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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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书，如果能让你反复向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如果能改变你一向坚守的观点。这本书必定非同寻常。


《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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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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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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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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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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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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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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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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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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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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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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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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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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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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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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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完。首发于第12期《开放》杂志与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