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怎样看自己的“业报”

美国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在记者问及汶川地震时，披露了自己曾经的真实想法。 她说自己得知西藏基金会要参与赈灾活动后很感动，说那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教育”（a big lesson for me ）。不幸的是，这位达赖喇嘛精神上的追随者，藏传佛教的仰慕者，用了一个独特的佛教术语：业（Karma）。更不幸的是，这个词被记者们翻译为“报应”。于是众多国人一口咬定，这个美国女人居然说咱们地震是遭了报应。斯通女士本来是当众做一番“自我批评”的， 不料却给自己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怒火，非逼着她道歉不可。这见多识广的好莱坞明星一定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地方说错了？

美国是亚洲之外最大的佛教中心之一，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的人几乎都知道佛教。不少佛教术语，比方说来自梵语的Karma， Nirvana（涅磐）等早就进入了普通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佛教的“打坐”这种基本修炼方式，还被用于心理治疗。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美国人鲜有不知道禅宗的，也不会不知道禅宗产生于中国。莎朗大概以为，既然中国产生了大乘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中国人肯定是知道Karma这个佛教术语的意思的。她没想到，她不小心碰到了交流障碍。


KARMA： 是“业”还是“报应”？

先说说Karma这个词普通美国人是怎样理解的。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中，Karma这个词条有四种解释。第一个解释：“为今世或来世带来无从避免之好和不好后果的行为”，强调了“好的和不好”的（Good or bad）这一层含义。也就是说，Karma本身是个中性词，有好的Karma，也有不好的Karma，端看“行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接近中国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Karma这个词本身，中文翻译的“业”，还是比较准确的。

Karma在英文里还可以用作形容词。英文里没有跟佛教中“缘分”相对应的词，中国人常说“我跟某人有缘”，美国人就会说I have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this person。 中国人说“业力”，美国人说karmic force。

到了中文里，这个词的内涵随着翻译而发生了转变。佛经中Karma这个词本来音译为“羯磨”，民间又有“业”，“因果”等诸多说法。给斯通女士招惹众怒的是翻译成“报应”的这个中文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报应”的：“报应：佛教用语，原指种善应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后来专指种恶因得恶果。”也就是说，原本中性的“业”演变成了负面意义的“报应”，属于“中国特色”，跟Karma的原意并不切合。
“中国特色”的“报应”，又怎么会跟斯通女士口中的Karma相对应的呢？ 《远东汉英大词典》里，跟“报应”对应的是retribution；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的《汉英词典》里，跟“报应”对应的是retribution，judgment。记者为何“腰斩”了斯通女士的话，使她的“自我批评”听上去成了“幸灾乐祸”，而且还把中性的Karma这个词翻译成负面意义的“报应”？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这就不知道了。

中文的“报应”含有“活该”的意思，如果把“报应”里包含的这层意思再翻回去，那就成了deserved。要是有人告诉斯通女士，你在香港说四川地震是中国人deserved，这斯通女士岂不要跳脚？


佛教“东方不亮西方亮”

为什么一个连美国影星都知道的佛教术语，生活在一度是佛教国家的许多中国人却不甚了了？那是因为在中国，毁佛灭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文革期间一度达到了高峰。几十年来，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以“儒，释，道”为支柱的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经过多年的压制和歪曲之后，如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是“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信仰，出家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对于佛教的基本理论，了解的人并不多。

跟中国正好相反，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佛教几遭全毁的时期，却正是佛教传入美国形成规模的时期。上世纪初的美国，连听说过“佛教”这个名词的普通人都不多，更别说信仰了。早期的佛教寺庙都是中国或日本移民建立的，只是为了满足本社区的需要。到1932年才有个名叫Dwight Goddard的美国人出版了一部佛经选集。到了五十年代，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和美国学者艾伦·沃兹在美国大学里讲授佛教和禅，出版著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注意佛教。由于佛教在美国社会的流行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的，普通人对佛教的理解，通常是通过阅读铃木大拙，艾伦·沃兹，罗伯特·瑟曼等教授的著作，因此信仰佛教的美国人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佛教在美国一开始就有“精英化”倾向。加上拼音文字比较简单，Karma，Nirvana这类词汇不必意译， 直接音译就可以了，无形中避免了“望文生义”的干扰，这对佛教的传播也起了良好作用。

1959年，大批西藏难民追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难民中有不少喇嘛和仁波切。走下高原的喇嘛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和应变能力，迅速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把中国人视为“野蛮落后”的藏传佛教带到了全世界。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说的，西藏人的不幸，是西方人的幸运，因为藏传佛教被“打”得走向了世界，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种新元素。如今，美国已经有两千多家佛教中心，有专门的出版社和杂志。佛教的三个主要分支，上座部，大乘，密宗，以及三个分支内的各教派在美国都有道场。信徒也不再限于亚洲移民，不少美国人皈依佛教，以至于佛教界已经有了“美国佛教”这个专有名词。这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了。


藏人怎样看自己的“业报”？

斯通女士说的Karma，对于佛教徒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曾经问他，虔信佛教而怀有慈悲心的藏人，为什么会遭受如此巨大苦难？达赖喇嘛回答直接而明确，那是由于藏人的“业”（Karma）。Karma，所谓“业”或者“业报”，是佛教特有的关于因果的哲学，具有深刻的东方哲理。达赖喇嘛说，“佛教，印度古老的宗教之一，本质上是一个无神的宗教。我们相信因果律，原因和结果。因此，西藏所经历的一切，有她自身的因。”也就是说，佛家认为，人世的苦难和不幸，是有原因可寻的。这种原因，要从自身过去的“业力”里去理解。达赖喇嘛列举了一些史实，指出藏民族过去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比如没有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主张的那样去改革和发展藏人的教育，上层和富裕的人没有诚心实意地将他们的信仰付诸实践，等等。正是藏人自己的这些错失，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后来藏民族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不把自己的苦难归因于施害于他们的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因果，即使遭到苦难、不公和侮辱，仍然要反观自身，检讨自己的业力，这种鲜明的佛教信仰，使得藏人特别能够经受苦难，在苦难面前抱持平和的坚韧。

桑东仁波切是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部长，是藏人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选举办法，由全体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的《藏传佛教与今日世界》（Uncompromising Truth for a Compromised world: Tibetan Buddhism and Today’s World）一书，是他和西方学者的对话集。其中有一章就叫“西藏的业报”（The Karma of Tibet）。对话者的发问正是我也想问的：虔信宗教，信仰慈悲和智慧的藏民族，却遭受来自信仰唯物主义的外族带来的苦难，那么，抱持这种“业报”的哲学，是不是使得藏文明更为虚弱了呢？

桑东仁波切说，他相信藏人之集体业力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他认定，每个民族有其特定的使命。雪域高原上的藏民族，生活在广袤偏僻，极其严峻的自然条件下，数千年与外界相对隔绝。藏民族身上有一种特定的使命，这种使命将造福于周边国家的人民，造福于世界，那就是保存和传播佛教的精神和文化遗产。藏民族的这种使命，这种业报，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但是，桑东仁波切说，在1951年前的100至150年间，藏人没有行使好自己的责任。从第九世到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藏地在各个摄政管理下历经百年，这些摄政大多昏庸腐败，从而使得藏人的精神力量大受毁坏。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试图全力扭转这种颓唐的局面，企图通过改革来重振精神。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世界变得开放了，藏人也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藏地不可能永远封闭自足，藏人必须走向现代才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他想在藏人中开创现代学校，邮政，办工业，建军队。但是他的改革理念没有人响应，人们安于旧生活。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前预言了藏地将遇到的灾变，这些预言后来一一变成了现实。桑东仁波切说，藏人后来的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外界的军事强大，而是藏人自身的缺陷和虚弱。这就是藏人的“业报”。他说，不是由于别人的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病弱，使得我们自己落到了今天的境地。

桑东仁波切痛心地指出：

“我们犯下了那么多的错误，我们为我们的人民积累了那么多负面的集体业力，正直的人被完全排挤出去，在政府事务中变得完全无助。寺庙腐败，政府官员腐败，摄政腐败。这种腐败和缺乏远见，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局势懵懂无知，使得我们失去了那么多的机会。此前一百年的藏人领袖一点不理解世界，不知道怎样管理一个国家。他们只知道收税和浪费。此外他们就什么也不懂，尤其不懂建立国际关系。”

所以，桑东仁波切说，后来藏人的困苦处境不是偶然的。历史事实和业力的概念不矛盾。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他说，大多数藏人还应该争取有更纯粹的心灵，获得更多的爱的力量，减少对汉人统治者的恨和愤怒。这样才能积累起正面的业力（accumulate positive karmic force），那么，变化就会在应该发生的时候到来，藏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治，这就是达赖喇嘛正在劝导藏人所追求的道路。他相信，变化将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而且将会是顺利的，这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行为，取决于人们积累了多少正面的业力。

读西藏政治领袖对于本民族命运的分析评论，作为一个汉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清末民初我们民族中的改良派，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曾发出过如此痛心疾首的呼吁。落后是要挨打的，挨打而打不过别人，不是因为外界因素，而是因为自身的落后。所不同的是，为了革新图强，我们走上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而藏民族在屡经挫折苦难以后，把保持自身文化放在了生存的第一必要。从藏人精英对“业力”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