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

【连载十九】《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七章: 如沐春风





A:第二十七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是201310月底到11月初的五天里,在达兰萨拉举行的。你也观摩了这次对话。为什么你要再一次观摩这样的对话呢?

B:对我来说,观摩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能获得现代科学和东方佛学方面的一些新知识,是非常大的收获,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再一次亲临现场,见证两大文化传统的历史性交流,见证人类最伟大的心灵、最伟大的头脑、最伟大的人格,是怎样对话的,是怎样互相对待的。这是我一生中在其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景象。
    
2013年初观摩第二十六届对话会上,倾听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探讨“实在的本质”,议论西方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乃至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观点,议论古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菩萨和法师的争论,我注意到,达赖喇嘛和科学家们从不认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确切无疑的真理,然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坚持这个真理了。相反,他们都十分谦卑地承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找到的“实在的本质”,或许只是我们在自己的视野里所看到的一个景象,也许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离我们还很远。他们怀着敬意议论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们,尽管他们现在所发现和积累的知识已经超出了这些前辈。他们那种谦卑和开放的心态,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些谦卑的思想者一同讨论人类的重大问题。达赖喇嘛和当代这群第一流的科学家,原来不是我以前所听说过的学问渊博而高傲的学者,也不是思维锐利而咄咄逼人的批判家。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答。

A:所以你又一次来观摩对话。

B:是的。尽管有时候科学家所讲解的专业知识很深,我只是似懂非懂,而达赖喇嘛和佛教一方的僧侣学者介绍的古代佛教经典,更是十分深奥,但是观摩对话,见证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流,让我深深感动。我自己感觉,接受了这样的熏陶,让我自己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

A:请说说这次对话的主题。

B:第二十七届对话会的主题是“渴求、欲望和成瘾(Craving, Desire and Addition)。有12位参加者,其中主讲者为5位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的教授、一位宗教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所长诺拉·沃尔科夫女士;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任阿瑟·查恩兹、前任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院长黛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的乌帕雅禅修中心创建者兼住持琼安·哈利法克斯博士是以前参加过对话的科学家,这次共同担任本届研讨会的主持人。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森、洋喇嘛马修·李卡德和翻译土登晋巴也参加了这次对话。

A 科学家方面有哪几位新人参加?

B:   诺拉·沃尔科夫(Nora Volkow)是会上引人注目的一位女科学家。
    温迪·法雷(Wendy Farley)是艾莫瑞大学宗教系的教授。
   
肯特·伯瑞杰(Kent Berridge)是密歇根大学的生物心理学教授和神经科学家。
   
赛拉·波温(Sarah Bowen)是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助理教授。
    
维贝卡·阿斯穆森·弗兰克(Vibeke Asmussen Frank)是丹麦酒精和药物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 
  
马克·路易斯(Marc Lewis)是荷兰Radboud大学的教授,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

A:请讲讲你所亲临见证的对话景象。

B:这次没有大量僧侣旁听,但参与旁听的特邀客人来自世界各地。我在长途巴士站遇到了几个年初在哲蚌寺结识的喇嘛,他们从各自的寺院赶来旁听。在旁听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索曼教授和夫人,他是尊者在流亡初期收的第一个洋学生,如今已是美国藏学界的权威。虽然他早已是著作等身的著名教授,今天他也坐在旁听者当中,用电脑做笔记,像梯形教室里的一个普通大学生。
  
第一天,研讨会九点开始,达赖喇嘛尊者致简短的开幕词。他特别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的旁听者们说明“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两大宗旨:1. 增进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知识;2. 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
  
接下来,心智与生命研究所主任阿瑟·查恩兹、戴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戴维森分别介绍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沃尔什博士介绍说,本届研讨会所讨论的内容在2000年的第八届、2003年的第十一届和2011年的第二十三届研讨会中都曾讨论过,随着大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届研讨会是对上述研讨会内容更深入的讨论。


滥用毒品和成瘾机制

A:从这次对话会的题目来看,当代社会的毒品问题应该是议论的中心问题。

B
:对。下午一点,研讨会进入正式的讨论。第一场报告由荷兰阿纳姆-内梅亨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教授马克·路易斯主讲。在他开讲之前,戴安娜·沃尔什博士介绍了毒品成瘾的严重性。她列举了一连串来自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数据:从致死人数来看,所有毒品中最严重的是烟草,即尼古丁。据世界范围的估算数字,二十世纪由于使用烟草而致死的人数高达一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本世纪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将高达十亿。仅在2011年,全世界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六百万。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增长为八百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因为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立法和宣传教育使得吸烟的形象不再吸引人,而全球大烟草商将市场营销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
   
她从一数到六:“现在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与使用烟草有关的疾病。”也就是说,当她数到六时,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人由于使用烟草而亡。这真是令人心惊。
   她接着说:“每十个成人死亡中有一个是由于吸烟,将近一半的今日吸烟者将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吸烟是公众健康的头号敌人。”
  
死亡和疾病只是成瘾毒品危害的两个容易观察测量的结果,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医院收集到有关数据。而毒品成瘾造成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导致上瘾者的死亡。如果把成瘾毒品的其他危害,比如造成的行为问题、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计算在内,那么烟草、酒精等物品的滥用所产生的危害是极其惊人的。沃尔什博士说,烟草和酒精等毒品不同的是,它损害人的健康,但是不造成使用者的行为问题。

A:心理学家马克·路易斯对毒品成瘾问题是怎么说的?

B:马克·路易斯的主讲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既是研究成瘾的心理学家,本人又曾是成瘾者。他来到达赖喇嘛面前现身说法,这是特别难得的。二十多年前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发起讨论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曾指出第一人称的研究对大脑神经科学的重要性,今天下午的主讲人,马克·路易斯就运用了“第一人称研究”。当年他吸毒成瘾的时候,正在大学里学心理学。以后他成为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成瘾的机制。他向大家详细讲解了成瘾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成瘾过程中,大脑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人的心理发生了什么,如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戒瘾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破这个循环,特别是在“渴求”开始出现的时候。

A:科学家现身说法成瘾过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能这样做真是了不起。

B:是,这是一个难得的第一人称叙述。马克·路易斯教授讲完后,尊者与其他参加者开始就如何理解“渴求”、如何打破成瘾者心理和行为的循环等问题进行讨论。尊者认为,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渴求”是一种强烈的“执”(attachment),而“执”的背后是“无明”(ignorance)和“虚幻”(delusion),对治的方法是提高觉察力(awareness),觉察力包括“了解”和“行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了解成瘾的原因、后果,然后采取行动来戒除。科学家们则讨论了各种戒除的方式,以及预防成瘾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滞后满足”的方式来训练幼童的自我控制能力。 尊者对这些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段儿童“滞后满足”训练的录像。
    
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了在北美的弘法,访问日程非常紧张,返程中又访问了波兰,三天前才回到达兰萨拉。参加对话的科学家和旁听的各国客人大多是两三天前到达兰萨拉的,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今天一天的对话会中,尊者始终兴致勃勃,不时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让科学家挠头,全场哄堂大笑。科学家有时也提出一些让尊者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引得全场乐不可支。会场上,尊者和科学家们有一种庆祝重逢的快乐气氛。

A:第二天的对话谈什么?


欲望与痛苦

B: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还有个说法叫“无欲则刚”,意思都是说,人要是有太多的欲望,就会变得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没有欲望就没有压力,人就可以更超脱、更自由,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可见我们的前辈们从经验中已经总结出,欲望是和痛苦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哲理都是劝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欲望越多越苦恼,欲望越少越快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发现,没有多少人在实践这些至理名言,人人都在欲求着什么,特别是现代生活的物质可能性大为增加后,人们想要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难以满足,尽管得到了很多的人其实并不快乐,有些人甚至相当苦恼,人们还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无休无止地追求着,似乎大家都在义无反顾地奔向一个痛苦的深渊。这是为什么呢?
   
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探索并寻找答案的;而东方佛教对于欲望与痛苦的思考和讨论,已经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智慧和文献。第二十七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尊者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佛教僧侣和佛学哲学家一起,深入地讨论欲望产生的方式和过程。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和古老的东方智慧之间的一场友谊赛。
   
研讨会开始时,理查·戴维森教授告诉尊者,他给尊者的好友,南非的图图主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图图主教,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推广到非洲的愿望。他得到来自图图主教的通知,图图主教今天将在网络上观看研讨会的实况。
    
这天上午的主讲者是著名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家,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肯特·伯瑞杰教授。伯瑞杰教授讲的内容是人类产生强烈的“想要”(Wanting)和“喜爱”(Liking)的原因。他用大脑神经活动的观测记录,区分了“想要”和“喜爱”这两种心理活动。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想要”的活动区域更大、更稳定,它是一种欲望,它不需要“记忆”就能产生和持续,一旦产生就不容易消失或消除。而“喜爱”是和“愉悦”(Pleasure)有关的一种情绪,它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涉及的区域较小,神经元的数量也较少,这种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中断或消失。大脑神经科学家根据对大脑神经活动的观察得出结论,“想要”可以变得非理性,即使不“喜爱”也可以“想要”,甚至明明知道一个目标是不愉快的、自己不“喜爱”的,“想要”的心理仍然可能持续加强,变成一种“渴求”,即一种非得到不可的欲望。“想要”这种心理可以在并没有压力和需求的情况下产生和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成瘾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科学家们也感到困惑的是,在大脑中,“想要”和“恐惧”占用了同样的区域,这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实验观察和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伯瑞杰教授还对于动物和人类的“想要”心理作了深入探讨。以大脑中“多巴胺”(Dopamine)这种化学物质为例,他详细介绍了这种化学物质对大脑的作用。他用彩色图像和图表来说明试验结果,还放了几段自己实验室对老鼠进行试验的录像,形象地说明多巴胺对大脑产生强烈“想要”所起的作用。他的讲座非常专业,尊者和在场的僧人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讲述。有时候,尊者对某个问题有疑问,他会立刻提出,请伯瑞杰教授进一步解释;有时候他会用通俗语言来“翻译”伯瑞杰教授严谨的阐述,然后问伯瑞杰教授,他自己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下午,尊者的翻译土登晋巴主讲佛教对“欲望”(Desire)、“渴求”(Craving)和“行动”的见解。土登晋巴是达赖喇嘛从1985年至今的主要英语翻译。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时候,土登晋巴是不可取代的,他要把达赖喇嘛非常精深的佛学理论,特别是古印度那兰陀学派的古代梵文经典,翻译成现代英语,又要把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学术语言翻译成藏语。他不仅能来回做同声翻译,还能够利用速记,进行大段的翻译,其准确度令人赞叹。会场上有不少僧侣和西方学者是英语和藏语都懂一些的人,都佩服土登晋巴的渊博知识和语言能力。
    
土登晋巴曾经是南印度甘丹寺的僧人,获得过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学位。后来他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教育体系内,他都获得了最高学位。在对话会进行过程中,他坐在达赖喇嘛左边椅子上,当达赖喇嘛用藏语提问或讲解的时候,他把尊者的话翻译成英语,当达赖喇嘛对科学家的讲解有疑问的时候,他及时插进来将科学家的回答翻译成藏文。

A:土登晋巴讲了什么?


佛学对欲望的思考

B:今天下午,土登晋巴坐到了达赖喇嘛右边的主讲席上,代表佛学一方,向科学家们提供佛学中对“欲望”、“渴求”的理解,这些来自于古印度佛学经典的内容是在场众多僧侣们的强项,晋巴这位前僧人也有一点紧张,一开始先给他从前的僧侣同学们打招呼,“兄弟我今天班门弄斧了。”达赖喇嘛乐不可支地开玩笑说,你的同学们早就摩拳擦掌地准备好要向你击掌质问了。这句话引得在场的僧人一片哄笑,晋巴还得笑着继续尽到尊者翻译的职责,把尊者的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又引得在场的西方人哄堂大笑。这也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有趣现象:现场听众很少对某个笑话同时作出反应,尊者用藏语开玩笑,在场的僧俗藏人立刻哈哈大笑,不懂藏语的人则面面相觑,要等到笑话翻译成英语才笑起来;尊者用英语开玩笑,情形就正好相反。
    
土登晋巴引用佛教经典中关于“执”的来源的观点,说明佛教对“渴求”产生机制的理解。佛教认为,从“接触”产生“经验”,从“经验”产生“渴求”,从“渴求”产生“执着”,从“执着”产生“行动”(满足欲望的行动),这些情感形成一种循环。不过,佛教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破坏性的,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动机,没有动机就不会有行动,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问题在于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欲望的方法,有的是建设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人们对此应当有所觉察。
   
下午3点,第二天的讨论进入最后一部分:听众与科学家问答。留在会场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僧侣,他们对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问题,看得出来,僧侣们对这天的讨论听得非常仔细,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也显示出,经过多年逻辑思维训练的僧侣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力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一位僧侣问:“在‘想要’和‘喜爱’之间是否有某种界限?超过了界限,‘喜爱’就变成了‘想要’?” 肯特•伯瑞杰教授回答说,他的试验团队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目前为止的试验结果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A:第三天的对话谈了什么内容?


毒品泛滥问题

B:第三天讨论的是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毒品泛滥的原因。今天上午的主讲人诺拉·沃尔科夫博士昨天刚刚赶到达兰萨拉,昨天下午出现在会场上,她说一口有明显外国口音的英语,看来她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可是会议资料中对她的介绍却表明,她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的主任。她所领导的研究所是当今世界对毒品问题的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隶属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是美国政府卫生部下属的机构,主要职责是生物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研究,美国政府对疾病的研究经费主要是通过NIH下达。诺拉·沃尔科夫博士开拓了利用大脑显像技术(Brain Imaging来研究毒品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从而了解毒品成瘾的生物学机制。她发现并指出,毒品成瘾对大脑造成生物性损害,事实上毒品成瘾是一种大脑疾病,应该针对成瘾的机制来寻找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吸毒视为行为和心理问题,更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关进监狱。
  
这位女士瘦小精干,一头蓬松的金发,两眼炯炯有神,虽然始终面带微笑,却有种凛然的气势。她在专业领域里一定颇有权威,会议资料介绍她曾得到多个专业奖项,被《时代》杂志选为“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头人”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世界上应予以注意的二十个人”之一,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年度革新人物。
 
   她的说话口音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晚上上网一查,维基百科对她的介绍第
诺拉·沃尔科夫 
一句话却不是她的专业成就,而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出生于一个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者家庭,提起她的曾外祖父托洛斯基,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诺拉·沃尔科夫博士的父亲是托洛斯基的外孙,她和她的三个姐妹都是在墨西哥长大的,她们的曾外祖父就被斯大林派来的杀手暗杀在她们长大的那座房子里。可以说诺拉是在“革命”的阴影中长大成人的。她在国立墨西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在纽约大学深造。她的口音原来是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影响。身为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之后的诺拉担任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主任已有十年。
   沃尔科夫博士是第一次参加和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虽然她要谈的是她的专业,她的题目是她多年研究的强项,达赖喇嘛尊者是这方面的非专业人士,可是第一次和达赖喇嘛面对面地谈话,她仍然掩盖不住地激动。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尊者有极强的气场。这次研讨会上,第一次参加的主讲人一开始都表现得有点紧张和激动,语调明显升高,语速突然加快,在进入专业知识的阐述时才慢慢恢复正常。
  
达赖喇嘛尊者知道,在外界眼里,他是一个圣人和智者,他理解别人面对他时会有紧张感,所以他很善于消除别人的紧张情绪,用他的轻松幽默来创造一种平等气氛。他说,如果不把自己和他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牢笼。

A:诺拉·沃尔科夫谈了什么? 




毒品成瘾个体差异的原因

B
:诺拉·沃尔科夫介绍了她的研究和发现。她说,根据经验和观察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个体对毒品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反应强,有些人反应弱;有些人特别容易成瘾,有些人不容易成瘾。人们通常认为,吸毒的原因是吸毒者从毒品中得到了愉悦,为了追求这种愉悦而重复吸毒这个行为,从而成瘾。根据个体对毒品反应的差异,他们这些科学家曾经作出一个假设:对毒品反应大,从而更容易成瘾的人一定是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更高。科学家有了这个假设以后,必须用实验或观察来加以验证。于是,诺拉·沃尔科夫说,他们做了种种科学试验,最后得出结论是,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容易成瘾的人并不是因为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高,甚至有时完全没有愉悦,却仍然成瘾而且无法自拔。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瘾呢?成瘾的大脑神经机理是什么?
  
诺拉·沃尔科夫介绍了她首倡的大脑显影术,用一张一张大脑彩色图像来说明大脑中特定化学物质的分布水平,通过不同水平下的人体是什么反应,来解释一系列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她介绍的内容十分专业,非常复杂,她以尽可能通俗的方式介绍了一系列实验说明了什么结论。以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为例,多巴胺是大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化学物质,没有多巴胺,人就没有了活动的动力。毒品会导致多巴胺水平升高,但是多巴胺水平过高,会引起人体的系统反应,人体会对毒品形成记忆,大脑中另外一些被称之为多巴胺受体的物质水平随之大为下降。多巴胺受体水平低的人容易成瘾,成为吸毒者。
  
这是一系列的实验而得出的发现。每当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为什么?于是引出新的实验,新的发现。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最初认为吸毒者是由于盲目追求毒品的愉悦而成瘾的假设完全错了。成瘾是因为大脑中这一些互相关联的物质的作用,事实上成瘾者后来并没有得到愉悦感,但是大脑疾患已经使得其记忆、判断、决策、注意力等都缺失了,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摆脱毒品。她说,她问过很多临床成瘾患者,为什么还要吸毒?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自己就是想要吸毒,就是无法摆脱。她说,事实上,毒品成瘾者是痛苦的,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把吸毒看成犯罪,把成瘾者关进监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A
:这是从微观机理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成瘾。那么,社会应该怎样来对待毒品成瘾的社会问题呢?


当代毒品泛滥的社会应对策略

B
:下午,来自丹麦的维贝卡·阿斯穆森·弗兰克博士主讲。弗兰克博士是丹麦奥胡斯大学酒精和毒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副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她是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毒品成瘾问题。她认为使用毒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吸毒常常在群体活动,例如派对、庆典过程中发生。在欧洲,使用毒品相当普遍,但毒品成瘾者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使用毒品并不等同于毒品成瘾。数据显示,毒品成瘾者中青少年的比例相当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瘾者的人数则逐渐减少。她认为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的成熟程度造成的。
  
弗兰克博士还认为,政府对毒品的控制也会引起问题。在这点上,来自美国和
马克·路易斯 
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来自荷兰的马克·路易斯博士说,在荷兰大麻是合法的,这并没有导致吸大麻的人增加。他幽默地说,在荷兰吸大麻的人很多是美国游客。诺拉·沃尔科夫则反对毒品合法化,她指出,在美国造成死亡和伤害人数最多的“毒品”是烟草和酒精,这两种东西是合法的,它们造成死亡和伤害最多的原因是使用者最多,而使用者最多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最易获得。她不赞成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关进监狱,她认为社会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但也不应让人们可以随意获得毒品。很明显,科学家们在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上并无共识,但他们都对本国政府的“抗毒”政策表示不满。科学家们一致同意,在对成瘾者治疗的过程中,亲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诺拉·沃尔科夫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临床医生。这天的会议中,诺拉·沃尔科夫博士向尊者请教,佛教历史悠久的冥想经验中,是否有某种方式能用来帮助毒品成瘾者。尊者坦诚而幽默地回答说,当毒品成瘾者已经到了大脑受到损害的地步时,“他们应当向你求助,而不是向我求助。”但是,尊者认为,佛教的基本理念和一些冥想方法在预防毒品成瘾方面可能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和平快乐的家庭中长大,毒品成瘾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至于社会应当怎样对待毒品成瘾者这个问题,尊者提醒听众,毒品成瘾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与我们一样的情感需求,我们不应当把他们划入另类,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慈悲之心对待毒品成瘾者,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A:请讲讲第四天的情况。

佛教认为,欲望产生于无知

B:上午的主讲人是洋喇嘛马修·理卡德。马修现在是尼泊尔加德满都一所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从1989年起兼任达赖喇嘛尊者的法文翻译。他出生于1946年,父亲是已故当代著名法国思想家Jean-Francois  Revel,母亲是当代法国抽象主义画家Yahne Le Toumelin,也是一位佛教比丘尼。马修本人曾经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Francois Jacob1972年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获得细胞遗传学的博士学位。照他自己的说法,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就开始了毕生的“博士后研究”,研究的却是东方佛教。或许是“顺理成章”,抑或是“因缘成熟”,总之,马修削发为僧,成了藏传佛教僧侣。他拜两位著名仁波切为上师,而他的最高上师就是达赖喇嘛尊者。
   
马修高大健壮,一身绛红袈裟,剃着光头,走在达兰萨拉街上,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他也似乎认识所有的人。他说着一口带法语口音的英语,精通藏文,也精通佛教经典。他兴趣广泛,研究佛经、修练打坐之余,研究地球上动物的迁徙,出版过专著。他爱好摄影,出版过多部影集,摄影作品被很多西方杂志采用过。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书名就叫《和尚与哲学家》;他与一位宇宙学家一同出版过一部有关量子力学和东方哲学的书,还撰写和翻译过其他著作。他把他得到的版税全部用于120多个人道主义项目。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上一次在南印度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心智与生命科学对话会上,我就看到他作为主讲人出席。他是西方人,却是代表东方佛教的一方,讲的全是藏传佛教方面的内容。上一次对话会上,他也有过一次主讲的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讲完以后,达赖喇嘛尊者称赞了他,说他讲得不错,这位洋喇嘛顿时就像得到老师表扬的小学生一样,激动得满脸通红,握着达赖喇嘛伸出的手,连连低头触额,顶礼致谢。这一次,我注意到,他坐在达赖喇嘛旁边的主讲席上,仍然显得激动而紧张。不过,今天他讲得实在是精彩。
   
今天马修·理卡德主讲佛教对“欲望”的看法。他首先指出,从佛教角度来看,“欲望”产生于“无明”即无知(ignorance)。“无明”有两方面,一是不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对实在(reality)扭曲的认知。 由无明产生分别心、仇恨、渴求、傲慢、嫉妒等负面情感,这些都是痛苦(suffering)的来源。以佛教观点,“成瘾”是丧失了心灵自由。那么,当人们处于“渴求”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状态时,应当如何应对呢?马修指出3种方式:1. 满足;2. 压制;3. 采用一些更高明的方法。很明显,对欲望的满足或者压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什么是更高明的办法?
   
作为资深佛教僧侣,马修指出,“渴求”(craving)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阶段,即“之前”、“期间”和“之后”,也就是“渴求”产生之前、处于“渴求”这种心理状态之中、“渴求”过去之后。从佛教修练的经验来看,这三种状态都有对治的方法。马修大致介绍了一些佛教中对治负面情绪的办法。这些方法都与观想和分析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觉察”(awareness)。觉察不仅仅是觉察情感的产生、发展、强化的过程,还包括觉察自己对事物的错误认知,而觉察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和加强的。不过,他说,应当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训练方法,有些方法比较精深,不适合初学者。
   
马修讲完后,有人问他,这些佛教中的心理训练方法是否有可能从佛教中“剥离”出来,应用于非佛教信仰者?在紧张繁忙的现代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像佛教僧侣们那样,花很多时间来打坐冥想,这些训练方法是否能让成瘾者受益?科学家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尊者和有冥想经验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佛教中针对各种负面情感的对治方法完全可以从宗教中剥离,用于大众,这也与达赖喇嘛尊者近年来提倡的世俗伦理观念相符。
A:把冥想修行方法从宗教中剥离出来的想法很有意思,中国的静坐气功其实就有这种性质。

B:其他宗教中也有冥想修行的传统。下午,西方文化传统出场,讲的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冥想和修行,这一传统是怎样应对欲望和渴求。主讲人是美国艾莫瑞大学的宗教学教授温迪·法雷博士。


中世纪基督教的修行传统

 
 温迪·法雷
 
温迪·法雷教授的研究重点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女神学家、宗教对话、神学经典文本、当代伦理问题,以及基督教中的冥想修行实践。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她的著作中,她不把上帝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将上帝作为一种慈悲的象征。她从人间的“苦难”(suffering)而不是从人的“原罪”(sin)来解释善恶问题。她的著作还涉及了宗教中的伦理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冥想修行问题,民间传统和宗教间对话等等。
   
今天下午的演讲一开始,温迪·法雷教授引用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基督教沙漠修行派,以及十二世纪贝干诺派世俗修行者留下的诗句和格言,介绍早期基督教对人类欲望的诠释。早期基督教的冥想修行者认识到,人类欲望可以区分出健康的欲望和扭曲、病态的欲望。当欲望呈现出不健康的形式时,就成为一种“渴求”,这是一种类似成瘾的精神状态。“自我”(Ego)在焦虑与渴求的驱使下,把世界看成是一种能够得救的承诺。利用外部世界来满足欲望,将导致自我毁灭。负面的情绪,比如愤怒、虚荣、焦虑、色欲等,其根源在于人的心灵。早期基督教传统提出,人们可以通过反观自心、打坐冥想、慈悲善行等方式来医治病态的欲望。
    在她讲述过程中,达赖喇嘛尊者数次插言,指出佛教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在理解“欲望”和应对负面情感的相近之处。 
  温迪·法雷教授的演讲内容丰富,清晰严谨而富有激情。她一边用诗一般的话语解说,一边在大屏幕上打出一张张照片。在场的人,无论是欧美来的科学家、旁听客人,还是穿着袈裟的西藏喇嘛,全都沉浸在温迪·法雷教授所呈现的基督教传统的宏大心怀和智慧之中。
   
最后,温迪教授说到,在现实世界里,我们都很善于区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之处,诸如种族的不同、贫富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相比之下,在这方面耶稣却是一个“弱智者”,他看不出人类的这些区别,他只看到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有一样的心灵,肩负着一样的神圣。她说,当我们心怀慈悲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都有一个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基督。最后,她面对达赖喇嘛,神情庄重地说,“我想说一声感谢,感谢尊者您,感谢我们的文明传统中的所有修行者,感谢基督教和东方佛教今天的这次谈话!”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喇嘛尊者和著名天主教灵修士托马斯·梅顿合影的黑白照片。



达赖喇嘛与托马斯·梅顿

A: 这是一张1968年的照片。四十五年前,来自美国肯塔基州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托马斯•梅顿来到达兰萨拉,和流亡中的年轻达赖喇嘛谈了三天。这是西方天主教传统和东方藏传佛教传统的第一次对话。遗憾的是,这次谈话后不久,梅顿在泰国不幸触电身亡。

B: 但是他和达赖喇嘛一起开始的对话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延续到今天的会场上。
  
达赖喇嘛看着这张照片,久久不语。可以看出,尊者看到这张照片时,深深地感动。

A: 我想起今年一月,在新德里采访尊者时,他详细地告诉我他与托马斯·梅顿的谈话。他告诉我,托马斯·梅顿是将他引入天主教的第一人。

B: 最后,尊者说:“从这张照片看,我那时候可比现在年轻多了。”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笑声。尊者又说:“这是提醒我们世事无常。”。此刻,我相信在场所有人心里都会感受到一种庄重的历史感。

A:第五天是最后一天了。


怎样帮助成瘾者

B:是的。这天只有上午一场讲座,主讲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副教授莎拉·波温。
   
波温副教授是南传佛教修练者,有十多年打坐经验。她主要研究如何将冥想
莎拉·波温
和专注练习(
Mindfulness practice)与西方传统的心理疗法结合,用于防止初步脱瘾者复发(Relapse)。毒品、酒精上瘾的特征之一是反复。成瘾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脱瘾治疗后,往往会复发,而且复发者的比例相当高。莎拉说,所谓“成瘾”,其核心就是对特定物(毒品、酒精、以及其它成瘾行为如性、工作狂、购物狂等等)的反复发作。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借鉴冥想和专注练习来帮助已经经过脱瘾治疗的人.
    莎拉首先解释上瘾者反复发作的心理学和行为学模式:首先是“诱因”(Trigger),“诱因”引起某种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不适感”(Discomfort),“不适感”引发对成瘾对象的“渴求”(craving),为了满足“渴求”,再次使用毒品。从“不适感”到“使用毒品”这个过程,就是“复发”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样的反复就形成了专业领域中称之为“反复循环”的成瘾模式。这个模式显示,“诱因”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反复”,初步脱瘾者如何对待“诱因”才会导致反复。统计数据表明,虽然有近一半的脱瘾者会出行反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另一半脱瘾者没有反复,也就是说,至少有差不多一半的“瘾君子”能够成功的脱瘾。使脱瘾者彻底远离“诱因”是不可能的,就像酗酒者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无酒精饮料的环境中,使初步脱瘾者学会如果应对“诱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主持一个以冥想方式来帮助初步脱瘾者避免复发的治疗项目(MBRP)
   
这套方法的核心是教会初步脱瘾者当“诱因”出现时,自己将会随之出现的一整套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每个初步脱瘾者学会认识自己面对“诱因”时的反应,理解这些反应只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必为此产生羞耻、愤怒等情感。然后,初步脱瘾者学会“观望”这种反应,把注意力从“渴求”转移到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感觉上来,让“渴求”感逐渐消失。也就是说,让初步脱瘾者理解“渴求”只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强度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在“渴求”感产生时,通过“专注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形成、发展、降低、消失等等,而不是与“渴求”这种感觉对抗。
A: 在打坐冥想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各种身体上的不适,用的就是类似的方法来应对。比方说,如果感觉皮肤痒,有种方法就是专注与“痒”这个感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忍住不去抓挠。在专注这个过程时,“痒”的感觉反而淡化、消失了。波温教授说用的方式与此相同,这就是一个把打坐冥想的技巧从佛教中剥离,用来帮助非信仰者的例子。
 B: 这套方法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莎拉和她的团队将这套方法用于法庭强制的戒毒者、监狱、青少年罪犯等人群中,研究显示,这套方法与目前美国心理学界采用的标准脱瘾治疗方式比较,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莎拉说,目前这套治疗方式规模还不够大,她和她的同事们还在继续研究,包括研究训练更多的治疗师的方式,希望能把这套方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莎拉·波温讲完后,主持人理查·戴维森请达赖喇嘛评论。达赖喇嘛认为,和传统修行相关的这一些救助方式,在预防成瘾方面更为有效,而在吸毒或酗酒等方面已经成瘾以后,由于成瘾已经对大脑造成了物理性的伤害,冥想修行等技术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相当于止痛片的功能,它可能缓和或减轻成瘾者的痛苦,减少戒瘾复发的可能性。冥想修行等技术在提高人的身心健康、从而预防使用毒品成瘾方面,会更有用武之地。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具有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社会,更依赖于教育,依赖于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
   
对此,好几位科学家都有不同看法,他们说,虽然这些救助项目只是止痛片,但是没有更好的在心理上精神上帮助成瘾者的当下,止痛片也有广泛的用途,而且,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止痛片做得更好。
   
达赖喇嘛表示并不反对用冥想修行技术来帮助成瘾者戒瘾,但是再次提醒科学家们,冥想修行技术最有意义的是在预防,即提高人的整体精神健康水平。在这方面,有足够的事实资料证明,传统的冥想修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达赖喇嘛尊者以经受过“中国古拉格”的西藏僧侣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藏区的寺院普遍被摧毁,大量藏传佛教僧侣被关进了监狱或劳改营,即“中国古拉格”。很多僧侣被监禁或“劳改”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这些喇嘛后来又回到寺院,很多人来到了印度,加入了流亡社区。在经历了二十来年的折磨后,西藏喇嘛们没有出现普遍的遭迫害后的后遗症,几乎没有出现精神病。这是因为西藏喇嘛从来就重视冥想修行,精神健康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有一个喇嘛后来告诉达赖喇嘛尊者,在劳改营里他被迫做苦工,他就把苦工作为一种修行来做,用以前的冥想和注意力专注来对待苦工,来观想苦工带来的肉体痛苦,在精神上提高自己。还有一个喇嘛告诉尊者,在中国古拉格监狱里度过的二十年,是他修行功课做得最好的二十年,他把监狱的环境当成了修行的环境。
   
达赖喇嘛尊者讲到一位著名的仁波切,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喇嘛。他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被释放后,立即步行来到印度。达赖喇嘛尊者了解他在监狱里经历过很多折磨,见到他后问他,这二十多年,你在监狱里是否曾经害怕?这位喇嘛回答说,有那么几次,我真的害怕了。尊者问,他们是不是要杀死你?这位喇嘛回答说,不是,有那么几次,我害怕的是我快要失去对那些施害者的慈悲心了。
   
下午是一个简单、非正式的结束仪式。主持人戴安娜·沃尔什博士请本届研讨会的参加者分享自己的心得。第一次参加心灵和生命研讨会的诺拉·沃尔科夫博士首先发言。她说,在这次会议上她学到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表达不同意见,学会怎样简单、真诚地表达不同意见而不造成一种紧张气氛,因此,尽管意见不同,大家还能继续交流,这对于她是十分重要的一课。
 这次对话会的所有主讲人和主持人都作了简短的讲话,每个人都表示非常感激尊者组织了这样的对话会,都对自己能出席这样的交流感到非常幸运。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从这样的对话会里学到了那么多,收获是那么丰富,要回去后好好回顾,才能完全领会,而这些收获中最重要的是看到了这样的对话本身,亲自见证了达赖喇嘛倡导和引领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如何对话。
 我们所有旁听者也深有同感。这五天的会议是非常紧张的,无论是科学家的主讲,还是佛教方面的阐述,内容都很专业,有些相当深奥,听起来十分费神,但是在这样的会场上,聆听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个对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理解和达成共识是可能的,达赖喇嘛正在这样做。



【连载十八】《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六章: 千年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