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连载十一】《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 第九章: 怎样克服破坏性情绪



A:请谈谈第八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吧。

B:第八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于2000320日至24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这次对话的科学协调人是纽约时报科学作家丹尼尔·戈尔曼,他参加过第三届心智与生命对话并且将其编辑成书出版。
  参加这次对话的有神经科学家、心智与生命科学对话的创始人佛朗西斯科·瓦瑞拉,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他们都不是第一次参加和达赖喇嘛的对话,对于这个对话平台的交流方式已经很有经验。
  这次新参加对话的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和人际互动实验室主任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他是研究情绪和面部表情的开拓者,记录和分析了一万多个面部表情,从表情来探测人的情绪,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测谎仪”。他在二十世纪被人引用最多的100位心理学家中排名第59名。
  保罗·艾克曼比达赖喇嘛大一岁,出生于犹太人家庭。他的姐姐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他也想成为心理治疗医生,但在14岁的时候,他母亲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造成悲剧性的结果,于是他决定要毕生以帮助他母亲这样的人为业。他显然是很有天赋的人,15岁中学没毕业就进了芝加哥大学,只用三年就大学毕业了。在获取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博士前研究项目资助,他的硕士论文是他多年一直在研究的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
  艾克曼在心理学界和社会大众中相当有名,他的十分有名的著作《说谎》(Telling Lies)出版于1985年。在2001年他参与了BBC的系列文献片“The Human Face”,还参与了电视系列片“Lie to Me”,这个系列片在60多个国家播放过。他被2009年时代杂志评为100个最有影响的人。他在专业上最擅长的是对面部表情分类,由此对情绪分类,对情绪进行心理学的测定。
  杜克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奥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比较年轻,他的研究集中在心智的哲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当代伦理理论,道德心理学等领域,他也对佛教和印度教关于自我的概念非常感兴趣,写过很多有关意识的文章。他认识到,意识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和哲学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但又认为,解决意识问题的机会是有的,他因此而持乐观态度。研究意识的一个难处是,意识是隐藏在大脑状态的后面,他认为有一种“自然的方法”来理解意识,为此需要建立心智的科学。
  参加对话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他是儿童心理和心理发展方面的专家。
  珍妮·蔡(Jeanne Tsai)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助理教授,她出生在台湾移民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专业,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是文化对基本心理的影响,以及和情绪有关的社会过程。
  参与这次对话的人当中,还有“洋喇嘛”马修·李卡Matthieu Ricard)。李卡德是法国人,父亲是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自己曾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研究分子遗传学,1979年正式出家为僧,1989年后担任达赖喇嘛的法语翻译。第八次对话后,丹尼尔·戈尔曼也将其编辑成书,《怎样克服破坏性情绪——和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Destructive Emotions, How Can We Overcome Them? A Scientific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于2003年出版。

A:这是一本400页的著作,分量很重。

B:丹尼尔·戈尔曼本人是专业心理学家,又是纽约时报的科学撰稿人,是善于向社会大众讲解科学问题的作家,所以这本以他个人视角来讲述对话全过程的书,写得生动易懂,十分易读。他带领读者来到喜马拉雅山中的这个小镇,感受那里的气氛。他在书中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这些科学家的来历和个性,他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让读者身临其境,好像全程参与了对话一样。

A:这次对话的目的和安排是怎样的呢?

B:对话是在达赖喇嘛住所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客厅的墙上有一幅佛祖释迦摩尼的画像。第一天早晨,达赖喇嘛走进来,人们全都起立,寂静无声地看着达赖喇嘛在释迦摩尼像前伏身三拜,然后和科学家一一握手问候。
  戈尔曼致辞,向达赖喇嘛报告科学家们前来对话的目的:第一是向达赖喇嘛讲解科学理论和发现,因为他们知道达赖喇嘛对科学抱着极大的兴趣,他们想把这些丰富的科学知识作为对尊者的奉献;第二是对话,科学家们知道佛教对破坏性情绪问题比西方人思考得更深更久,他们急切地想从佛教学习这方面的思考和观点;第三是合作,科学家们希望和达赖喇嘛及佛教一起,想看到这样的智力交流能带给双方什么新的启发。
  像前几次一样,哲学家开场主讲,这次是哲学家奥文·弗拉纳根教授,他给出西方文化对破坏性情绪的看法,然后是马修·李卡德给出佛教对此的看法。下午照例是讨论的时间。
  第二天保罗·艾克曼将从科学的观点来讨论情绪的本质,更深地解释西方科学是怎么理解情绪的,特别是破坏性情绪到底是什么,最后探讨在多大的程度上,人们的情绪是可以转移的。
  第三天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将对破坏性情绪进行大脑神经科学的探讨,即这些破坏性情绪是大脑中的什么东西引起的,特别是佛教所说的“贪嗔痴三毒”。他还要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我们称之为“神经可塑性”的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人的经验能够改变大脑。
  第四天,珍妮·蔡教授主讲不同的文化这样塑造人们的经验和表达情绪的方式。马克·格林伯格将深入探讨儿童经验怎样塑造个人的情绪反应,以及一项正在进行中的教育计划,要在儿童的早期学校教育中教给孩子良好的情绪反应能力。
  最后一天,理查德·戴维森给我们介绍专注冥想对大脑和健康产生影响的科学发现。佛朗西斯科·瓦瑞拉讲述将佛教的知识和西方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意识和情绪,和达赖喇嘛一起思考把所有这些知识和信息放进一个科学行动的计划之中。
  戈尔曼致辞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当然,我们的希望是,这一切不仅对我们在座的人有益,而且是有益于全世界。


什么是破坏性情绪?


A:什么是破坏性情绪的定义呢?

奥文·弗拉纳根
B:弗拉纳根教授一开头就给出了定义:破坏性情绪是对己对人有害的情绪。他说,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是科学家们几个月前在哈佛大学开了两天预备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才得出的。不过,我们所说的“有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情绪是怎样的方式、什么程度上是有害的,否则就是无害的?我们不仅要探讨破坏性情绪的本质,我们还要讨论这些情绪的组成因素,是什么情况下发生、这种情绪的遗传背景是什么,大脑在破坏性情绪中的功能是什么,等等。破坏性情绪的定义和本质,并不是如乍看之下那么简单,作为一种“有害的”负面情绪,必定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原因。从科学角度看,这些情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们是形成人类心智的大脑反应,在人类的生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情绪作为大脑对情景和事件的反应,如果一种情绪是纯粹有害的,那么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应该早已被渐渐淘汰而消失。既然情绪经历进化而存在至今,说明情绪有进化上的存在原因。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意识到这种情绪若转为负面,也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命运形成了危险。佛教的传统早就指出,认清和改变这种负面情绪,是佛教的灵性修行的主要目的,即摆脱贪嗔痴三毒。
  一旦我们能确定破坏性情绪,知道了它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我们就可以问自己,有没有什么应对的“解药”。这种药是什么?我们应该寻找的是化学药品、手术、基因治疗、心理治疗,或者修行静坐冥想?
  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完全地、一劳永逸地摆脱破坏性情绪,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彻底地、永久性地摆脱贪嗔痴三毒?
     
马修·李卡德讲解了佛教方面对这一课题的认识。他首先指出,事物实际上是
马修·李卡德
什么,和它看起来是什么,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人们在看待和说起这一事物的时候,往往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认清这种区别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而贪嗔痴三毒作为破坏性的情绪,会降低人分清上述差别的能力。

   马修·李卡德对“有害”这个概念提出了疑问,探讨到底什么样的情绪是现在的对话要确认的“破坏性情绪”,嫉妒、自爱、自傲、仇恨等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视为“破坏性情绪”。他介绍说,佛教认为,人的一生中有八万四千种负面的情绪,虽然并没有对所有这些情绪作出详细定义。他举出一些例子,如“我执”、“执着”、“无知”、“仇恨”、“骄傲”等等。他又讲解了佛教中对“我”的虚幻性的认识。
   他介绍说,佛教认为,因应破坏性情绪的普适“解药”是内在的改变。他解释佛教对待负面情绪的方式:在静坐冥想中观想“空”,这并不是说把一切都理解为空无一物的虚无,而是领悟到负面情绪是由于蒙昧和无知而产生的有害的情绪,产生破坏性情绪的负面理由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从而找出对应的理由,改变自己的内心,摆脱负面情绪。
   他最后说,弗拉纳根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一个人是真正快乐的、真正好的。因为人性本来就不好,所以不可能真正快乐。这是西方文化的“性本恶”观念。基督教相信人天生有罪。

A: 即“原罪”观念。佛教却有不同的人性观念,佛教相信人性本质上是好的,是善良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作恶是出于负面的情绪,破坏性的情绪,而负面情绪并不是人性本质的组成部分,而是由于无知、愚昧等造成的,是贪嗔痴三毒造成的,而贪嗔痴三毒是有“解药”的。

B: 马修·李卡德讲解的时候,达赖喇嘛一直专注而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提问,只是偶然微微点头表示赞同。在马修·李卡德结束讲话后,达赖喇嘛向他低头致意,表示赞赏,笑着说了一句,“马修除了僧人的头衔,现在还应该有个格西头衔”。

A:格西是藏传佛教里相当于博士的学位。在第一天的哲学讨论中,达赖喇嘛发表了什么意见?


达赖喇嘛谈经验与情绪

B:达赖喇嘛引用佛学中最高深的认识论,即《阿毗达摩》经典理论,解释佛学中有关破坏性情绪的基本思路。讲解之前,达赖喇嘛先双手合十,向在座的一位来自泰国的上座部佛教高僧Kusalacitto致礼,然后平静地开讲。他说,我们或许应该记住佛教将经验分成两个大类,一类是和我们的感官直接有关的经验,另一类是和我们的感官没有直接关系,在佛教的概念框架中,我们称为“精神性”的经验。
  我们平时所说的“感觉”和上述两大类经验都有关,根据佛学的观点,在精神领域里的“感觉”被认为比感官领域的“感觉”更为意义重大。价值判断,即对错、好坏、好恶之间的判断就是发生在精神性、概念性的层面上,而不是发生在感官性的层面上。
  然后他又分析了“概念性认知”和“非概念性认知”的区别,而感官的认知被认为是非概念性的,这种认知和对象的关系是直接的,不以语言和概念为中介。
A: 比方说,当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这时的认知是非概念性的,感官的,但是当你思考什么是花的时候,这时的认知就是概念性的。

B:  但是精神领域的认知并不总是概念性的。比如你想到花,并集中注意力在头脑里想像的一朵花上,这时候的认知就是非概念性的。也就是说,感官的认知是非概念性的,但是精神性的认知可以是概念性的,也可以是非概念性的。
  达赖喇嘛解释说,人们可能会把一样东西混同于这样东西在头脑里的想像。他说,“很多烦恼,诸如执着和欲望,可以增长到如此程度,心里想的东西根本就不对应于心智之外的现实。”他由此指出,精神上的烦恼是出自于对“实现”扭曲的认知。佛教所说的精神上的烦恼就相当于西方科学家所说的破坏性情绪。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有一定的平行性。
  围绕着佛教经典对精神烦恼的看法,瓦瑞拉等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展开了详尽而冗长的讨论。愤怒能否是一种出于慈悲心的美德?达赖喇嘛说,在藏语中有两个相近的概念,一个可以翻译为仇恨,另一个大致上翻译为愤怒。存在着由慈悲心引起的愤怒,但那不是仇恨。此时慈悲心是动因,它用愤怒来表达,他们讨论了道德上正当的愤怒的价值,讨论了精神上烦恼的种类,不同种类烦恼的不同因应方法,“执着”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是正面的。
A:在第一天的哲学讨论后,对话应进入更为专业性的讨论。第二天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保罗·艾克曼和情绪的脸部表达编码

保罗·艾克曼
B:第二天主讲的是保罗·艾克曼,他是一位极有才华且见多识广的心理学家,这位十五岁就进大学,十八岁就大学毕业的犹太科学家常有开创性的发现。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军队,在军队里研究士兵心理,他的发现导致美国军队改变了对违纪和擅离职守士兵的处罚规定。他到新几内亚研究被认为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当地土著,发现这些偏僻部落的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准确辨认出来,这对理解人类情绪表达的普适性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保罗·艾克曼最出色的研究是脸部解剖学和情绪表达的编码。他认为,脸部肌肉的动作是观察情绪的一个窗口。他收集和分析脸部几十块肌肉的运动组合,在什么样的情绪下脸部产生怎样的肌肉动作,形成怎样的表情,最后得出了七千多个不同的脸部肌肉组合,即七千多个表达情绪的不同表情。经过六年多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得到了情绪研究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每个表情都可以按图索骥地找到脸部肌肉动作的表达型式。这套编码是如此精确,科学家终于可以通过观测一个人的脸部肌肉动作而测定这个人的情绪。
  现在,全世界有四百多个研究机构使用这套脸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进行研究。科学家们期望以后人们能够通过机器观察人的脸部而自动地“读”出人的情绪,就像脑电图读出大脑的活动一样。
  保罗·艾克曼多年研究情绪,他对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和改变自己的情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他的研究有很多东西值得告诉达赖喇嘛,同样也觉得他一定可以从达赖喇嘛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说,被称为“内观”的藏传佛教几百年来对人类内心的科学考察,或许可以教给我们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西方科学对这些方法还几乎一无所知。
  保罗·艾克曼在冷战高峰时期的从军经历,使得他日后成为反对核武器的积极分子。受他的影响,他十五岁的女儿参加了帮助流亡藏人的活动。这次是他女儿敦促他来参加和达赖喇嘛的对话,而父亲非常骄傲地带着女儿来到对话现场,让女儿观摩西方科学家和达赖喇嘛的对话。
A:他的研究一定很有意思,而且很实用。不过,我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不是时时刻刻在通过别人的表情判断别人的情绪,从而调整自己的语言行为吗?他的研究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天天在做的,不过他做得更精细更系统。


人类情绪表达的一致性

B:美国各地执法部门常请他讲课,因为他的脸部表情编码系统可用作测谎仪。他的讲解从情绪表达的普适性开始。他介绍说,当他开始研究的时候,西方普遍认为情绪在各个不同文化中是各不相同的,就像语言和价值观一样。可是从达尔文开始就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达尔文在1872年的著作中说,我们人类和一些动物有同样的情绪。他在屏幕上放了一系列各种脸部表情的幻灯,介绍说他把这些幻灯放给世界上二十一个不同文化中的人看,要求他们说出各个表情所表达的情绪。尽管这些人各有不同文化和语言,他们所判定的情绪是一样的。
  但是,他觉得这种一致性有个问题,就是这些现代人都看过电影电视,也许会受电影电视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对表情的判断也可能是后来从查理·卓别林或理查·基尔那里学来的”,这句话引出一阵哄笑,因为电影明星理查·基尔是达赖喇嘛多年的学生,此刻正坐在艾克曼身后的观摩听众席上。
  为此,艾克曼研究了新几内亚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部落,最后得出结论,人类的情绪表达方式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差异。他还发现,引起特定情绪的原因也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至少在抽象的层面上,各种文化的人是一样的,比如失去亲人就会感觉悲伤。另外,当某种情绪发生的时候,身体随之引起的反应也是一致的,比如愤怒和恐惧的时候,心跳会加快,会伴随出汗,但是愤怒的时候手会发热,而恐惧的时候手会发凉。情绪的这种生理反应是普遍的。

A:他还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B:他演示了一些图像,说明用电极刺激脸部肌肉而表现出的表情,或者装出来的表情,和真正的发自内心情绪的表情是不同的。以“笑容”为例,他说,他一共确定了十八种“笑容”。达赖喇嘛听了立即开心地大笑起来,问道:“什么时候你能发现第十九种笑容?”艾克曼说,但愿没有第十九种,因为我说服大家有十八种笑容已经够麻烦的了。事实上,好长时期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发现,直到后来我们能够在测谎时发现装出来的笑容。有两项研究我们是和理查德·戴维森合作做的,我们找出了两种不同的笑容伴随着两种不同的大脑活动。
  然后,艾克曼谈到了用“阅读”表情来测谎。他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是非常容易被误导蒙骗的,他们不去认真地观察他人的表情而只听别人怎么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说的并不是心里想的,而这很容易从表情上察觉,比如政治家公开说的话,很多时候是明明白白的谎言,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

A:我想,这并不是听的人愚蠢。有时候不去认真察觉对方心里真实的念头,是对自己有利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人是要故意骗自己。否则的话,设想一下你总是把人家内心的情绪和念头看得一清二楚,你处理人际关系会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B:你说的也有道理。

A:艾克曼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时候,一定很注意达赖喇嘛的表情,他发现了达赖喇嘛“隐藏的情绪”了吗?


达赖喇嘛的情绪和表情

B:艾克曼后来和对话的科学协调人戈尔曼谈了他的发现。他说,他发现赖喇嘛表达自己的感觉是非常开放非常自由的,一点没有大人物的那种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自控,这一点让他深深感动。他说,达赖喇嘛的脸部表情时时在变,不仅表达了他的情绪,也表达出了他的想法。你可以从他的脸部表情察觉他是专注的还是怀疑的,是表示理解,还是表示同意。而且,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的幽默感,从生活中的任何细微末节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这并不是说达赖喇嘛就不会感觉悲哀、痛苦和其他的感情,相反,达赖喇嘛对任何人的受苦都有很高的反应,他对他人痛苦的伤心同情在脸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艾克曼注意到了,达赖喇嘛能够迅速地从压抑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迅速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正面的反应。
  作为研究人类脸部表情的专家,艾克曼发现了达赖喇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脸部肌肉比常人更强健,更有表达力。达赖喇嘛的脸部肌肉的状态像一个青年,而不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艾克曼推测,这是因为达赖喇嘛表达情绪更开放更自由,不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用脸部肌肉用得比别人更多。一般人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脸部表情,而达赖喇嘛很少这样的自我控制,他就像一个特别快乐特别阳光的孩子,从不为自己的情绪表达感到尴尬。

A:这是由于他心地明朗。东方文化相信“心”和“相”是有关连的,相貌说明内心,有“修心改相”的说法。达赖喇嘛是一位毕生修行的佛教高僧,他习惯于正面地看待一切。这种内心的慈悲和明朗,是他获得人们敬重和爱戴的重要原因。


情绪的正面功能和破坏性情绪

B:艾克曼由于研究情绪的脸部表达,收集了各种表情,也对人类情绪的种类与功能有广泛的了解。他解释说,情绪在人类生存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在生活中关键时刻的第一反应。在以往的进化中,人类的情绪为了解决特定生存问题而演化,比如在某些情景下,人必须快速解决问题或者对复杂情势及时作出反应,而此时单靠理性思维太缓慢低效,需要瞬间激发某种情绪,好比“急中生智”。恐惧和愤怒等情绪可以被视为大脑发出指令的方式,要让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身体做好行动的准备。各种主要情绪在大脑中各有神经电路,有明显的生物学特征,从而产生各自的认知、心理和脸部表达方式。从进化论观点可以解释情绪的个体差异,包括情绪反应的速度和强度,控制情绪反应的能力和恢复情绪所需要的时间。人类没有情绪就无法在大自然中生存,但是情绪有时候会让人作出“有害”的行动。这就是要研究“破坏性情绪”的原因。
  参加对话的西方科学家想知道,佛教和当代西方心理学对情绪的定义有何重大不同,特别是,佛教是否也像进化论一样,认识到心理学上的“负面情绪”在进化中的“正面功能”?人们在生活中陷入负面情绪是不是因为这些情绪也有正面功能?是否存在精神健康意义上的情绪平衡?人们在更多地了解了情绪的机制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怎样把破坏性情绪控制到最低点。

A:这些都是实用而重要的问题。第三天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破坏性情绪的大脑神经机制

B:第三天的主讲者是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戴维森是研究大脑的,他是第五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科学协调人,他在那次对话后曾评论说,参加了和达赖喇嘛的对话后,每个科学家都觉得自己发生了变化,受这样的对话影响,当我们回到科研同行中,我们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次他满怀着热情和希望又来参加对话。
  他介绍情绪和调节情绪的大脑机制,还涉及情绪的大脑机制的进化起源,介绍怎样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令人痛苦的情绪。他一开始先说明,对大脑的研究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任何复杂的行为,例如情绪,不是基于大脑中的单一区域,而是大脑中的很多部分一起来产生复杂的行为。大脑中没有一个情绪中心,就像没有一个部分专管打网球一样。情绪涉及大脑中多个区域的相互作用。
  戴维森用幻灯演示了大脑的结构,解释大脑各部分的功能。在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中,对调节情绪最重要的是额叶,即前额下的区域。他又指出另外一个区域,杏仁体,它深埋在大脑的当中,对情绪也非常重要。成人的杏仁体大约像一个核桃那么大小,有一对,左右大脑各一个。戴维森说,这个杏仁体对某些负面情绪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对恐惧的情绪。
  当产生行为的正常神经系统变得极端的时候,与此神经系统相关的情绪就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它驱使我们用一种不适当的有害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为了理解为什么在现代生活中,破坏性情绪变得如此容易发生,科学家们必须理解在进化过程中,情绪作为一种生存机制的作用,以及它对人类神经系统结构的影响。
  以神经科学的这些发现和理论为背景,可以用一种新的视野来探讨古典佛教所说的贪嗔痴三毒。了解调节负面情绪的大脑结构,有助于我们区分这些情绪的正常表达和破坏性的极端表达。

A: 另外,动物也有情绪,这些结构也在动物身上发现了吗?

B:戴维森说,在进化过程中,不同动物物种的大脑体积差别很大。如果比较额叶和大脑其他部位,你会发现人类的额叶所占的大脑比例,远远大于其他高等动物。这意味着额叶在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时,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人类的一个重要品质可能就是我们调整情绪的能力。然而,额叶也在人类情绪的失控和破坏性情绪的发生中起了重要作用。
  达赖喇嘛问戴维森,动物大脑里也有调整情绪的机制吗?戴维森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的,只是没有人类那么复杂和高级。达赖喇嘛表示赞同。
  戴维森又说,他在过去五年的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大脑中和情绪调整有关的额叶、杏仁体和海马体是能随着经验而改变的,它们是大脑中受环境和重复经验影响而发生明显改变的部分。大脑怎样受经验的影响而改变,这个课题叫“神经可塑性”。戴维森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这些发现中特别令人兴奋的是,环境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可以追踪到基因表达的层次。目前这一研究还局限于动物,但是科学家相信,对人类也是如此。如果你是在营养丰富充足的环境下被扶养长大的,就可以察觉基因表达的改变,包括和调整情绪能力有关的基因表达。
  达赖喇嘛问,这是不是说,在良好条件下扶养长大的人调整情绪的能力更好?
  戴维森回答,确实如此。他还指出,一直到最近,大约一两年前,神经科学家还相信大脑神经元的数量是一生下来就固定的,一辈子不会增加。他们认为一生中只有神经细胞的关连会改变,部分神经细胞会死亡,但是不会长出新的大脑神经细胞来。但是最近两年的科学发现证明这是错的。现在已经证明,人的一生中,新的神经元是在不断长出来。
  戴维森主讲的最后一部分,是逐一分析佛教的贪嗔痴三毒和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相关发现。佛教认为,贪嗔痴三毒是痛苦的根源,也就是说,这是三种破坏性情绪。而戴维森的大脑神经科学希望能通过对大脑的观察,找出这三种破坏性情绪各自的神经科学机理,从而找出调整情绪,改变负面情绪的方法。

A:这就是大脑神经可塑性的研究要做的,怎样改变大脑,使之增强调整情绪的能力。

B:戴维森主讲之后的讨论就集中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大脑。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议题,参加对话的西方科学家和佛教学者都兴奋地参加讨论,而谈论的方向主要是随着达赖喇嘛的提问而展开的。
  他们讨论了心智和大脑的关系,心智是不是完全由大脑状态决定,就像是大脑的被动的木偶一样?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样的时候,心智可以主动地影响大脑,改变大脑?情绪可以分为冲动的情绪和理性的情绪,这两者在大脑神经科学方面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也讨论了一些具有“实用意义”的问题:怎样通过教育来改善心智,培养慈悲心。达赖喇嘛介绍了佛教修行中培养慈悲心的经验,通过静坐冥想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长久冥想修行后提高自己的慈悲心。他指出,慈悲心并不局限于宗教概念,不信宗教的人也有慈悲心,也需要化解和调整破坏性情绪,也能培养慈悲心。达赖喇嘛提出,要将佛教的修行实践世俗化,把行之有效的、调整心性的佛教修行技术传授和推广到世俗大众中去,这样有益于众生的事业,是符合佛陀教诲的。
A:达赖喇嘛的这一提议非常了不起。佛教僧团上千年的修行积累了很多技术和经验,特别是静坐冥想,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以往藏传佛教强调这些修行方法秘不外传。达赖喇嘛倡导将其授予世俗大众,是对佛教文化的一大改革。


文化对心智的影响

B:第四天是心理学家蔡珍妮介绍她的研究发现,即文化对心智和神经可塑性的影响。
  保罗·艾克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拜访了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米德认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习俗和价值,以及他们的脸部表情的情绪表达,是不同的。米德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差异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而是由于生活条件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这一结论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和日耳曼优越理论作出了反驳。
达赖喇嘛则认为,尽管人类社会存在文化差异,但是人类有根本性的共同点,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使得全人类都是兄弟姐妹。他赞赏艾克曼的研究结论,认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
  但是,文化差异对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呢?心理学家蔡珍妮的父母是第一代台湾移民,而她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一家庭背景使她对文化差异有切身的敏感性。她认识到,在很多场合,她的感觉和反应方式,是台湾式的,比如遇事谦虚含蓄,注重承诺,顾忌别人的感受。生活中的谦让往往被欧洲裔的美国人误认为是缺乏自信。这些对比促使她去研究文化差异对人的情绪反应的影响。在筹划这次对话的时候,达赖喇嘛特地要求有一个能代表亚洲文化的科学家来参加。当蔡珍妮坐到“热座”上的时候,达赖喇嘛表现得非常高兴和专注。蔡珍妮可能是迄今为止参与对话的科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几天身处一组大科学家中间,她显得很安静,开始主讲的时候还有点紧张,她以十分平静而清晰的风格开始,很快就不再拘束了。

A:她讲了什么?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自我”

B:她提出的问题是:文化怎样影响情绪?文化和文化之间有同有异。社会科学
蔡珍妮
家发现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有一点是不同的,即不同的“自我”观,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情绪,即影响了我们感觉的方式。她解释说,自我的内核部分似乎较少受文化支配,但是自我的外表部分则受到文化的很大影响。她的主讲内容主要是“自我”的外表部分。

  她以比较极端的文化差异为例,西方文化中的典型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把自我看成是独立于其他人的,包括独立于父母、兄弟、同时、朋友等等。另外一种自我观是“关联型自我”,把自我看成是和其他人相联系的,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日本、中国、韩国、台湾人就是这样的文化,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她补充说,西藏文化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达赖喇嘛立即问:印度呢?回答是,印度文化有过一些研究。
  蔡珍妮介绍说,在上述东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差异。那么,心理学家是怎么知道存在着不同的自我观的呢?她解释说,除了研究文学、艺术等以外,心理学家向人们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他们是怎样看自己的。她说,问“你是什么样的人?”,独立性人格的美国人通常回答:我是外向的人,我很友好,我聪明,我是个好人。而东方文化中的人会回答:我是谁谁的女儿,我为这个公司工作,我会弹钢琴。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他们更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内在性质。
  达赖喇嘛总是很快地在理论中看出不一致的地方,并立即提出来:你怎么看西方文化把家庭的名字作为每个人的姓(surname)?这是不是说明他们仍然强烈地用家庭来定义自我?我们藏人就没有这么做。
  蔡珍妮承认,科学家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西藏。这时土登晋巴插话说,现在藏人也在说需要在名字中引用家庭的名字,即在藏人名字中设一个姓,因为现在藏人的社会活动多了,人多了,同名的也太多了,你随便叫一个名字就会有六个人应答。他的插话引出了一阵笑声。科学家是喜欢别人质疑的,蔡珍妮面对达赖喇嘛的质疑,顿时来了精神。她解释说,这正是文化影响的复杂性,文化影响是多因素的,有些因素会互相冲突而抵消,有些则会互相强化。
蔡珍妮举例说明,不同的自我观会影响不同的情绪,东西方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西方人倾向于自我肯定,而亚洲人倾向于自我掩盖。在西方社会,我们经常为自己说一些非常正面的话。这时达赖喇嘛再次插话,问这一结论的根据是统计数据还是一般性的概括。蔡珍妮说,这只是一般性的概括。达赖喇嘛表示怀疑。达赖喇嘛一向认为,全世界的人相同的地方多于不同的地方,人性是相通的。而社会心理学家为了说明一个结论,倾向于使用极端的例子。
  蔡珍妮又讲解了东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感觉”差异,人际关系和冲突问题,然后介绍了对幼儿情绪反应的观察。幼儿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蔡珍妮请马克·格林伯格来解释。马克·格林伯格是研究心理发展的心理学家,他说,婴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以嗅觉记住母亲的乳房,此后换一个人哺乳会引起婴儿的不安反应。以后婴儿会利用听觉辨别母亲,用视觉来辨认则是较晚才发展起来的。这时理查德·戴维森补充了他的研究发现:在母亲怀孕的时候,贴近腹部用喇叭放母亲的声音,以后播放另一个人的声音,胎儿会在生理上作出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幼儿在出生前就对外界刺激作出情绪反应。
  达赖喇嘛对科学家的这些发现非常感兴趣。蔡珍妮告诉说,现在科学家还不能肯定,儿童心理和情绪的不同,是基于基因层面的不同,还是早期环境的不同。同样,不同文化中儿童性格的差异,有多少是基于生理上的差别,有多少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别,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马克·格林伯格在蔡珍妮之后坐到“热座”上,他介绍了儿童心理发展方面的研究和实验项目。

A:第五天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大脑神经可塑性的科研

B:第五天是瓦瑞拉和理查德·戴维森主讲大脑神经可塑性。他们还讨论了可能用来进行神经科学实验的方案。
  瓦瑞拉是在同行中受到高度敬重的科学家,他出生在智利安第斯山中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青年时期,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受当时动荡的智利国内政治影响,成为左翼青年。他的天资和聪明,使他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在欧美多个研究机构学习工作,接触了东方文化。在他所从事的神经科学、心理神经免疫学、认知科学方面,瓦瑞拉是世界公认的优秀科学家。他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撰写和编辑了十五本书,其中很多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次对话是他参加的第四次和达赖喇嘛对话。
  可是,在这次对话前,同行们都知道瓦瑞拉健康状况堪忧。他已经和肝脏疾病斗争了几年,在经过长久紧张等待后,终于在几个月前接受了肝脏移植,身体还处于病弱状态,但他还是几经转折,颠簸到了达兰萨拉,再次坐上“热座”,和达赖喇嘛面对面地对话。
  瓦瑞拉在1997年被诊断出由于C型肝炎而导致肝癌,他一度决定放弃治疗。就在他感觉精神上很困难的时候,他接到了达赖喇嘛的信,鼓励他做任何可能的努力来延长生命,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加进了等待肝脏移植的名单中。在这次对话的第一天,达赖喇嘛见到他时,握着他的手,好久没有说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当他在对话最后一天坐在“热座”上,面对达赖喇嘛的时候,他望着达赖喇嘛,也是好久没有说话。他们俩之间的默契和关怀,令在场科学家们深深感动。

A: 一定是个令人动容的时刻。

B: 瓦瑞拉一开始就告诉达赖喇嘛,在这次对话的最后一天,他和理查德·戴维森想和达赖喇嘛一起探讨,怎样促进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把西方科学和藏传佛教的智慧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对话平台之外,研究大脑神经可塑性和心智的关系。实际上达赖喇嘛在前几次对话中就提议,在对话以后,希望科学家把对话内容引用到具体科研项目中,也就是说,不仅要展开对话,而且要合作展开科研。瓦瑞拉和戴维森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想把正在做的研究告诉达赖喇嘛,然后讨论以后可能的研究项目。

A:瓦瑞拉有什么想法呢?


打破主观性禁忌

B:瓦瑞拉重新提起了意识和大脑的关系问题,他说,十几年前,在他的大脑神经科学家同行中,“意识”是个大家不好意思提起的“脏词”,因为它没法用科学规范来研究,所以大家都回避它。严谨的科学家都不愿意谈论“意识”。但是现在情况在改变,科学家们开始谈论意识,甚至开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脑神经科学家有了更多的非侵入性的新手段来研究人类大脑,二是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更为开放,大家的思路也有了改变。
  瓦瑞拉说,有一个变化发生在1994年亚利桑那州土桑市举行的一次会议,来自加州的年轻哲学家David Chalmers提出,要研究人的意识却不能去问人们的体验和感觉,这是不可能的。这听起来好像是常识,但是对于当年的神经科学家来说,他们宁可依赖于高科技的工具来探测人的大脑,而不愿意让研究对象说出自己的感觉,因为他们认为,通过主观陈述而收集的数据必有偏差。瓦瑞拉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争辩说,对经过训练的佛教冥想修行者进行研究,有可能让他们成为第一人称的合作研究对象,他们既是研究的合作者,又是研究对象,在研究意识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自己报告自己的体验。在1996年和1999年,他在论文中指出,这是研究意识的必要新方法,他名之为神经现象学。
  瓦瑞拉告诉达赖喇嘛,现在越来越清楚,用第一人称的方法来收集收据对于研究意识有巨大的价值。未来的意识研究必须打破科学界原来的主观性禁忌。
A:神经科学家原来认为,有了复杂的非侵入性仪器,能够探测大脑活动,不需要被观测者的任何陈述,研究人员就能知道大脑里发生了什么,这样收集的数据是客观的,更可靠。在此之前,对修练瑜伽的西藏喇嘛进行神经科学的研究,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为什么仍然要返回到利用主观性陈述的途径上来?


依靠神经科学仪器的困难

B:瓦瑞拉向达赖喇嘛报告了第三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后,神经科学家展开和修练瑜伽的喇嘛合作研究的所经历的困难与挫折。参加那次研究的还有理查德·戴维森、克利福特·沙隆和另一位研究者Greg Simpson。这次研究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这组科学家持有达赖喇嘛的介绍信,他们每天把脑电图仪器和其他设备背上达兰萨拉后面海拔更高的山上,找到在那里闭关修行瑜伽的僧侣,要求测量他们的大脑。他们每天都遭遇僧侣们的怀疑和推托。一位僧人说,这些机器测量出来的东西跟我修练的时候发生的东西可能毫无关系。他怀疑这样做只会干扰他修行。僧人们更多的时候是拒绝合作,不愿意让科学家来测量他们的大脑。
  瓦瑞拉说,这次不成功的尝试给出了一些有用的教训。首先是,科学家们认识到,要让一个修练瑜伽二十年,对科学一无所知,也丝毫没有兴趣的僧人来参与科学实验,这是很天真的想法。所以,应该邀请已经西方化的僧人,或者有经验的西方修行者来参加研究。第二个教训是,在高海拔的闭关修行处条件有限,所能进行的测量只可能是基础性质的。应该把瑜伽修行者请到实验室来测量,而不是把实验室搬到修行处去。
  尽管如此,瓦瑞拉说,这次尝试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认为,神经科学家将利用更高级、更复杂的仪器来测量大脑里发生的事情,即大脑里瞬息即逝的变化。
  瓦瑞拉和戴维森的讨论焦点是现代神经科学怎样研究大脑和意识,他们希望能够在基本研究策略方面取得一些开拓性的前瞻。达赖喇嘛和他们一起讨论了这种研究将涉及的种种议题,向他们介绍佛教经典里记载的历代高僧大德的观点。

A:科学家们觉得有收获吗?


科学家们的收获

B:戈尔曼在他记载这次对话的著作中说,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次来到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既是一次学术讨论,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每个人在归途上都显得若有所思,都觉得这样的对话改变了自己。对话者的专业不同,各人在专业上的收获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亲自体验了人类精神和智慧交流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吸引人。原来科学和佛学,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是可以这样互动和冲撞的。
  他们回到美国两个星期后,哲学家奥文·弗拉纳根在波士顿大学演讲,题目就是“破坏性情绪”,他介绍了从达兰萨拉带回来的藏传佛教对负面情绪所持的观点。他说,西方科学倾向于把负面情绪看成是人类的生物学编码确定的,是进化的结果,是生存的必要,人自己无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即使这种情绪对自己是有害的。而藏传佛教的观点相反,认为破坏性情绪是可以控制和消解的。他指出,事实上,所有文化传统,从圣经、孔子、可兰经到佛经,从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密尔到康德,都主张我们作出努力来控制破坏性情绪。弗拉纳根同意理查德·戴维森的观点,尽管还有一些神经科学家对大脑可塑性抱怀疑态度,科学证据倾向于我们的大脑是可塑的,所以,人类有改变自己的大脑,控制负面情绪的潜力。这正是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讲过很多很多遍的道理:每个人都有天生良知,都有变得更好的潜力。

A:这次对话最后集中到了对大脑神经可塑性的科研项目上,这就是说,对话不再限于“清谈”,而是进入了研究阶段。


心智与生命第九次对话

理查德·戴维森和达赖喇嘛
在第九次对话会上
B:在这次对话后,心智与生命对话平台举办的第九次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在第二年521日和22日举行,地点是戴维森工作的地方,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这次在美国的顶尖科研机构举办的对话会,是上次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对话会的自然延伸,目的是了解和检验当代探索人类大脑功能的技术和方法,讨论怎样应用这些方法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冥想修行所产生的变化。在设计新的研究项目来了解冥想对大脑功能的影响方面,科学家想向达赖喇嘛请教,需要达赖喇嘛的合作。
  参加这次在实验室里举行的对话的科学家,除了理查德·戴维森、保罗·艾克曼、马修·李卡德、佛朗西斯科·瓦瑞拉外,还有以前参加过对话的乔·卡巴·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著名神经科学家麦克·墨兹尼(Michael M. Merzenich)也参加了这次对话。他也是研究大脑可塑性的科学家,以这方面的杰出成就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2001年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他得过很多科学奖项,发表过两百多篇文章,他的研究经常登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上。他也经常出现在电台和电视上,向公众介绍他的研究。他还持有将近100项技术专利。
  瓦瑞拉参与安排了这次对话,但是不能亲自到场,他委托一位博士研究生代表他出席。和以往的对话一样,仍然是由土登晋巴和艾伦·瓦莱斯担任翻译。

A:这次对话的主题是什么?

B:这次是上次对话的延续,主题是“心智、大脑和情绪的转变:对冥想的神经生物学和生物-行为学研究”。与会科学家认为,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冥想修行对大脑造成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在情绪、认知和生理上有益于人类。科学家现在有了一些非侵入性的工具和方法来探测冥想修行对大脑的作用,他们想探索人类大脑可塑的能力,这种可塑性以前是被认为不可能的。既然冥想修行能够影响大脑的可塑性,理论上就有可能
运用藏传佛教培养慈悲心的修行方式,使人变得更有慈悲心。 

  对话第一天,理查德·戴维森引领达赖喇嘛和其他与会者参观了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大脑探测实验室,这是一个拥有当代全世界最先进设备的实验室。拥有一些非常昂贵的设备,其中有些设备单台价格就花费上千万美元。参观的过程包括演示这些设备的使用,让达赖喇嘛近距离观察这些观察人类大脑的仪器设备的具体应用。物理学家安迪·罗伯特(Andy Robert)给达赖喇嘛讲解了PET扫描设备的原理。
   然后,对话转入讨论,主要谈论用脑电图等仪器测出的,修练很深的冥想者集中注意力的方法。
对话第二天,保罗·艾克曼扼要介绍行为试验所观察到的产生情绪的各个方面问题。然后是麦克·墨兹尼介绍研究人类神经可塑性和冥想修练之间的关系。在讨论的阶段理查德·戴维森讲解了现代科学仪器给研究提供的新的可能性。
理查德·戴维森说,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冥想和大脑研究的合作刚刚开始。他说,科学家们深深感激达赖喇嘛成为他们的合作者。

A: 亲临实验室观察最先进的大脑检测仪器,使得对话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不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讨论了。这对于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实验阶段无疑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