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赶到达兰萨拉辩经院的时候，还不到七点，可是已经来晚了。门口的队已经排了几十米长，还有很多人从不同的方向朝这里走来。
这天是礼拜天，又是蒙古－俄罗斯文化节的高潮。达兰萨拉常年有各国佛教团体来请经求法，但这次一下子从蒙古和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及布里亚特共和国来了一个三百多人的佛教徒代表团，专程来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仪规，并举办为期三天的蒙古－俄罗斯文化节，让见惯了人来人往的本地居民也相当兴奋。那几天，马克利奥德甘吉到处都看到穿着鲜艳袍子的蒙古和俄罗斯来客，他们成了小镇的话题。好几个人告诉我：“机会难得，别忘了去参加法会啊！”
这天上午七点到八点，达赖喇嘛将举行一小时长寿灌顶法会。法会之后，蒙古和俄罗斯佛教徒代表团为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仪规，也就是为达赖喇嘛祈寿，希望他健康长寿，长驻人间。下午，代表团的演员们将为达赖喇嘛献演一场歌舞。
达赖喇嘛亲自主持长寿灌顶法会是相当难得的机会，对于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是消灾祛难，增长福寿的绝佳机会。达赖喇嘛每年都有数次弘法之旅，亲自在世界各地为信众们讲经，也在达兰萨拉大昭寺为来自各国的佛教徒请法团讲经，举办各种法会，但是，长寿灌顶法会和祈寿法会并不是每年都会举办的。因此，马克利奥德甘吉僧俗民众几乎是倾城而动。
一大早，街上已经到处是人。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走，形成一道道人流。人流最后全都汇集到达兰萨拉辩经院的大门口，排成僧俗两条长队。许多人住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定居点，他们天没亮就赶来，一边排队，一边揉着眼睛打呵欠，有些还背着孩子，娃娃们靠在妈妈背上，歪着脖子酣睡。
还好前一天我给自己软磨硬泡到了一张记者证，凭着“独立撰稿人”的身份，可以到为媒体专设的保安区去排队。进了大昭寺，我刚要上楼，却被挡在楼梯口的安全人员拦住。他瞥了一眼我那张夹在摄影包带子上的记者证，彬彬有礼地用英语说：“去那边，媒体专区。”
我扭头一看，原来“同行”们都在那里严阵以待呐。从达赖喇嘛府邸到大昭寺前，留出了一条通道，穿着盛装的蒙古和俄罗斯佛教徒们站成两排，捧着哈达夹道而立。路的拐角是个有利地形，一边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府邸的大门，一回头又能看到大昭寺。拐角上挤了一小簇人，他们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举着照相机，有个大高个儿居然有本事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竖起三脚架，小钢炮一般的镜头虎视耽耽对着小路。我赶快谢过保安员，一路说着“对不起”，穿过人群，冲过为达赖喇嘛一行空出来的通道，挤进“同行”堆里，手忙脚乱地取出照相机和录像机。
准备停当之后，我的注意力马上被来自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们吸引住了。他们的衣服真是漂亮。最有特点的是他们头上戴的帽子。那些帽子式样相当可爱，有的像微型蒙古包，顶上还有丝穗，像电影里的蒙古王爷，有的帽子上竖着一把羽毛，有的一角垂着缨络，活像博士帽。几个身材高佻的漂亮姑娘穿着一摸一样的红色长裙和黑色绣花宽边红色短衫，戴着同样的红黑两色圆帽，像是随团来的舞者。
来自大草原的蒙古佛教徒们双手捧着哈达，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排成单行，每个人都面朝达赖喇嘛居所的方向，神情急切地等待着。我突然注意到，我对面那行蒙古佛教徒手里的哈达不是白色的，而是天蓝色的。那是一种很干净的蓝，像纯净的湖水映着无云的天空，又像高原的清晨，太阳将出未出之时天空的颜色。一个身穿紫红色长袍的男人手里捧着一白一蓝两条哈达，蓝白两色相互衬托，令人生起蓝天和雪山的遐想。
我见过金色的哈达，可还第一次知道，原来哈达还有天蓝色的。在马克利奥德的礼品店里从未见过蓝哈达，想必是蒙古佛教徒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敬献给达赖喇嘛的。
人群突然一阵骚动。接着长号声响起，坐在地上的人群呼一下站起来，手捧哈达的蒙古和俄罗斯佛教徒们不约而同深深躬下身，把哈达举到额头。前后左右的“同行”们一阵推挤，快门声骤雨一般响个不停。我掂起脚尖，伸长脖子，无奈面前的摄影机把我挡得严严实实的，只看见一顶黄绸宝伞高高飘来。顷刻之间，黄绸宝伞飘到我面前，达赖喇嘛裹着黄色袈裟，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过来。他一边走，一边满脸笑容地向两边的民众举手致意。那一刻，聚集了几千人的大昭寺前鸦雀无声，只有照相机快门的声响。等到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拍照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走过去了。
我慌忙举起相机，没来得及按下快门，人群又是一阵骚动。黄色宝伞已经消失在大昭寺内，人群开始聚拢，众人纷纷席地而坐。我旁边的记者们各自扛着设备，冲锋陷阵一般朝大昭寺跑去。我只好扣上镜头盖，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护着背包，也跟着跑上二楼。站到楼梯上回头一看，大昭寺前的草地和广场上已经坐满了僧俗民众，几乎是水泄不通，还有人从南嘉寺那边进来。
到了楼上，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大堆食品。各种饼干，藏式面饼，成箱的瓶装水和果汁，以及桔子，苹果，香蕉一类的新鲜水果，正对着达赖喇嘛讲经的经堂，堆得像座小山。不时有人走过来，取出带来的食物，扔到食品堆上。在这样的场合，这些食品就算被达赖喇嘛亲自加持过，具有特别的加持力。带来食品的人就是以经过特殊加持的食物供养众生，是一件积累功德的善行。
我走到经堂门前往里面张望，地板上坐满了人，达赖喇嘛已经升座。经堂的天花板上和柱顶上悬挂着一条条金盏花串，法座上也环绕着金盏花和兰花串。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法座上，正在低头翻看经书。高高低低的好几台摄像机，从各个角度对准法座。我想到走近门口，却被保安员挡住了。我央求他让我到门口去拍几张照片。“五分钟，”他说。
我连连道谢，赶紧走到门口，单腿跪下，把手臂支在膝盖上，托着沉甸甸的长焦镜头，调整好焦距，也顾不得选择角度，不由分说猛按快门。拍完照站起来，一转身，发现保安员身边还有几个人排着队，等着到门口去拍照。大高个儿把他的三脚架转移到小山一般的食物堆旁边，“小钢炮”换成了摄像机，正在东转西转地拍民众场面。众记者轮流拍完，一个栗色头发，穿着印度式长裙的西方女孩走过去，站在门口，遥对法座上的达赖喇嘛，双手合十，深深一拜，然后中规中矩地磕长头。
（二）
扩音器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吟唱，那是领唱师的声音，宣示法会开始。我站在柱子边，从敞开的窗口看进去，达赖喇嘛头戴黄色“边夏”（尖顶法帽），手握铃杵，半低着头，双目微阖，开始诵经。大昭寺内外一下子安静下来。坐在讲经堂门口的喇嘛们双手合十，低声应和。
二楼围廊两边的楼梯上有点轻微的响动。我转过头，见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们排成单行，每人捧着一件供奉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从大昭寺外一直排到二楼经堂的门口，等待进入经堂，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他们脸上庄肃虔敬的神情令人感动。
蒙藏民族之间有漫长的历史渊源。蒙藏的首次接触是在公元1240年。那次的接触是一场战争，其结果是惨烈的焚寺屠僧事件。那一年，成吉思汗的孙子， 即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次子阔端派多达那布率军入藏，火焚热振寺和杰拉康寺，还杀死了热振寺的五百名僧侣。蒙古军队在西藏没有久留，很快就撤军了。传说蒙古撤军是因为京俄大师祈祷度母，因而“天降石雨”，使蒙军将领心生畏惧，于是匆匆北撤。
然而，历史在这里出现一个有趣的转折。蒙藏这两个民族似乎是“不打不成相识”，就是这个阔端，1244年遣使前往西藏，迎请萨迦班智达，向他请教佛法。当时阔端住在凉州，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年已六十多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小侄子，即八思巴和恰那，前往凉州，于1247年与阔端会晤。萨迦班智达为阔端讲授佛法，使得这位王子皈依佛教，并为萨迦班智达修建幻化寺，供奉了大量财物。
萨迦班智达和阔端相继去世后，1253年，忽必烈会晤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萨迦五祖八思巴。八思巴本名罗卓坚赞，《元史·释老传》说他“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并简略记载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岁癸丑，（八思巴）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将佛教定为国教，并且免除喇嘛服兵役，赋税和驿马的义务。八思巴授忽必烈密教金刚灌顶，并为忽必烈创造蒙文新字。作为答谢，忽必烈先是以卫藏十三万户之地为供养，后来又以整个西藏三区为供养。藏传佛教由此在蒙古广为传播，蒙古人成为藏人之外另一个广泛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
达赖喇嘛这个尊号也始于蒙古人。元灭后，佛教一度衰落，直到格鲁派传入蒙古，佛教再度复兴。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见时任哲蚌寺寺主的索南嘉措，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简称“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赠俺答汗“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这就是“达赖喇嘛”的来源。索南嘉措追封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自己则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建立了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索南嘉措之后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蒙古人，也是格鲁派世系上唯一的一位非藏人达赖喇嘛。
一小时的灌顶法会结束后，排着长队的蒙古佛教徒们开始鱼贯而入，向达赖喇嘛致敬，并接受他的祝福。打头的是三名年轻僧侣。他们手里捧着蓝色，白色和金色的哈达，上面托着各种供物。一个僧人手托银盘，里面放着制作十分精美的塔型吉祥八宝，紧随他们之后的两名僧侣一个捧着哈达系着的经书，一个捧着释迦牟尼铜像。这三件供品象征“身，口，意” ，佛像代表“身”，经书代表“口”，塔代表“意”。
僧侣之后，盛装的蒙古佛教徒们依次而来。他们有的捧着小型佛塔，有的捧着经书佛像，还有一人举着一把象征吉祥如意的孔雀伞。那把伞是用完整的绿孔雀羽毛制成的，尺寸太大，只能收拢了才能进门。数百名来自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们就这样一个一个走到达赖喇嘛的法座前，在诵经声里，向达赖喇嘛献上他们的崇敬。
回顾过去一百年，也许是某种天意，佛教这样一个反对杀戳，提倡和平的宗教，在二十世纪里，与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思潮迎面相撞。中国，蒙古，越南，柬埔寨等主要佛教国家纷纷被红潮淹没。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锋。
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独立之后，蒙古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实行政教分离。不久，新政权即开始了没收寺院财产，关闭寺院，驱逐和处决僧侣等一系列灭佛运动。这期间还激起了僧侣们的武装反抗，其结局自然是被血腥镇压。
1924年，蒙古有二千五百多座寺庙，僧侣十一万多名，到1939年，蒙古境内的僧侣减至一万三千六百多名。大量僧侣去哪里了呢？被“减去”的僧侣中，一万七千多名被正式逮捕，二万多名被处决。其余的不是还俗，就是死于反抗运动，或者死在狱中。到1940年，整个蒙古只剩下不到五百名僧侣，全国的寺院几乎全部关闭，佛教在蒙古几近全毁，蒙古佛教名存实亡。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蒙古约有一千名僧侣，只有境内最大的寺院，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开放。
八十年代末，前苏联风雨飘摇，自顾不暇，蒙古佛教开始悄然复苏。1988年2月，蒙古人民党举行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决议，对过去遭受迫害的僧侣和教徒平反，恢复名誉。部分寺庙重新开放，允许民众拜佛。1990年3月，蒙古决定实行多党选举。1992年颁布的新宪法重申国家尊重宗教，公民有宗教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现在，蒙古有1百多座寺院，甘丹寺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寺庙和最重要的佛学中心。甘丹寺拥有一座高达二十六米半的铜铸佛像，是世界最大的铜佛。2003年，蒙古佛教徒在乌兰巴托建立了佛教电视台。亚洲十五个佛教国家于1970年联合成立的“亚洲佛教和平会”（ABCP）总部就设在乌兰巴托。
目前，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实况资料手册》（CIA World Factbook）公布的数字，至2008年7月，蒙古人口约计为接近三百万，其中50％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历史渊源，蒙古信徒绝大多数为格鲁派。因此，蒙古信徒同样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自从1979年，达赖喇嘛首次访问蒙古后，至今已经八次访问蒙古。最近一次是2006年8月，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向民众讲经。这些来自蒙古的佛教徒中，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但大多数是中青年，其中不少年青人，看上去不过二十来岁。
（三）
法会快要结束时，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一群年轻喇嘛上楼，把经堂前的食品装在桶子里，拎下楼，分给参加法会的民众。我向一个少年喇嘛伸出手，他递给我一包饼干，一个香蕉。我这才感觉饥肠辘辘，原来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在整整一上午的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一直端坐在法座上，中途也没有休息。大多数民众也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直到法会快结束了，大家才开始分享经过加持的食品。
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在众人簇拥下离去。我回头看着楼下，众人纷纷退后，让出一条空道，两边的人合十躬身，黄绸宝伞朝法王府飘去。几天后，达赖喇嘛将应日本佛教徒的邀请，去日本讲经。
我逆着人流走入经堂。 经堂左上角，几位不同年龄的喇嘛坐在地上，收拾面前的经书。一位看上去年纪很大的老喇嘛笑眯眯地望着我。达赖喇嘛法座前，一位年轻喇嘛正忙着收拾，他把法座上的花串取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展开一方黄布，仔细地把法座包裹起来。包完后，他弯下腰，提起地上的花串，走出经堂。
我走到法座前，拾起几朵散落在地板上的兰花。一位穿着蓝色织锦蒙古袍的短发中年女人走来，站到法座前面，双手合十，深深下拜。她抬头看到我，微微一笑。我指指法座，朝她伸出手，掌心托着几朵兰花。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连忙合十欠身，表示道谢，然后从我的手心里拈去一朵花。一位身高体胖，穿着深红色丝绒长袍的俄罗斯女人走来，用眼睛问我：“可以给我一朵吗？”我点点头，她拿起一朵兰花，插进袍襟的扣眼里。
我们这三个女人站在达赖喇嘛的经堂里，互相没有说一句话，只用微笑和手势交谈。一刹那间，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三人来自蒙古，俄罗斯，中国，这三个经过共产主义运动血与火的国家。那场运动已经成为历史，而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心灵还活着，我们的希望也还活着。
将近一个世纪的撞击，古老的佛教在一些国家里虽然经历了灭顶之灾，但也获得了改革的机会。特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佛教进入西方之后，从西方社会学习现代管理方式，也从其他宗教学习把慈悲的理念化为社会关怀，人道援助等行动。达赖喇嘛多次与其他宗教领袖对话，佛教渐渐脱离了消极出世的固有形象，佛教精神为西方社会带来新的元素，成为代表和平非暴力的社会力量。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里，暴力有时候确实会用鲜血和烈火淹没和平与慈悲。然而，正是“上善若水，以柔克刚”，只要人类还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刚性的暴力终将不敌柔性的慈悲。
今天，佛教已经在蒙古，俄罗斯，中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复苏。在暴力革命烈火焚烧过的土地上，崇尚智慧，慈悲，和平的信仰，犹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