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西藏难民村“桑耶林”的大门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近城郊的地方，有个名叫“曼久芝拉”的地区。这一带原先是锡克人居住区。据说数百年前，有位虔诚的锡克教大师在附近一座小丘上隐修，该地因他得名。这个地区位于亚木那河边，是一片房屋密集的社区，南北向的1号国道从社区中央经过，把社区划分成两部分。
“曼久芝拉”实际上是国道东西两侧，南部为“杂志路”的整片社区，但对于藏人、各国背包客、以及从世界各地前往达兰萨拉的人来说， 国道东侧紧挨亚木那河的那一小片长方形街区，才是“曼久芝拉”。这片狭长的街区是德里的西藏难民村，达赖喇嘛为其命名为“桑耶林”。 从新德里去达兰萨拉，最便捷，最便宜的方式，是在这里搭乘德里到达兰萨拉的直通客车。傍晚六点出发，次日早晨七点前就到了达兰萨拉。因此，无论是经尼泊尔联合国西藏难民中心转往达兰萨拉的新难民，还是前往达兰萨拉的各国佛教徒和旅游者，“桑耶林”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中转站。这里每天都有班车来往，加上旅店密集，餐馆处处，价格低廉，还有各色藏式工艺品，很受“廉价旅行者”的欢迎，难民村里终日人来人往，相当热闹。
虽然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印度与中国却有一大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与“民众权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 于是，几年前，这个难民村面临了今日中国许多村庄同样的命运：拆迁。
亚木那河边的难民村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短期内有大批西藏难民涌入印度。这些难民先是被安置在印度北方修筑公路，然后逐渐被安置在以农业或手工艺为主的定居点。但是，有少数难民选择自谋生路。60年代初，20多户西藏难民到了曼久芝拉。当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拉达克人聚居点。拉达克人信仰藏传佛教，他们的聚居处有座小寺院，这也是吸引藏人的原因之一。可是，该地空间有限，无法接纳逐渐增多的西藏难民，一些难民只好在亚木那河边的荒滩上搭棚子住下来，靠贩卖小商品，以及卖自家酿造的米酒维生。当时那里是城郊，除了一座少年犯监狱，就是穆斯林墓地和垃圾堆。
对于贫民在荒地上搭建“违章建筑”落脚谋生的情况，印度政府通常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并不强行驱赶，因此河滩上的棚子渐渐增多。60年代，印度政府大力帮助西藏流亡政府安置难民，德里市政府索性划给流亡藏人一块面积69667平方米的荒地。根据市区的规划，德里市政府将该地命名为“新阿茹那加西藏难民村”，属于德里市曼久芝拉区。由此，该村有了邮政地址，成为德里市的一个合法社区。越来越多的难民迁移到这里，凭着坚忍的韧性和辛苦的工作，草棚变成砖房，平房变成楼房。流亡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办公室，后来又建立了学校和医务室，村民集资修建了两座寺庙。就这样，亚木那河边出现了一个西藏难民村。时至今日，已有近400户难民在这里安家落户，加上外来的流动性打工者，通常有几千人居住在这里。难民村已经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社区。少年犯监狱的高墙下，如今是一排卖各种物品的摊子。
“桑耶林”寺庙墙后的转经筒
这个荒滩上冒出的小村始于一批“违章建筑”，并未经过认真规划，加上空间逼仄，街巷相当狭窄，有的地段窄到只容单人走过，如果是个大胖子，还得侧身而行。房子密密匝匝，几乎都是“握手楼”。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亚木那河虽被印度人视为圣河，却污染严重。旱季时，亚木那河如同一沟死水，被烈日蒸发出阵阵臭气；雨季里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时常渗过村子边的围墙，漫入靠河人家的院子，有时还会漫进一楼房间。有一次我去位于拉达克聚居区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适逢雨季，接待中心的地下室就泡在洪水里。
2006年，小村收到政府一纸公文：为了整治亚木那河，同时也为了沿河居民的安全，距离河岸若干米内的建筑限期拆除。
“桑耶林”和位于博卡路的拉达克人和藏人聚居区恰好在拆除范围之内。
依法陈情，据理力争
收到“拆迁令”，村里立即召开村民大会讨论此事。虽说该地区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难民村不仅仅是个居住区，还是个商业区。这些年来，达兰萨拉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方，连带这个难民村也成了德里的“西藏文化景点”，吸引了不少各国游客。村民的主要生计是接待游客和往来藏人，小村里有几十家旅店，多家大小餐馆，还有礼品店、佛教用品店、旅行社等。餐馆旅店不仅雇用藏人，也雇用了不少当地印度人。难民村墙外的河滩上有若干户印度人开荒种菜，村里的餐馆是他们的固定客户。国道边有一批印度人的出租车、机动三轮车和人力车，专做村里往来客人的生意，甚至有几个印度乞丐也常年在此乞讨为生。里里外外加起来，小村提供了近万人的生计。
村民们取得共识：印度政府多年来对流亡藏人多方照顾，大家感恩不尽，自然不会违抗政府命令。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希望德里市政府另外划出一块地，容整个村子集体迁移。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继续谋生，否则村子解散，各家被分派到不同地点，不仅是藏人，连带那些在村里谋生的印度人都要失业。况且村里的学校还有几百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些印度儿童，他们的教育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难民村的内部事务管理，由一名“百户长”承担。百户长相当于村长，由村里拥有地产的固定居民选出，任期三年。当时的“百户长”名叫仁钦，他出生在印度，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身为村长，仁钦责无旁贷，代表村民出面向法院申请延缓执行。村民们向法院陈情：他们无意“抗法”，但由于该村的具体情况，要求德里市政府提供地点，让他们集体搬迁。法官听了村民们的请求，觉得合情合理，遂将政府方面的代表招来，双方各自向法院陈述理由。德里市政府对此表示理解，但也有难处：他们实在无法找到一块合适的空地，让整个难民村的近400户人家集体迁移。于是，两造开始了反复听证和协商。
2007年藏历新年期间，桑耶林发给德里市政府
有关方面的贺年卡
在“晓之以理”的同时，村民们还“动之以情”。藏历新年时，他们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寄给议员、政府官员、法院等等。2007年我第一次去“桑耶林”时，曾采访过仁钦村长，至今还保留了一张他送给我的卡片。卡片的正面是12张一寸见方的照片，展示村里的学校、寺院、医务室、办公室等。仁钦村长解释说，这张卡片的“设计理念”是向“有关方面”说明，这个村子虽然有个英文名字，但它事实上是个西藏难民村，而且是个完整的社区。卡片内面一边印着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照片，雪山狮子旗和印度国旗，还有几行英文，简短介绍该村的来历，表达村民们对印度政府的感激之情，顺便提醒市政府：本村的名字是德里市政府定下的。言外之意：本村是市政府登记在案的合法社区，并非早期的“违章建筑”，请考虑我们的合法权益。卡片另一边印着藏文和英文“扎西德勒”，以及花体字新年贺词，祝贺新年的同时，也感谢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的同情与支持。
那年仁钦村长任期已满，但又被村民们推举连任。当时仁钦村长已经代表村民向德里市政府和法院交涉多次，正在等待法院的最终裁决。仁钦村长原打算任期结束后移民北美，可是村民们要求他等到事情有了结果后再走，否则一旦出现波折，继任村长不熟悉情况，岂不是麻烦？仁钦村长只好延缓自己的移民计划，继续代表村民与政府交涉。
2008年，我从网上得知，法院接受了“桑耶林”村民们的要求，市政府的限期迁移令被搁置。这意味着，除非德里市政府提供一块地，让“桑耶林”整体迁移，这些流亡藏人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仁钦村长应该可以心安理得地移民了。
在印度，流亡藏人的身份是“政治难民”。即使如仁钦村长这样在印度出生的藏人，他们的身份依然是难民。他们持有流亡政府颁发的西藏难民身份证，不享有印度公民权，但那并不表明，他们的权益就不受法律保护。
首发《开放》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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