,于118日至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A:这是一次怎样的对话?




B:这次对话受2003年在MIT举行公开对话成功经验的鼓舞,是对大众公开的对话,而且在美国首都举行的。这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联合举办的科学讨论会,主题是“科学和冥想的临床应用”。

A: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对话?

B:这次讨论会采用西方研讨会常用的演讲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特邀的演讲者讲话后,与此演讲有关的专家展开讨论,演讲者和讨论者一组一组地轮流上台。因为这仍然保留着科学家和达赖喇嘛个人对话的性质,所以达赖喇嘛在这个讨论会过程中,始终坐在台中央,参加所有讨论。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科学家阵容比以往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对话要大很多。除了以
阿玛若法师
前参加过对话的理查德·戴维森、亚当·英格尔、乔·卡巴·京、马修·李卡德、夏蓉·萨尔兹伯格、以及兼作翻译的土登晋巴和艾伦·瓦莱斯以外,还请了一些研究心智与大脑的科学家和冥想修行者。

    
阿玛若法师(Ajahn Amaro)是位于北加州的无畏山(Abhayagiri)佛寺的住持。他是英国人,在伦敦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学士学位,1977年在泰国成为上座部佛教寺庙的隐修僧侣。他在英国和美国各地教授冥想修行。从1988年起,他参加了多次有关佛教冥想修行的会议和讲座,包括和达赖喇嘛及西方佛教徒的交流。他出版了好几部著作。
    
简·确珍·贝斯(Jan Chozen Bays )是儿科医生,专长是对儿童所遭受的可能的虐待和忽视进行评估。她从1973年开始研究和修行佛教禅宗,并在1983年由前角博雄禅师正式认定为禅师,可以教授禅宗。她在禅宗修行方面发表过多篇文章,并有专著问世。
    
约翰·迪吉欧亚(John J. DeGioia)是乔治敦大学的第48任校长。乔治敦大学是源自于天主教信仰和耶稣会传统的著名高等学府,在精神探索、公共事务、宗教与文化多元等方面有优良的传统。他是这所耶稣会大学的第一位非僧侣的校长,他特别强调要保持和加强乔治敦大学的天主教和耶稣会身份,作为公义的代言者发声。他是罗马天主教会下一个世俗团体马耳他会的成员,这个团体致力于帮助和照顾贫病的人。约翰·迪吉欧亚积极倡导不同宗教间对话。
乔安·哈利法克斯(Joan Halifax)是人类学家和心理学,也是一位禅师,参加过第四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
    
托马斯·基汀神父(Father Thomas Keating1944年进入天主教,1958年成为本
托马斯·基汀神父
笃派修道院的主管,
1961年被选为麻萨诸塞州圣约瑟夫修院的院长。他是中心祈祷运动(Centering Prayer Movement) 的创始人,现在这个运动成为国际著名的祈祷和冥想修行活动。他也提倡不同宗教间的对话。
    
玛格丽特·凯梅尼(Margeret E. Kemeny)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发现心理学因素、免疫系统和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在理解人类心智形成对压力与伤害的生理反应方面,她有着重要的贡献。在过去十五年里,她研究了心理反应在预测HIV感染过程中的作用。最近,她开始研究和某些自免疫疾患有关的炎症。
    
杰克·康菲尔特(Jack Kornfield)从1974年就成为佛教僧人,在泰国、缅甸和印度修习佛学。他是把上座部佛教的修行介绍到西方的主要导师。他的工作主要是把东方灵性引入一种西方社会能够接触和接受的方式中去。他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 ,从Saybrook学院获得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他是西方最大的两个冥想中心的创始人,出版了多种专著。
    
海伦·梅伯格(Helen S. Mayberg)是艾摩利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神经学教授。她的研究的中心主题是运用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去确定健康者和病人的正常和非正常心情状态的神经路径。
    
爱德华·米勒(Edward D. Miller)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
爱德华·米勒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第十三任院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校长。

    
罗伯特·萨博尔斯基(Robert Sapolsky)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科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研究灵长类动物的专家。他出版了五本专著,发表过350 多篇科技文章。
    
津特尔·赛格尔(Zindel V. Segal)是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心理治疗教授。他是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认知行为治疗小组的领导人。
    
贝尼特·夏皮罗(Bennet M. Shapiro)是生物技术方面的咨询专家。在此之前,他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兼系主任。他发表过一百二十多篇有关细胞行为的分子调整和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
    
戴维·歇浦斯(David S. Sheps)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心脏病学教授,是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
    
伍尔夫·辛格(Wolf Singer)是法兰克福的麦克斯·普朗克大脑研究所的主任。他在慕尼黑和巴黎学习医学,得到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发表过250多篇专业论文,得过很多奖项。
    
拉尔夫·斯纳德曼(Ralph Snyderman)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依瑟·斯登伯格(Esther M. Sternberg)是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的专家,她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等重要发现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她有一系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和文章发表在顶尖科学期刊上,她也是很多重要奖项的获得者,经常应邀在国际性论坛上发表演讲。
约翰·替斯达尔(John  Teasdale)在剑桥大学获得第心理学学位,然后在伦敦大学研究非正常心理学而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临床心理学家。在多年的教学和临床心理学家工作后,他开始了三十年的专职研究,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机构研究认知和大脑科学。他发表过一百多篇科学论文,获得多个重要奖项。

A:这次面向大众的科学讨论会邀请了这么多重量级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还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冥想修行者。这不仅是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还是佛教与科学和其他宗教的对话,内容一定非常丰富。

B:这是两天半的会议,共有五场讨论会,每场由两到三个专家演讲,然后是一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开讨论。由于本书篇幅限制,无法深入介绍。

A:这次对话有公众可以使用的资料吗?

B:对话的录像和录音资料都已经公开出版,还出版了一本书,由理查德·戴维森和乔·卡巴·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