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愚蠢醜惡的政治干預宗教
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曾經互相指責對方缺乏談判誠意，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今的中國領導人，既不願意談，也不懂漢藏關係的歷史和未來，根本不知道能談些什麼，於是下了決心把「西藏問題」冷凍起來，反正西藏現在是牢牢地在我手裡。他們得意的是，達賴喇嘛已經七十五歲高齡，我拖得起，他拖不起，拖到中國政府有機會插手控制轉世，那時候「柳暗花明」，西藏問題便自然而然解決了。於是由一個叫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單位，在二○○七年頒發了一個文件《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這個文件最核心的一條是，以後的大小活佛都要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也就是說，政府的「宗教事務部門」有最後的話語權，誰是轉世活佛，它說是就是，它說不是就不是。
據報道，根據這一管理辦法，藏區一些地方隆重開會，由中共黨委書記或統戰部長領銜給寺廟裡的活佛頒發證書，稱之為「活佛的資格認證、證照管理」。以後，只有持證活佛才得到中國政府認可。有意思的是，和五十年代藏區「民主改革」一樣，這一「建立藏傳佛教正常秩序，規範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維護藏傳佛教界人士合法權益的重要舉措」卻又是從四川、甘肅、青海等省開始，而不是從西藏中心地區影響最大的寺廟如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開始。
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有過很多政教糾纏、互相干預的事例。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政治干預宗教，幹得如此野蠻、如此愚蠢、如此醜惡，在這個世界上實在再難找出第二個例子來了。
且不說「活佛」這一稱呼，是漢人使用的稱呼，不是一個正規的資格稱號，在藏語裡並沒有對應的詞。達賴喇嘛曾經很多次說過，將他稱之為「活著的佛」是不對的。更關鍵的是，「轉世」是一項特殊的宗教制度設置，它和藏民族佛教信眾的心理結構、宗教信仰、社會秩序、生活習慣等等，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雖然「轉世」作為一種制度，也是人創制出來的，但是毫無疑義那是藏人創制出來的，它屬於藏民族信眾。對「轉世」制度的任何觸動，既要有對這一創制的起碼尊重，又要對這一制度的內涵有一定的理解。中國宗教事務局的共產黨幹部們顯然是什麼也沒有。
藏民族未來取決於新制度建設
四川、甘肅和青海省開會頒發活佛證書的消息一經報道，即使是贊同「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漢人也感覺愕然，因為這事情脫不了一種滑稽感。有人說，以後到藏地的寺廟去，遇到喇嘛就得問一下，您持證嗎？是哪一級的活佛證？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是二○○七年頒佈的，四川、甘肅和青海在二○一○年底差不多同時舉行頒發活佛證書的活動，顯然有更高一層的統一部署。先從周邊四省藏區搞起的部署，表現出一種遲疑。不知決策者是否想過，印發一紙證書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怎樣讓藏民族佛教信眾頂禮崇拜這一紙證書呢？
瞭解藏地歷史的人都知道，西藏特有的格魯派達賴喇嘛政教結合制度，和高僧的轉世制度，在西藏歷史上曾經起過重要的政治延續和社會穩定作用，也給西藏的政治權力結構留下了脆弱點。十四世達賴喇嘛早年就認識到，舊西藏並不完美，需要改革。在他流亡以後，他公開說過：「我們不能回到舊西藏去。即使我們可以回到舊西藏，我們也不想那樣做。」流亡生涯讓他有機會看到外部世界，他是世界上旅行最多、到過地方最多、接觸各類人等最多的當代政治家。他早就認識到，藏民族的未來，取決於新的制度建設，取決於將來有沒有能力實行先進的民主制度。所以，就在流亡藏人早年為生存而奮鬥的最困難歲月，達賴喇嘛就開始引導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實行憲政改革，學習民主選舉，建設民主新制度。
所以，面對中國政府在活佛轉世制度上的強力插手，達賴喇嘛說過，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轉不轉，怎麼轉，可以由民眾來決定。他還說，將來的西藏民主政府裡，達賴喇嘛不再掌握政治權力，將回歸一個宗教領袖的角色。他在前幾年就宣佈，他已經半退休，基本上不再領導流亡政府的日常事務。最近幾年，他一再要求流亡政府，讓他全面退休，讓流亡政府完全獨立運作，使得經半個世紀建設起來的民主制度得到「實習」的機會。
中共自認救世恩人的大錯覺
與此同時，一代新的流亡藏人已經成長起來。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半個世紀來把教育放在最重要的決策地位，已見明顯成效。流亡政府第一任民選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轉世高僧。而二○一○年開始的改選，新一代首席部長候選人裡，已經有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具備民主理念的新一代流亡藏人，是民主新制度的保障。
中國政府的轉世活佛證書存心可疑，企圖用拖的辦法來和達賴喇嘛領導半個世紀的制度建設競賽，後果恐怕不會像中國政府指望的那樣：只要中國政府宗教事務局的官員指點一個人說，這是有證的活佛轉世，藏人就呼啦啦地跟著拜這個人為佛，從此藏區天下太平了。中國政府在幾十年前就犯過這個錯覺，以為自己是解放農奴的救世恩人，卻幾十年絲毫不察覺藏民族心裡深處的冤屈和仇恨。這一錯覺的根本原因是，作為唯物主義者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漢族共產黨人，太小看藏民族的精神世界了。
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和當今領導，倒是可以更多地操心一下自己領袖的接班問題。縱觀中國歷史，交接班無一不是危險時期。領袖們自己知道，在位時濫用權力，結下的怨恨太多太深，無論誰接班，都不得不接下一大筆政治負資產。勾銷這筆負資產的簡易辦法是反前朝而行之，就是所謂「挖祖墳」。而最可能不挖祖墳的是自己的兒子。這是朝鮮的接班人必定選兒子的鐵律，如果是曾經一起手上沾血的人，挖了祖墳則難免傷著自己。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實行了任期制，權力已經和平交接了三代。可是，「中國模式」的這種穩定交接其實是一種錯覺：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仍然都是鄧小平手上選擇的最不會「挖祖墳」的人，制度上的建設既然乏善可陳，那麼交接班的危機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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