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西藏现已经不存在了。经过60年的汉化，严格地说，现如今的西藏只剩下海拔、高原以及残存的自然风景可为游客乐道和向往。
我心仪是另一个西藏，出中国50年之后的流亡西藏。这个西藏保留了远古的宗教生活方式，同时接纳了西方现代文明。无数大陆和西方人前往达兰萨拉，只为朝圣，也为观光，但是关于这个西藏在凤凰涅盘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它接纳西方现代思想与制度文明的特征和成就，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兴趣。——欧美人习以为常，中国人没有接收这类信息的器官。
我是少数例外之一。多次撞到现代西藏的大门口，只有这一次，迟钝的我推开了这扇门。
是日下午的计划是到西藏流亡议会所在地，听议长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介绍西藏议会建立过程，一个听上去颇为枯燥的话题。
一行人抵达流亡议会的客厅不久，来了议长的司机或清洁工：
四十多岁，五大三粗。黑脸、寸头、小眼睛。上身被一件绿色短衫紧绷绷裹住，脚丫子却在宽大的人造革凉鞋里自在逍遥。此君进得门来，并不报告我们说议长先生即刻驾到，也不倒水端茶清理卫生，却快步上前与我等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俨然一应主人做派。
此刻写下这些文字，回忆斯人举止，才意识到，我对流亡西藏民主制度的真实感受，始于与此君握手并听他开口的那一刻：
他就是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平巴次仁先生。
自我介绍中，我们获悉他是第一代印度出生的藏人政治家。家境贫寒，兄妹9个，举家种地。他本人受过高等教育，专业却是经济。身在异乡流亡为客，自然关心政治。他为我们介绍流亡议会的创立和历史，神态自若，简繁有序，条理清晰，藏语中间杂流利的英语，略显沙哑的嗓音相当性感，微笑却没能遮挡他从容自信的作风。几分钟之内，他把一个清洁工在表述方式、思维能力、见识学养方面丢的分悉数扳回，令我等刮目相看。
图：议长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坐二）先生坐在议会厅为我们解答问题。左起依次：
桑杰嘉（翻译）、平巴次仁、朱学渊、李江琳。易崴摄于2009年6月12日。
为了记述准确，我把手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编印的“西藏流亡政府简介”中的“流亡政府概况”一节抄录如下。在到访达兰萨拉前，在见到平巴次仁前，在走进流亡西藏的议会厅前，我曾经读过这段文字，但是忽略了它。现在我意识到，对一个同自由平等价值却对真实西藏全然无知的人而言，这段文字有十足的颠覆性，即便对于数量微弱的流亡汉人群体，这段文字也意味深长：
“位于印度北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历史上第五世达赖喇嘛所建立的噶丹颇章政权，也即‘噶厦’政府的延续。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入侵西藏东区省份安多和康区，次年占领了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随后，在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被迫接受签订了 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从此整个西藏陷入中国政府极权高压的统治之下。并于1959年3月，镇压了拉萨抗暴运动，同年，达赖喇嘛和约八万多名 西藏人被迫流亡到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家寻求避难…时至今日，仍陆续不断地有西藏难民为寻求庇护而逃离西藏。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数已超过十四万，其中包括在印度就有近十万人。
“1959年4月29日，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的避暑地穆苏瑞(Mussoorie)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1960年5月，西藏流亡政府迁居达兰萨拉。如今达兰萨拉仍然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 位于印度北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历史上西藏噶丹颇章政权的延续，是代表六百万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非暴力、正义、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西藏流亡政府神圣的原则与承诺，这也使越来越多的各国议会和人民将西藏流亡政府确认为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从一开始，西藏流亡政府的双重任务就是建立西藏难民定居点以维护西藏民族的特性，以及恢复西藏的自由与幸福。需要重建的工作包括：一，提高流亡藏人的 教育素质；二，建立牢固的民主体制；三，为西藏难民在异乡他国的自力更生而铺路，并使他们不必依赖外部援助而能够有尊严、自信地生存下去。
“西藏流亡政府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实践，主要是为西藏重获自由后的未来进行准备。其实践的一部分包括设立议会，这个最初被称为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西藏人民议会于一九六零年九月二日正式成立，并逐渐成长而己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立法机构。
“1991年，达赖喇嘛进一步扩大民主化，西藏议会议员的人数增加到46人，议会不仅被赋予选举噶厦(政府内阁)成员的权利，而且内阁要接受议会的质询。同样，一九九二年依据印度有关法律代表公义的最高法院也宣告成立。
“新授权的议会制定和颁布了《流亡藏人宪章》。
“2001年，在达赖喇嘛指导下，议会修改了宪章，从而使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最高行政首长)，然后再由首席噶伦向议会提出 其它内阁成员的候选人名单，经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之。第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原文“且”）?罗桑丹增教授，于2001年9月5日正式宣誓任职。 在2006年8月，他第二次被选为首席噶伦。
“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它己具备了自由、民主政府的所有属性和功能，尽管流亡政府并不是被设计来取代西藏政权的…达赖喇 嘛在未来政治指导中指出，当西藏重获自由之时，西藏主要责任将会由西藏境内的藏人来承担，而不是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员。达赖喇嘛还指出，在过渡政 府时期，将会通过选举或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的方式产生过渡政府总统，届时达赖喇嘛将其所有的政治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总统，过渡政府要在两年内举行普选，并 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所取代。”
从木匠的儿子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开始，人类几乎所有暴行和罪恶都堂然皇哉地打出公义的旗帜，这真是令人惊诧骇然。不过，鉴于法国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法国知识分子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雷弗尔（Jean Francois Revel）总结过美国创立自由国家的经验；鉴于俄国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俄罗斯知识分子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伊万诺夫们总结过苏联的教训。相形之下，在极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奴役下的西藏，引进了人类最文明的管理机制，创造了辛亥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主实体，用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书写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获得人类联合政府联合国的表彰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赞叹，遥遥领先于官宦中国、民间中国或流亡中国，却鲜有人问津。奴役者继续奴役，同情者（如我）开始同情，诋毁着继续诋毁，居傲者继续指点。达兰萨拉，藏人的迦南之地，谦恭迎送五洲宾客，泰然自处国际风云，居高而俯首，从未想炫耀自己的成功。
听完平巴次仁议长关于议会历史的介绍，出客室、穿天井，来到议会会议室。一如所有藏人居家、公所、机构、甚至餐馆、书店一样，达赖喇嘛的画像挂在议会正面正中，只是这里这幅图片中的丹增嘉措非常年轻，应当是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流亡之初的留影。
议长平巴次仁先生介绍说：达赖喇嘛虽然已经不再担任政治领袖，但是这位尊者认为，一个政治家拥有信仰非常重要。有了信仰，当他思考政治问题、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就会有约束，就不能欺骗民众，而必须首先考虑到诚信。这将有利于好的政治、民主政治。
平巴次仁介绍的下列信息，一则一景，印象深刻：
这位议会议长的薪水每月300美金，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薪水的几乎最高标准。此外没有任何其它补贴或奖金。这一点不同于大陆任何机构官员，却于民主国家政府官员相同。
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总理的薪水比议长低，比他少200卢布，相当于4美金。
议长的工资并非最高，最高的是司法机构的大法官。大法官比议长薪水多100卢比，相当于2美金。——这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意味深长：执法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流亡政府几乎没有贪污现象。他回答说：每年政府的开支只有400万美金，贪污条件不够。——他没有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却告诉我们“贪污的条件不够”。他举例证实说：几年前，有个公务员贪污，款额是2000卢比，相当于40美金。这个公务员被开除了。这是流亡政府中唯一一例贪污事件。
从欧洲旧大陆到美国新大陆，数百近千年来，所有立法者在限制腐败问题上都强调现实层面的、有效的制约手段，并不寄望于人的自我道德约束。平巴次仁的言论，显示一种现实主义思维方式，隐约衔接英国1215年《大宪章》的理性精神，凝聚了1787年美国费城独立大厅里制宪会议的热量。
他顺着贪污例子的陈述，接了一句话，顺理成章，却不是横幅上口号，而是日常现实的写照。他说：“我们主要靠理念工作。大家都知道工资很低。”
法制与现实环境很重要，理想和价值观念同等重要。制止腐败要靠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开创民主制度则需要理想主义精神支撑。唯此，在异国他乡一无所有的艰难困苦中，他们让自己一步到位，立于不败之地。前天总理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教授与我等一行会面时回答说：在西藏获得真正自治之后，流亡政府将自行解散而不会返回内陆西藏继续执政。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积累政治经验，管理流亡西藏。我不怀疑政客们和机会主义者们或者权力野心家们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宣称和谎言，我更不怀疑这是流亡政府准备付诸实践的计划。诚信和公众利益是一切文明政治的前提，民主从来只诞生在国家民族利益优先的政治家手上。更何况，流亡政府的成员是拥有道德操守的信仰者而不是个人权力第一的凡夫俗子。
这个领导14万流亡藏人的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了一个民主政府的所有属性和功能。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最大的功绩是在达赖喇嘛领导下，保存了境内几乎被灭绝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延续了西藏的历史和语言、习俗；打开了西藏接纳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大门，并将佛教这博大精深的东方信仰，播撒到了世界各地。
这个仰望神圣，庄严宇宙的民族，并没有为了追求天堂，把地面放弃给魔鬼。
60年来中国不断薄古厚今，砍伐文化传统，毁灭宗教信仰。现如今，到过台湾的人知道，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甚至风俗人情在台湾；而到过达兰萨拉的人知道，正宗的佛教、佛学，甚至弘法传教，在流亡西藏。
议会通过的决议必须遵守。1987年流亡政府提出放弃独立目标，以中间道路寻求自治的主张获议会决议通过，成为藏人的意志，即便激进的“西藏青年大会”（青年大会）成员，也必须服从这项决议。平巴次仁说，他的前任议长曾是青年会主席，也就是流亡藏人激进群体的首脑。议会的议长由议会选举产生。平巴次仁说，这位当年的青年会主席虽然对自己辞去此职后，竟当选为议长颇感惊讶，不过，这既不说明他放弃了西藏独立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带领议会坚持此一独立主张。作为议长，他必须服从议会作出的以中间道路寻求自治的决定。
流亡的西藏人仍然保有一个民主党，“很小，不大管用”。关于政党政治及其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平巴次仁深思熟虑，他说：在流亡环境里，政党多了，不利于团结。而且，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流亡藏人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不成熟，或者说环境不存在、不现实。
确实如此。七十年代，西藏流亡运动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除了成立了青年大会，还成立了“西藏人民自由运动”及其“协调委员会”。这些政治组织曾经脱离西藏传统的噶厦政府领导，借助拉萨起义十八周年纪念日和流亡藏民反抗压迫、要求独立的渴望，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掀起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绝食抗议行动。这次行动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报道的规模和程度仅次于达赖喇嘛十八年前的出走。这却是一次卷入印度政治、并最终受制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抗议运动。时逢印度大选，这次抗议运动先得到印度反对党“人民党”的支持，后来却证明为其所用。它短暂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完全取决于人民党在印度大选中对选票的需要，也是中国强权外交的间接结果。它的失败，在流亡西藏引发了民主党派和噶厦政府之间的剧烈冲突，终于导致西藏人民自由运动协调委员会的解散，并引发了连锁反应：青年大会四位创始人辞职。西藏流亡运动为此遭到严重挫折。
西藏的流亡社会结构相当完整，人口也相对集中，十多万选民和选举并非一个虚幻的存在。即便如此，西藏政治家们不得不汲取教训：只有民主理念，而缺乏选民参与的党派政治是无法成立的。非要实行，争斗与分裂是难以避免的。
道德与精神修养，是精英政治的必要前提。选民意志、民主程序和法律制约，则是党派政治成功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在社会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起不同作用。前者主导制宪、立法、建国，后者主导管理、维护、发展。
美国“人民主权原则”（托克维尔语）的实现，所采用的并非“大民主”（Mob Rule）方式，而是贯彻精英民主理念和制定宪法、实施规章制度的方式。与此相似，多年后，流亡藏人民主管理机制的建立以及民主制度的最终成型，也并非党派政治——在野党派竞争的功劳，更不是大民主的结果。不过西藏是个宗教民族，它在美国模式之外，另辟蹊径，同样避免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这条独特的道路就是，依靠达赖喇嘛本人的凝聚力、持守他坚定不移的民主理念，实践他所亲手推动的民主改革。这其实与美国建国初期，一代国父们关起门来，避开媒体，绞尽脑汁制宪以立国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大同小异之处。期间最关键的共同点在于，制宪者或领衔人是准备自我牺牲的民主自由信仰者，而不是准备上台执政的权利野心家。自由理念人人都愿意表达，民主实践则不是表达者人人都能奉行的。这扇门一打开，所有人必须面对撒旦的试探。这试探是毁灭性的，不是圣贤辈出的时代如美利坚建国时期，不是理想庄严的人群如流亡藏人，不是信仰维系的社会如美国清教徒社会、达兰萨拉佛教徒社会、东欧波兰捷克东德等国家的天主教基督教社会以及俄国东正教社会，这试探只能让人成批倒下。
达赖喇嘛的凝聚力持久不衰，是一种精神现象，源自他的特殊身份，也源自他的伟大人格。达赖喇嘛的民主理念坚定不移，是一种思维方式，也依赖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他的民主政治知识。达赖喇嘛的民主改革持续不断，成功地完成了对西藏历史上第五世达赖喇嘛所建立的噶厦政府的改造，最终实现了西藏从封闭等级社会向开放民主社会的转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藏雪域在枪炮声中出现汉语，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民主”。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民主改革”，彻底瓦解了西藏年代久远的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从而把封闭中独立的西藏强制在汉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
恰是从那时起，确切地说是从1960年，达赖喇嘛流亡西藏半年左右的时候，这位藏传佛教领袖就着手推进西藏的民主。他同时做了三件事：第一，促成了难民的第一次选举，此后这类选举没有中断过；第二，通过印度律师帮助，借鉴英国的文明社会的管理经验，着手起草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这部宪法除了强调政府行政机构的民主程序，还从普渡众生的宗教使命出发，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公平理想；第三，为适应流亡生活而改组传统的噶厦政府。
众生平等，普世之爱的宗教信仰是达赖喇嘛民主意识的根基，正如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麦迪逊、汉明顿等大部分美国立国先贤的基督教信仰和坚定的民主信念，使他们成为权利野心的抗衡对手。西藏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制定了限制极权主义萌芽的机制：其中一些条款，为以达赖喇嘛的名义，通过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限制执行机构的权利，打开了绿灯。
最后，达赖喇嘛将限制自己权力的机制，写进了宪法。这部宪法草案第36条第5款规定，“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国民议会经与最高法院协商后，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弹劾达赖喇嘛，把他从最高权力位置上赶下去。这位心在佛堂、身在异乡的圣者、政治家说：
“这是我的主意。如果我们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有能够改变达赖喇嘛权力的条款。” 但是反对的呼声高涨，一百五十多名代表聚首达兰萨拉，以不批准宪法为要挟，要求删除这一条款。
这是西藏的幸运，如同拥有一批真正信奉民主的开国精英是美国的幸运一样。藏人生死与之的领袖，是一位笃信民主、蔑视集权、崇奉人类福祉的信仰者，而不是崇拜权力、扮演上帝的唯物主义者。达赖喇嘛说：“由于这是新的东西，难以理解。我不得不使他们相信，这一点不仅对全体藏人的今天，而且对他们的将来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问题是六十年代初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藏人的命运高于自己的存在。这是达赖喇嘛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信念。
宪法大纲在1961年秋季颁布，宪法则于1963年3月10日那个特殊的日子颁布。仍然是“草案”，因为它有待六百万藏人举手通过。
流亡藏人的自由因宪法的制定而得到保护。平巴次仁介绍说，在藏人流亡社会，关于治国方针、外交政策等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气氛相当民主，这些问题包括中间道路问题、藏人在抗议中焚烧中国国旗行为等。
言及“自治”，平巴次仁说：关于近年与中国高层的接触，国际舆论早就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在拖延时间，现在八次接触都没有结果，果然证明如此。他说，这导致藏人内部沉寂一时的独立呼声和反抗情绪再度升温。
平巴议长说：中共中央政府的经济资助不会取悦于藏民，藏民要求的是宗教自由。这一表述，也出现在达赖喇嘛的传记中、桑东仁波切的会谈中、桑杰嘉的阐述中，甚至我们司机的行为方式中……。为了追求信仰，这个民族可以被杀，不会屈服，也不会整体被收买。
有多少藏人对谈判抱有希望？议长对中间道路相当失望。他寄望中国制度的改变。他说：中国民主了，西藏才有前途。
他太清醒了。
我们的访问如组装程序，环环相扣，没有间隙。告别平巴次仁先生，步出流亡政府的议会大厅，走进西藏 “人权与民主中心”办公室。
大脑饱和，我发现我坐在那个中心，心有旁骛，脑子开始调整坐标，企图确认平巴次仁给我的不协调的印象。 如果他坐在小汽车里一言不发，如何能够区别他与自己的司机之间的不同？如果他走进来不跟我们握手，而是端茶倒水，我们如何能够认出他的真实身份？除非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蹬上皮鞋，彻底西化。那他还是平巴次仁吗？
达兰萨拉号称“小拉萨”，然而在它的经幡里和藏袍之下，与拉萨还有多少相似之处？
两个小时之后从中心出来，在斜斜窄窄的达兰萨拉坡道上等车回旅馆，我们又撞见了平巴次仁。
他下班了。这次真相大白：
他既不开车也不坐车，根本没有一个司机存在。他骑一辆电动摩托，形象比在郊外狂骑自行车的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高级一点点：布什那日不听随行人员劝阻，率性出门骑车，在田间小路沟坎上狂奔猛颠，结果狠狠摔了一跤。没摔出大毛病，次日公务照常。好事的记者把他鼻青脸肿的照片赫然登在报纸上，令人睹之喷饭。议长平巴次仁优雅一些。见到我们，他放慢速度，然后双腿叉地，停下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不说汉语——他个人已经远离了苦难的历史。瘦小的绿色衬衣仍旧亲热地裹着上身，脚丫子仍然在凉鞋里自在逍遥。
图：消解旧西藏坐标的流亡西藏议会议长平巴次仁，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北明摄于2009年6月12日。
那辆黑色的摩托在他脚踏手拧中一阵较劲，顺弯道快速远去。望着他披落日余辉的背影，我意识到，这个不修边幅、有点潇洒的家伙把我无法调整的坐标给消解了：他是个地道的现代西藏新生代。描述他的存在的语言，有待在现代汉语中生成。
2009年6月简记与达兰萨拉
2010年6月补充修正于华盛顿
□ 原载《纵览中国》201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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