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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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书,如果能让你反复向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如果能改变你一向坚守的观点。这本书必定非同寻常。


《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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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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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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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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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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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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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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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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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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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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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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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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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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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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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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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完。首发于第12期《开放》杂志与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