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达兰萨拉的汉人

1960年4月，达赖喇嘛在穆苏里的临时居所柏拉庄园居住一年后，迁居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英印时期，住在德里一带的英国人曾把达兰萨拉辟为避暑之地，以逃避印度平原酷热的夏季，还在山腰里修建了一座名叫“荒野中的圣约翰”的圣公会教堂。英国总督甚至考虑过把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设在达兰萨拉。可是，1905年，达兰萨拉发生了一场地震，教堂的钟楼倒塌，英国人遂放弃了这个想法。当达赖喇嘛率领噶厦和他的家人迁居达兰萨拉时，他们见到的是一片荒山野岭，山梁上，现在被称为“小拉萨”的小镇马克利奥德甘吉，只有几座低矮的小屋和一座废弃了的森林公园。

很快，流亡各地的西藏难民相继而来，在昔日的森林公园里支起帐篷，权且安身。最初的几年里，除了个别西方慈善组织派来的医生或短期工作人员，以及偶尔前来的廖廖几名西方记者，“达兰萨拉”对世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达兰萨拉”在中国的官方语汇里，还被称为“藏独大本营”，是一个被极力妖魔化的地方。

不过，事情正在悄然变化。过去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每年都吸引大量西方信徒和游客，如今却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汉人。他们有的是专程前来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来此与流亡藏人直接交流，了解“西藏问题”中的藏人观点；有的千里迢迢来参加法会，或者听尊者讲经；也有海外民运人士， 不过更难得的，是一些悄悄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普通大陆人。出于安全考量，他们返回中国大陆之后， 不会把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合影公开，也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的达兰萨拉经历，但是，这些人来到达兰萨拉，给流亡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偶遇大明星
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信徒，这套程序都是必须遵守的。事先预约之后，来客必须在觐见时间之前至少半小时，来到法王府的接待室登记，填一张简单表格，通过安全检查，然后，一名印度工作人员翻开一本厚厚的老式登记簿，填写来客信息，请访客签名。诸事办妥之后，有人把来客带领到尊者会客室旁边的等候室，等待尊者接见。

有天下午走进接待室，里面已经有一男数女，正在一边忙乱地登记，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说得是广东话，有时候又改成国语。他们家常打扮，男人中等个子，女人素面朝天，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我一边等， 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听到他们说觐见的事儿，他们给尊者带来了礼物，还带来佛珠等请尊者加持。接着，这小群人热热闹闹地离开接待室，通过安检。大约一小时后，我在等候室又遇到这群人。他们从会客室走出来，进入等候室，各自坐下，面色沉静凝重，说话声音压低了很多。几分钟后，这小群人鱼贯而出。

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居然是几位名声显赫的港台影星，是那种通常在公共场所出现，一定会引来“狗仔队”，或影迷们要求签名合影的人物。我对朋友戏言，说自己失去了发一注小财的机会——当时我就带着相机，本来可以拍到这几位大明星素面素服家常照的。不过，当时别说拍照了，说来惭愧，我压根儿就没认出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原来前来达兰萨拉觐见尊者的大明星们，远不止一个李连杰啊。这些大明星的“粉丝”们知道他们原来也是尊者的信徒，是否会产生“明星效应”呢？


从西藏走来的“甲喇嘛”
这位穿着黄袈裟，足蹬旅游鞋的现代行脚僧，是按照藏人朝圣的路线，从喜马拉雅山北，通过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然后辗转来到达兰萨拉的。他除了肩上背的背包，别无他物。他不懂英语，只会一点点藏语，就这么一个人来了。在达兰萨拉，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大清早下了车，他站在街头，不知上哪儿去。这时候，他遇到一位会汉话的年轻藏僧，把他带到我住的那家旅店，为他订了最低价格的房间。然后把他带到旅店的露天茶座休息，正好遇到我。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自称“甲喇嘛”的青年僧侣。

他来自东北某省，20出头就落发为僧。身为独子，做出这个决定，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甲喇嘛”义无反顾地走向藏地，进入五明佛学院学习。学业尚未结束，五明佛学院被强行关闭，各省宗教局来人，把来自本省的人押送回去。“甲喇嘛”被迫中断学业。风头过后，他飘然而去，再次走向高原，进入一座著名寺院，师从某位高僧，继续研习佛法。就这样，这位年轻法师，在藏地前后生活了九年，有幸跟随数位高僧修行。

“这次来印度，”法师操着东北口音说，“一是为了朝圣，二是受家乡一些佛教徒委托，带一笔钱，供养在境外的僧人。”我听了心头一暖：几十年来的妖魔化，显然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失去判断力。正相反，长期编造谎言的人，到头来往往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再也看不见真实。

我叫他赶紧去法王府接待室，提出拜见达赖喇嘛的申请。“尊者时间很紧，现在他正好在山上，”我说。

“没关系，”甲喇嘛回答我，“其实我倒不一定要占用他的时间。打坐的时候，我常常很清楚地看到他。”

后来，“甲喇嘛”告诉我，他把带来的一大笔钱送到法王府时，有幸拜见了达赖喇嘛。说着，他从颈上拉出一条银链，链子下面系着一个约三，四寸大小的精致银盒，象个小神龛。他打开神龛的小门，小心地取出一尊高约两寸的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达赖喇嘛赠送给他的佛像。告别时，他对我说：“日后有缘再见！”

次日，“甲喇嘛”怀里揣着这尊佛像，前往菩提迦耶朝圣去了。


手摇转经筒的安徽汉子
他皮肤晒得黝黑，留着“寸头”，衣着普通，神情忠厚朴实，一眼看上去就像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民工，那些在大城市里出大力，却不被城市收留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带着一只做工相当精致的转经筒。在法王府接待室遇到他时，转经筒放在藏式长凳面前的茶几上，他正在犯难：他一点不懂英文，不知道怎样填写登记表。接待室的工作人员不懂中文，无法向他解释。正好这时我走进来，工作人员于是请我翻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护照。

填完表，我们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来自安徽，是噶玛巴仁波切的信徒，此次专程前来庆祝噶玛巴的生日，有幸得以拜见法王。安检时，工作人员请我翻译，告诉他不可以带相机和手机，请他把包留在安检处，只携带请尊者加持之物。他手忙脚乱地从藏式挎包里掏出哈达，念珠，和一个厚厚的信封，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供养。就在这时，暴雨倾盆而下。工作人员打着伞，把我和他一同带进等候室。

他的拜见被安排在小客厅。一辆白色吉普车把尊者送到会见室走廊的台阶前。尊者下车，走进会客室宽阔的走廊。我站在大客厅门口，看着安徽汉子低低躬腰，双手捧着雪白的哈达，走到尊者面前，哈达举至齐眉，叫了一声“法王”，声音随即哽咽。尊者双手接过哈达，安徽汉子立刻双膝跪下，匍匐在尊者脚下。

我为之深深动容。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宗教信仰在中国受到毁灭性摧残。暴力革命毒化了社会，毒化了人们的心性，也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取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信仰是无法靠宣传攻势来击败的。官式的“世界佛教论坛”，没有世人公认的精神领袖，不过是主旋律之下的一场表演。千金打造出美仑美奂的寺庙，可以成为景点，却不会成为圣地，虔诚的佛教徒们，依然会不辞劳苦，千山万水来到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他们带来的供养，祈请他的祝福。

我不禁回忆起，有一次采访尊者时，我问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蔑攻击你，你是否为此生过气？哪怕只有一次？”尊者回答说：“没有。一次也没有。相反，我可怜他们。”接着，他诙谐地说：“我想他们肯定嫉妒我。因为我比他们更受世人欢迎。”

若干年前，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对他的支持者们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

现在，是让中国人民的心来说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