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0日星期四

【连载二十】《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第十八章: 探索自我




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      
      
A:第二十八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在哪儿举行?

B:第二十八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举行的,是达赖喇嘛和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几位同事的一次小范围讨论,谈论的话题却非常重要。参与讨论的有理查德·戴维森、丹尼尔·戈尔曼、黛安娜·查普曼·沃尔什、阿瑟·查恩茨,还有布鲁克·道森-拉维尔(Brook Dodson-Lavelle),她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项目管理专业人士,专业背景是宗教学和心理学,在艾莫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宗教学和藏传佛教的博士和硕士学位。

A:他们讨论了什么?

B:对话的专题是“伦理、教育和人类发展”,即伦理道德在教育中的地位。讨论这样的问题,你必须对全人类现在和未来的内外处境有宏大的视野。一般人都会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达赖喇嘛却常常提到,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七十亿人类共同的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这次讨论会是2014年春天举行的。

A:第二十九届对话会是紧接着举行的吗?

B:对,2014411日和12日,在日本京都举行了第二十九届对话会。这是一次公开对话,参加者除了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和以前多次参加对话的科学家外,还有多位日本的科学家和佛教高僧。

A:对话的题目是什么?

B:对话的题目是“心智成像”(Mapping the Mind)。两天对话全过程在网上都有录像,你不妨去看看,达赖喇嘛尊者的主题演讲以及和科学家的互动都是非常精彩的。

A:  好。听说你到南印度去观摩了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请给讲讲你的观感吧。


第三十届对话会

B:第三十届心智和生命研讨会是20151214日至17日在南印度色拉寺举行的。三年前的第二十六届研讨会是在南印度哲蚌寺,甘丹寺就在哲蚌寺附近,两寺的学僧们一同旁听了五天的会议。这次在色拉寺召开的这届研讨会,意味着在印度重建的三大寺学僧都有机会观摩达赖喇嘛尊者与西方科学家们的对话。

A: 这届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什么?

B: 研讨会题目是《感知、概念和自我:现代科学和佛教的观念》,讨论现代科学和佛学中有关人的自我意识的观念。

A: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议题。

B: 这届研讨会共有二十四位科学和佛学方面的对话者, 还有五十三位来宾。从对话者的情况来看,这次研讨会的佛学人士明显增多,共有十一位佛学学者,其中八位是出家人,包括一位阿尼。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里有几百位来自各寺院的主持、堪布和格西,以及一些应邀观摩的民众。研讨会全程有网络直播。

A:请谈谈你第一天的观感。

B1214日是对话会的第一天。上午九点,达赖喇嘛尊者步入会场。按照惯例,会议还是以科学家们与尊者个人对话的形式进行。科学家们围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桌边,尊者的座位在长桌一端,他身边还有一张椅子。这张椅子俗称“热座”,参加对话的科学家们轮流坐在这张椅子上,面对尊者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致开幕辞。尊者先回顾了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历史。他说,自己从小就对科学颇有兴趣。逃离西藏之后,他有机会与西方科学家们接触。大约三十多年前,他产生了与科学家们讨论的想法。尊者说,他相信科学的客观精神与佛教,特别是那兰陀寺的理性探索精神是一致的,这一点是双方对话的基础。对佛教徒来说,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能增加新的知识。对于那兰陀知识系统而言,这一点十分重要。
 尊者说,西方科学主要研究外在的世界,对人类的内在的心智没有作出太多的研究。如果西方科学能够从那兰陀传统的心理学中得到一些知识,将会有所得益。尊者强调,这样的对话不应当被理解为作为宗教的佛教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而是“佛教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佛法中关于“存在的本质”的部分,与宗教“信仰”无关。这样的对话有益于帮助有情众生。当今之世充满痛苦和杀戮,以及种种灾难。灾难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尊者说,但人们却期望上帝去解决,这不是荒谬吗?对佛教徒来说,我们佛教徒制造的问题,怎能祈求佛祖来解决?

A: 确实如此。

B: 尊者说,因此对于佛教徒来说,光有菩提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行动,也就是必须有菩萨行。那么,已有的佛法知识怎样转化为人类利益?尊者相信将古印度的心理学传统从佛教中提取出来,将有助于帮助人类整体提升精神价值。
 这次研讨会之前,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原所长,物理学家阿瑟·查恩茨辞职。尊者回顾说,当年发起科学对话的智利科学家瓦瑞拉已经辞世,现在阿瑟由于年龄原因也不能参加。然而,他相信由于有益众生的缘故,世界上只要还有知识分子存在,这个项目就不会中断。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从二十世纪开始,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尊者相信对话还会持续进行到二十二世纪,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尊者的开幕词结束后,研讨会正式开始。世界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简短介绍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和脑神经学的几个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成为与佛教科学对话的基础。他说科学证实了大脑可塑性,而且“人性本善”这一观念是能够被科学研究所证实的。

A:谁是第一个主讲?

B:第一个坐上“热座”的是哲学家杰·加菲尔德教授。由哲学家开场,也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惯例。加菲尔德教授介绍西方哲学对感知、概念和自我的定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定义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诸如自我这样的概念,对话双方必须清楚定义,否则就会引起误解和混乱。
 在他之后坐上“热座”的是尊者的翻译土登晋巴。 土登晋巴为今后几天的对话提供了佛教方面的背景知识。他主要展示阿毗达摩经典中有关感知和概念的内容。阿毗达摩经典是一个庞大、复杂、深奥的系统,确切的产生时间不可考,但学者们认为它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之间。阿毗达摩经典对人的视觉、嗅觉等感官摄取外界信息的方式有详尽的研究。土登晋巴将这个庞大的体系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展示其基本内容和后世的发展。我注意到,坐在大经堂后面的僧侣们连连点头,显然他们对这位老同学的佛学学问还是挺服的。
 上午的讨论就到这里。


一个以“光明”命名的公益项目

A: 下午讨论了什么?

B:下午,帕旺·辛哈 (Pawan Sinha) 教授介绍他创立和主持的一个项目:“普拉卡什
帕旺·辛哈
项目”(
Project Prakash)。

A:从姓氏判断,辛哈教授是印度人吧?

B:是的。会议资料上介绍,辛哈教授在印度新德里读完大学本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是麻省理工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计算与视觉神经科学教授。他领导的实验室专门研究人类大脑怎样通过视觉经验来辨认物体,以及这种辨认的能力怎样编码储存于大脑记忆中。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健康的人,还有能力方面遭遇挑战的对象,即通常所说的残疾人,如自闭症患者和盲人。他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为理解视觉能力的获得与发展寻找线索,还要通过研究来帮助儿童克服视觉和认知障碍。这就是上午所讨论的,视觉感知能力怎样形成概念认知,又怎样形成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他得到的科学奖项有一大串,其中包括PECASE奖,那是美国政府对年轻科学家的最高奖励。

A:  “普拉卡什项目”中的“普拉卡什”是什么意思?

B:   “普拉卡什”是梵文,意思是“光明”。辛哈教授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来介绍这个项目。
   科学对视觉感知与人对世界的概念把握之间的研究,需要一步一步地弄清人类个体的大脑从获得第一个视觉经验开始,怎样构建对外部世界的概念的。逻辑上说,那就是对刚出生的婴儿进行观察和实验研究,但是这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婴儿还没有发展出语言的能力,也没有配合研究的意识。刚出生的婴儿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实验观察其视觉经验和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很困难。等到婴幼儿发展出语言能力,一般至少在一年以后,即使婴幼儿能够表达其视觉经验,也已经丢失了很多宝贵的初始数据。
 辛哈教授于是想到了对那些失明而通过医治获得视觉的人进行观察研究。

A:这就是“普拉卡什项目”的内容吗?

B:这是“普拉卡什项目”中涉及认知研究的一小部分。“普拉卡什项目”本身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公益项目。

A:请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B:当辛哈教授开始讲他的项目时,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他说,印度是一个盲人最多的国家,每一百个初生儿中就会有一个是盲人,盲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三倍。这个比例令人震惊。盲童中40%是可以治疗的,但是由于极度的贫困和地域边远,许多盲童从未得到检查和治疗。盲童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的平均寿命比他人短15年,其中一半活不到一岁;侥幸存活的盲童,只有不到10%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
 辛哈教授说,这是印度所面临的巨大的人道救助需求。另一方面,这些先天或从小失明的盲童,如果通过手术恢复视力,他们能够看到外界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问题:怎样通过视觉经验来重新构造对世界的概念。辛哈教授举了个例子:他左手拿着电脑的遥控器,右手拿着大屏幕设备的遥控器,这两个遥控器一大一小,形状也不同。盲童握着这两个遥控器,知道哪个是哪个。如果盲童通过手术恢复视力,在他面前放着这两个遥控器,他不去碰触它们,凭视觉他会知道这是他一直握在手里的熟悉的两个遥控器吗?
 结论是,不能。他必须重新培养通过视觉经验构筑概念的能力。

A:  所以,对这样的盲童进行研究,就能够突破对婴幼儿视觉经验的研究局限。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既是科学研究项目,又是社会公益项目。

B:  是的。这个救助盲童的人道主义项目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机会。这个项目分几步。先是在全印度偏远地区寻找盲童,找出那些医疗技术能够给予帮助的人。如果是弱视者,就给予改善视力的帮助。如果是需要预防全盲的儿童,就给予预防性的帮助。只有那些已经全盲而且能够通过手术获得视力的盲童,才带到首都新德里接受治疗。他们在新德里配备了世界一流的手术设备。
 十几年来,“普拉卡什项目”检查了42000个盲童,做了472个视力恢复手术,为1400个盲童提供了非手术治疗。对获得视力的盲童进行的观察研究,为视觉感知与概念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

A:这样的项目非常了不起。 盲童在恢复视力的时候,就像获得了重生。

B 和一般人的想像恰恰相反,盲童在获得视力的那一刻,当遮盖眼睛的绷带取下来的时候,盲童的表现不是欣喜,而是慌张,因为他们通过视觉经验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前依靠触觉和听力构筑的世界图像。他们必须重新学习通过视觉来认知和构筑概念。
 辛哈教授的实验研究表明,通过视力和通过触觉而形成的概念和认知,在大脑中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长久地使用视力和长期不得不使用触觉,是会改变大脑构造的。而重新通过视觉经验来认知世界,就涉及到大脑的重新改造能力,即大脑神经可塑性问题。
 辛哈教授的实验观察证明,人类大脑具有相当高的可塑性。盲童在获得视力后,能够迅速地发展出通过视觉来感知和认知世界的能力,辛哈教授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实验室里对盲童获得视力后的大脑成像图片,证明了这一点。
 在辛哈教授结束报告后,请求达赖喇嘛尊者评论。

A:  尊者说了些什么?

B:  达赖喇嘛高度赞赏辛哈教授的工作。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在受苦,仍然有杀戮在每天发生。佛教提倡利他,提倡慈悲心,同时,就像辛哈教授所做的那样,科学可以结合利他和慈悲心,有益于众生。他对印度有那么多的盲童非常痛心。他回忆说,他曾在孟古特听说了那里有很多盲童,当他看到盲童的脸,自己就忍不住地流下眼泪,非常痛惜那些孩子。于是他捐了一笔钱,给盲童办了一个学校。这就是孟古特盲童学校。

A:我记得你在二十六届对话会期间见到过盲童学校的学生。

B:是,三年前在第二十六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期间,盲童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特地到会场来对达赖喇嘛表示感谢。我刚好在场,看到了这个非常感人的场面。
 达赖喇嘛接着说,我捐了钱,自己心里就觉得宽慰和欣喜,笑容重新回到脸上。所以说,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快乐的源泉。而对这些盲童来说,是否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是改变他们人生的重要一步。
 这时候,辛哈教授突然对尊者说,我要再放一段录像给尊者看。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段录像。这是一个恢复了视力的女孩面对镜头,回答医生的问题: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她回答说,我将来要做眼科医生,要像你们为我做的那样,为其他的盲童做手术,让他们重获光明。

A:这是令人感动的时刻,是对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最大的安慰和奖励。

B:你再看下去。辛哈教授说,这个女孩当时十四岁。两年后,辛哈教授重访这个女孩。他说,女孩在父母的压力下,已经嫁了人,正在等待生下第一个孩子。她没能完成教育,她的理想没有实现。
 辛哈教授说,事实上,“普拉卡什项目”的徽标是一朵三瓣的花,今天讲的人道救助和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两片花瓣,第三片是当中的最重要的花瓣。他在大屏幕上打出了那朵三瓣花,当中一瓣就是——“教育”。

A:也就是说,要摆脱今日社会的贫困、疾病、愚昧和痛苦,归根结底需要发展教育,要脱离无知。这刚好证明了佛教的义理:痛苦的根源是无知。

B:尊者非常赞赏这一思想,又一次表扬辛哈教授所做的工作,并当即表示,他将为辛哈教授的工作捐款。下午的讨论会历时两个小时,三点准时结束。三点开始,三大寺的僧侣们在大经堂前广场上开始就当代物理学知识“辩经”,即以辩经的形式,互相讨论当代科学。这是对进行中的寺院科学教育的一次检验。尊者和参加对话会的西方科学家饶有兴味地观摩了身穿我裟的僧人互相击掌辩论有关基本粒子之类的知识。
  晚饭后,大经堂举办科学讲座,这是科学家为僧人加出来的科普项目。

A:  这是你第一次去色拉寺吗?

艾莫利-西藏科学项目徽标
B:  不是。2007年,我第一次到印度采访西藏难民,曾经到过南印度色拉寺。八年后重访旧地,发现寺院有了很多变化。色拉寺有了一个科学中心,这个中心出版各种普及性的科学教材,还有一些科学教室。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学僧们要在教室里学习现代科学,竟然还用他们习惯的辩经方式来互相问答。这在佛教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A:但是从佛教的发展来看,既然佛教的那兰陀传统是知识传统,那么就可以把科学知识吸收进这一传统。辩经只是一种学习和检验知识的形式,当然也可以用来辩论科学知识的。



第二天
B20151215日,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进行到第二天。早晨七点三十分,达赖喇嘛尊者在色拉寺杰扎仓科学中心为僧尼们制作的科学展览开幕,并饶有兴致地观看悬挂着的多幅绘画。

A
这是一个什么展览?

B: 这个展览名为“我的地球,我的责任”,内容是关于环境保护,分为地球的生态
唐卡形式绘制的画展

系统、我们怎样知道气候暖化,气候变化原因,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我们每个人应当做什么。展览的制作颇为特别,是用西藏传统的唐卡形式绘制的。画上的山水人物都是传统的唐卡画法,文字则是英、藏两种文字,并提供佛教和科学两种观点。科学中心还准备了说明书和圆形小纸片,纸片的一面印着彩色的地球,另一面是空白的,参观者索取一本制作精美的说明书,必须在纸片的空白面写上自己的环保承诺。  
 今天对话的主题是“感知与概念”,主讲者是两位女科学家和一位美国藏学家。上午有两场报告,第一场由女科学家凯瑟琳·科尔博士主讲。科尔博士是隶属于美国布朗大学脑神经实验室的“活力项目负责人。她的研究领域是冥想对大脑神经网络的影响,主要是专注冥想训练、气功和太极。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寻找“能量流气感的神经机制。她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心智在我们怎样感知我们的身体器官的信号方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器官发出的信号,在大脑中形成怎样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心智的影响。
 凯瑟琳向尊者解释这个领域的一个发现:人们对身体的感知,比方说喉咙里有块状物或者身体某部位的疼痛感,是大脑与身体互动的结果。身体的疼痛感受传到大脑,大脑产生的心智反应会使痛感增强或减轻。她说,感知会放大情绪,情绪也会放大感知。有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很差,但他们身体某部位产生痛感后,大脑的心智反应可能会让他相信自己患了重病。科尔教授说,她的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显示,专注训练(mindfulness training)能够增强大脑对身体感知强度的控制。她谈到“身体的自我”这个概念,即人们对身体的自我认知。这是一个新课题,她说,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帮助病人治愈(healing),以及对意识的理解。
接下来的主讲人是藏学家约翰·杜恩。杜恩博士是西方人,他的专业知识和演讲主题却是藏传佛教经典中对感知和概念的认识。杜恩博士的学术经历非常有意思。他在美国空军学院受过教育,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学习,1999年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佛教哲学和冥想,现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教,教的学问却是纯粹东方的内容。杜恩博士懂藏语和梵文,曾在印度的西藏高等研究院做过研究。
 他讲的主题是佛教中有关概念形成的四个方面。开讲之前,杜恩教授先向达赖喇嘛尊者和在场的僧侣们表示,他自知自己是在“班门弄斧”,若他有错,请随时纠正。接着他用藏语说了一串话,大经堂里的僧侣们应声大笑。我们听不懂藏语的人只好等到土登晋巴一边笑一边翻译成英文。这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有趣的现象之一:由于语言不同,会场的笑声常常有时间差,变成一波一波的,不同语言的听众轮流笑。杜恩教授显然对他所讲的内容十分熟悉,他讲得飞快,主要词汇还用梵语和藏语重复一遍。他的演讲就这样在藏语和英语之间飞速转换。

A:他讲了什么内容呢?

藏学家约翰·杜恩在讲解,
右为翻译土登晋巴
B:他先交代了这次演讲内容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大师法称法师和公元七、八世纪其他几位大师的著作,这些佛教大师之间有师承关系。
 他介绍说,概念对于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即使是鸽子,也会使用概念。而古印度佛教大师早就对概念的形成与作用机制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辩论。在古印度佛教大师的著作中,概念是一种客观形式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是能和语言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定义使得概念带有可重复性。
 杜恩博士在讲解中提到,根据佛教金刚乘秘诀,在心智和物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达赖喇嘛尊者插话补充说,这一结论必须是在非常精微(subtle)的层面上说的,也就是指非常精微的心智和非常精微的物质,而不是指我们平时看到的粗的(gross)物质的层面上。
 杜恩教授的一小时演讲结束的时候,僧侣们给了他一阵热烈掌声。

A:藏人僧侣们看到一个西方人娴熟地讲解他们的佛教,也一定很好奇和兴奋。

B:在南印度三大寺,你在街上经常能看到穿袈裟的西方喇嘛和阿尼,有些是年轻的学僧,也有一些是年长,绛红色袈裟配上标志着“格西”学位的黄色坎肩的洋喇嘛比比皆是。不过,杜恩教授藏语非常流利,就像使用母语一样,这是很难得的。
 下午,列拉·波罗迪特斯基 (Lera Boroditsky) 教授主讲,她的题目是《语言和心智:语言怎样构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A: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B: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现在是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知科学副教授,她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工作过,专门研究语言、心智和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这个领域里获得很多奖项的年轻科学家。她的母语是俄罗斯语。多语种的背景也是她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优势。
 她的讲演是从一系列问题开始的。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
她介绍说,人类现在总共使用7000种不同的语言来交流。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也不一样?语言是不是仅仅用来表达已有的思想,抑或也悄悄地影响了我们要表达的思想本身?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思想,它们必须依赖于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法想?
 她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否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我们对自身之认识,对人类的本质和实在的本质之理解。我们能不能不通过语言而直接感知世界,这样的感知和通过语言的感知有什么不同?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从五个方面对这些令人饶有兴味的问题展开探讨,观察不同语言对颜色、空间、时间、因果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之处。
 她介绍说,根据实验室观察数据,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和判断,只有10%来自于视觉,即通过眼睛输入的信息,而90%来自大脑内储存的已经编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和语言有关的。比如,她用大屏幕上打出的图像演示,英语使用者看到四种深浅不同的蓝色块,判断这些色块都是蓝色。而俄语使用者看到同样的色块,却判断为两种颜色,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描述,他们没有单一的词来包含全部四种色块。

A:这种现象是大家都能想像和理解的。对一些外部现象的认知和描述,有些民族比较大而化之,另外一些民族比较细致复杂,这和生存环境与长期生活方式有关。

B:但是,接下来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与描述,就不是大家都熟悉的了。
 比如,时间的方向性,英语民族在实验中描述时间方向性的时候,都是从左到右,即左边是过去,右边是未来。可是使用希伯来语的民族,描述却从右到左来描述时间的方向性。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她介绍说,这可能是文字的书写顺序影响下造成的,英语从左写到右,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从右写到左。尊者提问,那么书写顺序是怎么造成的呢?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回答说,可能是受文字创制初期的书写工具影响。刻石的方式适合从右到左,用墨书写适合从左到右。尊者立即提问,那么中文是从上写到下,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A: 大概是因为在细长的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吧?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怎么回答?

B: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没想到这个问题,她表示存疑。然后继续回到时间的方向性上。她介绍说,一般认为时间是流动的,但是观念中是人在时间中运动,还是时间在静止的人身边流动,这和语言有关。另外,一般人在叙述中,把过去说成在自己背后,未来在自己前面。可是,玻利维亚有一个民族却相反,他们的语言中,过去是在前面,未来在人的背后。
 尊者立即答道,这很自然,过去是你能够看到的,所以在前面,而未来是看不到的,一无所知,所以在背后。

A:  这样的解释也有道理。

B: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又说到,用上下来描述时间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般是把过去定为“上”,把未来定为“下”,比如“上星期”,“下个月”等等。她从空间观念讲到了人类的方向感。她指出,实验室证明,现代人类的方向感很差,但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民族,无论男女老幼,随时随地都能辨识出东南西北来。她指出,这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生理的不同。
 在事物因果方面,她指出,实验室观察表明,语言影响了人们注意事物的重点和记忆的重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面对同一事件,注意的重点、对原因的理解和记忆,都会有所不同。于是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改变语言环境会改变人的理解和记忆方式吗?
 最后,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讲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交媒介的作用。她举了藏语中复杂的敬语作为例子。有些民族的语言只有简单的人称代词,还有一些语言却有非常复杂的人称代词。这样的区别显然植根于特定人群的人际关系。有些语言的动词只是单纯的动作 ,另外一些语言的动词中蕴含着动作者的动机,比如藏语中故意的动作和非故意的动作,使用的是不同的词。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用一系列问题来总结她的演讲:语言是怎样和思维方式互相影响的?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是否也同时在学习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多重语言能力的人,是否也具备多重的思维方式?语言和感知、概念形成和认知、记忆的关系是什么?她请求达赖喇嘛对此加以评论。

A:  尊者怎么说?

B:  尊者评论说,语言对人类的感知和认知、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语言影响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和思维方式都植根于大脑。现代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了大脑中和语言能力相关的部位。那么,语言与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导致人类大脑可以察觉的不同吗?语言怎样影响大脑?怎样影响人的情绪?怎样影响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将来是否可以从语言对大脑的影响来进一步研究?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对达赖喇嘛的评论和鼓励表示非常感激。她的演示有很多知识,却是用一系列的问题来呈现的,又以一系列的问题来做总结。这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上科学家最喜欢采用的方式。

A: 这天还有别的内容吗?

B: 傍晚,我在色拉寺杰扎仓的中学参观学生们在院子里制作的有关环境题材的大型立体展览。裹着袈裟的年轻僧人向其他僧人介绍展览内容: 生态系统、森林滥伐、土壤沙化、冰川消融等环境问题。我跟两个中学生聊了一阵,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十年级学生,在学校学习的主要学科是英文、数学、科学、印第语和中文。色拉寺杰扎仓的中学很特殊,学生们像普通中学一样上课学习,科目也跟印度的普通中学一样,但都是穿着袈裟的学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学生很善说,介绍他们自己制作的展览时滔滔不绝,信心十足,好像是在辩经场上。


关于自我的概念

A:第三天的讨论是什么?

B: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佛教和西方科学中有关感知、概念和自我的观念。研讨会的第一天讨论了“感知”(perception),第二天讨论了“感知和“概念”,第三天的会议进入第三个主题:自我。这个主题分为两部分,第三天讨论的是佛教中的自我观,第四天上午将讨论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自我观。第三天有三场讨论,上午两场从哲学角度说明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中有关自我的观念,下午则是从当代科学角度来讨论自我观念的产生。

A: 第三天开场的是谁?

B: 这天的开场演讲者是位高僧,印度西藏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益西塔克(Yeshe
益西塔克
Thabke
)。益西塔克教授出生在西藏洛卡(今西藏山南地区),13岁到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出家,1958年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格西益西塔克是印度著名的佛教中观派专家和佛学专家,曾在印度梵文大学任教。他还将多部佛教经典翻译成印第文。这届研讨会的参加者,哲学家杰·加菲尔德和藏学家约翰·杜恩都曾跟他学习过,尊他为师。大家也都按照西藏习惯,尊称他“格西啦
与其他演讲者不同,格西益西塔克没有准备幻灯片。他在面对尊者的“热座”上坐下,气定神闲地从怀中掏出几张折叠的纸,打开,然后按照传统,向尊者合十致礼,请求尊者准许自己在他面前演讲。尊者拿起话筒,不失时机地开了个玩笑,说1959年自己在大昭寺考格西拉然巴,他的辩论对手们见到他都毕恭毕敬,因为他是达赖喇嘛。但是,当他们站起身,准备与他辩论时,神情顿时一变,立刻显得威风凛凛,气势逼人。
 稍有佛教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佛教主张“无我”,但什么是“无我”?这个观念的内涵是什么?这一观念是怎样产生的?“无我”与物质存在的“我”是什么关系?格西啦在一小时的时间里,详细阐述佛教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不仅讲到佛教的观点,也讲到其他教派对此观点的看法及其逻辑上的疑问。格西啦用藏语讲述。在他讲述期间,整个大殿里鸦雀无声,僧侣们一动不动地倾听,我身边的一位“洋喇嘛”则飞快地记笔记,达赖喇嘛尊者倾身向前,极专注地听格西啦的讲述,几乎没有打断过他。

A: 听上去是很精深的佛学哲理,非修行者能听懂吗?

B: 这次是第一次有中文同声翻译的研讨会。现场共有三位翻译。一位是尊者的法会翻译蒋扬仁钦。如果你看过达赖喇嘛尊者和圣严法师在1998年世纪对话一
蒋扬仁钦
小时视频,一定会对那位眉清目秀的翻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蒋扬仁钦。蒋扬是台湾出生的汉人,十二岁就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在尊者的亲自关照下学习藏语文,修习佛法。蒋扬不仅汉藏英语流利,藏学西学皆通,而且修习藏传佛教的显密宗,达到相当水平。后来他又到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南亚系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返回印度,回到尊者身边,以义工身份继续为尊者服务,在许多大型法会上担任尊者的翻译。

A: 另外两位翻译是谁?

如圣法师
B: 一位是翁仕杰居士,一位是如圣法师。翁仕杰居士是台湾嘉义县人,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后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佛学研究所博士班学习,专攻西藏佛学。翁仕杰居士也是资深修行者,并翻译多部佛教典籍和佛学著作。
 益西塔克教授的讲述是由中文翻译如圣法师同声翻译。如圣法师是台湾人,
翁仕杰
他在台湾出生,四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加州橘县长大。法师的母亲是佛教徒,他受到母亲的熏陶,从小就有向佛之心。
1994年,法师14岁时,母亲送他回到台湾参加一个佛教夏令营,师父们很喜欢这个聪明少年,认为他将成大器,于是请求他母亲准许这个家中的独子出家为僧。法师的母亲欣然同意,他自己也很欢喜,于是,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少年就此剃度出家。1998年,如圣法师来到印度,在哲蚌寺学习,至今已经学了十几年。一年多后,他将进行格西学位考试。我相信再次见到他时,我将会按照西藏传统,称他“格西啦”。借助如圣法师的翻译,我幸运地听了一堂高僧亲自讲述的佛学课。如圣法师的翻译非常流畅,他不假思索地将那些艰深的义理和拗口的词汇翻译成汉语,显示法师本人的佛学造诣也相当高深。他还精通英文,能够进行藏-汉、藏-英、英-汉同声翻译。
 格西益西塔克讲完后,尊者将之简短归纳,并且提到量子力学与佛教空性观的比较。

A:看来这届对话会上佛教僧侣们的比重在增加。

B:是的。不过接下来轮到西方哲学家杰·加菲尔德。他讲述的题目是一个问题:“自我:这是什么?”加菲尔德教授分别介绍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他介绍了西方哲学中有关“自我的几个概念:常久不变的自我认知,即认为“我”是持续不变的;“自我”的幻觉和“叙述性的自我”,即把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主角,不断地叙述“我”如何如何,这似乎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自恋”。
 加菲尔德教授认为,西方哲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应当多交流,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一点,尊者和在场的科学家们都表示同意。
 上午的两场讲述结束后,科学家们对“自我”的不同观念进行了活跃的讨论。然而,佛教的“无我观念怎样达成心理转换,利益人生呢?尊者简短介绍了佛教“闻、思、修”这三个步骤,指出必须先了解各种知识体系,然后通过思考辨证来检视理论是否正确,然后通过修练实现内心的转化,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下午是瓦苏德维·瑞迪(Vasudevi Reddy)从儿童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讨论“自我”概念的产生。

A:从名字看,这是一位印度科学家?

B:是的,瓦苏德维·瑞迪又是一位印度出生的知识精英。她在印度海德拉巴邦完成基本教育,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深造,以后的三十年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发展中
瓦苏德维·瑞迪
对社会认知的起源,主要研究对象是婴幼儿。她特别重视研究婴幼儿的日常现象,这些现象是父母们或者抚养者都熟悉的,然而还没有经过仔细的科学考察,比如孩子的互相逗弄、扮演小丑、表现欲、害羞的表现等等。她是英国博茨茅斯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教授。她对婴幼儿和他人互动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文化互动的本质和影响,以及自我概念的产生和本质。

 她说,科学家为了认识“自我”概念的本质,经常不得不使用语言来作为人类经验到自我概念的媒介,也就是说,既然研究“自我”,就不得不让“我”来说出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但是,作为儿童心理学家,她指出,婴幼儿在语言和概念产生之前,早就有了人类经验,“自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所以,理解“自我”,了解它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怎样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应该从早期“自我”刚出现的时候着手。
瓦苏德维·瑞迪教授的演讲主要展示婴幼儿的早期阶段,即出生前后的几个月,她认为这几个月的现象能够回答“自我”的起源等关键问题。
 瓦苏德维·瑞迪教授使用了很多婴幼儿的照片和录像,来解释她的发现和结论。她说,婴幼儿很早就有感知的能力。她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照片显示,胎儿是有听觉的,并且能显示出脸部的情绪表情。她认为,胎儿能够听到母亲的语言声调,感受母亲的情绪,并且适应母亲的情绪。所以,当婴儿出生的时候,这种影响就可以观察到了。比如,婴儿出生后的哭声是不同的。
 那么,婴幼儿的“自我”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怎样产生的呢?她认为,是婴幼儿开始和他人互动,学会区别自己和他人的时候开始的。
 这是出生后的什么时候呢?事实上,这比我们通常猜想的时候早得多。瓦苏德维·瑞迪在大屏幕上放了几段录像,拍的是一个出生二十分钟的男婴,一个出生二十分钟的女婴,另一个出生十五分钟的男婴。这些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开始对抱着他们的人的声音和脸部作出反应,开始努力地模仿他人的脸部动作。这是婴幼儿在和“他者”互动,建立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自我”就开始产生了。
 这些刚出生的婴幼儿的表现,让众多喇嘛们的脸部表情变得柔和起来,达赖喇嘛也面含笑容,开玩笑说,小家伙们是不是要吃奶啊?
 瓦苏德维·瑞迪教授还用自己的儿子十个星期大的时候的录像,演示婴幼儿怎样试图和他人对话。孩子的滑稽表现引得喇嘛们哄笑起来。瓦苏德维·瑞迪教授用一系列儿童心理学的专业术语来说明,抚养婴幼儿阶段,笑容和触摸对婴儿的人格发展,建立良好的“自我”观念和与“他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她解释了婴幼儿成长阶段,为什么逗孩子玩耍、扮演小丑、制造惊喜等等会影响孩子的“自我”人格。喜欢游戏、得到游戏机会(playfulness)涉及到孩子性格中的开放性(openness),这对人格养成非常重要。
 由这些研究和发现引出结论,在养育婴幼儿过程中,应该避免“管理型”的抚养方式,避免一味地施行规则,“做规矩”的养育风格,避免非人性化的婴幼儿教养。
   
在瓦苏德维·瑞迪教授的演讲之后,科学家们的讨论非常活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也都有抚养儿女成长的经验,又有各自的专业训练和相关知识,于是纷纷对瓦苏德维·瑞迪教授的治疗和结论提出质疑。坐在“热座”上的瓦苏德维·瑞迪教授学识渊博,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于是一一回答,引出更多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让哲学家杰·加菲尔德出来厘清思路,对“自我”的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然后大家纷纷点头,从分歧趋于一致。
 著名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问了达赖喇嘛一个问题,请达赖喇嘛谈谈自己的童年成长经历和人格形成的看法,因为尊者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从四岁被选为达赖喇嘛后,就脱离了父母的照顾,生活在一群男性僧侣之中。
 达赖喇嘛在回答时,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尊者回忆自己的妈妈了。他说,母亲是一个非常慈爱的拥有大爱的人,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爱护。尊者说,他永远记得母亲慈爱的面容,母亲的拥抱。他说,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母亲的怀里,你感到安全。他说,母亲的拥抱和抚摸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养成完善的人格非常重要。
 他又半开玩笑地回忆说,后来,他开始在经师的监督下学经,要背诵大量经文,有时候懒惰而背不出,经师就威胁要用鞭子教训他,他就害怕起来。这一番回忆引得全场僧侣们大笑。
 今天关于“自我”的对话也显示出佛学和当代科学的特点。上午的讲演主要呈现佛教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抽象性强,分量极重,表现出佛学的“内观”科学的精深,一般听众理解起来是比较吃力的,好在旁听的人大多是僧人,他们对“内观”科学的抽象思考驾轻就熟,显得挺轻松。而下午的西方心理学演讲,在观察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假说和结论,最终依赖于实证。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之对比,本身就大有教益。


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最后一天

A:  1217日是这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 这天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B: 上午主讲的是洋喇嘛马修·李卡德,他是资深喇嘛,也是尊者科学对话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总是代表东方佛学一方,和他曾经生活其中的西方现代科学辩论。
 今天他讲的内容是关于自我和自私/利他的问题。这是他最喜欢讲的话题。
 他说,当代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潮的流行观念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特别是生物学、进化论和经济科学,认为自私是人的一种客观性质,自私有利于生存,是环境、竞争和进化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私植根于人的心理深处,就是专注于“自我”,就是“自我意识”。
 由这种“人本自私”的观点出发,当代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潮通常认为,所谓“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幼稚的,是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提倡“利他”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佛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甚至把提倡利他视为一种恶。
 当今人类面临着很多问题,如贫困、环境污染和破坏、物种消失,等等,而这些问题都和人们只顾自己,完全不顾他人的自私有关。比如贫困,是和贫富差距、消费主义、过分追求享受等自私行为有关。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克服“自私”着手。但是人本自私的流行观念则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那么这些问题是没有解的,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人的本质。
 佛学精湛而修持严谨的法国喇嘛马修·李卡德最反对的就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谬见。他认为,人的本性自私的观念来自于错误的观察和推导。他说,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竞争是存在的,但是竞争并不仅导致个体的自私。事实上,对人的生存来说,合作是更为重要的生存法则,因为,他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人的幸福的第一条件是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要求自己和周围的人有“利他”的行为特点。
 他说,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作为群体来说,有“利他”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更有生存和竞争的优势。而对于个体来说,“利他”的行为,慷慨的心理,能够为个体带来快乐。
 但是,有些心理学家指出,既然利他的行为能带来快乐,所以所谓“利他”的行为其根本动机是自私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心理快乐而去行“利他”,比如为了自己感觉良好而去匿名捐款,其实最终动机是自私的。马修·李卡德称这些心理学家是“自以为聪明的心理学家”。
 马修·李卡德认为,人的本质,即人天生就有的潜质是趋向“利他”的。

A: 这方面是否试验可供证明?

B: 有。他在大屏幕上放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录像。用两个玩具熊表演一段情节给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孩子看,其中有一个玩具熊在其他玩具熊遇到困难时就去帮助别人,表现得是个“好心熊”;另外有一个玩具熊很坏,别人遇到困难不仅不帮忙,还乘人之危,排挤他人。然后让这婴儿选一只自己喜欢的玩具熊。
 结果是,95%的受试婴儿选择好心熊。 这说明人是喜欢生活在利他人群里的,利他人群更容易合作,内部更有信任,更容易给个体带来心灵安宁、和谐与快乐。

A:
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没有人愿意跟自私自利的人交朋友,谁都愿意和利他的人交朋友。利他是人的本质,自私却是后天养成的。这一观点恰合佛教的利他观念。

B:是的。他认为,为了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应该倡导佛教的利他观和慈悲心,在教育中提倡合作。培养利他的品质。
 马修·李卡德是作家,摄影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管理慈善事业。他把他的一切都投入了慈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利他主义者。他认为利他带来快乐,所以他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A: 在他之后的演讲者是哪位?

B: 是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

A: 他已经多次参加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是吗?

B:是的。他已经成为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灵魂人物”之一。他讲述了大脑神经科学的一些发现,为佛教修行作出科学解释。他说,对冥想修行进行的神经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冥想修行有四大好处:

1,                   较好的适应力,即从压力和冲击下恢复的能力;
2,                   正面的看问题习惯
3,                   更好的注意力
4,                   更慷慨大度

理查德·戴维森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大脑神经可塑性的专家,特别是冥想修行和大脑神经变化的关系,他是这方面研究的开拓者。他说,大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室观察数据表明,冥想修行所引起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好处,有大脑神经方面的改变。他用一些统计图片和大脑神经结构的显像来说明这些研究发现。
 在对捐肾者的研究中发现,有这种利他行为的人大脑中的杏仁体比其他人大。统计数据表明,慷慨大度的人和杏仁体的体积有相关关系,尊者闻之提问道,是杏仁体大而使人更慷慨大度,还是习惯于慷慨大度而促使杏仁体更大,你有答案吗?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导致两者发生?理查德·戴维森不得不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切答案,需要将来的研究来回答。
理查德·戴维森还对适应力与镇定能力的大脑机制作了说明。他说,研究证明大脑中海马体的体积与人的适应力与镇定能力有关,而海马体的体积可以通过运动来增大。也就是说,运动较多的人比较更有适应力和镇定力。
  
在他们俩的报告后,其他科学家展开讨论。印度科学家辛哈教授向马修·李卡德提了一个问题。辛哈教授是前两天介绍救助印度盲人的“普拉卡什项目”的那位科学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他向自己提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你做了那么多的慈善,遍布世界各地,帮助了上千的贫困学校、偏远地区诊所,等等,但是,从底层发起的从下往上的民间公益事业,其资源和力量永远无法和国家与政府的资源相比,单靠民间慈善,和当今世界的问题相比,是杯水车薪,有用吗?

A:是啊,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对公益事业的疑虑。做公益的人,付出得太多,收获的太少,值得吗?

B:马修·李卡德回答说,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社会有一个伟大的改变,就是世界性的NGO运动。这表明了世界性的公民社会在形成之中。而所谓公民社会,就是每一个个体,都开始拥有权利、责任和参与的意识,来共同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而不再是只顾自己。这种草根性的来自底层的运动,将在新世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

A:说得好!


达赖喇嘛尊者与30届心智与生命演讲者合影


B:下午的讲座主要是由几位僧人学者介绍与寺院科学教育有关的情况。西藏档案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通过一个十分钟的短片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图书馆里有许多珍贵收藏,不仅有流亡藏人带来的佛像、唐卡等圣物,还有很多古老的经书。此外,对于当代藏史研究来说,图书馆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书籍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西藏档案图书馆还是好几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协办者,在推动寺院科学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他之后坐到“热座”上的是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美国乔治亚州艾莫利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亚特兰大哲蚌洛色林寺的创建人和精神导师,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合作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机构的主任。目前有三个推动寺院科学教育的机构,一个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一个是瑞士的“科学与佛法”项目,第三个是赛杰家族基金会资助的“僧人学科学”项目。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负责人。他向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到目前为此,这个项目已经为寺院科学教育编写了多本教材,这些教材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到目前为止,有22所僧团组织、3所尼姑寺和18座寺院加入了这个项目,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每年有大约15名教授在达兰萨拉授课。这个项目还向寺院的科学中心提供经费购买显微镜等科学仪器,使学僧们有机会亲自动手学习,而非只是学习科学理论。在介绍成就之后,他谈到这个项目遇到的困难,比方说教师人数不足,经费紧张,在尼姑寺里推动科学教育有一定实际困难等。

A: 用藏语编写科学教材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怎样用藏语来翻译英文的科学词汇?这个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的?

B: 曾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格西达度南捷介绍了翻译方法、翻译的基本原则等。可以想象,当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数学、脑神经学以及科学史中的专业词汇翻译成藏文之后,必定极大地丰富了藏语。
 下午的几位学者都是佛教方面的格西和仁波切,他们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在这最后一天的下午,当主持人请尊者评论的时候,尊者却用藏语发表了一段评论。一般地说,当尊者在会上用藏语讲话的时候,是想对在场的僧侣说话。

A:达赖喇嘛想对僧侣们说什么呢?

B:尊者说,佛教是一种传统,包括佛学关于世界的知识即佛教科学、佛教的修持,还有佛教的精神信仰。而现代科学是非常精深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我们举办这样的对话,是佛教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对话,和佛教中宗教信仰的部分没有关系。这样的对话不会动摇我们的佛教信仰,对佛教中的二谛、四谛不会有损害。我们佛法中的菩提心和空正见只会帮助我们学习知识,接受和理解真理。佛法中的观想曼陀罗也不会和科学发生冲突,因为那是我们佛教的事情。但是我们放弃了地球上存在须弥山的观念,这是我们和科学交流的收获。
 他说,当今世界特别像美国,物质非常发达,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的佛教高僧大德们到了美国,由于对佛法的把握,就不会被物质的享受迷惑。所以内心对佛法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有益的。
 在心理学方面,从古印度佛教开始,佛教的“内观”科学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我们的心理学知识非常发达,西方心理学相比我们的心理学就显得很简单,就像幼稚园水平。比如“自我”的概念,我们这几天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家觉得这个概念很难,讨论得很多却仍然很糊涂,而我们的那兰陀学者早就对“自我”作出了非常精深的分析和讲述。这方面我们有优势,这是西方科学可以向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丰富遗产可以利益众生的方面。
 尊者再一次提到那兰陀传统。他说,那兰陀传统是一种知识传统,就是要寻找有关世界的本质的知识。一千多年前那兰陀的大师们为此而接受非佛教信仰者,即佛教所称“外道”的挑战,通过接受挑战而纠正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那兰陀的大师们并不害怕外道的知识,能够包容和接受外道的知识,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继承的浩瀚的佛教学术经典。今天我们的对话,就是那兰陀伟大学术传统和西方科学的对话。那兰陀的大师们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对话不会降低佛教,不会损害佛教,相反是会丰富和提高佛教。
 他说,那兰陀的时代,印度是东方学术最先进的地方,印度的知识传播到了其他地方。西藏保留了最完备的那兰陀学术经典。但是,世界是在改变的,今天的印度就不再是世界上科学最先进的地方了。任何学术传统,如果不发展就必定会被超越。
 
当尊者谈到印度学术传统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场的两位印度科学家极其庄重地注视着尊者,神色紧张而激动。

A: 尊者还说了什么?

B: 尊者说,我们不能因为佛教科学和西方科学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放弃和现代科学的交流,不去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如果害怕现代科学的力量,回避和现代科学对话,那样的话是因小失大。尊者说,通过三十年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他相信佛学和科学的对话一定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把科学教育引入格鲁派三大寺的学习,这一决定得到了格鲁派高僧大德的支持。学习科学一定会占用学僧们的学佛时间,但是不能因为占用时间就不去学习有关世界本质的知识。这就要各寺院的堪布们更好地安排学僧的时间。
 
尊者说,他相信我们的对话是在做一件重要而有益全人类的事情。我们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直到下一个世纪。
 接下来,按照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惯例,演讲者们简短说出他/她们的感想和收获。每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这都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平时严肃深刻、充满学术自信的学者们此刻真情流露,有的甚至热泪盈眶。大家纷纷感谢尊者给他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每个人都说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了很多。科学家们表示,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以及与佛教科学的交流,使他们深切感到科学对人类心智所知甚少,作为科学家必须保持头脑开放,科学的目标应当是增进人类福祉,应当把人视为主题而非客体。辛哈教授再次说到尊者提倡的“慈悲的科学这一概念:将“心”与“智”结合起来。
 尊者的翻译土登晋巴是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和西方一流大学最高学位的学者,他的杰出的素质,罕见的才华和东西方学术传统融会贯通的能力,是在场所有人都非常钦佩的。他的感言短短几句话,令全场僧人都很感动。他几乎是含着泪说,尊者对他来说就像父亲一样,尊者为佛学与科学的对话、为藏人学科学而作出的开示,对他来说是一种严肃的责任和使命,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尊者的感激。

A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人间佛教”运动也有同样的想法。从那时起,汉传佛教的僧侣逐渐走出山林,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灾难救助、扶贫救苦、医疗教育到争取政治权利等各方面都能看到佛教僧尼的参与。当科学走出象牙塔、佛教回到人世间,二者携手,必将极大地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毕竟,探索存在的真相、了解人类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减少人类的苦难,增加人类的福祉,是科学与佛教的共同目标。

B: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和世界的大场景来看尊者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发表简短的闭幕词。“当我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出自个人兴趣。尊者说。后来,他逐渐发现,佛教科学和现代科学的交流有可能造福更广大的社会。寺院科学教育也是如此,刚开始只有数百名经过挑选的僧人参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僧人开始对科学教育产生兴趣。科学家也是
心智与生命研究所
所长苏珊·鲍尔-吴
这样,交流的成果产生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尤其是在专注力训练方面。尊者说,地球上的七十亿人有责任来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哪怕有一丝帮助,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尊者说大家不必感谢他,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余生所剩不多,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这样的交流应当有全局性的宏观目标,只有这样,交流才会继续下去,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世纪。他告诫大家要时常思考这些问题,建立新的思考模式,发展出新的解决问题方式。

 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一个殊胜的场合。达赖喇嘛身后,一片绛红色的袈裟,高僧大德云集。格鲁派法王甘丹赤巴、萨迦法王、林仁波切、功德林仁波切、桑东仁波切、各主要大寺堪布都在场。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这几天也安静地坐在高僧们座位的一角,安静地旁听。周围旁听的僧人们,此时都显得特别严肃。作为宣誓受戒的僧人,他们一定意识到,今天所经历的,是自己灵性生涯中重要的一刻。
 在僧人们的身后,有一群汉人,他们是台湾来的佛教师兄师姐。他们本来是到南印度来出席法会听经的,前几天才得知有科学对话。他们来不及办入场证了,开幕前被堵在了大门外。尊者不知怎么听说了这个消息,吩咐翻译蒋扬仁钦到大门口把他们带进来。所以这几天都是蒋扬在大门口等候台湾同乡,然后亲自把他们开后门带进会场。他们在场见证了佛学和科学的最高水平的对话,醍醐灌顶,都非常激动。
 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A: 谢谢你的介绍,让我们有机会与你一同见证历史。


------ 全书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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