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另一种真实: 荒野中的紫莲花—

图书馆主楼前的松赞干布塑像

松赞图书馆远眺

在顿珠林的采访结束后，桑杰和我坐着一辆老爷车前往德吉林西藏难民定居点。一上车我就得马上调整感觉：走出定居点的藏式大门，我就从一个文化圈进入了另一个文化圈。分散各地的西藏难民定居点犹如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文化孤岛，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居住在这些孤岛中，普通平凡的人们一直在默默地做着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坚守和发扬自己的文化。

到目前为止，我探访的基本上都是流亡社区的“草根文化”层面，流亡社区是否存在一个“精英文化”层面？昔日老贵族们的后代如今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他们以“印度方式”晃晃脑袋，扔给我一个“不知道”。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起，昔日的老贵族们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散布在欧美各国，许多人不知所终。在境内的那些老贵族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死亡。拉萨城破之后，幸存的噶厦政府各级官员被成批送进监狱，许多人被解往甘肃和青海，关在对外称为某某农场的集中营里，作为免费劳力，为他们的“解放者”创造财富，其中大多数人没能活着走出来。在西藏“民主改革”的结果，与汉区一样：西藏传统的“士绅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雅文化”被彻底消灭。然而，如果说汉文化中“雅文化”的丧失，是我们自己作的孽，西藏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消失，绝对是外力作用——这是我们至今不敢面对的史实。中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在西藏三区所作的一切开脱，大多数汉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官版历史：控诉别人的罪恶毕竟要比承认自己的罪恶容易得多。

不过，那辆破旧得门都差点儿关不上的老爷车开出顿珠林大门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它将把我送到一个流亡中的“精英文化圈”里。

老爷车慢条斯理地朝山的方向驶去。德吉林在山脚下，山顶就是穆苏里。一个多小时后，车子笨拙地拐了个弯儿，驶入另一座藏式大牌楼。这天是周日，定居点办公室没人上班。桑杰下车问了好几次，最后，有人指点我们去直贡寺，说那里有旅馆。到了直贡寺，一名老僧劝我们最好去“图书馆”，那里的旅店条件比较好。他说我们不妨把行李留在寺院里，先到那里去看看。按照老僧指点的近路步行十来分钟，跟着一座爬满各色鲜花的石砌围墙绕了个半圆，然后……我眼前刷地一亮，瞪大眼晴，目迷五色。

蓝天下耸立着一座金黄色石砌建筑，面对大门的小丘状花坛上，低矮的植物剪成英文Welcome，转到花坛背面，是藏文“扎西德勒”，一侧还有印地文，大概是Namaste吧，反正我们两个都不认识。除了文字，还有法轮和螺号图案。走上几级台阶，迎面一座骑着骏马，一手托经卷，一手持金刚杵的松赞干布像。雕像面朝山脉，仿佛在遥望故乡。雕像下面有座日本风格的小花园，里面种了几丛高高的芦苇，微型水池里，两朵紫色睡莲朝着太阳盈盈而立，碧绿的灌木丛中露出白色“岗仁波切”模型。石铺小径干干净净，建筑之间的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艳。

松赞干布像面对山峦，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两朵紫色睡莲在雕像下的小池中开放。

这就是松赞图书馆，全名叫“松赞喜马拉雅与佛学研究图书馆”。图书馆以藏王松赞干布命名。松赞图书馆的主楼仿制西藏最古老的王宫，纯藏式大门两边的石砌也模仿古代王宫的建筑方式。

这座图书馆的创办人是直贡仁波切。我到德吉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采访这位仁波切，可惜仁波切不在，去了新西兰。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擦绒家族之后。擦绒家族与14世达赖喇嘛的亚谿家族是姻亲，仁波切的大姐就是达赖喇嘛三哥洛桑珊丹的妻子。1959年拉萨事件之后，仁波切入狱多年，出狱后来到印度，在这一带定居，创办了直贡寺、直贡佛学院、直贡尼姑寺和松赞图书馆，在日本还有一座寺院。直贡图书馆完全是仁波切亲自设计的，风格大方优雅。整体设计结合了西藏、日本和印度元素，花园、雕像、屋顶的颜色相互配合，玻璃窗全是镜面式，映照着花园和天空，不管走到哪里，感觉都置身于花园中。图书馆有藏文、英文、德文、法文、尼泊尔文等文字的收藏，还有少量中文书。收藏内容以佛学和喜马拉雅山区文化为主。图书馆和阅览室合一，天花板上绘着敦煌风格的画。仁波切入狱多年，显然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艺术、建筑、绘画等，松赞图书馆的设计，体现的是他天然的艺术感觉。各国风格结合得天然契合，又显示出仁波切从各国文化中吸收营养，将之发扬成现代西藏“雅文化”的高超能力。

松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尊两米多高，极精美的檀香木十一面千手观音像。没人知道这尊雕像创制于何年。南捷拉莫告诉我，这尊雕像来自康区某地，被分割成三部分“偷运”到印度，由一位精通艺术的美国阿尼重新组装，并在“千手”上重绘“千眼”。更可贵的是，美国阿尼力排众议，没有在这尊木雕上上漆或者贴金，完整地保留了雕像的原貌。这尊木雕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不用说，这是一尊逃过了1958年藏区全面摧毁寺院、文革10年再次灭佛之劫的造像。这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得以保存至今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甘冒生命危险。观音像主面左侧有天然的痕迹，仿佛观音在流泪。我眼晴一热，扑地便拜——不仅敬拜观音，也是敬拜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这尊观音像保留下来，并运到印度的人们。西藏三区民间有多少这样无名英雄？历史或许不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历史一定会记住那些以“革命”的名义毁佛灭道，摧残人性的人。历史也会记住，一个庞然大国是如何以“民主”的名义，强行摧毁一个弱小民族；历史更会记住，那个民族如何不畏强暴、不屈不饶，顶住一切压力，保存发扬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民族特性。我相信，即使我们这一代不敢面对这个大国之耻，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面对。

在松赞图书馆，我与两位昔日的老贵族之后不期而遇。一位是索康家族的女儿，即前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同父异母的妹妹帕姆；另一位就是尊者的三嫂南捷拉姆。她们都是很小就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一生自食其力，做过各种工作。南捷拉姆年轻时，与她的丈夫，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珊丹在流亡政府工作，在藏医学在西藏境内被禁的岁月里，他们夫妇为重建藏医院和流亡社会的藏医系统立下汗马功劳。退休后，她一边倾心修习佛法，一边写作。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她。她衣着简单，举止优雅，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谈她的家常生活，像天下所有的妈妈那样谈着她的儿女——她儿子丹增塔拉就是达赖喇嘛的英文秘书，也是唯一在尊者身边工作的家族成员。她还赠送了我一本她的英文著作《西藏的妇女》。

帕姆是另一种风格。她5岁就被送到大吉岭上英文学校，后来定居瑞士，丈夫是瑞士人，有一个女儿。她在瑞士生活了50多年，退休后，两袖清风地来到印度。“我没有房子、车子、银行账户、手机、电脑，什么都没有！”她哈哈大笑着对我说。她性格非常开朗，目光锐利，反应机敏，会说流利的英语、藏语和德语。她说她是个游牧人，我说我也差不多，我们俩立刻就用英语聊得热火朝天。她说她第一次去西藏是在80年代。有人从西藏回到瑞士，告诉她一个消息：她母亲坐牢多年，活着出了监狱。得到这个消息，她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用最快速度前往拉萨，去见她6岁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母亲。“妈妈和西藏对我都是陌生的，”她对我说。我党把一个女人投入监狱多年，就因为她是西藏前首席噶伦的继母？研究这段历史，就像不小心钻进了一个长长的山洞，每往前摸索一步，看到的是更多的黑暗。

临走前，帕姆对我说：“照顾好自己，找时间给自己放个假，到穆苏里去住几天，那里美极了！”她略为夸张地吸了口气。

我说：“等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吧。”

“别这样，”她说，“当年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什么都不干，出去见见朋友，听听音乐，喝茶，反正就是放松，享受生活。”

我不由笑起来：她大大咧咧，纯西方式的言谈举止中，时常会流露出那么一点儿微妙的“贵族气息”。

离开松赞图书馆的那天清晨，我独自到花园散步。四处无人，只闻鸟啼。太阳从山后升起，第一缕阳光照着藏王松赞干布塑像。日前看到的睡莲已经凋谢，水池中，几支未开的睡莲冒出水面，尖尖的花苞形如毛笔，朝着天空书写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藏王松赞干布雕像下玩耍的两名童僧朝我走来，我赶紧举起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