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1日星期二

【连载十八】《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六章: 千年之变



B2013年初的第二十六届心智与生命对话,是在南印度的哲蚌寺进行的。这是第一次把对话安排在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寺院中举行。你对这座寺院比较了解,请你先谈谈这座寺院吧。


南印度三大寺

A 南印度哲蚌寺是藏传佛教在南印度重建的三大寺之一。你知道格鲁派的拉萨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在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三大寺规模庞大,都有数千僧人,最盛时超过万人,所藏佛教经典丰富,对学僧的教学严格,而且历史上对西藏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
 1959年后,三大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格鲁派祖庭甘丹寺,沦为一片废墟。更重要的是,三大寺的众多高僧大德都流亡境外。就在藏传佛教数千寺院惨遭破坏的时候,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在印度次大陆的定居点建起了寺院学校和医院,以图保住藏文化的一丝命脉。1959年,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承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时,就向印度各邦发出呼吁,希望印度地方上能提供流亡藏人生存的土地。

B:因为印度是地方自治的联邦制,流亡藏人的定居地需要得到地方上的允许。

A:是的。好在印度是一个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国家。我曾经在印度和一位年轻人聊天,请他谈谈对佛教的看法,这个年轻人是信仰印度教的。这位印度人给了我一个让我愣了一下的经典回答。

B:他怎么说的?

A:他说“你别忘了,佛陀释迦牟尼是一个伟大的印度人!”

B: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回答,印度人显然以佛陀为自豪。


A: 是的。我们经常会忘了佛教是发源于印度的宗教,佛教的很多特征是来自于古印度的宗教,包括印度教、耆那教、袄教、拜火教等宗教信仰。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宗教传入印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同化,但都能保持基本面貌,比方说流落到印度的犹太人,虽然外表、服装等等都跟印度人一样,但他们依然保留了犹太会堂。因此。在当代印度,接受佛教寺院和僧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960年之后,印度的流亡藏人主要生活在几十个定居点里,这些定居点多数分布在北方接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Karnataka)响应尼赫鲁的请求,捐出了大约十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供藏人居住,在此地建立起了流亡藏人定居点中面积最大的农业定居点,即帕拉库毗西藏难民定居点。那儿是印度南方的热带气候,和藏人习惯生活的北方高海拔气候相差极大,藏人来到的时候,这块地方是一片原始丛林。流亡藏人在这里艰难奋斗数年,才渐渐建成可以长期生活的农业区,并且在这块地上重建了他们的色拉寺。
 重建的哲蚌寺和甘丹寺在卡纳塔卡邦的孟古德西藏难民定居点,这个定居点面积约十二平方公里。这样就形成了“印度三大寺”。这三大寺就是拉萨三大寺的另一个“变体”。印度三大寺在管理体制上,基本延续了拉萨三大寺的“祖制”,当然,根据流亡的实际情况,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对未来西藏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构想,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比方说,印度三大寺已经不再具备1959年前拉萨三大寺的政治力量。事实上,西藏境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寺院,都在境外流亡藏人社区建立了相应的同名寺院,比如班禅喇嘛的驻锡寺扎什伦布寺,也在南印度建立了相应的寺院。藏传佛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组织宗教,寺院体系有完备的层次结构,僧团有完整而严谨的传承体制,所以这些同名寺院在僧侣们看来,仍然是同一个完整的体系。藏传佛教在精神上并没有被割裂被粉碎。
 藏传佛教这样的大寺院,和汉地的庙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藏地寺院是多功能的文化机构,特别是教育机构。在旧时代,藏地虽然没有现代公共教育的学校,但是不等于没有文化教育,相反,藏民族是非常重视文化传承的,而教育的职能就是在寺院里进行的。这就是大寺院有为数庞大的僧侣的原因,这些僧侣,大多是正在学经的学僧,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大学生、研究生。三大寺就是藏地最高等的三个学府。

B:也就是说,第二十六届对话是选择在西藏自己的最高学府里举行。
 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达赖喇嘛和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有了更大的自信,也看到了这一对话可以更广泛地促进藏人的科学教育,促进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改革。达赖喇嘛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们看到了这一点,以共同的努力来帮助藏人学科学,帮助佛教改革。

A:所以说,这次在哲蚌寺的科学对话,是藏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公共事件。这次对话可以看作达赖喇嘛半个世纪来对藏民族社会推动改革大局中的重要一步。

B:依你看来,这个改革大局的要旨是什么?

A:这个改革大局就是慎重地团结藏人,引领藏人走向现代化社会,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教育科学化,宗教理性化。

B:这是我们作为局外人的概括?

A
:是的。这次选择在哲蚌寺举行和科学家的对话,就起到了推动教育科学化、佛教理性化的作用。达赖喇嘛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推崇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的传统,说那是一种理性的传统。达赖喇嘛常说,藏传佛教是那兰陀传统的继承者。那兰陀就是古印度佛教类似于现在的哲蚌寺的寺院大学。


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

B:也就是说,在佛教史上,那兰陀寺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藏传佛教更是有特殊的意义?

A:是的。那兰陀在印度的比哈尔邦,那兰陀寺是古代印度佛教著名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最盛时有上万僧人,有九百万卷藏书。那兰陀寺的高峰期正值中土的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那兰陀寺都有说明和描述,玄奘、义净在此学经多年,在此学佛的唐代中土僧人还有慧业、灵运、玄照、道希,道生、大乘灯、道琳、智弘、无行等法师。那时,那兰陀寺每天都有一百多个讲坛,学习的课程有大乘佛典、天文学、数学、医学等。
 八世纪时,那兰陀寺成为金刚乘的学术中心和重要道场。

B:后来是什么原因而衰落的呢?

A1193年突厥人入侵,侵占那兰陀寺,寺院和图书馆遭受毁灭性破坏,僧人被杀,幸存的僧侣逃离四散,那兰陀寺沦为废墟,渐渐埋没在丛林里,被世人遗忘。六百多年后,从1861年开始,那兰陀寺遗址被发现,经过陆续挖掘,已经发掘出八所大型学院,四所中型学院。

B:你到那兰陀去朝圣过吗?

A:去过。现在的那兰陀遗址是比哈尔邦的一个古代佛教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和保护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在那兰陀镇,重新建起了一座佛教大学,宗旨是要恢复那兰陀为佛教学术中心。现代那兰陀大学从201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目前只有十几个学生。 
那兰陀寺遗址向公众开放,我是从佛教圣地,佛陀成道处菩提迦叶前往那兰陀寺的,一天时间可以往返。已经发掘出来的那兰陀寺部分遗址的红砖残存,其
那兰陀遗址
规模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是一字排开的八大学院,庭院规整,建筑严谨,非常壮观,令人肃然起敬。

B:达赖喇嘛经常讲到那兰陀的伟大学术传统,推崇那兰陀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要用不倦的探索来了解“实相”,即“实在的本质”。而这次对话选择在哲蚌寺进行,等于是选在西藏的那兰陀寺,向数千西藏僧侣展示佛教和科学的互动。这是富有深意的决定。

A:是的。那兰陀的佛教传统,在那兰陀寺九百年前被毁的时候,就流向了西藏。藏传佛教三大寺,不仅在形式和规模上继承了那兰陀寺,更是以强调学术和理性而光扬那兰陀的智慧。藏传佛教三大寺的振兴,就是复活了古印度佛教的那兰陀寺学术传统。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仅仅固守传统是不够的,必须开放,顺应时代的变迁。长期封闭和守旧,是藏传佛教在二十世纪遭受重大法难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国家,除了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外,都在二十世纪与共产主义运动正面相撞,经历了巨大的法难。但是,历史也给后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佛教在这些国家传播了上千年,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无法阻挡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潮?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是一个“置于死地而重生”的改革时机?
 现在,佛教正在浴火重生,经历一次规模宏大的振兴。但是,佛教的振兴必须和改革同时进行,特别是佛教僧团的现代教育。伟大那兰陀学术传统的复兴,必须拥抱现代科学。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付诸实践就更不容易。
 回到我们原先的话题,还是请你说说在哲蚌寺举行的第二十六届心智与生命对话吧。有哪些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对话?


第二十六届对话

B:参加这次对话会的西方科学家有物理学家阿瑟·查恩茨、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森、科学哲学家米歇尔·比特波尔,科学史家安妮·哈灵顿,还有洋喇嘛马修·李卡德,湯尼亚·辛格,洛桑·丹增·内基,印度国家高等研究院的拉杰什·卡斯图利兰甘(Rajesh Kasturirangan 等,他们以前参加过对话,这一次又应达赖喇嘛的要求前来对话。这次对话是为三大寺的僧侣举行的,达赖喇嘛要求多邀请一些科学家来,所以还来了十来位新的科学家。
 约翰·杜兰(John Durant)是MIT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的教授。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英国的大学、博物馆工作过多年。他早年的研究是进化论和行为生物学的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科学界关于动物本质和人类本质的争论。现在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公众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认识问题。
 索娜·迪密吉安(Sona Dimidjian)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系的心理学家。
 温迪·哈森坎普(Wendy Hasenkamp)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项目和研究主任。她是神经生物学家。
 布鲁斯·约翰逊(Bryce Johnson)是“僧侣学科学”项目的主任,专业背景是环境科学。
 克里斯多夫·柯西(Christof Koch)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以研究意识的神经机制而闻名。他出生在德国一个外交官家庭,在摩洛哥上耶稣会的中学,在德国的麦克斯·普朗克学院获得非线性信息处理的博士学位,在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了四年,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计算和神经系统的博士项目。在1990年代初期,柯西研究了意识的物理机制,主张意识可以通过现代神经生物学的手段来探索,他是这个领域知名的科学家。
 阿隆·斯坦因 Aaron Stern)是音乐家,他创建了一个叫做“热爱学习”的学校(Academy for the love of learning)并担任校长。他和著名音乐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一起筹划了这个学校。这次对话会,特地请他来谈学习的意义。
 黛安娜·查普曼·沃尔什(Diana Chapman Walsh)是卫斯理学院的荣誉退休院长,MIT的校董,安赫斯特学院的荣誉校董。她是美国教育界的一位重要人士。
 卡罗尔·沃思曼(Carol Worthman)是艾莫瑞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艾莫瑞-西藏科学计划的负责人。

A:既然是在哲蚌寺举行,那就像在2003年在MIT一样,向学生们开放。

B:是的,不过哲蚌寺和MIT不一样的是,这里在此以前没有举行过科学研讨会。这次对话会采用的还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个人对话形式,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围坐一圈,当中是低矮的桌子,达赖喇嘛右边的座位是“热座”,再过去是对话协调人的座位,达赖喇嘛左边的座位是翻译土登晋巴。外圈则是特邀的观摩客人,再外边就是旁听的僧侣和学生。
 这届研讨会由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和西藏档案图书馆联合举办,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有两个会场,主会场设在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即经学院)的大殿里,共有900多人,包括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强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各主要寺院的住持、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代表、三大寺各学院的代表、流亡社区的大学生,以及7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察者。分会场设在洛色林扎仓的新大殿,共有近6千位僧人通过现场直播旁听,同时还有数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研讨会上的所有幻灯片均有藏文翻译,发言也有藏、英文同声翻译。

A:这次对话的主题是什么?

B:这次对话的题目是“心智、大脑和物质”。

A:从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对话的专业是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类似于2002年第十届对话:“物质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

B:是的,但是从2002年到2013年,这十年里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不仅举行了十多次对话,还展开了一系列的科研项目。受这些对话的启发,世界各地的生命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展开对冥想修行的探索,有了一些重要发现,特别是在大脑神经可塑性方面,科学家们比十年前更有信心,相信他们的研究能有益于大众,有益于创造一个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的和平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和十年前不同,是面向数千佛教僧侣,等于是向东方佛教传统的继承人展示活生生的西方科学。

A:你观摩了这次对话,能不能描述一下对话的情景?


对话第一天

B:第一天,117日上午八点多,我按照规定提前半小时走进主会场,能容纳近千人的大殿里已经坐满。大殿前方放了一张铺着深色桌布的长条会议桌,高度只有客厅茶几那么高。长桌靠近释迦牟尼像的那头放着尊者的座位,只是一张普通的沙发椅,与众人平高。围着长桌的十来个座位已经坐满了出席研讨会的科学家。第二排和第三排 是几十个特邀客人。大殿里其他的座位,几乎全部是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我注意到,尊者背后的三张椅子上,坐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法座,后面是他们的助手。这些助手大多很年轻,但已经穿上了标志着格西学位的“黄坎肩”。尊者背后另一侧的几张长沙发椅上,坐着几大寺院的堪布,他们面容庄严安详,一看就知道是地位尊崇的高僧。 
   
四台摄像机围绕着会议桌,会场里还分布了数十个大电视屏幕,使得每个人都能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报告者及其幻灯演示。 
   
我注意到,释迦摩尼像的左下方有一座小型佛塔,塔前放着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仁波切的照片。这是林仁波切的灵塔。

A:从尊者幼年时起,林仁波切即任他的经师,终生跟随尊者。在一次访谈中,尊者曾告诉我,在他的一生中,林仁波切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也许,在林仁波切的灵塔前举办这次研讨会,对尊者来说,具有某些特别的意义。  

B:九点整,全场起立,瞬间鸦雀无声,达赖喇嘛来了。扩音机里传出了藏传佛
教特有的男低音诵经声,浑厚悠长,整个大殿在轰鸣,诵经声仿佛充满了天地。达赖喇嘛从侧门走进来,绕林仁波切灵塔一周,在佛陀像前跪拜,起身走向三大法座,向他们躬身触额致礼,然后在他的座位上盘腿坐下,向科学家们招手微笑。我的座位在达赖喇嘛左边第三排,我注意到,尊者和我多次采访他时一样,穿了一双廉价的塑料拖鞋。 
   在西藏图书档案馆馆长,拉多格西致简单的欢迎词后,物理学家阿瑟·查恩兹作开幕讲话。查恩兹是现任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曾在著名的麻省安默斯特学院任教30多年。他个子不高,有着酷似戈尔巴乔夫的脑袋,温文尔雅,极有魅力。他说话声调平稳,很有幽默感。他说到人类对世界和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现实的探索,谈到科学与佛学对话的意义和困难。他说到自己的经历:他看到哲蚌寺的年轻学僧们在院子里辩经,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时他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还学一点哲学。他说他喜欢这些学科,学得也很好,但是内心深处却很不快乐,以至于一度考虑要辍学,逃离这样的学习,因为外在的学习无法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后来,他遇到一位同是修行者的科学家,当科学和人的灵性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他才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他以科学家的身份走上了内察和慈悲之道。 
   
随后是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森致辞。 研究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是佛学和现代科学最早发生接触的领域,也是二十多年来的对话会最重要的探讨学科。理查·戴维森本人每天静坐冥想,深知这种修持的益处。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认为现代大脑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可得益于和东方佛教修行的交流,因此,他一贯支持和参与同达赖喇嘛的对话。 
   达赖喇嘛开幕致辞后,研讨会正式开始。会议由戴安娜·沃尔什博士主持。阿瑟·查恩兹先向达赖喇嘛介绍说,本届对话会的内容主要有三大范围,一是现代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个题目,这也是阿瑟本人的专业;二是神经科学;三是意识研究。按照会议规则,在每天上、下午各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延续以往的惯例,演讲以同达赖喇嘛个人对话的方式进行。 每个作主题演讲的人都轮流坐到达赖喇嘛身边的专门座位上,面朝他说话。达赖喇嘛直接听科学家的英语演讲,不懂之处会请翻译晋巴解释。 达赖喇嘛有时会提问题,或对某个结论作简短评论。有时候,达赖喇嘛会说个笑话,或者对他不理解的内容作出困惑的表情,引起全场大笑。 

A:以往对话经常是哲学家开场,这次呢?


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B:这次和以前的对话一样,开场的议程带有哲学探讨的性质,由科学家们分别介绍上述三大专业的历史,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带来的福祉,目前面对的问题,以及今后可能的探索方向。阿瑟·查恩兹率先发言,介绍科学的方法论,讲得非常风趣。他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年轻的科学家,那是发生在大约1943年或1945年,地点是拉萨。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少年达赖喇嘛的照片,引起全场的笑声。
    
如今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少年时,曾在布达拉宫楼顶上,用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一架望远镜观察月亮。他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注意到山的阴影,得出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月光来自于其他光源的结论。查恩兹说,这就是标准的科学方法,首先是人依靠感官来观察,利用仪器(望远镜)来拓展感官的能力,利用实验来创造观察的机会,然后是推理,逻辑思维。现代物理学使用的庞大而昂贵的粒子加速器,和少年达赖喇嘛的望远镜一样,都是人的感官的拓展,但逻辑推理也不可或缺。伽利略发现两个物体同时落地的定律,不是依靠观察和实验,而是依靠纯粹的推理。伽利略一生的最后几年被软禁,没有条件做任何实验,却仍然作出了很多成就,靠的就是推理和思维。东方的传统佛学,轻于实验但是注重逻辑与推理,它的很多概念与思维方式,用通常的思维习惯很难解释,却和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大结论暗合。这是除了神经科学以外,佛学和现代西方科学有可能携手合作的领域。
  
第二天的议程是阿瑟·查恩兹和和法国物理学家米歇尔·比特波尔分别讲述量子物理学,以及量子力学的发现和结论对理解“实在”(Reality)的意义。这个学科里的很多内容,比如广义相对论、场论、质量与能量的转换、空间的定义和性质、光的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等等,是一般非专业物理学者最难理解的。在开场白中,科学史家安妮·哈林顿引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法恩曼的名言:“任何说自己懂得量子力学的人其实都不懂量子力学”。但是,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涉及人类对自然、对现实、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对时间和空间性质的根本性认识,是和人类的世界观最接近的领域,也是思想家们不可回避的领域。达赖喇嘛对这个领域多年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讨热情。幸运的是,二十多年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当代物理学家愿意和达赖喇嘛就这个主题对话。
  
这一天的会议开得非常紧张。阿瑟·查恩兹和米歇尔轮流介绍这个学科的结论与问题,看得出两位科学家做了精心准备。下午,土登晋巴介绍了古典佛学对空间、物质、以及世界产生于“缘起”即因果相互联系的思想。
     
这天的对话专业性相当强,是现代科学和东方文明对话最困难的领域。但旁听的僧人们非常专注,在以后的问答阶段,僧侣们踊跃提问,科学家们也常常难以招架,只能实话实说:“对于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从僧侣们的问题看来,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一些概念和结论,在转换成佛学词汇后,僧侣们接受起来并不困难。而且,这些僧侣在有“第二那兰陀”之称的哲蚌寺经过长期的辩经训练,他们对抽象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驾轻就熟。虽然缺乏数学工具方面的教育,僧侣们还谈不上进入专业领域,但是显示出经过佛学训练的西藏僧人,是完全有潜力学习现代科学的。 

A:第三天的对话由谁主讲?


大脑神经可塑性和慈悲心的训练

B:第三天的内容是理查·戴维森主讲的神经科学。在这个领域里,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讨的内容。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可以肯定大脑神经的可塑性。比如演奏乐器的人,经长期练习而获得这种能力,现代神经科学可以在大脑中发现相应的变化。同样,一些心理和精神现象,比如某些抑郁症,也能在大脑中确定相应的位置和变化。西藏佛教僧侣们都修行的打坐冥想,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并且相应地影响自己的各类身体指标,必然有其大脑神经科学的基础。在这方面,佛教僧侣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可以为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提供观察和实验的难得机会。这就是神经科学和西藏佛教僧侣能够合作研究的原因之一。 
   更进一步的是,佛教把“慈悲心”看成是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达到的一种心智状态。对于佛教僧侣来说,同情心、利他心等等,都不是空洞的概念,是可以通过修习来获得的。如果找到佛教修习的现代神经科学基础,这就开拓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佛教和神经科学相结合,把这个领域的科学发现用于使人们减少痛苦,增进快乐,变得更慈悲,更有利他心,这无疑有助于个人内心平和,进而增进人类福祉。同时,达赖喇嘛又指出,任何对人类精神和身体变化所作的科学研究,都有潜在的伦理问题:什么样的心灵改变是好的?怎样定义这个“好”?谁来决定这种改变是“好”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哪些范围内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家与宗教界和大众共同探讨。 

A:慈悲心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或者增强,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如果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有极大的益处,但一定也会引发很大的争议。第四天的内容是什么?


人类的意识

B:第四和第五天的对话偏向于哲理和思辨,集中讨论的概念是“意识”。意识是什么?是独立于物质的,还是附属于有机体物质的?是不是有机体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意识了?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自我意识,即“我”这个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产生了从第三者立场来看“我”这样一个概念?这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家的经典观点是,意识离不开大脑,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可是这没有回答为什么大脑会产生意识。如果未来的iphone的电路复杂到像人脑的神经元和神经电路一样,它会产生意识吗?它会产生自我意识吗?它会不会有“自我”,会不会想:“我是一个iphone”? 

A: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设想一下有朝一日,如果你的iphone有了自我意识,它会不会拒绝服从你的指令?

B: 是啊。这几场讨论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系列现代科学还不能回答的问题,尽管在场的有一流科学家,可是未知远远多于已知。有时候科学家之间也会争论起來。这时,达赖喇嘛在一旁静听,直到最后大家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困难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讨论意识的时候,涉及到意识的转移问题,用佛教的术语讲,就是人的死后转世,意识从一个人的身体转移到另一个人。科学家们的看法是,转世没有证据。既然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那么转世就没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达赖喇嘛介绍了佛教的理由:有一些实例证明了儿童具有一些记忆,只能用前世来解释。但是,达赖喇嘛指出,佛陀的教导是,只应该相信现实的真相,而不是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包括佛陀自己的教导在内。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证明大地不是平的,地球是球形的,须弥山并不存在,现代佛教徒就不应再重复古代佛教的说法。佛教在服从现实,改变看法方面并不困难。所以,关于转世,只是现代科学还没有获得证据来说服佛教徒转世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证明转世不存在,佛教徒就会放弃转世的信念。

A:第五天应该是讨论的最后一天了。


达赖喇嘛谈世俗伦理 

B:第五天的研讨会,有几位西藏佛学家的长篇报告。上午休息前,达赖喇嘛即席作了二十分钟的讲话,专门阐述他近几年在探讨和倡导的“世俗伦理”的概念,也就是当代人类要超越宗教信仰,创建全人类的,包括大量无宗教信仰者在内的共同的伦理。他特别强调科学和科学家在这方面的责任与作用。显然达赖喇嘛的这次讲话是经过长久思考的。在他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几千僧俗可以说是屏住呼吸听着达赖喇嘛讲述他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第六天才是会议最后一天,原计划有大半天的议程,但达赖喇嘛必须赶往下一个日程,研讨会的闭幕因此提前到清晨七点开始,九点结束。 
   
九点前,达赖喇嘛用藏语发表了闭幕演说后,会议结束。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排列在经堂大殿外的车道上。科学家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和僧人都等候在车道两侧,等待达赖喇嘛从休息室出来,登车前往机场。正在这时,孟古特的印度盲童学校的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都捧着哈达,在经堂侧门的台阶上排成几排,等候達賴喇嘛。这些穿着校服的盲童,看得出有些是先天畸形,有些是后天致残。 

A: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他首先是一个人,人类中的普通一员;然后是一个出家人,一个佛教比丘;最后是一个藏人。这三种身份定位意味着三个使命,三种责任。所以,达赖喇嘛的思考和追求,超越了单纯西藏难民的身份。他的慈善基金会也不仅是满足西藏难民的需求。印度的盲童学校,就得益于达赖喇嘛的慈悲。几年前,我在印度西北的拉达克也到过达赖喇嘛为当地少数民族儿童办的学校。 

B:达赖喇嘛走下楼梯,边走边大声与盲童们打招呼,盲童们一片欢呼,纷纷挤上前,紛紛把手中的哈达举得高高的。达赖喇嘛拥抱着孩子们,一个个亲吻他们的额头, 为达赖喇嘛送行的人们在两旁静静等候着。最后,达赖喇嘛与盲童们告别,走向自己的汽车,盲童们齐声一遍遍地喊着:“谢谢你,Guruji”。Guruji是“导师”的意思,是印度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A:这是非常动人的景象。这次对话有数千僧人旁听,并且将影响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对话中提到僧侣教育问题了吗?

B:是的。这次对话期间,以艾莫瑞大学为主设计的艾莫瑞-西藏科学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计划从2008年就开始试验,艾莫瑞大学的教职员和来自西藏流亡政府图书档案馆的翻译,用了六年时间,翻译和编辑了英语和藏语对照的科学词汇,编写了十卷将用于西藏寺院教学的科学教科书,招收了两批来自印度的流亡僧人在艾莫瑞大学学习,一方面积累喇嘛学科学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为将来全面展开僧侣科学教育培养师资。
    2012
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召开了由最高法座甘丹赤巴主持的会议,通过一致决议,从2014年开始,格鲁派寺院的未来高等教育中,将包括五年制的现代科学教育。从此以后,格鲁派僧侣获取格西学位,必须先通过科学教育的考试。

A:  这对于整个东方宗教和文化都是深俱历史意义的。

B:是的,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改革。

A:谢谢你分享你所亲历的这一历史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