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连载十三】《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一章: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




A:我记得《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本书名。 这个书名挺有意思的:它让人马上想到:达赖喇嘛这位僧侣到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去干嘛?

B:这是心智与生命对话平台的的第十一届对话。在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多年对话的过程中,这次对话是个转折点。这次对话于2003913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Kresge礼堂举行。这是个可以容纳一千多听众的大会场。以往的10次对话,都是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非公开谈话,但这次,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决定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大会堂举行对话,而且向公众开放旁听。这是经过仔细考量才决定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


从私下对话到公开对话

A:为什么这样说?

B:西方民众和科学界对于佛教的了解当然比不上对基督教的了解,一说到宗教,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基督教。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怎么说也不为过。基督教是一神教,有完整的创始说,世界是神创造的,神的意志至高无上。基督徒认为,神的伟大意志,是凡人难以理解的。基督教不是要求信徒去理解神的意志,而是无条件地信仰神的意志。在基督徒的信仰中,神是不受质疑的。这和质疑一切现有定论的科学精神直接相背。

A: 
确实如此。

B: 所以,虽然西方科学是从中世纪的宗教和哲学中脱胎而出,但是,自从科学革命之后,科学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职业,科学界成为一种体制,科学就和宗教渐行渐远。科学家中仍然有很多是基督徒,天主教仍然是很大的科研赞助者,特别是在天文学宇宙学方面,梵蒂冈本身就拥有很多杰出科学家,但是科学学术本身不再求教于宗教。科学是要质疑的,科学的质疑往往会触及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科学界不再认为宗教是一个合适的对话对象。所以,一说到科学和宗教领袖的对话,西方科学界同仁和民众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在一起能谈些什么?

如果他们讨论科学之外的内容,那就属于普通民众与僧侣的谈话。如果谈的是科学,人们就会有疑问,要么认为科学家可能会放弃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要么认为宗教人士可能违背了信仰,在信仰上让步了。结果不是伤害科学家的信誉,就是令宗教人士感到尴尬。

 A:为什么达赖喇嘛能和科学家持续多年对话呢?

B:达赖喇嘛解释说,佛教和其他主流宗教有些不同。佛教中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神。佛陀释迦牟尼和基督教的耶稣不一样,释迦摩尼被佛教徒们称为“祖师”,他说的话不代表神意,只是自己领悟的一套哲学,即“佛法”。佛教是要认识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人生的本质,所谓“实相”,而认识的方法也是经验的观察和逻辑的推理,佛教是鼓励在认识“实相”的过程中采取质疑的态度的。这一切,和科学的精神并不相悖。所以,达赖喇嘛说,佛教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古代的东方科学。

A:不过,即使你把佛教看作“古代东方的科学”,它跟当代西方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依然一目了然。用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这是两种 “范式”,两者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很不相同,交流的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

B:达赖喇嘛是个天性乐观的人。他知道当代西方科学在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和探索手段上远远走在前面,但是他并不认为佛教的原则会妨碍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知识。科学和佛教都是要了解实在的本质,既然如此,就有了对话的基础。而且,达赖喇嘛认为,佛教被称为“内观科学”,源自古印度的探索人类自身心智的佛教,在研究人类心智和心理方面有其优势,对西方科学有所助益。
 事实上,二十多年和当代科学家对话,达赖喇嘛作为东方佛教领袖的身份,没有妨碍他们的交流。他们之间互相尊重、友谊在不断巩固。东方佛教的一些神秘主义元素也没有损害科学家继续遵从科学规范。可是,十五年前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刚开始的时候,科学家和达赖喇嘛都不愿意这样的对话引起科学界同仁的疑问,也不愿意引起佛教僧侣的疑问。所以,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始终是低调的私下对话,直到2003年才面向大众。

A2003年,他们决定公开。

B:是的,2003年的第十一届心智与生命对话,决定在MIT的大会场进行,而且向大学生和公众开放。这是一个转折,是一次有风险的尝试。

A:为什么?

B:因为麻省理工学院集中着世界一流的教授和学生,这里是科学气氛浓厚、科学精神严谨的地方。如果科学家们和达赖喇嘛的对话在学生们中反应不好,或者反应冷淡,这会伤害科学家们的学术声誉。虽然这样的对话已经举行了十次,有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参与,参加过对话的科学家们也都相信这样的对话对他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本质是有利的,对他们的科研和学术是有益的,但是,旁听的学生将会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把握。

A:结果呢?

B:报名旁听非常热烈。大会堂的1200多个座位全部坐满,还有两千多人报了名却由于座位有限而不能入场。MITKresge礼堂的台上,达赖喇嘛盘腿坐在台中央的座椅上,他一侧是身穿袈裟的佛教喇嘛们,另一侧是参与对话的科学家。对话的形式采用大学里流行的学术演讲加讨论(panel discussion)的形式。在每个半天的议程中,参加讨论的科学家轮流出场,而达赖喇嘛始终在台上,参加所有的讨论。谈论的气氛仍然像在达赖喇嘛的客厅里一样,科学家们是在和达赖喇嘛对话,不同的是,现在台下是1200多双注视的眼睛。

A:这次对话的科学协调人仍是阿瑟·查恩茨吧。有哪些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对话?

南茜·坎维歇
B:安妮·特莱斯曼(Anne Treisma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是研究视觉注意力、目标识别能力和记忆的专家,担任过牛津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她在1989年被选入伦敦皇家科学院,在1994年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她研究人类怎样从眼睛看到的东西而在大脑中形成有意义的图像,是这个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因此而得过多个奖项。
  戴维·梅耶(David Meyer)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是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是密歇根大学的大脑、认知与行动实验室的主任。
 南茜·坎维歇(Nancy Kanwisher)是MIT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她在2005年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
 斯蒂芬·考斯林(Stephen Kosslyn)是里德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他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知名作家和教育家。
 马琳·贝尔曼(Marlene Behrman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
 乔治斯·德雷福斯(Georges Dreyfus)生于瑞士,是藏学和佛学方面的学者,对印度的佛教哲学特别感兴趣。1985年获得藏传佛教格西拉然巴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学位的西方人。他是麻省威廉姆斯学院的宗教学教授。
  丹尼尔·卡梅曼(Daniel Kahmeman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
 达切·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参加过上一次对话的MIT生物学教授埃里克·兰德被邀请参加这次对话。以前参加过多次对话的神经心理学理查德·戴维森、艾伦·瓦莱斯,马修·李卡德也参加了这次公开讨论。艾伦·瓦莱斯,马修·李卡德和藏学家德雷福斯是代表藏传佛教这一方加入对话的。

A:这次对话的内容是什么?


面向西方科学的藏传佛教

B:这次对话的内容是心理学。由于这次对话是在MIT,是向公众开放的,所以和以往的对话不同,以往对话是应达赖喇嘛的要求,更注重于向达赖喇嘛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这次对话却要面对美国大学生和公众的好奇心,更多地要介绍佛教方面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些什么。

A:  在藏传佛教上千年的历史中,佛教僧侣对心智的研究,使用了诸如静坐冥想这样的“内观”方法,心智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工具。西藏的大寺院也是一所大学,僧侣们在这样的大学里内观心智,形成了自己的“内观科学”的体系。

B:  但是当代西方科学直到现在仍然对这样的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其原因就是佛教“内观科学”的主观性,用心智来研究心智。不过,近年来由于新的研究技术的出现,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生物医学等组成了生物行为科学的诸学科,对人类心智的研究开始了更大胆的探索。这次对话的目的是要在公众面前,让当代西方科学和东方佛教在一起探索心智,交换思想,互相启发。
 这次会议在两天中分三节(session)举行,每节有一个主题,由佛教方面和生物行为科学界分别报告各自的科学发现,然后是和达赖喇嘛一起进行专家讨论。这三节的主题分别是:第一节: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第二节:情绪、第三节:心理意象,在最后一节中,还从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作了总结。

A:请介绍一下第一节的内容,注意力和认知控制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注意力和认知控制

B: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和阿兰·瓦莱斯分别介绍了西方科学和东方佛学对注意力的认识。注意力有时候被称为“意识之门”,而认知控制则是根据注意力来行动(或思考)的能力。以往对人类行动的理解是所谓“刺激-反应”的机械论模式,受这种模式的束缚,生物行为科学的研究回避意识和认知控制的问题。现在,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和大脑行为的研究方面的新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里,对注意力和认知控制及想象的研究成为发展迅速的热门领域。
 当前研究的焦点是要理解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的心理学过程和神经机制。对一些涉及异常途径的控制现象,如催眠和安慰剂反应,科学界研究的兴趣也在增加。这些研究能提供一个窗口,让我们来观察注意力和控制过程,使我们能理解超越正常功能局限的控制能力是什么。
 至今为止,西方科学界对藏传佛教在注意力和认知控制方面的实践和经典几乎一无所知。看起来似乎是西方科学界在错过一个机会,因为佛教修行十分重视训练注意力,佛教的冥想修行要让心智集中于其内在稳定状态,这种训练的目地是提升修行者控制自己的思想内容,以及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能力。

A:  佛教经典中关于这种修行的教导,以及一代一代僧侣的常年修行的经验,对于现代研究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的科学家意味着什么?现代科学对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的研究成果,对佛教方面理解注意力和灵性修持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B:   这正是第一节中达赖喇嘛和科学家讨论的题目。

A:情绪是以前的对话专门讨论过的题目。这次讨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B:出生于瑞士的藏学家乔治斯·德雷福斯介绍佛教阿毗达摩经典中关于情绪的病理学观点及其应对方式。

A:  阿毗达摩经典是佛教中最精深的内容之一,差不多相当于现代大学的“博士
乔治斯·德雷福斯
级”程度,对人的认知过程和方式有详尽而独特的解释。

B:  德雷福斯比较佛教经典和西方心理学,指出二者把情绪视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现象方面,从一开始就采取不同的角度。西方心理学倾向于分析情绪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分别“正面的”、“负面的”情绪,而佛教趋向于强调每个人的特定情绪经验的整体性和社交功能。佛教强调情绪是可以通过认知策略来调整的,而西方心理学趋向于认为情绪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会降低正常认知推理和控制系统的部分。
 佛教的情绪修行强调慈悲心的力量,提供了养育慈悲心的专门方法,相比之下,西方科学漠视慈悲心的存在。最后一个不同之处是,佛教的情绪理论强调第一人称陈述的重要性,但是准确的第一人称陈述需要系统的训练,即良好的修持。西方科学对情绪进行研究的时候,也经常采取第一人称的情绪经验的自我报告,但是没有强调怎样的专门训练来改善第一人称陈述的准确性。

A:这样比较很有意思,通过了解对方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B:  科学家们认为, 西方心理学发展至今,已经到了应当系统地检验佛教和西方科学家在情绪研究方面异同之处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最有可能互相学习的领域。对于情绪可以被有意识地控制的程度,为什么东方佛教传统和西方科学的观点会有如此的分歧?西方关于情绪的进化论观点和佛教的观点能否相容?西方科学中对大脑的新的研究成果,对东方佛教理解情绪的认知功能又会有什么帮助?

A:这些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问题。这次讨论的第三个内容是心理意象。什么是心理意象?


心理意象

B:所谓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是指心智的一种用来储存信息的器具。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头脑中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心智中有那么一些图像,它们可能是视觉的图像,也可能是语言的或者触觉的图像。这是我们“用心智的眼睛看到的图像”。
 图像(Imagery)对于心智是非常重要的,在记忆、推理、创造力、计划、情绪和痛觉控制等方面,都起着明显的作用。爱因斯坦就说过,他最有创造性的时候,就是在脑中看到某些图像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时时在大脑中构建图像,比如我们的大脑记忆信息时,不是数字式的,而是图像式的。比如当我们回答“自由女神用哪一只手举着火炬”的问题时,我们大脑中立即构建一个自由女神的图像,根据这个图像我们多半能回答是左手还是右手。这些图像是我们在头脑内部“看到”的,所以叫做“意象”。

A:  确实如此。也许这样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太“自然而然”了,反而不会去留意。不过佛教的冥想是很注重“意象”的,从初阶修练开始就会观想特定的“意象”。藏传佛教中的很多如今被当作艺术品的图像,其实是用来冥想的。

B:   在西方科学中,对大脑中“意象”的研究始终不热门。直到最近,意象似乎仍然是一个只能通过内省而接触到的东西。对内省的科学性的怀疑,使得上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意象”无法科学地加以研。现在,科学家认为那时候的行为学家和哲学家的看法是一种偏见,科学家发展出了行为技术,使得研究者可以追踪意象的形成过程,对内省加以验证,而且可以运用大脑扫描技术来观察意象的神经机制。
 但是,对于心理意象,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探索,有很多问题尚待回答。人产生心理意象的认知和情绪经验过程,科学家仍然所知甚少。而藏传佛教具有一整套内省技术来产生、控制和观察心理意象。现代科学能从中学到什么?传统佛教又能从西方科学中学到什么?

A:这些内容非常丰富,也相当专业,又是第一次面对大众。两天的会议,结果反应如何?

B: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西方的学术会议在形式上已经十分成熟,对会议的议程,发言的顺序和时间,讨论的控制,都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时间利用效率很高。为了对这次会议有一个清醒而客观的评价,会议主办方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

A:什么样的安排?


旁听者评价

B:会议主办方预先请MIT的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埃里克·兰德在台下全程旁听了会议,要求他在最后客观地对这个会议作出评价。
 埃里克·兰德上一年在达兰萨拉参加了有关物质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的对话,他是生物学家,那次对话正好是他的专业。这次在他工作的MIT举办的对话,是心理学专业,不是他的专业范围,但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离心理学不算太远,可以说是相邻的学科。他参加过达兰萨拉的对话,对东方佛学有所了解。所以,他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最佳旁听者”。
 在两天会议的最后总结阶段,先请埃里克·兰德以听众的角度来报告他对这次会议的看法。这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因为这次是面向公众的,会议必须了解和考虑这样的对话是否有益于公众。以往的对话都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们的私人活动,不需要这样做。总结会议的公众效果,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A:   埃里克·兰德是怎样总结的?

B:   他把他要说的话概括为五点。
 第一点,在不同文明传统之间进行任何对话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说,是对话者要心态开放,愿意辩论,服从证据,摆脱已有的教条,并且尊重对方。
 “开放”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愿意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他以上一年在达兰萨拉对话期间发生的事为例。在那次对话期间,科学家们讨论了坯胎干细胞问题,这在美国是十分敏感的议题。他们谈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刻,一个坯胎干细胞,或者一个具有八个细胞的坯胎,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科学家为此争论不休。这时,佛教方面提出,阿毗达摩经典里说,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的两种再生产物质聚合为一体的时候,意识就进入了其中,从那时起这物质就成为“有情”了。也就是说,从受精开始就是“有情”,就是一个生命了。于是,用这样的细胞做科学研究就存在严肃的伦理问题。这是佛教方面的观点。
 科学家们对此继续讨论,专家们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如果你取出一个坯胎,如果你能将其细胞分离,你会养育出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如果你将一个坯胎植入母体,你也可能连一个人也养育不出来,事实上大部分的受精坯胎是自发地流产了的。

A:这意味着,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坯胎都最后养育成了一个人。

B:然后,埃里克·兰德说,他看到达赖喇嘛和身边的佛教僧侣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说,也许在这个阶段用坯胎进行科学实验并不是坏的“业”,也许事情并不是阿毗达摩经典里说的那么简单。兰德说,作为科学家,看到达赖喇嘛和身边僧侣这样的讨论,觉得非常奇妙,非常感动。他说,谁也没有当场作出什么定论,但是达赖喇嘛对这些议题持开放的态度。他说,要是美国社会对这一敏感议题也用这样开放的态度来讨论就太好了。
 他还说,仅仅佛教方面有这样的开放态度是不够的,科学方面也应该有这样的开放态度。他指出,科学是时刻保持怀疑精神的,对“我们所知甚少”这一情况,始终抱持谦卑的态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并不是如此谦卑。我们有时候会有非常教条、固守己见的态度。比如我们曾长期认为,人类大脑是不会改变的,大脑不会生出新的神经元。现在我们承认,这可能是错的。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作为科学家,我们很可能在很多问题上都是错的,对错必须由证据来决定。

A:  这对我们大家都是很好的提醒。

B:  对话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明暸我们对话的动机。不是说我们要有相同的动机,而是说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动机。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在上一次达兰萨拉的对话中,物理学家朱棣文问达赖喇嘛:“可不可以用动物来做实验?”作为生物学家,兰德紧张地等待达赖喇嘛回答这个问题。达赖喇嘛的回答给了他难忘的精神冲击。

A:  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达赖喇嘛怎样回答?

B:   达赖喇嘛说:问题没这么简单,我不能说对还是错。在实验中杀死一个动物,杀生显然是坏的“业”,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另外两点:这样的实验五十年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对这个世界会有正面的好处吗?另外一点也要考虑:你在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什么是你心里深处的动机?
 兰德说,我得承认,作为科学家,我们很少在实验室里谈这些考虑,也不会有什么科技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请你说说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科研的动机问题显然事关重大,我们值得问问自己,我们搞科研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问自己,我们来到这里和佛教方面对话的动机是什么?

A:  这些确实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A:  兰德说的第三点是:西方科学和东方佛教合作最有可能得出成果的领域是什么?兰德说,他希望科学家和佛教学者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这需要具体的研究方案,需要具体的可以实验的假设和理论,需要进行实验。他特别提到了理查德·戴维森的实验及收集到的数据,即戴维森的团队以冥想修行功夫很深的喇嘛为研究对象, 进行有关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实验观测。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做更多的研究,要有恰当的方法来把第一人称的经验和第三人称的观测结合起来,而佛教学者也许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实验方法。总之,进一步的科研非常重要,它将把这次对话的成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第四点,佛教学者能够从这样的合作中得到什么?对这个问题,佛教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佛教学者可以对一些古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达赖喇嘛曾经提到佛学中一个古老的辩论题目,物质对象是怎样呈现为心理对象的?这是一对一的成像,还是多对一的成像,还是一对多的成像?佛教学者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辩论,他们仍不知道答案,他们想通过和科学家的对话来得出这个答案。还有人建议,佛教方面也许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来改进他们的冥想技术。他们的冥想技术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所有事物都是一样,知道得更多也许就可以改善得更多。
 兰德说,佛教学者能够从科学对话中得到的东西,归根结底会回到佛教的根本目的,利益这个世界,利益他人。兰德对会场上的1200多位听众说,如果我去问在座的佛教学者,你来参加这样的对话的首要原因是什么,他们会回答,他们认为这样的对话会最终有益于他人。

A:  说到底,“利益众生”是科学和佛教共同的目标。

B:  第五点,这样的对话可以产生什么益处?兰德说,这样的对话有几项正面产物。首先是关于心智和大脑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相关知识。但是,作为科学家,兰德说,他有一些其他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非常有力量时代,但是我们知道科学并不包含我们人类需要的所有答案。如果只吸收科学,就像偏食一样,必然导致营养失衡。因为科学不能回答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导致很多人表现出逃离理性的倾向,他们排斥科学,宁可依靠一些神奇的东西。但是这次讨论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西方科学和东方佛教的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不是逃离理性,也不是逃离科学,而是让我们看到,科学和佛教能够在一起,看到科学只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佛教可以和科学合作,可以共同工作,没有必要排斥科学。
 兰德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互相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对话和辩论,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A: 这也是心智与生命对话的宗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