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藏人怎样看自己的“业报”

美国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在记者问及汶川地震时,披露了自己曾经的真实想法。 她说自己得知西藏基金会要参与赈灾活动后很感动,说那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教育”(a big lesson for me )。不幸的是,这位达赖喇嘛精神上的追随者,藏传佛教的仰慕者,用了一个独特的佛教术语:业(Karma)。更不幸的是,这个词被记者们翻译为“报应”。于是众多国人一口咬定,这个美国女人居然说咱们地震是遭了报应。斯通女士本来是当众做一番“自我批评”的, 不料却给自己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怒火,非逼着她道歉不可。这见多识广的好莱坞明星一定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地方说错了?

美国是亚洲之外最大的佛教中心之一,在美国长大,接受教育的人几乎都知道佛教。不少佛教术语,比方说来自梵语的Karma, Nirvana(涅磐)等早就进入了普通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佛教的“打坐”这种基本修炼方式,还被用于心理治疗。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美国人鲜有不知道禅宗的,也不会不知道禅宗产生于中国。莎朗大概以为,既然中国产生了大乘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中国人肯定是知道Karma这个佛教术语的意思的。她没想到,她不小心碰到了交流障碍。


KARMA: 是“业”还是“报应”?

先说说Karma这个词普通美国人是怎样理解的。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中,Karma这个词条有四种解释。第一个解释:“为今世或来世带来无从避免之好和不好后果的行为”,强调了“好的和不好”的(Good or bad)这一层含义。也就是说,Karma本身是个中性词,有好的Karma,也有不好的Karma,端看“行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接近中国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Karma这个词本身,中文翻译的“业”,还是比较准确的。

Karma在英文里还可以用作形容词。英文里没有跟佛教中“缘分”相对应的词,中国人常说“我跟某人有缘”,美国人就会说I have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this person。 中国人说“业力”,美国人说karmic force。

到了中文里,这个词的内涵随着翻译而发生了转变。佛经中Karma这个词本来音译为“羯磨”,民间又有“业”,“因果”等诸多说法。给斯通女士招惹众怒的是翻译成“报应”的这个中文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报应”的:“报应:佛教用语,原指种善应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后来专指种恶因得恶果。”也就是说,原本中性的“业”演变成了负面意义的“报应”,属于“中国特色”,跟Karma的原意并不切合。
“中国特色”的“报应”,又怎么会跟斯通女士口中的Karma相对应的呢? 《远东汉英大词典》里,跟“报应”对应的是retribution;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的《汉英词典》里,跟“报应”对应的是retribution,judgment。记者为何“腰斩”了斯通女士的话,使她的“自我批评”听上去成了“幸灾乐祸”,而且还把中性的Karma这个词翻译成负面意义的“报应”?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这就不知道了。

中文的“报应”含有“活该”的意思,如果把“报应”里包含的这层意思再翻回去,那就成了deserved。要是有人告诉斯通女士,你在香港说四川地震是中国人deserved,这斯通女士岂不要跳脚?


佛教“东方不亮西方亮”

为什么一个连美国影星都知道的佛教术语,生活在一度是佛教国家的许多中国人却不甚了了?那是因为在中国,毁佛灭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文革期间一度达到了高峰。几十年来,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以“儒,释,道”为支柱的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经过多年的压制和歪曲之后,如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是“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信仰,出家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对于佛教的基本理论,了解的人并不多。

跟中国正好相反,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佛教几遭全毁的时期,却正是佛教传入美国形成规模的时期。上世纪初的美国,连听说过“佛教”这个名词的普通人都不多,更别说信仰了。早期的佛教寺庙都是中国或日本移民建立的,只是为了满足本社区的需要。到1932年才有个名叫Dwight Goddard的美国人出版了一部佛经选集。到了五十年代,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和美国学者艾伦·沃兹在美国大学里讲授佛教和禅,出版著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注意佛教。由于佛教在美国社会的流行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的,普通人对佛教的理解,通常是通过阅读铃木大拙,艾伦·沃兹,罗伯特·瑟曼等教授的著作,因此信仰佛教的美国人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佛教在美国一开始就有“精英化”倾向。加上拼音文字比较简单,Karma,Nirvana这类词汇不必意译, 直接音译就可以了,无形中避免了“望文生义”的干扰,这对佛教的传播也起了良好作用。

1959年,大批西藏难民追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难民中有不少喇嘛和仁波切。走下高原的喇嘛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和应变能力,迅速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把中国人视为“野蛮落后”的藏传佛教带到了全世界。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说的,西藏人的不幸,是西方人的幸运,因为藏传佛教被“打”得走向了世界,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种新元素。如今,美国已经有两千多家佛教中心,有专门的出版社和杂志。佛教的三个主要分支,上座部,大乘,密宗,以及三个分支内的各教派在美国都有道场。信徒也不再限于亚洲移民,不少美国人皈依佛教,以至于佛教界已经有了“美国佛教”这个专有名词。这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了。


藏人怎样看自己的“业报”?

斯通女士说的Karma,对于佛教徒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曾经问他,虔信佛教而怀有慈悲心的藏人,为什么会遭受如此巨大苦难?达赖喇嘛回答直接而明确,那是由于藏人的“业”(Karma)。Karma,所谓“业”或者“业报”,是佛教特有的关于因果的哲学,具有深刻的东方哲理。达赖喇嘛说,“佛教,印度古老的宗教之一,本质上是一个无神的宗教。我们相信因果律,原因和结果。因此,西藏所经历的一切,有她自身的因。”也就是说,佛家认为,人世的苦难和不幸,是有原因可寻的。这种原因,要从自身过去的“业力”里去理解。达赖喇嘛列举了一些史实,指出藏民族过去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比如没有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主张的那样去改革和发展藏人的教育,上层和富裕的人没有诚心实意地将他们的信仰付诸实践,等等。正是藏人自己的这些错失,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后来藏民族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不把自己的苦难归因于施害于他们的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因果,即使遭到苦难、不公和侮辱,仍然要反观自身,检讨自己的业力,这种鲜明的佛教信仰,使得藏人特别能够经受苦难,在苦难面前抱持平和的坚韧。

桑东仁波切是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部长,是藏人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选举办法,由全体流亡藏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的《藏传佛教与今日世界》(Uncompromising Truth for a Compromised world: Tibetan Buddhism and Today’s World)一书,是他和西方学者的对话集。其中有一章就叫“西藏的业报”(The Karma of Tibet)。对话者的发问正是我也想问的:虔信宗教,信仰慈悲和智慧的藏民族,却遭受来自信仰唯物主义的外族带来的苦难,那么,抱持这种“业报”的哲学,是不是使得藏文明更为虚弱了呢?

桑东仁波切说,他相信藏人之集体业力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他认定,每个民族有其特定的使命。雪域高原上的藏民族,生活在广袤偏僻,极其严峻的自然条件下,数千年与外界相对隔绝。藏民族身上有一种特定的使命,这种使命将造福于周边国家的人民,造福于世界,那就是保存和传播佛教的精神和文化遗产。藏民族的这种使命,这种业报,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但是,桑东仁波切说,在1951年前的100至150年间,藏人没有行使好自己的责任。从第九世到第十二世达赖喇嘛,藏地在各个摄政管理下历经百年,这些摄政大多昏庸腐败,从而使得藏人的精神力量大受毁坏。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试图全力扭转这种颓唐的局面,企图通过改革来重振精神。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世界变得开放了,藏人也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藏地不可能永远封闭自足,藏人必须走向现代才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他想在藏人中开创现代学校,邮政,办工业,建军队。但是他的改革理念没有人响应,人们安于旧生活。十三世达赖喇嘛死前预言了藏地将遇到的灾变,这些预言后来一一变成了现实。桑东仁波切说,藏人后来的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外界的军事强大,而是藏人自身的缺陷和虚弱。这就是藏人的“业报”。他说,不是由于别人的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病弱,使得我们自己落到了今天的境地。

桑东仁波切痛心地指出:

“我们犯下了那么多的错误,我们为我们的人民积累了那么多负面的集体业力,正直的人被完全排挤出去,在政府事务中变得完全无助。寺庙腐败,政府官员腐败,摄政腐败。这种腐败和缺乏远见,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局势懵懂无知,使得我们失去了那么多的机会。此前一百年的藏人领袖一点不理解世界,不知道怎样管理一个国家。他们只知道收税和浪费。此外他们就什么也不懂,尤其不懂建立国际关系。”

所以,桑东仁波切说,后来藏人的困苦处境不是偶然的。历史事实和业力的概念不矛盾。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他说,大多数藏人还应该争取有更纯粹的心灵,获得更多的爱的力量,减少对汉人统治者的恨和愤怒。这样才能积累起正面的业力(accumulate positive karmic force),那么,变化就会在应该发生的时候到来,藏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治,这就是达赖喇嘛正在劝导藏人所追求的道路。他相信,变化将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而且将会是顺利的,这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行为,取决于人们积累了多少正面的业力。

读西藏政治领袖对于本民族命运的分析评论,作为一个汉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清末民初我们民族中的改良派,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曾发出过如此痛心疾首的呼吁。落后是要挨打的,挨打而打不过别人,不是因为外界因素,而是因为自身的落后。所不同的是,为了革新图强,我们走上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而藏民族在屡经挫折苦难以后,把保持自身文化放在了生存的第一必要。从藏人精英对“业力”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