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另一种真实

张朴：没有反抗，就没有自由——写在藏人频繁自焚时

2012-01-30T09:50:00.000-05:00

一

一月的西藏安多，白雪铺满山峦，呼啸的寒风从草原掠过。八日早上的吉迈镇，路上鲜有人行。身穿黄色袈裟的索巴活佛，此时正伫立街头。只听他高呼：“西藏自由”！随后点燃已经浸透全身的汽油，火焰冲天而起，索巴活佛双手合十，口念经文，从容而亡。

就在四天前，西藏已有两名藏人自焚，索巴活佛死后第六天，又一名藏人自焚！

从一千三百年有文字记载的西藏历史，到无数流传于藏人社会的传说与故事，你几乎找不到僧侣或百姓自杀的蛛丝马迹。然而，自中共六十二年前逐步占领西藏以来，自杀的藏人累千累万：上吊的，投河的，跳崖的，用头撞墙的，尤以自焚最为壮烈。

当我面对照片上索巴活佛烧焦的躯体，悲愤难抑，我仿佛听到了歌手鲍勃·迪伦创作的那首著名的歌，Blowing in the Wind：

到底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呼喊？

到底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死去的人已经太多？

二

索巴活佛自焚前，曾抛撒传单，告诉他的同胞：他是为民族和宗教的自由、为人身和言论的自由，而自焚。

字里行间透着绝望。在中共统治下，藏人能不绝望！

今日之西藏，藏人去圣地拉萨朝拜，必须携带身份证，随时可能被禁止进入。拉萨的主要街区，每个街口有军人持冲锋枪把守。大昭寺正前方及两侧屋顶上，架着机枪。地面广场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每个乡建了派出所。甚至每个村，都派驻工作队。

寺庙里充满特务和线人。举行宗教法会，还得申请批准。连拥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都要提心吊胆，一旦被告发，随时会面临牢狱之灾。藏语已经被中共贬斥到边缘。大多数商店的招牌是汉语，剩余的也必须用汉藏双语。填一张简单的表格，或上车站买票，或找一份像样点的工作，你都得会说会写汉语。

最近中共又变本加厉，命令每个寺庙每座村庄每户人家，必须悬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画像。藏人的苦难就是被这几个人制造出来的，强迫藏人接受他们的画像，犹如把猪头挂在回民的家门口，对藏人的羞辱和伤害，何其深重。

三

只有反抗。这是中共政权唯一能听懂的语言，这是西藏迈向自由的生路。

过去的三年，越来越多的藏人选择自焚。在各类非暴力的反抗方式中，自焚有着无以伦比的象征性。还有比自焚更能宣示正义，宣示不屈不挠的吗？火焰，代表着猛烈、沸腾。当生命化作火焰时，那种承受巨大肉体痛苦的勇气，那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有多少人还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哀悼，景仰，关切，愤怒，正在汇聚成撼动暴政的洪流。

一月十五日，索巴活佛的遗体火化，数百名僧俗藏人高举标语，呼喊口号，集会抗议。二十三日，藏区炉霍县境内，风传有僧人自焚，上千名藏人赶来，与中共军警展开搏斗。二十四日，在五十五年前打响反抗中共第一枪的色达县，已经连续几天示威的藏人，迎着军警喷火的枪口，用木棍、石块英勇还击。

人们永远难忘一年前的茉莉花革命：一名突尼斯街头小贩因抗议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引发民众示威，很快席卷全国。一个月不到，专制政权垮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藏三区已经具备了突尼斯革命前夕的民意基础，只等时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面对藏人的反抗，中共一筹莫展，只能成千上万地调动军警入藏，切断电话互联网，封锁所有进藏交通。我的老家成都，由于担心藏人暴动，藏人居住区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警。圣城拉萨事实上已经处于戒严状态。

四

因为担心、害怕和恐惧，中共在对待藏人自焚上，表现特别残忍。

一名叫做平措的藏人自焚时，满大街的特警、武警、便衣警察立刻围拢来，用手里的棍棒狠狠地毒打他。一些僧俗民众夺过平措，送往县医院，医院拒绝接收。

另一个藏人彭措自焚死亡后，中共的反应是，把他的叔叔和另外两名僧人下狱，分别判处11年、13年和10年重刑。而年轻藏僧扎白当街自焚时，中共武警对他连开三枪，当场打死。

在人血里泡大的中共，已经屠杀了几十万藏人，还会在乎藏人的自焚？这个政权担心的、害怕的、恐惧的，是远远比它强大的西方阵营的反应。从突尼斯、埃及到也门、利比亚，西方的干涉，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倾覆。穆巴拉克面临死刑，卡扎菲血淋淋的死相，中共当权者寝食能安？

为了掩盖真相，蒙蔽世界，眼下中共又在藏区关起门来杀人了。会有多少藏人被抓被杀被酷刑折磨？一位藏人用这样的诗句向外界呼吁：随风飘动的风马旗啊，请你捎上我的祈祷，快马加鞭地带走，带给远方的光明吧！求你让远方的光明，救救受苦的人们，救救我痛得快着起火来的心吧！

五

当年越南僧侣释广德法师为抗议吴庭艳政府迫害佛教徒而自焚的照片，被美国总统肯尼迪看到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一张照片比这一张更令世界震撼。眼看着藏人一次次前仆后继的自焚，西方的反应，差强人意。

从美国到欧盟，一再敦促中共当局准许记者、外交官和观察员进入西藏。中共死守严防。压力只停留在嘴上，中共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许多人悲观于西方政府因为经济利益，不敢与中共政权硬扛。而我更相信由于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的完全对立，冲突必不可免。据维基解密（WikiLeaks）透露，2008年3月藏人暴动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谈到，西方要准备为西藏跟中共打仗。去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建立军事基地协议。美国正在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也门的独裁者，为什么交权了？叙利亚的专制政权，为什么摇摇欲坠了？要激起西方阵营的强烈反应，需更多的反抗，更大的反抗。让西藏保持火药桶的状态，尽可能多的把中共迫害和杀戮藏人的照片或录像送出来，在西方广泛散发。这不仅使中共政权的形象在自由世界更加臭不可闻，而且能推动西方阵营联合起来，拯救西藏！

西藏自由不是梦。

转载：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安琪

2012-01-08T13:20:00.000-05:00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西藏民族是“三叩一身”叩头朝圣的。这样一个虔敬宗教的民族，产生了一个赋予现代性的达赖喇嘛，这不仅仅是达赖喇嘛的奇迹。


2011年8月，达赖喇嘛宣布脱离政治权力，实现政教分离―― 这标志着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的结束，完成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转型。

达赖喇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为西藏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西藏这个传统宗教文化的社会形态里，融入了现代化元素。正如印度传记作家马颜克.西哈亚所说的那样，达赖喇嘛“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在众人公认最科学最重科技和理性的时代，让达赖喇嘛的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

讽刺的是，达赖喇嘛这位受世人普遍尊重和敬仰的“世界良心的守护人”（同上），却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了。与西藏命运息息相关的中国民众，“被知”的是一个毫无真相可言的、被官方媒体“妖魔化”的达赖喇嘛。这种情形客观上剥夺了中国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使他们面对西藏境内外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事件难置一词，处境尴尬。

达赖喇嘛――一介无权无国的僧侣， “独自面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数十年。是什么能够让他说服整个世界，将西藏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宗教民族纳入世界民族之林？是什么能让数以万计的不同族别、不同信仰的人们追随他的脚步并为之动容？又是什么能够在经济主导一切的当下，仅达赖喇嘛这一称谓就能让经济崛起的中国凸现精神匮乏？

这里，我们有必要避开达赖喇嘛自身的光环和所有围绕达赖喇嘛的政治话语和神秘色彩，还原一位真实可敬的达赖喇嘛。

“转世灵童”的平民意识

身着绛红色迦裟的达赖喇嘛，常常谦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喇嘛”。他说，“只要悟道，人人都可以成佛”（见「达赖喇嘛新传」）。实际上，除了让一般人感到奇特不解的“转世”说外，就达赖喇嘛的成长过程来说，与所有“智慧明师”或俗称中的“圣贤者”一样，是一个日复一日的苦读苦修过程。

藏传佛教的转世认证制度，源于印度古老宗教中前后世存在的宗教理论和哲学思想，浅显地说，就是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观念。 “ 西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行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众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 ”（引自“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声明”）。经过传统的神秘仪规被指认的转世灵童，行坐床典礼后，即升座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灵童”五、六岁时开始系统严谨的僧侣教育，范畴包括梵文、哲学、工艺、医药、佛学、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辞藻、声律等学科，学期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成年后行册封即位大典，正式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博学与智慧，皆源于此。不同在于，由于情势所迫，达赖喇嘛刚满15岁就即位，流亡前夕获得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格西头衔，时年24岁。

达赖喇嘛自幼就是一个善于思考，兴趣广泛，生性好动的人。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童年达赖喇嘛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围绕在周围的众多杂役为伴。这些杂役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各兼其职，照料达赖喇嘛除学习修行以外的一应事宜。达赖喇嘛将他们当作朋友，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了解他们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让他从小就明白，“藏人生活并非日日平顺”。（引自「达赖喇嘛自传」下同）孤独的达赖喇嘛的另一个“玩项”，是在课间休息时，在庭院里或屋顶上，用望远镜眺望深院以外的拉萨景色。较远处的监狱是他常常“探视”的地方，多半时间正赶上犯人放风，达赖喇嘛对他们心存怜悯。他说“我把他们视为朋友，关切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也知道我，当他们看到我，就行五体投地大礼。我全认识他们，我也知道谁获释或又有新人犯来了。”

1949年中共大军压境，次年11月17日，达赖喇嘛临危即位，开始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掌权”的达赖喇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所有囚犯。稍后，在往南藏的避难途中，微服的达赖喇嘛主动接触到许多西藏民众，通过与他们的交谈，获得了大量他在“深宫”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的社会真相。他说：“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达赖喇嘛先是废除传统的承袭债，减轻牧民的负担。接着，着手进行司法、教育改革和土地改革，试图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但这些很快就被中共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

1954年秋，青年达赖喇嘛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和在北京的短期居住经验，让他对政治谎言有本能的敏感，认识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矛盾”，滋生了他对西藏民族的忧患意识。在流亡印度之初，当他必须承担所有重担和责任，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睿智和潜能中的民主变革思想马上就体现在行为上了。

离开“恶土”，连枝民主之菩提树

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印度这个西藏流亡者的所在国。都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很难将它与秩序井然的西方民主国家相提并论。印度那数以千计的不同族别、宗教、语言，以及种姓、等级等封建遗留，形成一种既矛盾又复杂的社会形态。加上人口密集，贫富悬殊造成贫富两极的不同世界，想象中的印度，是一个杂乱无章、贫困落后、乞丐成群的国度。

就是这样一个国度，由于实行的是民主宪政，乱象和贫穷并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可惜这一点迟迟没有引起盲目自傲的中国人的注意）半个多世纪前，印度国民在自身难以果腹的情况下，慷慨地接纳了西藏流亡难民，给他们划分土地和居住营，当时的总理尼赫鲁热忱地鼓励达赖喇嘛成立西藏儿童学校，让西藏儿童集中起来读书，在学习与印度教育同步的现代教程的同时，学习藏语和西藏传统文化课，将西藏宗教文化和传统传承下去。这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眼观世界，大部分国家在接纳流亡者时，都无可厚非地以融入所在国为前提条件，因而身份认同常常是困扰海外流亡者的普遍问题。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国家能象印度这样，有如此的胸怀和包容度。

有人说印度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抗衡中国政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非全然如此。是的，当初对中国政府抱有幻想，希望与新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尼赫鲁，曾明确表示不支持西藏，劝达赖喇嘛遵照1951年被迫签订的“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但“毕竟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尼赫鲁语），一旦达赖喇嘛逃亡到了印度，尼赫鲁那印度政治家特有的宗教情怀就代替了实用层面的政治考量。这种情形在印度政府官员中并不鲜见，恰如印度另一位前总理德赛所比喻的那样：“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这种渊源足以让印度政府在如此长的历史阶段中，持之以恒地视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身份为己任，在国际社会中起重要的表率作用。

正是在这块充满宗教气氛和民主意识的土地上，达赖喇嘛才得以实现自己民主改革的愿望和理想。

达赖喇嘛齐头并进地“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首先是安身立命，即开荒耕种，安营扎寨以立足。二是抓教育――达赖喇嘛流亡的第二年就创办了儿童学校， 55名西藏孩童成为西藏流亡者的第一批学童。同时，延续有藏人的地方就有寺院的宗教传统，开设僧侣学院，尽可能地配置与之相关的各类课程。三是抓政治改革，设立议会， 1960年9月通过第一部宪章，并且建立了非常人性化的税收制，（最早是自愿捐，以后发展为税收制，纳入印度法律。）纳税人即选民。干部实行公务员考核制，逐步建立了艺术学校等文化机构和群众组织。

尽管“这种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但是，西藏流亡社团毕竟是在学习和实践民主的过程中。而当时的中国，迷信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掌权者，继续用枪指挥着一切，迅即地将人们赖以安居乐业的家园变成了”恶土“，在中华大地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运动和荒诞的造反革命，新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共产宗教”深深地毒害和摧残着中国人的心灵。今天看来，在那个“六亿神州尽舜饶”的鬼魅年代，达赖喇嘛能够离开“恶土”，实乃西藏之大幸。

达赖喇嘛的现代性

与民主变革同步进行的，是简化所有的宗教礼节。早在拉萨时，达赖喇嘛就深知那些繁琐的宗教礼仪，“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绝得这么远。我心中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不该再紧紧抱着老旧的习惯不放，这些已经落伍了。”流亡的现实，让达赖喇嘛更有一种紧迫感，他说“我不想再让西藏人对我行那些大礼”，同时 “我也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或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晋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宗教礼节的改革，融入了平等意识，这与民主进程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达赖喇嘛身体力行，让难以计数的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深受感动。

在这样一种祥和的民主氛围里，西藏流亡社团于2000年实现民主选举，产生民选政府总理。经过十年的尝试与实践，2011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任行政中央部长，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脱钩，全权领导政府事务。达赖喇嘛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尊者，主动“屈尊” “让”权，以一介普通僧人自居。这一点，中国大陆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恐怕是难以置信、更是难以理解的。

在推进西藏流亡政府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也经历了一个递减过程。达赖喇嘛曾说：“我和我的噶夏（内阁）在哪里，政府就在哪里。”现在噶夏成员不再由达赖喇嘛指派，而是选举产生。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 “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达赖喇嘛以前可以指定三人和解散议会的权力，现在也取消了。就是说，达赖喇嘛让出了所有世俗政治的实权。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按照达赖喇嘛的主张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达赖喇嘛将民主（而不是专制）“强加”给了他的子民。他的权力的递减，每一项都是他自己提出来并执意实施的。是达赖喇嘛引领西藏流亡者走上了民主之路。

但这并不是说，达赖喇嘛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达赖喇嘛的反对派――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就是一例。藏青会1970年成立于达然萨拉，是一个拥有3万余人，分会遍布世界多国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中大多不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外界视为主张西藏独立的激进组织。在中国政府的词汇里，常把达赖喇嘛和藏青会视为一体。凡是藏青会的主张，都算在达赖喇嘛的头上，不相信如达赖喇嘛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会的行动”。

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在一个民主机制完善的社会，谁都有权利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何况，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西藏人，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前辈的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有很强的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达赖喇嘛只能重申自己中间道路的主张，而没有理由限制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

将达赖喇嘛和藏青会混为一谈，不承认个人选择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社团的认知盲点。比较“现代化”的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显然是“落伍”了。

慈悲与尊重的人格魅力

再看在国际间“只身行走”的达赖喇嘛，他向世界传达西藏人民诉求的“传道之旅”，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达赖喇嘛1972年曾尝试前往美国，但由于“签证”问题，直到1979年才得以成行。那次旅行，他一方面感受到美国的自由精神，“认为美国是自由的斗士”，但同时也发现，“事实上极少美国人知道西藏的命运”。达赖喇嘛当时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我进一步了解美国，我已经明白，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遵循它自己的理念”――自由、开放的心灵，敏锐并直接地说出真相，这是达赖喇嘛的一惯作风和魅力，也是他叩开世界各国大门的“金钥匙”。

可以想见，在中国政府的阻扰下，“行走”于国际间的达赖喇嘛的“签证问题”，是一个无休止的政治问题。但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幻，无论政府首脑的态度如何不同，会见形式隆重或简单，访问性质官方或私人，所有这些都不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初衷。早在流亡前夕，当他得知一向与西藏友好交往的英美两国改变了立场，不愿对西藏伸出援手，他就清楚地知道，“西藏必须独立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

无权无国的达赖喇嘛，只能以本色面对一切。达赖喇嘛的本色即慈悲与尊重。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具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及其所展示的强大道德精神力量，才使得西藏没有成为无数民族纷争中被遗忘、被消灭的一员。

达赖喇嘛于1974年拟定争取实现名符其实的西藏自治的中间道路政策，取代流亡初期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 1979年，他积极响应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提出的汉藏和谈建议，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多次派代表与中共进行协商会谈，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1987年9月，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建议，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主运动，举世震惊。作为甘地的传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理念的达赖喇嘛成为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22年后的今天，深知“制度比达赖喇嘛更重要”的达赖喇嘛，终于引领西藏流亡者实现了民主，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制度转型。将一个既有现代意识又保留完好传统宗教文化的“小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达赖喇嘛再次感动了世界。

达赖喇嘛的这一步，走了半个多世纪。当他一旦走出了政治权力，那所有东、西方功利主义者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政治话语就都被击破了。

普世精神实践“宇宙责任”

达赖喇嘛认为“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祷文是不够的。相反地，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贡献他们的一切所能来解决世界问题”。

长期以来，达赖喇嘛坚持不懈地呼吁和捍卫人权，关注人性，推进世界和平，实践他的“宇宙责任”观。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达赖喇嘛充满慈悲的道义声援和关注。在达赖喇嘛的世界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族群、种族之间都可以平等对话。上个世纪90年代，达赖喇嘛亲自促成的海外汉藏对话平台，不仅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汉藏关系，而且为中国海外民运注入了新的凝聚力。

作为一位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深受爱戴的前教皇保罗二世一样，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通过广泛深入地接触交流，达赖喇嘛成为欧美多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国会的常客。许多国家政要或公众人物不顾日益升级的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和友谊，并引以为荣。他所倡导的慈悲与尊重，正在成为21世纪新的价值定位指标。达赖喇嘛――这位西藏命运的守护者，创造了个人对峙一个强大共产极权的神话。

达赖喇嘛的神话，能否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整体觉醒，进而启发或感召中国新生代当政者呢？斯如此，则幸莫大焉。

香港「前哨」2012年1月 (博讯 boxun.com)

阿壩自焚事件的背景

2011-12-07T22:55:00.003-05:00

● 格尔登仁波切是藏人格尔登寺的精神导师，最近应邀访问美国，会见美东华人并接受学者李江琳访问，深入介绍大陆安多地区藏人的处境和连串自焚事件的背景。

专访格尔登仁波切
时间：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点：纽约曼哈顿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请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多数中文读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尔登仁波切：按照我们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坝若尔盖县一个小村里，父母是普通农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岁时被认证为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五岁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离开西藏。一九八七年在达兰萨拉重建格尔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尔登寺把我当作他们的最高导师。

　李：世上有多少格尔登寺？

　格尔登：比较有共识的看法是，在境内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尔登寺。作为精神导师，五世达赖喇嘛曾赐予称号叫「戎布却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赐给我「朱古纳松」称号。由于这些缘故，境外和境内四川、青海、甘肃的格尔登寺僧团对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萨事件后中共严控格尔登寺

　李：我对最近发生的阿坝自焚事件非常关注，写了好几篇文章。大家一向认为，「西藏问题」的中心主要在卫藏地区，特别是拉萨一带。为什么最近的事件发生在阿坝格尔登寺？

　格尔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泽东讲过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尔登寺採取高压政策导致的。以前他们的「严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对西藏东部安多地区管得不是那么严。由于形势的恶化，中共开始在自治区之外也採取严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萨三月事件之后。

　李：近几年来，我从安多地区的歷史注意到，从一九三○年代红军路过开始，阿坝地区就发生过很多冲突。那时格尔登寺有没有损失？

　格尔登：没错。共产党一九三五、三六年路过阿坝、嘉绒、还有康的一些地区，后来又回来，有两次经过。阿坝地区，歷史上第一次饿死人就在那个时期。（红军）路过嘉绒的时候，就住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大殿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该寺的僧人也有被红军打死的。因此，格尔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红军。红军在大殿的壁画上写字留名。那些壁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遭到破坏。

　李：请教仁波切有关一九五九年的情况。一九五八年的「四反运动」是针对寺院的，当时格尔登寺的僧人有没有参加暴动？

　格尔登：据我瞭解，根据西藏的习俗和我们僧团的规矩，出家僧人穿着袈裟打仗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这样伤害他人的事情。但是当地民众在红军时期和一九五八年与外来势力发生冲突的情况是有的。

　李：据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坝地区遭到过镇压，当时格尔登寺是否受到某种程度的牵连？

　格尔登：当时格尔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冲击，遇到很大困难。格尔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经、佛塔，军人进来后，都受到严重破坏。僧人被强迫参加所谓的「改革运动」。最后，格尔登寺被摧毁，只剩下几间僧人住的房间。所在地，几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说一九五八年格尔登寺被拆掉了？

　格尔登：从五八年开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里的僧人呢？

　格尔登：没有寺院，出家人去哪里？他们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没有寺院，不能学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头。凡是跟宗教有关的事都不允许，连念珠都不准带。

关闭僧人学校，严禁宗教集会

　李：现在的格尔登寺是什么时候重建的？

　格尔登：是他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坝格尔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后，僧人人数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时候，格尔登寺有没有参与？

　格尔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议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区。据我瞭解，格尔登寺没有发生严重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对格尔登寺非常怀疑，担心会出事。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寺院里还没有工作组或派出所小组的时候，第一个成立工作组或派出所小组的寺院就是阿坝若尔盖县的达仓拉姆格尔登寺和阿坝县的阿坝格尔登寺。这二座寺加起来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办的僧人学校也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关闭了。身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学佛法？我当时写了一本包含十三条内容的小册子，从达兰萨拉寄到那两家寺院。被当地政府发现后，他们说这十三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几名年轻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尔登：八七年后。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条戒律还是十三条指导？

　格尔登：十三条指导，如何学习佛法的指导，但政府不准学习。这些年中，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阿坝格尔登寺里有些外来学习佛法的僧人，政府说不是阿坝辖区的人，不能进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里的祈祷大法会和其他佛事活动特别多，有时候他们说人数太多，不允许举办，或找种种藉口禁止与佛教有关的宗教活动，直到现在。格尔登寺设法建立一个条件较好的图书馆，但是当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汉地的寺院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说少林寺，不学佛法，要学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许。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别是格尔登寺，不仅成立图书馆不行，举办祈祷法会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这对寺院和僧团的打击有多大。

　李：他们是不是对格尔登寺特别严格，还是当地所有的寺院都这样？

　格尔登：我也一向重视这个问题。在阿坝地区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样的严控政策，但是对阿坝县的格尔登寺和若尔盖县的达仓拉姆格尔登寺特别严格。这两座寺院可能是重点监控对象，害怕问题可能发生在这两座寺院。

　李：若尔盖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个打得很厉害的地方。

　格尔登：是的。非常严重。

首位自焚者亲属竟被判重刑

　李：我们对安多发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尔登：没错。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阿坝县也好，若尔盖县也好，可以说是西藏跟中国的边界，来来去去的非常频繁。这是发生很多冲突的原因。现在居住在若尔盖的这些人，歷史上曾经是西藏跟中国打仗的人。现在阿坝地区的一些地名，比方说「加本滩」，「加堵滩」「加」是「汉人」，「本」是「十万」，意思是这里曾经有过十万汉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汉藏发生过冲突，从国民党时代到共产党时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么？

　格尔登：这个问题我们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谈。从广义来讲，藏民族遭到的破坏和严酷的政策，这是整体的。事件直接的导火线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师自焚后【注】，他叔叔和姑姑以「杀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这是什么时候？

　格尔登：第一个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后，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这是导致后来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格尔登寺里正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们威胁要拆毁格尔登寺、要逮捕僧人。这两件事对僧人打击极大。这两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里失踪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来，在没有任何自由和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选择自焚这条路，来表达他们对当局严控高压政策的不满。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么？他们被抓走了，还是他们自己离开了？

　格尔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在，天亮就不见了。问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机关也不答覆。

　李：现在格尔登寺还有多少僧人？

　格尔登：现在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数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讯方式都已经断了。没有办法掌握最新的实际数字。

　李：您认为我们作为汉人能够做些什么？

　格尔登：我最大的希望，作为一个汉人作家，知识分子，现在我们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坝等西藏境内真实的情况透过各种管道介绍给大陆境内的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在中国当局的不实宣传下，一般老百姓没有办法知道西藏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给广大汉族人民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中国政府优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为独立的汉人作家，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汉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觉得有那些真相是被蒙蔽的？

　格尔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庙里都有一个殿，我们叫护法殿。当地民众会在护法殿里面放一些传统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后的武器，用意是发誓以后不再打猎等。可是中国政府把这些传统的武器拍下来，大作宣传：说西藏寺院里藏着武器，要推翻现在的政府。这就让不明真相的汉族人以为，出家人藏着武器，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政府有意欺骗自己的人民。据消息说，最近几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计程车的司机不让坐。歪曲真相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还有一件事。○八年拉萨事件后，他们在阿坝格尔登寺里派了很多公安和军人，执行监控任务。刚来时很严格。后来，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样严格。当局发现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换掉。怕他们知道真相之后会对藏人产生同情。

自焚之外还有四位僧人自杀死

　李：二○○八年格尔登寺发生了什么？

　格尔登：拉萨事件时，阿坝县也发生了抗议。当时军警对人群开枪，当场打死了二十三人，我们都有图片，不少人受重伤。我们确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轻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后，有关格尔登寺周围的村庄民众的情况，有没有消息？

　格尔登：现在严控依然存在。但是格尔登寺是他们的眼中钉，管得最严。几个月前他们认为只有格尔登寺是问题来源。但是现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不仅格尔登寺是问题中心。现在周围的地区都在严控之中。

　李：若尔盖的格尔登寺有没有消息？

　格尔登：现在没办法瞭解。其他格尔登寺也没有最新动态。严控是有，但不像阿坝县格尔登寺那样严重。我要补充一点是，在阿坝地区发生自焚悲剧的时候，同时也发生了自杀的情况。由于内心无法遭受忍受这样的悲剧和打击，还有人心脏病发死去。据我们掌握的消息，已经有四名僧人自杀身亡。两个是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僧人，一个是阿坝县懂日格尔登寺，一个是上阿坝的果芒噶尔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杀。

　李：仁波切，谢谢您接受我的採访。

　格尔登：谢谢您关注西藏、关心西藏。

【注】：2009年2月至今，藏人自焚人数为13人。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是第一位。访谈中格尔登仁波切指的是2011年3月以来，藏人自焚人数为12人，僧人彭措为今年第一位自焚者。

《开放》2011年12月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2011-12-05T20:49:00.0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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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书，如果能让你反复向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如果能改变你一向坚守的观点。这本书必定非同寻常。

《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2
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3
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4
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5
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6
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7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8
《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9
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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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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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12
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13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1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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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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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完。首发于第12期《开放》杂志与网站）

黔驢技窮的中共治藏政策

2011-11-15T19:46:00.000-05:00

　最近，當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川藏區僧尼自焚事件時，西藏自治區卻熱熱鬧鬧地開啟了一項大規模的活動。

　　新華網十月十日報道，西藏將啟動二萬餘名幹部，組成五千四百五十一個工作隊，進駐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會，連續三年開展駐村工作。此舉稱為「創先爭優強基礎惠民生活動」，簡稱「強基惠民活動」。這個活動的目的是「幫助群眾致富、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加強基層黨組織」以此「構建西藏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長效機制」。報道說該活動是「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時間最長、覆蓋面最廣的幹部下基層活動」，十月二十日前，二百六十一個駐村工作組進入村莊。迄今大部分駐村工作隊已經下到所駐村莊，開始「強基惠民」。

　　「大棒」和「胡蘿蔔」輪轉治藏

　　這個活動其實並無新意。幾十年來，中共西藏政策可以概括為「大棒」和「胡蘿蔔」的輪轉，大棒之後撫以胡蘿蔔，胡蘿蔔不靈再揮舞大棒。二○○八年掄過大棒，如今通過「惠民」，表面上把大棒換成了胡蘿蔔。

　　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事件」後，幾萬軍隊入藏，在西藏「邊打邊改」。六千多官兵組織十二個武裝工作隊，進駐每個宗土改建政，那次「下基層」明明是去搞「土改」，外加「鎮反建政」的，對外卻打著「平亂」旗號。

　　以幾萬野戰軍，加上飛機大炮為強大後盾，首次「下基層」的工作隊將「大棒」掄得虎虎生風：打土豪分田地，掠奪財產，把至少總人口百分之二的藏民關進監獄，順便將二千一百二十三座寺院關的關、拆的拆，只剩下七十多座。那次的「下基層」效果彰顯，西藏被打成一片廢墟。中共在廢墟上建政：西藏的基層黨支部從一九五一年的零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三十六個，用了七年時間，但農牧區黨支部還是零；工作隊「駐村」之後，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將基層黨支部發展到一千一百四十個，其中農牧區黨支部三百二十七個。

　　這時，「大棒」換成了「胡蘿蔔」。中共沒有在西藏立刻開始辦社，而是給農民分了土地，送了農具，發下種子，讓他們單幹了幾年，以便讓「翻身農奴」得到實際好處，並開放了一批寺院，還大力培養基礎「民族幹部」，從中共視角來看，算是「建基惠民」。

　　胡耀邦的「短命新政」

　　一九六五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時，基層黨支部已經發展到一千五百四十個，鄉級黨組織七百四十四個。至此，中共終於全面控制了西藏。隨後就將「胡蘿蔔」收回，開始掄大棒：分配的土地和牲畜收回，在農牧區大辦人民公社。社沒辦完文革開始了，於是一邊文革，一邊「三教」，一邊辦社，順便摧毀殘餘寺院。

　　以「大棒」為主折騰了二十年，中共從上到下各級官員志得意滿，覺得西藏已在掌中。直到達賴喇嘛派遣的第一訪問團到達拉薩，他們才發覺一個難堪的事實：訪問團所到之處，藏人痛哭流涕，呼喚達賴喇嘛。這件事驚動了最高層，一九八○年總書記胡耀邦親自到西藏視察，制定「免稅、放開、走人」的「新政」，以一九五九年後最大的一根「胡蘿蔔」取代掄了二十多年的「大棒」。但是，「胡蘿蔔」並未解決根本問題。八十年代末的第二次「拉薩事件」爆發後，中共立刻拋棄了「胡蘿蔔」，再次掄起大棒。這一掄又是二十年，期間雖然也夾以大小不等的「胡蘿蔔」，但受益者並非以藏人為主。

　　可是，二○○八年三月，西藏爆發第三次「拉薩事件」，並且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區，這很清楚地表明：「大棒」和「胡蘿蔔」統統無效。毛澤東的野戰部隊沒有做到的，胡錦濤的武警部隊也無法做到。二○○八年後，西藏各地局勢處於幾十年的最低點。

　　中共治藏基本思路半世紀無改變

　　向前走不下去，只好往回走，於是出現了第二次大規模「駐村」活動。

　　這次的「強基惠民」活動，自治區在三年內每年甩出十億人民幣專項資金，其中每個工作隊握有十萬元「為民辦實事經費」，據說是用來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的。也就是說，三年中每個村莊可以得到三十萬元人民幣。

　　看上去確是大手筆。可一算細賬，據最新人口數據，西藏鄉村人口為二百二十萬人，「辦實事」經費總數為一年五點四五一億元，平均每人一年的「受惠」額為區區二百四十七點七七元，三年裡的「受惠額」加起來不到一千元，很難想像這筆錢能「幫助群眾致富」。在那些至今沒有路、沒有電、沒有衛生室的村莊裡，三年中受惠三十萬元，雖然不無小補，但難以根本改變現狀。

　　這筆經費中的另一半是用來「強基」的，二萬工作隊員平均每人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元。如此看來，「惠民」乃「口惠而實不至」，「強基」倒是真的：參與「強基惠民」活動的除了醫院、體育、教育等部門，還有武警、公安、宣傳、黨委等機構。黨政軍三管齊下，奔赴每一個村鎮，其目的是「使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明顯增強，維護穩定的基礎扎實牢固」，說白了就是以「胡蘿蔔」偷運「大棒」，打著「惠民」旗號，把「維穩」落實到每個村鎮。到了用運動的方式來「維穩」的地步，可見中共西藏政策已經計窮了。

　　第一次駐村是「建基」，第二次駐村是「強基」，時隔半個世紀，中共西藏政策的基本思路毫無改變。

　　幾年前，一位中共官員跟我聊了幾小時「西藏問題」後，大悟道：「原來我們給藏人的，不是他們心裡想要的！」

　　藏人想要的是什麼？幾十年來，他們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高喊：要自由，要達賴喇嘛回家！

《動向》2011年11期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15/select/315sel34.html

从藏僧自焚看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

2011-11-04T11:18:00.000-04:00

寺院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

最近，四川甘孜和阿坝先后有10名西藏僧尼自焚抗议，迄今已有5名伤重身亡。常识告诉我们，僧侣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抗议，必有异乎寻常的原因。据报道，僧人在自焚时高喊要求宗教自由，因此，此起彼伏的僧人以死抗争显然与中国境内宗教状况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面对外界质疑时，中共常常援引该条款来说明其宗教政策。但是，在宪法之外，其实还有一整套由各级党政机关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对这些条例详加分析，不难了解中共的“宗教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

被“条例”五花大绑的寺院
以2009年3月发生第一起僧人自焚事件的四川省阿坝州为例，该州寺院必须遵守的条例有《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47条）、《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3条）、《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43条）、《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16条）、《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40条）、《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59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务条例》（65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59条）等。这些条例不算细则就有356条之多，其中为藏传佛教“定身制作”的条例有116条，这还不算相关法规和各县的“土政策”。

这些“条例”、“规定”、“办法”是公开的，还有许多不公开的“红头文件”。比方说“国办发[1991]39号文件”规定活佛“可以转世，不可全转，从严掌握”。根据这份内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规定“活佛转世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除上述3条原则，还增加了“控制总量”，明确提出“转世活佛总量不超过1958年后去世活佛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转世灵童的审批权，则由“内部掌握”。

除了几百条公开“条例”，以及无法统计的内部规定，寺院还被各种公开和秘密、永久性和临时性的“有关部门”控制。阿坝州的“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该条例由州、县两级公安、国土、建设、教育、外事等24个部门共同实施。此外还有诸如“活佛转世工作领导小组”、“对达赖集团斗争领导小组”一类部门。通过公开条例和内部指令，以及形形色色的“部门”，寺院事无巨细都在管制范围内。青海果洛州的条例不仅规定各级政府“定期对藏传佛教寺院广播电视、互联网、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等进行监督检查”，连悬挂经幡也要经过批准。

除了州、县之外，寺院所在的乡镇必须成立“群众监督评议委员会”，再加上寺管会，寺院被重重条例和“有关部门”五花大绑，僧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层层监督下。

为什么僧人自焚首先出现在阿坝州？原因之一是阿坝州对僧人的限制极其严苛。有心深造的僧人必须“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会介绍信逐级申报。跨乡（镇）学经的，经县佛教协会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县学经的，经州佛教协会同意，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州学经的，按规定审批。”但同时又规定寺庙“接收外来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7%。其中，州外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3%。”如果到境外学习，则“寺管会必须禁止非法出境回流人员入寺”。这3条规定基本上杜绝了僧人深造的可能性。自1990年代以来，每年逃到印度去的人中，将近一半是僧尼，且以安多、康区为主，足以说明这些地区宗教状况的恶劣。

阿坝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5条规定，寺院“出现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分裂国家和影响社会稳定活动”，则由县宗教部门撤销登记并终止寺管会，并派工作组整顿寺庙，在此期间“寺庙停止一切佛事活动。县佛教协会取消组织、参与活动僧人的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这是一条“连坐法”：寺院只要有一名僧人抗议，整个寺院都会遭到惩罚。很明显，2008年之后，阿坝格尔登寺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自焚僧人中有两名是该寺“前僧人”，应该就是这项条例的结果。

在重重限制下依然选择出家的僧人无法学经，却被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还被迫诋毁他们的上师，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可想而知。

中共“宗教自由”的实质
既然承认“公民有信仰自由”，为何又对寺院加以重重限制？这涉及中共“宗教自由”的实质。首任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早在1958年对此就有明确的解释：“我们采用了（信教自由）这个口号，同时充实和发扬了这个口号的革命内容，不但用它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剥削阶级强迫信教，而且力图经过这个口号的彻底实现，使人们逐步由信教走向不信教。”

通过彻底实现“信仰自由”使人们放弃宗教，个中奥妙在于宪法规定的不仅是“信教自由”，还有“不信教自由”。李维汉对此解释说：“公民有信仰的自由，这里也包含有不信仰的自由，有改变信仰的自由。……我们这种解释是最全面的解释，有利于人民改变宗教信仰，以至于脱离宗教信仰。”(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503～519页)

“不信仰的自由”是为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量身定制”的政策。1950年代，中共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政时遇到极大阻力，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为了完全控制这些地区，中共必须铲除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于是采用了“软硬两手”：一方面以“宗教制度改革”的名义摧毁寺院，禁止宗教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种种方式推行“不信仰的自由”，鼓励信徒脱离宗教。

“中发（1982）第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1982年3月颁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中共现行宗教政策的总纲，阐明了中共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该文件开头就说：“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由于宗教具有汪锋所说的“五性”（国际性、民族性、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是一个必须解决但又不能操之过急的问题，因此，该文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该文件号召全党“一代接着一代地，为实现这个光辉前景而努力奋斗。”

既然全党要为消灭宗教而奋斗，为什么又要“坚持宗教自由”政策呢？该文件说明：中共宗教政策是“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战略规定”，也就是说，中共宗教政策实质上是一个统战工具，“宗教自由”是用来逐步消灭宗教的策略。

中共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逐步消除宗教”的方法：50年代中共用强行“改造”的方式摧毁宗教，如今则用“条例”、“办法”、“规定”的方式来限制宗教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发（1982）第19号文件”是公开文件，也就是说，中共从未隐瞒过最终消灭宗教的主张，也并不讳言“宗教自由”只是一个策略。因此，在执政党以促进宗教消亡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期望“宗教自由”，不是缘木求鱼吗？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1251

今天，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2011-10-20T02:25:00.007-04:00

今年,藏区发生了一连串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至今已有9名年轻僧尼举火自焚，以死抗争。面对震惊世界的藏人连续自焚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责任推给“身份不明的”海外达赖喇嘛支持者，并指责这些事件“违背佛教教义”，著名评论家胡平称该发言人的讲话“丧尽天良”。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达赖喇嘛尊者和流散世界的藏人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中心，为中国境内的自焚僧尼举办祈祷法会，并绝食一天。自由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天，全世界有许多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也与藏人一同绝食抗议。

2008年至今的一连串事件，只是藏人反抗暴政的延续。由于信息封锁，藏人在暴政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抗，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拉萨事件”，才露出了冰山一角。事实上，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在藏地的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藏人的反抗一波接一波，一代接一代，亦从未停息。

中共对藏传佛教迫害的历史回顾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以武力为后盾，在西藏三区陆续展开被官方称之为“民主改革”的强制改造。中共在藏区的土改分为几个阶段进行，在甘青滇川的民族杂居区，土改与汉区土改同时进行。达赖喇嘛出生的塔泽村，即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红岩村（原属湟中县），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小村，32户人家中有9户汉人。1951年冬季即开展土改，期间将达赖喇嘛家族的土地没收分配，他姐夫的一名亲戚还因“为地主转移财产”而被劳教（1953年2月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1956年，中共将暴力土改推行到藏地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土改的同时直接推行合作化，全面没收僧俗民众的财产，批斗僧侣和头人，摧毁寺院，激发了藏人的武装反抗，中共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战争从四川藏区开始。1956年3-4月间，中共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著名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和乡城桑披寺。镇压长达六年，至1962年夏季才结束。这场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在官方历史中称为“平叛”。因此，所谓“民主改革”，其实是由土改、合作化、“平叛”、镇反以及“四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组成的强制性社会变革，其过程既无“民主”可言，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究其本质，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事实上是以“民主”为名的摧毁，以“改革”为名的掠夺。通过这些运动，至1960年代初，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遭到全面摧毁。

其中的“四反运动”，即“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亦称“反封建运动”，内部文件中称为“宗教改革”或“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是针对整个藏区寺院的一场政治运动。《解放西藏史》等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场为期半年多的“四反运动”几乎不落笔墨，即使不得不承认建政后对西藏宗教的破坏，也是推给文革。其实，文革是中共有计划地摧毁西藏文化的第二波。第一波就是这个在中共官方历史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四反运动”。

1958年6月4日至7日，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分别在会上讲话，认为“宗教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李维汉在他的讲话中明确说：

过去几年对宗教采取的方针，是基本不动，只同他们作政治斗争。……作政治斗争，而不牵连到宗教。这个方针对不对？我看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那时民主革命还没有搞，就动宗教？反革命没有动，就动宗教？还有建党、建团，群众工作，这些都没搞，就动宗教怎么行？所以过去不动是对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起了变化，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民族关系基本改善了，党建立起来了，团建立起来了，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巩固了。所有这些叫做社会主义的优势，人民的优势，共产党的优势，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8页)

“青岛会议”召开时，中共在甘孜、阿坝已经进行了两波军事镇压，民间武器已经基本收缴，土改基本完成。中共在青海、甘孜、云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时候开始摧毁寺院，藏人已经不再有反抗能力了。于是，1958年11月，乌兰夫和汪锋以中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四项建议，中央于同年12月批转该建议，提出“对于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打击，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除过必须逮捕者应加逮捕外，还须注意不要逮捕过多，尤其不要轻易杀人。”

1958年湟中县鲁沙尔镇三万人批斗大会（《青海画报》1958年12月）

不过，汪峰和乌兰夫的建议提交之前，“四反运动”已经开始。甘孜州白玉县1958年6月就开始，青海8月开始，甘南10月开始，至同年11月间，“四反运动”在甘川青滇全面展开。这场运动于1959年3-4月间结束。当时藏区有多少寺院？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导，甘南州有196座寺院，15664僧人，四川有727座寺院，约10万僧人。加上其他资料透露的数据，1958年之前，整个西藏三区有3929座寺院，279951名僧人。这个寺院数据应该不包括诸如修行洞一类的宗教活动地点。这仅是藏区的数据。加上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如蒙、羌、土、裕固等民族，共有五千多座寺院，45万多僧尼。

在“四反运动”中，寺院财产被政府没收。寺院财富来自当地民众的奉献和寺院的经营，但“四反运动”中没收的财富并未归还民众。以甘孜道孚县为例：

（四反运动中）废除了寺庙的一切特权，没收各种枪支290支，子弹5080发，土地7830亩，房屋2743间，粮食69万余斤，牲畜12000头，各种封建物资折款139.8万元。分给群众粮食32.19万斤，物资折款14.56万元。……没收的金银珠宝按规定上交国库。（《道孚县志》327页）

从上述数字中可见，没收的粮食分给民众的不到一半，分给民众的物质折款仅占没收物质折款的10.41%。中共在那场针对藏区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掠夺了多少财富？至今未见公布。

“宗教制度改革”后，除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2123座寺院暂时未动外，其他地区的1千800多座寺院大部分被关闭、占用、拆除，其中数量不明的寺院毁于战火。甘南州的196座寺院保留了4座，甘孜州的540座寺院保留了27座。僧人大部分被遣散回乡，绝大多数被迫还俗，各地著名宗教领袖大多被捕入狱，许多死在狱中。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噶举派上师，16世噶玛巴仁波切同时被迫逃离。至此，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全部流亡境外。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藏区到处都是寺院的废墟。

位于青海玉树州结古镇北50公里仲达乡境内的让娘寺（网络图片）

1958年8月，有700多年历史的让娘寺在“让娘寺攻坚战”中被炸药炸毁，

沦为废墟（网络图片）

“宗教自由”的假象

从表面看来，“信仰自由”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基本国策”之一。但1958年“青岛会议”上，李维汉对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有相当清楚的解释：

我们党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基本政策，如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统一战线等，是完全正确的，是长期不变的。还有一类是具体政策，是执行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所采取的策略性的政策，它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对宗教信仰，我们过去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后仍然是这个政策。我们从来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宗教是万万岁，更没有讲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9页)

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含义：“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汪锋：“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84页）

1958年11月，乌兰夫、汪锋在提交中央的四项建议的第一项为：“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同上，730页）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432页。）

至于具体方法，李维汉和汪锋都主张“彻底发动群众”，在寺院内外进行社会动员，利用“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内外夹攻”，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除此之外，军队也是摧毁寺院的力量之一，一些寺院就是由军队用炮轰和飞机轰炸直接摧毁的。

然而，由于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用来“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造谣的，因此在实施名义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时，就不得不换个名称。汪锋在其讲话中提出：“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785页）

这就是“宗教改革”被称为“四反运动”的原因。几十年后，中共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藏区走过一段“弯路”，却把责任推给文革和“四人帮”。事实上，文革只是摧毁宗教的第二波，摧毁的只是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之后残存的少量寺院，其中包括藏民族最神圣的寺院——大昭寺。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有限度地开放西藏，才将被占用为招待所的大昭寺重新修整。

2008年，“拉萨事件”第三次爆发，并迅速传到各地，

成为藏民族的全面抗争。

去年在印度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时，一位来自甘南的老人曾告诉我他的家族故事。1950年代，中共开始在西藏三区全面镇压藏人时，他从家乡的寺院逃到拉萨，在拉萨参加了反抗组织。几年后第一次“拉萨事件”爆发，他逃到印度，为了生存不得不还俗。2008年，他返乡探亲，恰逢藏地又一波反抗。

一天，他到寺院去看侄子，当晚住在寺院。半夜里，荷枪实弹的武警冲进寺院搜查。他的侄子，一位20多岁的青年僧人，被打成重伤，留下严重后遗症，两年多一直卧床不起。

这是一个普通藏人家庭命运的缩影。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藏人，为信仰，为自由，为尊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抗争。老人深为侄子骄傲：“我们的年轻人没有背叛达赖喇嘛，他们还在抗争！”

宗教信仰伴随人类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丛林中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中共打造的“盛世”虚光中，僧侣们却要以焚烧肉体的火焰，来争取信仰的尊严。

今天，我的兄弟姐妹呵，让我们活着，并且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已将虚假“盛世”的谎言烧成灰烬，当与世无争的僧尼不惜以死抗争时，暴政的坍塌为时不远。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goo.gl/iMRDL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19, 2011

達賴喇嘛聲明遏阻中共操控藏傳佛教

2011-10-18T07:02:00.000-04:00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的宗教領袖在達蘭薩拉召開第十一屆宗教會議。會議參加者均為各教派法王和高僧，可說是最高級別的宗教領袖會議。會議作出的決議對各教派內部，以及藏傳佛教和苯教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本屆會議出席者包括噶舉派法王十七世噶瑪巴、薩迦派法王達赤仁波切、格魯派法台甘丹赤巴日宗仁波切等二十七位宗教領袖，並首次有來自拉達克和俄羅斯卡爾梅克的高僧參加。

　　九月二十四日，達賴喇嘛尊者就他的轉世問題首次發表公開聲明。由此看來，達賴喇嘛轉世一事可能是該屆會議的議題之一。尊者在會後發表聲明，顯示有關事宜在宗教領袖會議上取得了共識。尊者的聲明是在他卸去政治職責後，首次以宗教領袖身份，對他未來的轉世問題發表聲明。因此，聲明立即引起各方關注。本文謹就尊者的聲明談談個人感想。

　　達賴喇嘛轉世是宗教事務

　　在傳統西藏體制中，達賴喇嘛雖是僧人，但同時擔任西藏最高政教領袖，因此，傳統上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尋訪過程，政教兩方面都會參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熱振仁波切擔任攝政期間，主持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尋訪到靈童後，熱振仁波切依據傳統，向西藏民眾會議報告轉世靈童尋訪的經過，介紹靈童認證的情況，然後由民眾會議通過。不久前，達賴喇嘛正式宣佈卸下政治職責，意味著延續三百多年、以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為特徵的傳統政治制度結束。從此，未來的達賴喇嘛只能是宗教領袖。

　　達賴喇嘛在聲明中再次表示，達賴喇嘛轉世制度是否延續，首先將由「各宗派領袖、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決定，而不是由未來的政府決定；如果宗教領袖和信眾要求延續此一制度時，尋訪轉世的責任將由「達賴喇嘛噶丹頗章基金會的董事會」來承擔。這個基金會相當於達賴喇嘛的「拉讓」，即高階僧侶的私人管理機構。在流亡期間，尊者對他的「拉讓」進行了改革，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在董事會的監督下運作。達賴喇嘛宣佈將由該董事會負責尋訪靈童，而非按照傳統方式，由擁有最高政治權力的攝政來負責。但是，具體的尋訪過程，則將遵循傳統的、符合佛法和宗教儀軌的方式來進行。換言之，西藏民主政府首腦將不再參與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過程。達賴喇嘛的轉世，將被限制在宗教範疇之內。

　　我相信這是尊者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如果說他交出政治權利，意味著從此杜絕了宗教對政治的控制，避免宗教勢力為其利益來操縱政治事務；那麼，轉世靈童尋訪方式由達賴喇嘛的「拉讓」董事會負責，則意味著杜絕了政治對宗教事務的控制，避免政治勢力為其利益而操縱宗教。如此一來，政治與宗教各自形成不同的「換屆」體系，在制度層面上保證宗教不能操縱政治，政治也不能操縱宗教的局面，由此實現政教徹底分離，確保各自的純正性。不久前的首席噶倫選舉，顯示政治制度的變革得到民眾支持；這次宗教會議後發表的聲明，顯示宗教制度上的變革得到了宗教領袖們的支持。

　　無論從政治還是從宗教角度來說，這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改革，將之視為一場「革命」亦毫不為過。

　　對全球信眾的開示

　　既然達賴喇嘛的轉世屬於宗教事務，那麼這件事就必須符合佛法，用佛教術語來說，它必須「如理如法」。宗教領袖的合法性，並非來自於外部政治勢力的支持或反對，而是取決於信眾是否接受。晚清時代，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度被清廷「削除」稱號，但信眾並未因此背棄他。同樣，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五十二年，中國政府極力對他妖魔化，亦未動搖信眾對他的信仰。在遍及全球的各民族、各人種的信眾心目中，他作為根本上師的地位毫不因之受損。

　　然而，在中國這樣一黨專制的體制下，政治勢力勢必會對宗教事務加以操控。二○○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國國家宗教局發佈第五號「國家宗教事務局令」，即《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表明了將以政治勢力對「轉世」這一宗教事務進行控制。達賴喇嘛的「九‧二四聲明」被認為是對上述法令的正式回應。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尊者的聲明不是針對國家宗教局的《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而是以佛教金剛乘最高領袖的身份，對全球弟子的開示。正如聲明的開頭所說，該聲明是「持金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釋迦比丘丹增嘉措」對「境內外西藏人民、信奉藏傳佛教之僧俗民眾，以及與西藏和藏人有關的所有世間眾生」所發表的聲明，而非對中國國家宗教局發表的聲明。理由很簡單：作為藏傳佛教最高領袖的達賴喇嘛是否轉世、如何轉世，是上師與信眾之間的事，與非信仰者和世俗政權毫無關係。

　　尊者在聲明中就轉世的佛法依據、轉世制度的傳承和方法作出詳細說明，澄清了「金瓶掣籤制度」的來源，說明該項制度源於政治勢力對宗教的操控，並非藏傳佛教的傳統儀軌。也就是說，雖然歷史上一度存在過用抽籤來決定靈童人選的方式，但這並無佛法依據，即便能夠公正實施，最多也只是一種占卜方式而已。

　　中共「維護傳統」的悖論

　　近年來，在一九五八年和文革期間，兩度大規模全面摧毀西藏文化傳統的中共，突然變成了西藏傳統的維護者。這使其掉進一個悖論：他們所要維護的，恰恰是已經被他們摧毀，如今早已不復存在的傳統。且不說以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政黨公然控制宗教事務是多麼荒謬，就務實層面來說，中共若要嚴格按照當年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傳統方式來尋訪未來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就得恢復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廢除的西藏噶廈政府；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按照傳統，民眾會議將指定一位攝政，由該攝政主持靈童尋訪事宜。回不到這個傳統的話，中共所謂「維護傳統」，也不過是以政治干涉宗教的另類「政教合一」而已。

　　達賴喇嘛在聲明中已經指示全球信眾，對於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威，處於政治需要選出的靈童，「誰也不需認可和信仰其孩童」。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10月號

吴忠信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吗？

2011-09-27T12:12:00.007-04:00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根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这个典礼是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政府之命，专程转道印度到拉萨，亲自主持的。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收回西藏主权”之举。

为了证明确有其事，还有一张吴忠信跟幼年达赖喇嘛的合影传世，据说是吴忠信“主持典礼”时拍的。那张合影十分古怪，显然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照片上的达赖喇嘛对“中央大员”吴忠信皱着眉，满脸的不耐烦；“主持典礼”的吴忠信居然是侧面，怎么看也不像是在主持一个庄重的仪式。

这张长久以来一直被宣传为“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照片，

终于还原了历史的部分真实：这张照片是吴忠信在罗布林卡

非正式见达赖喇嘛时的合影，而非"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照片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但是，他的坐床典礼首先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典礼。既不懂藏语，又不懂宗教仪轨的“中央大员”去主持一个重大宗教仪式，就像某国派一名部长去主持新教皇加冕仪式一样不合逻辑。而且，关于吴忠信专程去拉萨“主持达赖坐床仪式”的说法流传了70年，却没有丝毫细节。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是怎样进行的？吴忠信在整个过程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热衷于传播这个故事的人，并未给出任何细节。

13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国民政府以“致祭”为名，派黄慕松前往拉萨，试图重新建立与西藏政府的联系。热振担任摄政后，中央政府册封他为“护国禅师”。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青海湟中寻获后，吴忠信即提议派人去拉萨主持金瓶掣签，并主持坐床典礼，以此宣示主权。但是，吴忠信到达西藏晚了一步，他于1940年1月15到达拉萨，而灵童早已到达，并已于1939年11月24日在大昭寺剃度，西藏人民会议已经正式宣布确认他为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金瓶掣签显然已经无法进行了。

吴忠信到达拉萨后，曾要求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但遭到藏方强烈反对。于是，他提出要有一个程序，以示达赖喇嘛的确认经过了“中央认可”。藏方表示同意让吴忠信正式拜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不同意正式拜见，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他见到的是早已确认的达赖喇嘛了。最后藏方同意让吴忠信礼节性拜访灵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由中央确认14世达赖喇嘛”一说。

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于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在场的朱少逸，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典礼过程：

“灵儿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之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i]起立，向灵儿叩首，五人共立殿之中央，时热振戴黄僧帽，披黄缎僧衣，其装束又与平时不同，左右各有一喇嘛扶之，高声诵经，司伦噶伦等在旁恭立，全场寂静无哗，诵约半小时，一堪布（灵儿随身堪布）以黄缎绣成之轮回图一幅递热振，热振持之，复诵经约十余分钟，由另一堪布接去，挂灵儿面前桌上；据云图名金刚多尔济[ii]，寓长寿不变之意。嗣有堪布以尖顶黄缎僧帽一顶递热振，热振捧之又诵经约十余分钟，由总堪布接去，谨戴灵儿顶上，盖系加冕之意，黄冠乃法冠也；自此以后，灵儿始得正式称达赖，于是热振率各寺著名活佛，司伦噶伦等，依次向达赖献哈达，次吴委员长率全体随员依次献哈达，再次，四品以下僧俗藏官献哈达五供礼品等物，辨经师于献礼进行中开始辨论，直至献礼完毕，辩论终止。”（《朱少逸：《拉萨见闻记》79～80页)。

接下来是舞蹈、献茶三轮，然后吃饭。吃的是“油拌米饭”和煮熟的羊肉，朱少逸“福薄不能下咽”，把他那份羊肉转赠坐在他旁边的翻译，对方连连道谢，郑重其事地用手帕包起来揣进怀里。饭后，达赖喇嘛“乃自以红绫条结成护身符，交一堪布，持赠吴氏，佩之胸际”，然后进行典礼的最后一项活动“抢面饼”，以表吉祥。“于是此轰动一时之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圆满结束矣”。达赖喇嘛离去后，“吴氏亦随员回寓，时已下午一时，前后计费八小时之久”（《朱少逸：《拉萨见闻记》81页》。

从描述中可见，在长达八小时的仪式中，自始至终压根儿就没吴忠信的事儿。如果有人在主持的话，主持者显然是摄政热振仁波切，而不是吴忠信。就连向正式“加冕”之后的达赖喇嘛献哈达，他这位“中央大员”还是排在热振仁波切和噶伦们之后。他最大的成就，是在达赖喇嘛座下争取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座位。他认为这个坐位的位置是清朝“安班”坐过的，意味着国民政府承继了前清在西藏的地位。他也许没想到，在藏人心目中，他们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是“供施关系”，而非他认为的主权关系。

这是朱少逸绘制的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座位图。正中1是达赖喇嘛的法座，他的左边2是他的经师，3是他的父母，4是吴忠信，5是热振仁波切

坐床典礼的当天，吴忠信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秘密电报，陈述自己代表国民政府收回了“三十年脱缰之马” 。很明显，他夸大了自己在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中的作用。事实上，他根本什么也没做，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司仪，只是作为不请自到的客人，参加了观礼而已。

这是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发给蒋介石的秘电。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总统文物”档案，
简称“蒋档”，只能抄不能复印。这是我从原件上抄录的全文。

[i] 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仁波切。

[ii] 应为金刚多杰，即乃穹，达赖喇嘛的护法神。

访张学良将军故居（二）

2011-09-26T08:23:00.000-04:00

据说张学良在幽禁中研究《明史》。

走廊一角的桌椅，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消磨时间的地方。

老旧的台钟、相机和收音机，伴随两人渡过悠悠岁月。

张氏原配于凤至是个古典美女。

本来应该做个风流阔公子的，偏偏做了将军，没有比这更错位的人生了。

赵四小姐带着民国时代的气质。

最终，风流将军一生最大的成就，恐怕就是有个美女从15岁开始，

无怨无悔地伴随……

直到红颜老去，才共谐连理。

清泉幽禁的生活照，平静中挥之不去的忧郁。

穿着泰雅民族服装展颜一笑，风韵犹存。

张学良日记复制件

玻璃映出拍照的自己，仿佛走进历史，然而最终一切归于虚幻。

正所谓”凡有所相，皆为虚妄“。

张学良九十大寿，小四亦成老妇。蒋介石辞世后，张学良终于获释，于1991年移居美国。

赵一荻于2000年6月去世，享年88岁。不到一年后，张学良在三藩市去世，享年101岁。

留给昔日邻居独特的谋生之道，也算一份功德吧。

我从晃晃悠悠的吊桥上慢慢走过，从河的这边走到那边，不禁想道，假如这一切未曾发生，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历史会走向何方？就我研究的那段历史而言，有没有那个事件，西藏都难逃厄运。就在二战的紧要关头，国府依然紧密注视着西藏。就在国府大溃败的前夕，还在秘密策划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国民党没有做到的，共产党替他们做到了。如此而已。

访张学良将军故居（一）

2011-09-25T19:16:00.002-04:00

张学良故居前的张学良、赵一荻铜像。他们看上去很忧郁。
这座小屋与其说”故居“，不如说“故狱”。

位于新竹县五峰乡清泉地区的张学良将军故居。从台北出发，开车约两个多小时。山路弯曲狭窄，人烟稀少，高山重重，山顶云雾缭绕。这里是泰雅族居住地，因传奇将军张学良曾在此幽禁13年，传奇作家三毛曾在此隐居3年，加上一道源头水温高达60度的低硫磺温泉，“将军、文学、美人汤”就成为这个旅游区的广告。原住民文化、幽禁的将军及其一生相随的如花美眷、如流星一现，瞬间消失于神秘之中的女作家，确有极高的吸引力。

故居地点在一条山明水秀的山沟里，沟底有条清澈小河，从高到低3座吊桥跨河而过。张学良和赵一荻就在沟北的一座日本式木屋中生活了13年。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走出院子必须向看守报告。现在有公路，出入尚且不易，当年张学良被幽禁在此，真是插翅难逃。故交来访想必也不易，这对当年的俊男美女就在这里与世隔绝。

日式木屋前挂着的牌子说明，真实的将军故居已不复存在。眼前的这座，
是另觅地点重建的。原先的木屋下方有一道石阶。现在的木屋上方有座教堂。

沿着走廊布置的看板，用图片和简单的文字，叙述昔日国民政府

最年轻的将军，和天津名媛在这里13年的幽幽清泉梦。

张学良生平介绍。虽然经历了世纪风云，被载入史册，

他的一生也不过浓缩成十几张照片和年份，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也曾英俊潇洒，位高权重。

而这一切，在37岁那年因一个事件结束。

此后，“赵四风流朱五狂”都成为烟云往事，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成就生命的另一个传奇。

恐怕不会有人愿意以幽禁大半辈子知名。世界从此与他无关，个中滋味，自是一言难尽。

语言的尽头是诗，诗的尽头是宗教。循着展览中流露出的点滴信息曲径通幽，

昔日的将军走的正是这样的旅程。

被幽禁的地点有13处之多。

虽然幽禁，却也都是远离尘嚣的山清水秀之地。比起著名的“秦城监狱”，不可同日而语。
“西安事件”有关之中共方面人士，善终者几人？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

2011-09-24T11:54:00.001-04:00

持金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释迦比丘丹增嘉措致：境内外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之僧俗民眾，与西藏和藏人有关的所有世间眾生。歷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续”為主的教、证佛法和渊博文化，使西藏成為亚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泉。為藏、蒙、汉等无数眾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护持、弘扬佛法的歷史进程中，形成了西藏特有的“转世认证”文化传统，这对佛教的发展及眾生的利乐，尤其对僧团的巩固，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十五世纪，一切遍知根登嘉措，被认证為根敦珠巴的转世化身，并建立了噶丹颇章喇章（喇章：大喇嘛的私人居室－译者）。从此，形成了歷代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制度。第三世索朗嘉措获得“达赖喇嘛”的尊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噶丹颇章政府，成為西藏政教领袖等。迄今六百多年，透过转世认证的方式，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歷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

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颇章政权建立（西元1642年）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歷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有广大信眾决定。然而，当信眾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因此，為了避免出现对后世达赖喇嘛的猜疑和歪曲，在本人身心健康之际，有必要做出清晰、明瞭的说明。

以下简要阐述转世认证的理论和基本概念，以便更清楚理解我的主张。

前后世
承认转世认证制度之前，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印度的古老宗教与哲学思想中，除了顺世派外，都一致主张“无有间断的前后今生”：有情眾生皆由前世投生今世；今世身躯坏灭后，再次投生后世。现今虽有某些推理者以“没有看到（前后世）”為由，宣称没有“前后世”，但秉持正直态度的科学家们却不会以“没有看到”的理由，去决定“没有”。

虽然很多宗教或教义都一致主张前后世的存在，但对于如何定义投生者、如何投生，以及如何连结前后世等的内容上，却有著不同的诠释。其中，也有“主张后世，否定前世”的宗教信仰。以佛教的整体思想而言，“前世”是没有开端、开始的；当烦恼被断除、远离轮迴的束缚时，由烦恼所带来的后世将会停止，但意识的续流仍会持续下去。这种教义是被大多数的佛教思想家所认同的。若不认同前后世，将会与佛法教义產生矛盾，如：佛家“根、道、果”之学说，皆由内心有否调伏而成，以及所有情器世间则将无因无缘所生等。此故，凡是佛教徒，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

对于回忆前世的人们而言，“前后今生”的道理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实（又称“隐蔽分”），但对普遍凡夫而言，却属隐蔽分，且须透过许多的理由去証实，因為在死有、中有、生有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忘失过去的宿命。佛教经论提出了眾多相关前后世的理由，概义可括分為：前同类、前近取、前串习、以及前感受等理由。重点在于，唯明唯知的心只能由与己性质类别相同的近取因（或主因）而有，具有形色的物体不可能成為心的近取因，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透过逻辑的思考，或是物理的实验，都无法証实“唯明唯知的心可由异类的前因，或是无因而成”、以及“细微心识的续流可由某种违缘间断”；至今没有任何一人，无论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是脑部专家等，可以证实上述所言。更何况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有很多忆念过去宿命，并无谬地指出与前世相关的人和事物等实例。若硬将这些实例扭曲為癫疯之言，不只有违“科学精神”，更是对现实的否定。西藏转世认证之制度，正是“依据前世的忆念或经验”而建立的一套验证标准。

如何投生
今生的身躯坏灭后，由无能间断的意识结生到后世身躯的现象可分為：“由烦恼力结生”和“由悲愿力结生”两种。初者：由无明力，于意识上，安置了善业与恶业的随眠；在临终时，由“爱、取”滋润“有”，引发后世，趋善恶道，随业投生，无有自主。又如水车轮转，凡夫们无能自主地辗转于生死之间。凡夫唯可藉由恆时修善，串习善心之力，于临终时滋润善业，投生善道。后者：已获菩提道之圣者，虽不随惑业所转，然由缘取眾生之悲愿，自力选择来世时地、父母等，唯利他人，投生娑婆。

“朱古”词义 在藏传的转世认证制度中，把转世者称為“朱古” （中译：化身或转世），应该是出自信徒们的一种尊称。以般若乘的教义而言，所谓的“朱古”，就是佛陀的“三身”或“四身”的其中一者。一位本具烦恼的眾生，由入大乘，集福德与智慧资粮，后净烦恼惑、除所知障、现证诸法之识，此乃“智慧法身”；彼识的法性则為“自性法身”。此二又称圆满究竟自利之身，或称法身；这种“身”，唯独成就佛位者能相互看见，他人不能。佛為能利益他人，為使他人能见其身，故有大地菩萨可见的“报身”，以及由此（报身）所化现，示人天相，凡夫可见之“化身”，此二称為“他利色身”。

化身可分為：具相好庄严，示十二相的“胜应身”，如导师释迦牟尼；為利益工巧技艺之眾生，所化现的“应化身”；為利益有情化现的人天相、水相、桥相、药相、树相等的“劣应身”三种。西藏的转世被誉為“朱古”（化身），应属于“劣应身”的范围。虽然佛陀肯定会化身為“朱古”救渡眾生，这不代表所有“朱古”皆為佛陀的化身。在西藏眾多“朱古”中，会有仅获“有学圣道位”、“凡夫加行道”，或是“凡夫资粮道”者的“朱古”。嘉扬钦则旺波曰：前世身躯坏灭之后再次投生，称“劣应身”；今世身躯未坏灭之前化现不同身相，称“朱巴（化身）”。总之，根据上述的理由，以相似或相联而称為“朱古”。

转世认证
佛陀在世的时候，早有针对某人指出是某某前世的转世。尤其是细谈业果、经由前世业，感得今世报等内容的《四毗奈耶》、《本生经》、《贤愚经》、《百业经》等无数经续都有记载。同样的，佛陀涅槃后，从印度的大神通师或成就者的传记裡，也可看到许多相关前世的记载，只不过没有西藏转世制度的“第几世”之演算法而已。

西藏的转世认证制度
西藏原始苯波教也主张前后世的理论。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形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并出现很多传颂观世音菩萨本生故事的经典。如：古代西藏典籍《嘛尼全集》和《五部箴言》，以及阿底夏尊者莅临西藏时（十一世纪）的著作：《珠宝之链》和《噶当弟子问道录》等。然而，当今广泛的转世认证传统，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当时，噶玛拔喜的弟子们，根据预言认证噶玛拔喜為噶玛‧都松钦巴的转世，至今八百多年，共认证了十七世噶玛巴转世；同样的，十五世纪中，认证贡噶桑姆為堪卓‧却吉卓玛的转世，迄今已认证十几辈桑顶‧多吉帕姆的转世。所以，在西藏转世认证的传统中，不分僧侣和咒师，男眾或女眾，藏传佛教各宗派已经接纳和延续了这个传统。当今，在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噶举、宁玛、觉囊、珀东等宗派，以及苯波教中，有很多转世喇嘛肩负著护持教法的重任。

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一切遍知根敦珠巴，在创建札什伦布寺，培养眾多弟子之后，于1474年圆寂，享年84岁。当初没有人寻找他的转世，但出生于1476年的日喀则达纳小孩－桑吉曲陪，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过去的诸多生活，因為他的神奇表现，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敦珠巴尊者的转世。从此开始，由噶丹颇章喇章和噶丹颇章政府，共同寻访、认证歷代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延续至今。

转世认证方法
转世认证的传统建立以后，寻访、认证的方法和途径也逐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世临终前的遗嘱、指示或特殊跡象；转世灵童准确无误地讲出前世的生活点滴，能辨认前世的遗物及侍从等。除此之外，还有祈请圣者占卜；祈求世俗护法的神谕；观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护法之魂湖等很多方法和途径。当出现一个以上的灵童候选人，难以断定之时，也有在佛象圣物前，举行“食团问卜”（或称“麵团球占卜”－译者）决定的惯例。

未终朱古
通常所谓的“转世”意味著“结束了前世，转生到今世”，因此凡夫们没有能力作到“未临终前的朱古”。然而，大地菩萨可于同时间内化现出千百身相，“未终朱古”对大地菩萨而言，是绝对可以办到的。

在西藏转世认证制度中，有各种转世的认证。如：同续转世、业愿转世、受教或加持转世等。转世的用意為：能继续或完成上世尚未圆满的传教利眾事业。有时為能代替同续转世，未证圣道的上师可採取与自己业愿相应的某人作為自己的“朱古”，或受教弟子及他人作為自己的“朱古”。因此，未获圣道的上师们仍有可能具有 “异续的未终朱古”。

另外，由同一位前世的身、语、意，在同一时间内转世為多位“朱古“，这种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近代内，较為著名的“未终朱古”如：敦都‧久札耶喜多杰、究给‧赤千阿旺千绕等眾多上师。

金瓶掣签 随著浊世衰微时代的来临，被认证的“转世”也越来越多。不少“转世”的寻找和认证，是因政治需要，採取了不当和欺骗的手段，给西藏教、政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西元1791至1793年之间，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当时，西藏政府请求满清政府派兵支援；驱逐廓尔喀军队之后，满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口，制定所谓的《二十九条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还特别著述金瓶掣签的修法仪轨。然而，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几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颁佈这样的规则，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均未通过金瓶掣签；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未经过金瓶掣签，但為了照顾满清政府的面子，对外宣佈以金瓶掣签认证的消息。

实际上，使用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传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禅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然而，如能公正实施，也可视作类似于传统的“食团问卜”方法。

西元1880年，认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供施关係”（藏语称 “榷蕴关係”，是上师与施主的关係－译者）尚未断裂，满清政府在西藏还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是根据第八世班禅喇嘛的预言和乃穹、桑耶护法的神谕，以及观察拉姆拉措湖的徵兆等确认的，因此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猴年遗嘱（西元1933 年）中明言：“本人没有经过金瓶掣签，而依据预言、占卜等相同的结果，确立為达赖喇嘛的转世，并举行坐床典礼”。

当我在1939年认证為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供施关係”已经断裂，因此，没有必要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眾所周知，我是由西藏摄政和民眾大会，按照圣者、护法的预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兆象等寻访、认证的，当时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儘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官员，在媒体散播谣言，谎称“免予”达赖喇嘛金瓶掣签的程序，并派遣吴忠信主持我的坐床大典等。此一谎言，被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揭穿。他在1989年7月3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產党為什麼也要跟著说假话呢？”

一厢情愿的图谋
在过去，一些富裕喇嘛的管家和侍从，以贪婪和非宗教的手段“认证”不少“转世”，对宗教、寺院和社会形象造成了伤害。特别从满清时代开始，中国当权者為了干涉蒙藏事务，将宗教和喇嘛当作政治工具，实施了很多不当政策。

当今，集权专制下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却干涉宗教，强制执行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尤其是中国当局发佈所谓“2007 年9月1开始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第五号法令”，这是一种极其荒谬、可耻的行為。以毁灭西藏独特文化风俗為目的，对转世认证的传统，强加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在全体藏人心中造成难以癒合的创伤。

為了欺瞒藏人和藏传佛教信眾，以及国际社会，中共等待著我的圆寂，并预谋私自认定我的转世（即十五时达赖喇嘛）。从近来颁佈的各种规章、公告等，种种跡象明确显示这种图谋的存在。為了佛法和眾生的暂时及长远利益，防止破坏正法的企图实现，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作此声明。

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正如我前面所提，「再次转世」皆由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绝非由他人强制、压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况下產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暂且不说转世观念，就连「前后世的存在」都蓄意否定的政治领导们，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极為不妥。这种与自己政治理论背道而驰的虚偽恶行，实属无惭无愧，世人皆会有目共睹。若发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的信眾团体也坚决不会承认和接受。

当我到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龄时，我会谘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关信眾，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必须保留，并且需要认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时候，寻找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噶丹颇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由他们请示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歷代达赖喇嘛如影随形般的护法眾等，按照歷史传统寻访、认证。还有，我也会留下相关的明确指导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
祈愿吉祥！

藏王2138年，藏历十七绕迥铁兔年7月27日
西元2011年9月24日于印度达兰萨拉

( 原文為藏文，如有歧义，以藏文為准。)

藏人行政中央的六位新任内阁部长

2011-09-16T12:27:00.001-04:00

藏人行政中央新的内阁部长

2011年9月11日，在印度北部达然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上，确定了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部长人选。六位新任部长于当天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进行了就职宣誓。

洛桑僧格博士向记者表示，第15届人民议会对第14届内阁人选非常支持，我对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想告诉大家，这六位新阁员完全符合《藏人流亡宪章》中有关部长人选资格的第21项条款，而且都是对社会有贡献并且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优秀人士。他们将参加明天的会议。我相信支持我的选民也同样会对新内阁的阁员人选感到满意。

所有议员无异议通过的新阁员简介如下：

（1）图片的上4位中的第一位是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安全部部长欧珠种群。他于1956年出生，在完成学业后于1977年进入流亡政府工作；1993至 2007年在流亡政府安全部任秘书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安全部部长。

（2）第二位是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他出生于1960年，在取得经济硕士学位后于1984年进入流亡政府工作；从2000至 2007年任内政与教育部秘书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经济部部长。

（3）第三位是现居住于美国加州的前安全部部长白玛群觉。他出生于1945年，59年流亡印度后，从1964至1984年，在印度昌迪加尔市的旁遮普大学（Punjab University）亚洲部教授西藏语言和历史。1992年和1996年，当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1997年至2001年，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内阁安全部部长。

（4）第四位是女性，她是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卓玛。她出生于1964年，现居住于印度新德里。在完成学业后，她于1984年加入西藏青年会负责妇女项目；1986年担任西藏青年会文化项目负责人，1989年再度当选西藏青年会理事兼共同秘书长，同时负责宣传项目；1991年至2010年，连续四届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共三届被选为议会副议长。

（5）第五位是次仁旺久，出生于1974年，现居住于印度南部贝拉库比西藏流亡社区。他在1993年获藏人行政中央奖学金留学波兰；2003 年返回印度后在多个西藏流亡社区医院服务至今。

（5）第六位也是女性，叫德吉确央，出生于1966年，现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她于1971年移民加拿大，并取得双硕士学位。1990年，她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担任藏人移民美国计划项目的安置协调员；1999至今先后服务于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加拿大世界青年会（Canada World Youth.）等。

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

2011-09-15T17:13:00.002-04:00

今年有几件看似不相干却互相较劲的事情发生。流亡藏人社区，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换届改选，从上一任的老僧人桑东仁波切改选为年轻的法学家洛桑森格，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标注着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大陆方面，拉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标志着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力量和决心。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对话，至此完全停顿，于是双方的活动，看上去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双方都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予未来，看未来谁能赢得必要的人心。

未来取决于谁得人心

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争取六百万藏人的人心，因为它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最终必须得到藏民族六百万民众的认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中间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所诉求的真正自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拒不对话的形势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转而向中国的民众喊话，展开民间层面的对话，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人民有了更大的影响决策的力量，从而达成汉藏之间的和解。达赖喇嘛需要争取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

汉藏来往已有千年历史，由于地理的隔阂，汉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却从来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认同”，恐怕只是一些过分迷恋大一统的汉人自己单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汉人相信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脑子里想的也只是领土归属，对说着另一种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百年前，汉藏之间是承认不同，和平相处的。清廷安于朝贡制度，藏人则满足于帝师关系。一个传统，两种表述，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从上世纪初开始，汉藏之间非要为“谁是谁的一部分”闹个明白，所谓“主权之争”，从此就有了对话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种困难的对话，也仅限于高层官方。民众层面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从来也没有真正展开过。

可见，这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双方都不容易。可是，两边的困难之处却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中国政府的困难在于不敢深究对话内容

中国政府现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财大气粗，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的效果，让中国政府的官员对“民生”的政治效用产生了单纯的乐观：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猫就抓住了老鼠，天长日久，总有把西藏完全吸纳进来的一天。中国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钱是中国政府对藏人喊话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弱在喊话的内容，它面对藏人不知说什么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在等待什么，在仇恨什么。它只能把对内地民众说的话同样地对藏人重复一遍，看到的却是一张它根本看不懂的脸。

就说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国政府只说到这里为止，却不敢往深里说，什么是“和平”解放？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有了“解放”还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现在何方？面对藏地几千所寺庙的废墟，文过饰非的中国政府不敢给出一个解释，不肯对藏民族说一声“对不起”，只能重复自我表扬，当着藏民族六百万人民却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这怎么可能把话说到藏人的心里呢？

当习近平坐在庞大的苏联式主席台上，面对广场上武警森严围护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几万藏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里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远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领袖。

流亡藏人的困难在于缺乏对话手段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沟通和对话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所以，当他们面向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不怕谈论汉藏关系的前因后果，特别愿意深究内容，把话说透。他们的困难在于对话的手段，在当今媒体林立、物质泛滥而大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媒体手段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民众信息渠道的封锁。国内民众都知道，西藏问题，特别是来自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信息，都是极其危险的“敏感话题”，触犯这一禁忌是很冒险的。

由于这种封锁，藏人方面的沟通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一种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而成为一种稀缺物，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稀缺物。这特别不利于打破汉族民众长久来持有的偏见，以及经过几十年宣传而沉淀下来的谬误。

正由于此，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半个世纪，前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入中国，中国民众抱持着完全颠倒黑白的观念而丝毫不自觉。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成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导师，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懵懵懂懂。但是，达赖喇嘛很早就告诫流亡藏人，汉藏民族作为友好邻居已有千年，总有一天还要互相为友。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境内出现了对西藏问题的反思，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

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连，这场竞赛的结果，就在竞赛者的心里：心有公义者胜。

原载《动向》2011年第9期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13/t313toc/t313toc.html

噶倫赤巴在《西藏民主日》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全文

2011-09-03T10:53:00.000-04:00

今天，是我們慶祝西藏實施民主五十一週年的大日子。而在這個偉大的時刻裡，我們慶祝人類對於自由的共同渴望；在此，向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們，特別向生活在被中共佔領之西藏境内的兄弟姐妹們獻上誠摰的問候！

也向我們最尊敬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獻上我真心誠意的感謝！因為尊者推動西藏社會實行民主的遠見，我才能在此完全致力於實現民主的承諾。首先，很高興地擁有達賴喇嘛尊者這樣一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以及寬宏大量的領導者。尊者逐步引領西藏走向公平和民主；尊者來自於一個不起眼的農民家庭，成長期間結識了布達拉宮的清潔人員、廚師和看門人；然而，這些人卻傳達許多西藏民間的生活狀況，成為各種信息的來源。接任國家領導人的兩年之後，也就是在1952年時，尊者組織改革委員會，推動民主改革，其中包括免除貧乏的農民和貧困的藏人所需負擔的繁重稅收。不幸的是，中國軍隊入侵、佔領，打亂了已規畫好的工作，進而解散了改革委員會。

我想分享一下在1995年我自己親身的體驗，因為尊者的厚愛；在我們將要啟程赴美留學之前，連同其他的學生，我們有幸獲尊者的接見。當我被引見時，尊者提起我在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人權與亞洲價值》，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訝及無比的榮幸，尊者竟然注意到一個普通且不起眼的藏人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然而，我知道無數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西藏的民主歷程，早在1952年時初試啼聲，然後在1959年，隨著尊者離開西藏進入流亡之後，繼續在印度臻至成熟。而當世界各地群起反殖民主義運動、建立新民主國家時，第一步就是在菩提伽耶成立西藏人民議會；1960年2月5日，所有藏人領導在菩提伽耶堅定地宣誓服從統一的領導。 1960年6月29日，尊者在達爾豪西公路附近向參與印度基礎建設的西藏工作人員，分享西藏民主的願景，發表感人肺腑的談話。對於失去家園、家人的流亡藏人而言，每個人都背負著非常痛苦的經歷；而這些為印度建設努力的流亡藏人，在難民營臨時搭建的帳篷之中，見證他們年輕、26歲的領導人說著西藏民主，不分老少，許多人都被感動的情緒淹沒而哭泣。

流亡藏人選舉(實際上是已經過選擇的人選)人民議會議員，全體人民議會議員並在1960年9月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於是將9月2日定為西藏民主日。為了選舉各區的代表，從錫金到馬納里沿途上的西藏道路工人，以舉手方式提名候選人。當選的代表，週末時攜帶滿滿的文件，在(距大乘法苑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下，履行他們在議會的職務。早在1963年時，當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尚沒有女性議員的時候，西藏就有女性的委員當選人。 1976年，也產生了苯教的代表。

仿照印度憲法，在1963年通過了西藏憲章，達賴喇嘛尊者堅持認為，憲法應規定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彈劾權，可在違背人民意願時執行。 1970年，西藏青年會成立，並於1984年，西藏婦女會重新在流亡復興；這兩個組織在培養領導人方面，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著重在非宗派主義、非地方主義及全民的團結一致。

隨著蘇聯的瓦解、柏林圍牆的倒塌及「第三波」民主化在世界各地迅速地漫延，於是在90年代初期，西藏社會進行更多的民主改革。當世界各地的改革聲浪四起，中共政府卻在天安門屠殺勇於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1991年，藏人憲章 – 藏人行政中央(CTA)最高管理職權 – 由西藏人民議會正式起草，並表決通過。西藏人民議會職權擴大，並且具備憲法所賦予遴選噶廈的權力。西藏人民議會的程序和功能，類似於印度的議會制度，只是更具有紀律，組織更加完善，也更具效能。

新千禧年，當全球目睹東歐的顏色革命時，西藏民主繼續蓬勃發展。歷經藏人流亡憲章的一項修正案後，在2001年，第一次經由選舉產生噶倫赤巴，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首長。顙東仁波切以超過80％的選票在大選中勝出，此後也為西藏人民奉獻了令人敬佩的領導力。

10年後的2011年3月，發生阿拉伯春天、反政府革命運動，並且有些領導人仍在猛烈地以暴力對抗訴求改革的人民；達賴喇嘛尊者毅然決定在噶倫赤巴及議會大選前10天宣布，卸下政治權力的決定；尊者表達出交出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強烈願望，並宣布「移交權力給予正式當選的領導人」。即便是擔任國家名義元首，達賴喇嘛尊者亦堅拒議會和人民溫情的慰留。

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達賴喇嘛尊者作出的重大決定，恰好與全球主要的發展趨勢相符。現在回想起來，很顯然的是，尊者的決定並未被這些事態的發展牽動。相反的，尊者藉著這些事件的發生，即使人民有所抗拒，加速了流亡後的民主改革腳步。尊者每項主要決策的時機：60年代的彈劾條款，80年代建立尊者本身與噶廈之間的領導者地位，新千禧年代直接選舉噶倫赤巴；尊者的步伐，每一步都是那麼的精彩、輝煌。卸下政治權力的時機非常特別，尊者的決定，讓2011年噶倫赤巴大選的結果更偉大---完成了在西藏歷史上最大、最全面的民主選舉。

而今年初完成的選舉，足以證明西藏民主不僅逐步臻至成熟，並且非常具備活力。歷史性的選舉，吸引來自30個國家、數量空前的藏人參與，特別是青年學子們。藉由到寺院祈求大選成功，境內西藏人民也展現出他們對於大選的濃厚興趣和團結，不時地關切選舉的發展，當選舉結果揭曉時，施放煙火慶祝。噶倫赤巴大選，三位最後的參選人在七個定居點舉辦的辯論會上，歷經相當激烈的辯論。而議會選舉的結果，產生了百分之五十的新議員，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新到的西藏難民。大選的圓滿成功，賦予我們境內的藏人同胞無窮的希望，並且向北京政府發出強烈的信息，西藏運動增添許多的新動力。

尊者的寬厚和民主價值觀，在噶倫赤巴宣誓就職上的談話中再次展現。尊者改變西藏重要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承傳了369年的政治權力，合法地移交給民選的西藏領導人；「當我年輕的時候，從當時的執政者達札仁波切手中接受了西藏的政治權責。今天在此，我將六十年前，從西藏傳統制度的執政者達札仁波切手中接受的政治權責，移交給透過現代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洛桑森格博士... ... 以我個人來說，今天是我人生中『長久掛懷於心中之願望』的實現……。」轉交了1751年七世達賴喇嘛的印壐給當前的噶倫赤巴，一個平凡、毫不起眼，生長在難民安置點的藏人，真實地展現出西藏領導人永續的合法性和象徵。

同胞們!輝煌的歷史和西藏民族領袖將會永遠延續下去。

今天，我們新生的民主，是流亡社會建立健全民主和管理制度的成功典範；但也因為我們的所在國印度政府及其人民的慷慨協助之下，才能成辦。其實我們的民主經驗已引起其他流亡者、難民社區和民運學生的重視。藏人行政中央及我們一些非政府組織，不斷地與他人分享我們實施民主50年的經驗，並且邀請大家踴躍地探討、研究我們的民主進程。話雖如此，但我們的民主尚且未能夠完善，所以必須更加努力地讓我們的民主更臻成熟與壯大。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身處流亡的民主管理制度，遠遠優於受中共殖民統治的西藏。境內藏人生活在專制政權的惡劣條件下，我們流亡藏人享受著民主的豐碩果實。而西藏自治區(TAR)每任的黨委書記從來不是由藏人擔任,北京政權按自己的需要派遣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我們身處在民主世界，而中國並非這個民主世界的一份子。噶倫赤巴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中共統治西藏既不民主，也不合法。不接受普世的自由價值，中國永遠無法成為合法的超級大國。在此，呼籲中國當局尊重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人權與自由。

最後在此說明，尊者卸下政治權力，並非完全給擔任首席噶倫的我，而是給所有的西藏人民。現在是我們證明我們可以自立自強、獨立生存的時候了，甚至也是和我們的新責任一起茁壯成長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參與民主進程，確保我們的領導人，時時刻刻勇於承擔責任，堅持真正的民主精神。

我當選為噶倫赤巴，是新一代藏人的信心投票。因此，年輕一代期許，能夠在新的奉獻精神和信念下共同努力。我們必須不辜負尊者的期望，實現我們父母的夢想，返回到我們在西藏的家園。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但必須保持樂觀的態度。我們必須著重在追求境內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支持的神聖事業，他們為了保護西藏的身份認同和尊嚴，勇敢地犧牲性命。與我們強如雄偉的珠穆朗瑪的西藏精神和力量同在，鑒於我們的祖先還沒受過現代教育，也不諳城府，但靠著獻身和同心，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們成功幫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家園的經驗，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實現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諾言。

親愛的境內藏人兄弟姐妹們！許多流亡藏人從來沒有見過西藏，但西藏永存我們的心和靈魂之中。決心、奉獻和佛法都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將確保我們這一代人能夠脫離我們父母無法返回西藏的遺憾。在此重申我至深的信念，我們的指導原則，團結、創新與自力更生，將確保自由復興、藏人重聚，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願西藏勝利！

噶廈

2011年9月2日

（原稿为英文，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纽约读书评论》游戏规则――中国“解放”西藏

2011-08-27T20:10:00.000-04:00

核心提示：习近平怎么合理地解释大规模的强迫藏人“感恩”的表演？或者不允许藏人听众们坐在一个真正的椅子上？学者们把此事看作一个帝国主义传统的重现、列宁主义的遗毒，或者有中国特色的对待边疆地区非汉族国民的方式。但没人能够知道中国领导人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原文：China’s ‘Liberation’ of Tibet: Rules of the Game
译文：游戏规则——中国“解放”西藏

作者：Robert Barnett 罗伯特・巴内特

日期：2011年8月22

译者：@Michae1S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新华社图片：西藏解放60周年庆典上的听众们（2011年7月19日）

关于上周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为期四天的中国之行的谈论，大多集中在接待他的习近平身上。习被认为是中国2012年中国权利更替后的下一任国家主席。拜登的办公室曾说他此次访问的基本目的是“与习副主席建立关系”和“了解一些中国未来的领导情况”。但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通常是非常困难的，习也不例外。

除了在2009年的一次讲话中习罕见粗暴的称外国人“吃饱了撑的”之外，习近平的政治倾向仍然是一个迷。他的公开讲话大多数都是照本宣科。在他近期的主要的讲话中，例如在6月19日在拉萨，他以“今天，古城拉萨花团锦簇，雪域高原焕然一新，各族人民纵情歌唱”开篇，以号召“与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作斗争”结束。其他的大多是关于中国在发展西藏经济中取得的成绩——标准的中国领导人话语范式。

但（习近平的）拉萨讲话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这是很不寻常的事件，也显示出这个讲话的重要性。观看习的讲话使人对习本人和中国都留下了更复杂的印象：可见的信息传递了与习的讲话完全相反的情况。

镜头中，习近平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一个新的巨大的广场上搭建起来的礼台上发表他的讲话，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原来在拉萨的住所。礼台上方的横幅显示习的讲话属于中国所称的“西藏解放六十周年庆典”的一部分，这是从1951年开始中国自称获得西藏的主权开始算起，而一年前的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镜头频频拍摄广场上的听众，根据中国官媒所称，“他们是超过两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藏人。”

但镜头里的画面并不足以支撑这一说法。举个例子，在这所谓的两万人中，只有两个喇嘛——其中一个被不断出现在镜头里——显示作为整个西藏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所谓的“各行各业”的藏人中，很多人并没有被邀请。而关于女性，坐在礼台上的近200名汉、藏高级官员中，只有5人是女性。

另一个突出的细节：听众中没有一个人有椅子。

据中国日报报道，习近平给西藏带来了30万件防冻茶壶、71万件不锈钢压力锅、6万条被子和150台计算机作为送给西藏的礼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习近平忘了给西藏带来椅子。

听众们坐在离地面23公分高的塑料小板凳上，在巨大的新广场上排成竖排，从任何一个方向看都横直成列。他们被按照职业和民族编入不同的方阵，不同的方阵统一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或服装。有一个方阵大约有600人，穿绿色服装，都是军人。另一个方阵着白色服装的，全部都是医生。第三个方阵穿淡蓝色校服的，是小学生。穿黑色服装的方阵是着西装的普通公务员，大多数看起来是汉人。红色方阵的是被要求穿着同种颜色藏族长袍的来自各个地区和团体的藏族妇女。

布达拉宫前的塑料小板凳

我还能记起大概十年前当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西藏的时候，给参加大型集会的听众们提供小凳子的情形；那被看作是一种进步，和参加集会者的特权，因为在此之前这种场合听众们基本上只能坐在地上。在现在官方在西藏播出的电视节目里面，仍然可以见到地方官坐在豪华的宣扬“发展”的横幅下面讲话，而藏人听众们排成行静静的坐在地上听着。

这场庆典还包括另外三名汉人领导的讲话、一名藏人的讲话，他是一名本地的村长，还有学生、民兵和军队的游行。根据电视镜头显示，庆典持续了最少147分钟，在其间，在每个人的演讲中，观众都在每一段的结尾处及时的鼓掌。现场应该很热或者观众们很累，因为可以看到广场上参加庆典的很多藏人都用手撑着头，周围的其他听众们在安慰他们。偶尔有人站起来活动，但大部分时候，没有人离开指定给他的位置。在人群的后方甚至可以看到（现场的）同步播出——演员们通过各种动作组合用人摆出“我们感谢中国人”“西藏明天更美好”的巨大标语。面对这种场景，要是有人觉得拉萨不是被北京当局接管，而是被平壤当局接管，那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2001年我在拉萨的大学里，当时同等地位的中国官员——胡锦涛自己——在同样的庆典中讲话。当时他到西藏出席西藏“解放”50周年庆典，做了同样的讲话，几乎与今天习的讲话一字不差。当时我在电视上目睹了那一幕，庆典的内容也与今天几乎一样。2005年，我再次来到西藏大学，刚好遇到另一个庆典。（那是我最后一次西藏之行，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美国大学学生在西藏的合作项目在一年后被终止，中方没有就此给出任何解释。）这个庆典的主题不是关于西藏“解放”，而是西藏获得“自治权”的庆典。被选中参加那次庆典的藏人们是在庆典的头天晚上才得到通知说，第二天将被要求参加庆典，之所以如此仓促的通知，是出于安全原因。我们这些外国人被要求在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大学校园，并且要求我们“不该看的不看”，但并不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属于“不该看”的。

那些被选中的人必须在早上5点左右就到达庆典广场，比庆典开始早4个小时！人们对庆典中对参与者规定的了解，大多来自杰出的中国独立电影作者段锦川拍摄的记录片【八廓南街十六号】，记录的是1995年西藏的同一主题的庆典（再一次，关于“自治权”的庆典。）。在他的电影中，记录了一名官员命令那些被挑中到广场参加庆典的藏人，在去参加庆典之前不要喝太多水，因为庆典其间不允许上厕所。藏人们还被要求必须穿藏族服装，并且被告知“如果你们的衣服上有补丁，这属于“政治错误””，这在中国通常意味着犯罪。而且，从电影中看来，只有藏民被要求参加庆典，本地汉人并没有参加。

今年的庆典中出现在广场上的藏人，通常也是从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或者社区挑选出�被要求参加的，其他人一律不允许进入广场。这是对这个庆典最好的说明：广场上的人们被巨大的“我们感谢你，中共中央！”的标语矮化，那怎么解释广场上的大多数藏人是被迫出现在这里这一事实？莫非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期待党的领导能为他们发展经济和公路？并且知道这些领导们确实有义务这么做。

而且在过去三年来政治抗议和逮捕的事件在藏区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习近平怎么能够说“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更何况这是在所有藏人学生和藏人公务员、包括在广场上参与庆典的这些人，都被禁止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背景之下。

庆典的一些方面无法在电视镜头中看到，除非你能够在现场观看。2005年时候，当正式的庆典结束，我们方可出门上街，于是我去了庆典广场出口附近的邮局，加入到了一大群好奇的围观藏人中，看着那些参加完庆典的人离开。但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在电视上是看不到的：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装甲车、防暴车、喷水车，还有安装铁丝网的机器、有炮塔的车辆和其他类型的军用装备。

在今年的庆典中，军队和军车在电视镜头中仍然看不到，但他们绝对在那里。可能有些观点认为藏人急不可待的等待着暴乱和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军队的领导人在庆典中坐在习近平身边的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何现场没有椅子：也许他们认为那些想象中的藏人叛乱者可以使用椅子作为武器，而这比塑料小板凳的杀伤力大。

所有人都能理解为何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果的骄傲和想要继续维持在西藏的统治，但并不清楚为何中国领导人、甚至普通百姓期待强迫藏人表演“大大的感谢”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而不会引起藏人的愤恨。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愤恨的情绪似乎都在藏人中蔓延：8月15号，另一名藏人自焚身亡；有人说他们在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之后受到了酷刑折磨；中国的13个藏区中至少三个仍然禁止外国人进入；官方选出的班禅在没有大量安保的情况下无法访问任何一所寺庙，因为担心引发骚乱。

习近平怎么合理地解释大规模的强迫藏人“感恩”的表演？或者不允许藏人听众们坐在一个真正的椅子上？学者们把此事看作一个帝国主义传统的重现、列宁主义的遗毒，或者有中国特色的对待边疆地区非汉族国民的方式。但没人能够知道中国领导人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拜登副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此次以了解中国政府统治逻辑的访问也没有找到答案，但至少，他们能得到个像样的椅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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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族向中国人发出了民主的邀请

2011-08-17T09:06:00.001-04:00

1959年到达大吉岭的第一代流亡藏人

流亡中成长的新一代，2010年摄于达兰萨拉民主日庆典

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拉萨，流亡印度。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为，藏人在政治上已经终结，藏民族的命运，已经落到了别人的手里。

教育事业百年大计

然而，达赖喇嘛是一个佛教僧人，在佛教的词典里，没有绝望这个词。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赖喇嘛终于取得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和承诺，那就是要为流亡的藏童提供好的教育。流亡第二年，第一所流亡藏童学校就开学了。从此以后，西藏流亡政府指导下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童学校，让分散在无论什么地方的藏童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

我访问过很多流亡藏人定居点的学校。尼赫鲁当年答应达赖喇嘛，流亡藏童将在自己的学校里受到教育，以保存和传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藏童学校的条件将比照印度最好的学校。这类学校大多设有寄宿舍，使得家在偏远地方的藏童也能上学。流亡政府的官员甚至来到处于边境地带人烟稀少的高山牧场上的牧民家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让这些家庭把孩子交给学校。藏童学生的吃住、校服、交通、和零用钱都由学校提供。

大吉岭西藏中心学校一角

我到过印度著名山城大吉岭的一所藏人学校。学校建在葱绿山坡上，校舍可以媲美任何地方最好的中学。这所学校居高临下，周围山峦起伏，星星点点的寺庙和村镇一览无余，远处是高耸云端的雪峰，景色极为壮观。雪峰的那边就是西藏了。

有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就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在哈佛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为一位资深法学家。他就是刚宣誓就职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

洛桑森格的当选和就职，是流亡藏人在艰难岁月里坚持把现代教育事业放在首位而结出的成果，它证明了达赖喇嘛五十年前就把教育作为藏文明生命线的深谋远虑。

洛桑森格在投票

五十年前，达赖喇嘛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还作出了另一个难度更大却同样意义深远的决定，那就是藏人在政治上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改革。

五十年不懈的民主改革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合一传统体制的合法继承者，却是一个有着开放的胸怀和思维的改革家。达赖喇嘛信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相信因果，强调动机，从佛教的“无常”哲理出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在流亡之初开办第一所学校的同时，流亡政府就开始制订民主改革的长远规划。达赖喇嘛说：“未来不能再延续西藏以往的状况，对过去的一切都要做出改造。”

2001年，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直选，选出了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2011年，首席部长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年轻的洛桑森格。

十年前第一次直选的时候，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官员必须苦口婆心地反复告诉选民，什么是选举，怎样来投票。那时候，选民们互相询问的是，达赖喇嘛支持哪个候选人，达赖喇嘛想选谁他们就也选谁。达赖喇嘛坚持不提名候选人，他坚持要用“民主的程序，让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他坚持要放手，让民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练习民主。结果，内心不安的选民，选出了一位老僧人。达赖喇嘛后来常笑说，原来是一个老和尚当领导，没想到结果是两个老和尚来当领导了。

但是，2011年的直选，流亡藏人的民主运作让外界刮目相待。从初选、竞选、到分散在各地的选民投票，这套程序流亡藏人做得有板有眼。在民众的积极投入和大众参与程度上，在程序的公开、公正、透明方面，都无可挑剔，证明西藏流亡社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历练，民主意识极大提高。同时，新一代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流亡藏人的主体。流亡的西藏民智已开，民主的到来已经是水到渠成。

就在这次成功大选的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放弃一切政治权力。这是整个藏民族政治变革的重大举措。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结束了西藏政治的政教结合历史，开始了藏民族世俗化的变革。两件大事同时发生，决非偶然与巧合。

达赖喇嘛政治退休，洛桑森格就职，流亡藏人实现了

政治权利和平、透明、民主的过渡。

民主的邀请

在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后，中国政府方面不出所料，一如既往地予以全盘否定，质疑新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没有合法性。在首席部长的就职典礼上，新当选的洛桑森格发表了就职演说。这篇演说词纵横上下，内容丰富，可圈可点。

洛桑森格回顾了藏民族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特别强调，他要向中国朋友申明，流亡藏人将坚持非暴力原则，继续追随“中间道路”的政策，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藏民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他也向藏人说明，这个和平的方案是对藏民族和汉民族都有利的双赢结局。

洛桑森格表现出了一个当代民主政治家的高度自信，他说，他将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他说，“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

洛桑森格的宣示表明，当今世界，合法性来自于民众的意愿，来自于民主。这等于是发出了民主的邀请：未来西藏的命运，应该由民主来决定，让我们来搞民主吧。谁都知道，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产物。但是，这一统治不可能永久靠枪杆子来维持。民主总有一天会成长为浩浩荡荡的潮流，青藏高原也是一样。

《动向》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