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

孫乃修:西藏新生奏鳴曲--讀《藏土出中國》


     羅曼羅蘭凝望著夕陽暮色,頓覺心中靈光一閃,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面影忽然從心靈中一躍而出,恍若一輪紅日跳出大海,他驚喜地立刻訴之筆端,像貝多芬忽來靈感立刻將一串旋律傾瀉筆下。
     當北明面臨西藏苦難獨自沉思時,她心中一定有過這樣的靈光激射,一定產生過荊棘般燃燒的道義激情,催放出一串燦爛的思想花朵。這本新著《藏土出中國》,帶著思想的芬芳,在我們面前敞開,不正是那顆美好心靈開放的一叢鮮花麼?
     像乘著阿拉伯故事中那條神毯,我們伴著北明一夜間橫跨太平洋飛臨印度,又跟著他們一行,喬叟筆下快活香客似地談談笑笑,朝達蘭薩拉聖城一路悠悠而去。
     從擁擠雜亂、乞丐成群、充滿世俗色彩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喜馬拉雅山上心思純凈、人人上進、充滿靈的光環的達蘭薩拉,我們跟著北明靈動而含蓄的筆鋒,不無感慨地進入比較文化學和比較人類學的思考。這是她此行的一個重要文化發現和強烈感觸。她告訴我們,藏人非常善良,藏人非常虔誠,藏人沒有乞丐。她止住筆鋒,只給我們講一個個故事和見聞。她羈勒得好。藝術需要含蓄,沒有羈勒就沒有藝術。
     她那些故事和人物深含的文化意蘊是明顯的:西藏民族的人生是真誠、純凈的,沒有仇恨、沒有世俗氣、沒有虛偽、沒有欺世盜名,從領袖到平民,從老人到孩子,都有兒童一樣的真純心靈;他們有高度的自尊和人格意識,不肯伸手索求,沒有乞求他人哀憐的習性,他們沒有貪鄙、自私、金錢欲望,他們是人間最富靈的氣息的民族,這對高度物質化或被物質異化了的民族是一個強烈針砭。這一人類文化學思考,在書中時而閃動,像奏鳴曲中的一個濃縮而有待擴展的母題(Motif)。
     居住在喜馬拉雅山上、與冰山雪蓮、蒼天雄鷹一同生活的西藏人民,是離上天和自然最近的民族。他們和下界那些沒有思想信念、沒有神聖之物、沒有靈魂家園、沒有道義觀念、只知權欲物欲、整日行屍走肉、胡吃海塞的俗輩們異趣異調。來到達蘭薩拉的人們,越向山上走,離物就越遠,離靈就越近。


     讓我們跟著北明的活潑筆鋒,聽著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睜開一雙大眼,懷著虔敬心情,一路觀賞奇異文化景象,與那個生活在靈界的民族做心靈對話,從崇高的人類精神層面去領悟和熱愛這個民族。
     古人唱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濁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我足。”我們本來純潔的心靈後來蒙塵太多,我們本來明澈的眼睛後來變得渾濁,在登山去達蘭薩拉前,我們需要先蕩滌心靈的灰塵,凈化我們的眼睛,洗潔我們的塵纓。山上的兄弟姐妹們有著比我們純潔得多的心靈,我們不可把塵俗帶上去。這是進山的第一個心靈律條。      
     在作者走上靈山、一路沉思的敘述織體里,漢族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和藏族
平民單巴次仁一家的苦難命運,像奏鳴曲的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相互映發,時時復現,構成情思的迴旋和文化的變奏。楊志軍的詩,有如行吟詩人的歌,一個漢族文化流浪者在尋找精神家園,詩思蒼涼,素樸真情,隱喻漢族人對藏族文化價值的認同;單巴一家雪中逃難、家破人亡,隱喻西藏民族自由生活和心靈家園的毀滅。漢族詩人風塵僕僕走向西藏,尋找人間的真和愛,而西藏平民全家卻不得不揮淚翻越雪山逃離家園,尋找安身立命的一塊心靈樂土。這種反向追尋,顯示雙重悲劇,產生強烈的文化反諷和深刻的思想寓意。
     北明的文化觀照和反思,在三個層面呈立體式展開:一、漢藏知識分子的心靈層面;二、東西方文化層面;三、西藏文化和印度文化層面。
     從藝術美學角度看,這本書有如一首交響音詩。音樂織體和詩的吟唱交織一體,幾個有意味的主題和動機時隱時露,在手指下飛快掠過,有如燕尾剪波,輪流復現而跌蕩起伏;悲愴的流亡曲、寧靜的山中沉思、熱情的鳳凰涅梵之歌(本文涅梵一詞即英文之Nirvana,源自梵文),交融成意味深長的文化反思和別具一格的心靈歷程。

                     
     達蘭薩拉是流亡西藏人的新家園,像在災難和毀滅中保存生命物種的諾亞方舟
,它成為西藏民族新生命的搖籃。它的出現,顯示流亡西藏民族拒絕黑暗、超越苦難;它的成長,標誌這個民族的堅強和新生。
     流亡是一種不幸,沒有信念尤為不幸。沒有信念的流亡民族,是不幸中最大的
不幸,例如漂泊歐洲的吉普賽人。然而,對於一個有信念的民族,流亡不過是抗爭命運、維護尊嚴、重建民族、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

     這是一個獲得心靈自由、獲得新生的民族,一個走向文化重建、社會進步的民
族。達蘭薩拉是西藏民族文化生命的象徵,它充滿蓬勃的生命力,洋溢著自由的氣息,它的社會生活內容在悄悄變化,它的政教合一式社會管理模式也在走向民主和現代化。五十年來流亡西藏民族在達蘭薩拉的奮鬥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民主和文化自由的樣板,為未來洪水滔滔之際救世於危難、整合西藏民族而提供一個嶄新的社會範式。
     一個山外的達蘭薩拉,一個對岸的台灣諸島,脫枝而去者皆獲新生。
     北明對達蘭薩拉社會--從宗教領袖、議會首長、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和學校
兒童--做的細致觀察和採訪,第一次向讀者展示這個處於文明發展中的新型社會風貌。她的富於沉思性質的第一樂章《達蘭薩拉啟示》,柔板似地把我們輕靈引入新鮮的歷史情懷。
       

     一個民族不可沒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和偉大人物,不可沒有胸襟開闊、氣質恢宏的知識分子。古代之孔子、佛陀、耶穌皆是,二十世紀之孫中山、愛因斯坦、羅素、甘地、薩哈羅夫亦是。偉人的存在,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核心和心靈支柱。他們以道義和人格凝聚民族心靈、指引民族前進,絕不靠權杖和暴力。
     西藏民族不幸中的大幸在於有人格崇高、心靈偉大的精神領袖--嘉瓦仁波切--做民族的核心,為這個民族遙指未來。就此而言,西藏民族比漢族幸運。有精神界領袖,他們流亡而心靈不散;漢族卻有太多唯權唯利唯物唯騙的饕餮勢利之徒混充領袖,握重權者無心肝,居高位者無德行,抗爭者形同散沙,戰鬥者缺乏精神領袖。
     嘉瓦仁波切是世界級偉人。他的人格、道義、悲憫情懷超越宗教而成為中國和世界共同擁有的精神和文化財富。
     北明在達蘭薩拉對嘉瓦仁波切的訪問,真實記錄他對解決西藏問題持的明確立場和理性觀點,慨然回顧一系列重大歷史往事,生動勾勒出這位大智大勇者的智慧風貌,一掃俗界庸人對他的誣蔑和歪曲。在甘地陵園倘佯沉思中,北明靈思風發,若有神助,激情從心底噴薄而出,以汪洋恣肆之筆,縱橫於二十世紀政治文明歷程,高揚理性和平抗爭這一現代文明價值,對嘉瓦仁波切的智慧和人格作出高度評價。


     十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學下帷讀書,西藏蒙古史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我生命中陽光燦爛、靈光四射時期,靈感風發泉湧、不擇地而出。《轉世靈童制度斷想》一文就是那時繽紛思緒中的一朵心花。嘉瓦仁波切回憶童年時在布達拉宮每日黃昏聽著外面哨音、望著牧羊人夕陽暮歸時那種憂鬱眼神、孤獨心情和心靈渴望,至今繚繞在我心間。次年,嘉瓦仁波切六十華誕,飛來哈佛。我有幸與他相見,親密握手,共進午餐。那日天朗氣清、陽光明媚。
     這是天降大任的命世之才,歷經千年不遇之苦難、半個世紀罡風苦雨之磨礪,歷史似乎註定要鍛造這位英雄偉人,在佛滅民傷、地陷天傾之際呼喚他挺身救世,毅然引領民族沖破羅網、拋棄黑暗、出走家園、重建民族、走向未來的輝煌。
    與班禪喇嘛備受凌辱的暗淡命運形成鮮明對照,五十年前嘉瓦仁波切決然出走,乃英雄之決斷。這是信念的尊嚴、人格的尊嚴、民族的尊嚴之必然。他帶領人民跨越風雪迷茫的雪山峻嶺,走上民族流亡與重建之路。這是西藏歷史上最悲愴、最偉大的英雄史詩。       
     現在,他微笑著站在我面前,伸出熱情的雙手,眼鏡後面是一雙含笑而富於睿智的眼睛,鮮紅的袈裟從堅實的臂膀輕靈地飄垂。
     他的微笑來自心底的佛性,他的平易來自心靈的美德,他的率性自然,來自天生的性靈,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顯示一種大才無礙的精神氣象。那種襟懷坦蕩的人格風度、高雅純真的精神態度、談笑風生的高朗氣象,待人接物的大家氣度,構成不可抵禦的性格魅力和強大的文化征服力,使竊據世俗權位之庸夫俗子自慚形穢而心懷畏懼,他們仰面唾天而自污其面。
     這個來自青海農家的三歲靈童在藏傳佛教文化鐘靈毓秀之氣的奇妙哺育下,成長為民族危難之際的英雄偉人,令世界人民愛戴的精神領袖,這不是一個文化奇跡麼?他無須俗界威權,無須博士本子,無須吹捧頌揚,然而他的精神和人格代表著民族的勇氣、人類的智慧和人的尊嚴。           
     高山雪原上的西藏民族有福了,因為他們有百折不摧的信念,他們有氣質非凡
、得大自在的英雄偉人。悵然迴首山下塵凡俗世,除了貧瘠和矯情,陰謀和謊言,野蠻和殘忍,物欲和自私,腐敗和不德,貪鄙和無恥,獄卒和軍警,皮鞭和子彈,誣蔑和誹謗,宣傳和鼓噪,爾虞我詐互相坑害,虛假口號和鱷魚眼淚,在這文化貧困年代,在這精神不毛之地,我們自己究竟有什麼?


     一個知識分子應當心靈寥廓、思維徹底。擺脫狹隘民族觀念或種族觀念,不僅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絕對必要,而且對於所有文明人都是必要的。這是“人生而平等”這一人權絕對律令的基本要求。可惜,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索爾仁尼琴等,皆未能免除俄羅斯民族、斯拉夫種族的狹隘觀念或民族自傲心而上升到人類情懷、人權思想、人的解放這一心靈境界,未能從民族主義走向民主主義。       
     1831年,俄國軍隊攻陷華沙,殘酷鎮壓波蘭人民反抗俄國專制、要求民族獨立的運動。西歐媒體、特別是法國報刊立即憤慨譴責沙皇政權對波蘭起義的野蠻鎮壓。對此,普希金寫了兩首政治詩,反擊那些批評者。在《致那些誹謗俄國的人們》一詩中,他寫道:“這是斯拉夫人之間的戰爭,這是家庭內部的爭吵,這是命運的決定,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無須置喙。”他對波蘭人民的民族獨立要求,沒有顯示出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他對波蘭人民的苦難遭遇,亦缺乏基本的人道感情,他的狹隘民族情緒被沙皇俄國的軍事勝利所鼓舞並且為沙俄帝國暴行辯護,而他自己在沙皇專制下不僅沒有自由,而且受盡屈辱。
     普希金的國內自由派密友(包括維亞津姆斯基)、波蘭著名詩人密茨凱維奇以及歐洲學者皆嚴厲批評普希金這種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觀念及其對俄國欺凌其他民族的野蠻行為做的辯護,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則一針見血地痛斥普希金這種所謂“愛國主義”實乃“獸性的愛國主義”。
    托爾斯泰早年參加過塞瓦斯托波爾戰爭,晚年為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將中國的旅順港交給日本而感到“愛國者”式的憤怒,亦相當滑稽,顯示其思維的分裂和心靈的狹隘。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西藏人民作為一個被異族暴政威壓的民族,遭受血跡斑斑的暴力虐待和迫害,七千餘座寺院被推倒,民族領袖遭到長期囚禁,無數僧人橫遭飛機轟炸和炮擊,西藏民族的生命、人格和尊嚴從未受過如此摧殘和凌辱。一個民族受辱,是全體國民的恥辱。這部痛苦的心靈史是漢族人無法想象的,盡管漢族人同樣遭受凌辱和皮鞭。二零零七年西藏人在逃亡途中被中國邊防軍殘忍槍殺的鏡頭,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人民的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事件,皆使文明世界為之震驚。凡此種種,令人想到西班牙教士拉斯卡薩斯(Las Casas)在《印地毀滅簡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中揭露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時期那部血腥史,諸如綁架、欺騙、酷刑、屠殺、文化剿滅和種族滅絕。
     《一個藏人的童年》記述諸多事實:“解放軍”進入他的家鄉,寺廟里的僧人排著長隊,捧著哈達歡迎他們,沒幾天,軍隊就開始強行拆毀寺廟,作者跟父親逃難,一路看到很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作者的父親也被打死(見《藏土出中國》第191192頁,以上事實系李江琳女士據《童年》一書提供),令我立刻想到拉斯卡薩斯《簡述》多處談到美洲原住民托著禮物和食品盛情迎接西班牙殖民軍,絲毫沒有冒犯他們,三千餘人竟被這些軍人統統殺死,幾天后二十一位當地首領開歡迎會迎接西班牙殖民軍,也當即被逮捕,第二天把他們活活燒死(見英國企鵝圖書1992年英文本第29頁),這類記載頗多(參見第48576897頁)。暴力征服者的罪惡是相似的。欺凌其他民族的人,自己決不會有自由;少數民族的自由和全體國民的自由是同一項事業;民族的自由,歸根到底,就是個人的自由。                
     西藏民族不需要眼淚和憐憫,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支持。尊重和理解,是精神高貴的表徵;民族沙文主義式驕傲心態不過是心性卑賤和奴氣之變態而已。
     北明才性中的靈氣,使她的心智具有穿透力;她個性中的正直,使她的作品具有征服力;她心靈中的激情,使她的文字富於感染力。她的筆下滲透著對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種精神上的理解,滲透著對它的重建和新生的無比欣喜和對它的靈的文化的虔敬之心。她的達蘭薩拉之行,是以人類道義立場和歷史公正態度執行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道義責任。她用筆和心靈把事實和真相、歷史和現實告訴世界人民。
     這是一支以西藏涅梵和民族新生為主題的《引子與迴旋隨想曲》,一首西藏新生奏鳴曲。它的新生將為中國大地提供一個樣板。流亡使它走向新生,新生使它走向超越。跟隨這支引子和前奏曲,宏大的歷史樂章噴薄欲出。


     這本書把一夜夢思銜到那片靈氣氤氳的神山,我要升起在太陽之前。
     晨色熹微、霞光萬道之際,是心靈與古典精魂獨往來之天地。晨曦中,像有一
註灌頂的醍醐,天地物我之間神秘的靈知之泉,自蒼穹翩然而降,我翻開這本當代之作,恰恰讀到《達蘭薩拉啟示》的壓卷之文--《遺失的桂冠》。
     我被它震撼。寧靜的理性,深邃的哲思,清純的心靈,聖潔的感悟,對天地人生理趣的思考,對人類精神價值的高揚,透過簡潔的語言,閃射出玲瓏剔透的思想光輝和理性激情。作者精敏地一筆揭示甘地的精神價值及其對人類社會諸多罪惡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無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無良知的享樂,無品行的知識,無道德的商業,無人性的科學,無獻祭的敬拜”。甘地之為聖雄,誠哉宜矣。為棒喝一個墮落民族,須將這七句真言鐫刻於國門、鐫刻在每個人心扉。
     正是堅定站在這一道義原則上,二十歲的嘉瓦仁波切來到甘地墓前。他繼承聖雄的精神遺產,斷然拒絕與黑暗合作,堅守人格立場和民族尊嚴,堅守人類精神價值,高揚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開始對惡的抗爭。我相信,這是精神上的偉大日出,當心靈獲得這樣的啟悟。
     這是一篇散文傑作。讀畢此文,投之於案,頓生“何物老嫗生此寧馨”之嘆。窗外一樹金色秋光在晨風中颯颯搖曳,我要立刻傾聽貝多芬--《C小調悲愴奏鳴曲》《升C小調月光奏鳴曲》《F小調熱情奏鳴曲》。我要讓心靈的沉痛、理性的寧靜和靈魂的激情同時轟鳴。只有貝多芬才能夠使這顆被重重叩響的心靈鋼琴得到痛快的傾吐。


     對話是一種文學體裁,是思想展開的一種方式。柏拉圖以對話方式,把哲學家對萬物的思考和見解循循善誘、層層剝筍似地表達出來。《藏土出中國》的第二樂章《流亡西藏訪談》亦是對話體作品。無論在選題的見識上,還是在提問的設計上,或是在話題的把握上,都顯示作者才智的犀利、俊爽和敏銳。
     就流傳最廣、惑人最深的所謂“西藏問題”“‘大西藏’問題”“西藏獨立”“種族隔離”“西藏受益中央政府高額補貼”和西藏經濟現狀以及西藏歷史歸屬等等問題,作者提請漢藏學者、專家、作家們對這些問題做了實事求是的解答和澄清。主持者思路清晰,緊扣話題,要求受訪者提供統計學數字和具體事例,使訪談建立在客觀、公正、準確的基礎上。客觀、公正、準確是學者和記者的職業要求。北明在訪談中把這一點表現得冷峻犀利、近乎無情,使訪談乾凈、利落、堅實、雄辯,顯示清晰的思維邏輯和出色的專業素養。
     在我看來,世間許多問題本來簡單,只是自私欲望和黑暗心靈把問題製造得似乎很復雜。比如中國問題,不過“民主”二字就解決了;西藏問題,“自治”二字也解決了。不讓中國民主、不讓西藏自治,偏偏製造出許多自尋煩惱、自欺欺人的謊言和麻煩,整天刀光劍影、如坐火山口,自己無異身陷囹圄的囚徒。
     人之立身於世,堅持人格獨立、學會正確思維乃第一要事;用歐坎的剃刀(Ockham's Razor)將一切假問題統統砍去,思維馬上利落,精神豁然開朗。西藏和中國問題之解決需要偉人,正如東歐和蘇聯問題之解決需要戈爾巴喬夫。我們是站在山顛、眼界開朗的歷史樂觀主義者。我們的豪氣和信念是任何人也奪不去的。
     五十年來,這是第一本由漢族知識分子親歷達蘭薩拉、直面流亡西藏政府精神領袖和最高級官員、與之親切傾談而留下的真實記錄和心影,也是第一次對流亡西藏民族的新生態做的真實而富於精神深度的揭示。這是一次真誠的心靈對話和文化溝通,是對一個堅強民族的悲劇歷程做的客觀、冷靜的探索,是對一部偉大史詩做的才華橫溢的描述。深沉的理性、靈動的文筆、完整的知識結構、精細的敏察力和獨特的感悟力,使這部著作生出多重交響。道義的正大、精神的高貴、哲思和詩情的交織、不同主題線索多聲部地迴旋,構成美學上的高度整一和強烈的心靈撞擊。
     當第一縷春風吹到高原新城達蘭薩拉,那溫馨里含著北明和她的朋友們這樣的無數知識分子對它的美好祝願和祈禱。



20101112日於秋光斑斕的多倫多

北明著《藏土出中國》
出版印行:香港田園書屋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562
電話:852-2385 8031
傳真:852-2770-2484
出版:201012
定價:港幣85

首發《縱覽中國·書評》20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