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来到达兰萨拉的汉人

1960年4月,达赖喇嘛在穆苏里的临时居所柏拉庄园居住一年后,迁居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英印时期,住在德里一带的英国人曾把达兰萨拉辟为避暑之地,以逃避印度平原酷热的夏季,还在山腰里修建了一座名叫“荒野中的圣约翰”的圣公会教堂。英国总督甚至考虑过把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设在达兰萨拉。可是,1905年,达兰萨拉发生了一场地震,教堂的钟楼倒塌,英国人遂放弃了这个想法。当达赖喇嘛率领噶厦和他的家人迁居达兰萨拉时,他们见到的是一片荒山野岭,山梁上,现在被称为“小拉萨”的小镇马克利奥德甘吉,只有几座低矮的小屋和一座废弃了的森林公园。

很快,流亡各地的西藏难民相继而来,在昔日的森林公园里支起帐篷,权且安身。最初的几年里,除了个别西方慈善组织派来的医生或短期工作人员,以及偶尔前来的廖廖几名西方记者,“达兰萨拉”对世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达兰萨拉”在中国的官方语汇里,还被称为“藏独大本营”,是一个被极力妖魔化的地方。

不过,事情正在悄然变化。过去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每年都吸引大量西方信徒和游客,如今却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汉人。他们有的是专程前来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来此与流亡藏人直接交流,了解“西藏问题”中的藏人观点;有的千里迢迢来参加法会,或者听尊者讲经;也有海外民运人士, 不过更难得的,是一些悄悄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普通大陆人。出于安全考量,他们返回中国大陆之后, 不会把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合影公开,也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的达兰萨拉经历,但是,这些人来到达兰萨拉,给流亡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偶遇大明星
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信徒,这套程序都是必须遵守的。事先预约之后,来客必须在觐见时间之前至少半小时,来到法王府的接待室登记,填一张简单表格,通过安全检查,然后,一名印度工作人员翻开一本厚厚的老式登记簿,填写来客信息,请访客签名。诸事办妥之后,有人把来客带领到尊者会客室旁边的等候室,等待尊者接见。

有天下午走进接待室,里面已经有一男数女,正在一边忙乱地登记,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说得是广东话,有时候又改成国语。他们家常打扮,男人中等个子,女人素面朝天,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我一边等, 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听到他们说觐见的事儿,他们给尊者带来了礼物,还带来佛珠等请尊者加持。接着,这小群人热热闹闹地离开接待室,通过安检。大约一小时后,我在等候室又遇到这群人。他们从会客室走出来,进入等候室,各自坐下,面色沉静凝重,说话声音压低了很多。几分钟后,这小群人鱼贯而出。

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居然是几位名声显赫的港台影星,是那种通常在公共场所出现,一定会引来“狗仔队”,或影迷们要求签名合影的人物。我对朋友戏言,说自己失去了发一注小财的机会——当时我就带着相机,本来可以拍到这几位大明星素面素服家常照的。不过,当时别说拍照了,说来惭愧,我压根儿就没认出他们。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原来前来达兰萨拉觐见尊者的大明星们,远不止一个李连杰啊。这些大明星的“粉丝”们知道他们原来也是尊者的信徒,是否会产生“明星效应”呢?


从西藏走来的“甲喇嘛”
这位穿着黄袈裟,足蹬旅游鞋的现代行脚僧,是按照藏人朝圣的路线,从喜马拉雅山北,通过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然后辗转来到达兰萨拉的。他除了肩上背的背包,别无他物。他不懂英语,只会一点点藏语,就这么一个人来了。在达兰萨拉,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大清早下了车,他站在街头,不知上哪儿去。这时候,他遇到一位会汉话的年轻藏僧,把他带到我住的那家旅店,为他订了最低价格的房间。然后把他带到旅店的露天茶座休息,正好遇到我。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自称“甲喇嘛”的青年僧侣。

他来自东北某省,20出头就落发为僧。身为独子,做出这个决定,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甲喇嘛”义无反顾地走向藏地,进入五明佛学院学习。学业尚未结束,五明佛学院被强行关闭,各省宗教局来人,把来自本省的人押送回去。“甲喇嘛”被迫中断学业。风头过后,他飘然而去,再次走向高原,进入一座著名寺院,师从某位高僧,继续研习佛法。就这样,这位年轻法师,在藏地前后生活了九年,有幸跟随数位高僧修行。

“这次来印度,”法师操着东北口音说,“一是为了朝圣,二是受家乡一些佛教徒委托,带一笔钱,供养在境外的僧人。”我听了心头一暖:几十年来的妖魔化,显然并没有让所有的人失去判断力。正相反,长期编造谎言的人,到头来往往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再也看不见真实。

我叫他赶紧去法王府接待室,提出拜见达赖喇嘛的申请。“尊者时间很紧,现在他正好在山上,”我说。

“没关系,”甲喇嘛回答我,“其实我倒不一定要占用他的时间。打坐的时候,我常常很清楚地看到他。”

后来,“甲喇嘛”告诉我,他把带来的一大笔钱送到法王府时,有幸拜见了达赖喇嘛。说着,他从颈上拉出一条银链,链子下面系着一个约三,四寸大小的精致银盒,象个小神龛。他打开神龛的小门,小心地取出一尊高约两寸的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达赖喇嘛赠送给他的佛像。告别时,他对我说:“日后有缘再见!”

次日,“甲喇嘛”怀里揣着这尊佛像,前往菩提迦耶朝圣去了。


手摇转经筒的安徽汉子
他皮肤晒得黝黑,留着“寸头”,衣着普通,神情忠厚朴实,一眼看上去就像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民工,那些在大城市里出大力,却不被城市收留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带着一只做工相当精致的转经筒。在法王府接待室遇到他时,转经筒放在藏式长凳面前的茶几上,他正在犯难:他一点不懂英文,不知道怎样填写登记表。接待室的工作人员不懂中文,无法向他解释。正好这时我走进来,工作人员于是请我翻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护照。

填完表,我们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来自安徽,是噶玛巴仁波切的信徒,此次专程前来庆祝噶玛巴的生日,有幸得以拜见法王。安检时,工作人员请我翻译,告诉他不可以带相机和手机,请他把包留在安检处,只携带请尊者加持之物。他手忙脚乱地从藏式挎包里掏出哈达,念珠,和一个厚厚的信封,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供养。就在这时,暴雨倾盆而下。工作人员打着伞,把我和他一同带进等候室。

他的拜见被安排在小客厅。一辆白色吉普车把尊者送到会见室走廊的台阶前。尊者下车,走进会客室宽阔的走廊。我站在大客厅门口,看着安徽汉子低低躬腰,双手捧着雪白的哈达,走到尊者面前,哈达举至齐眉,叫了一声“法王”,声音随即哽咽。尊者双手接过哈达,安徽汉子立刻双膝跪下,匍匐在尊者脚下。

我为之深深动容。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宗教信仰在中国受到毁灭性摧残。暴力革命毒化了社会,毒化了人们的心性,也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取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信仰是无法靠宣传攻势来击败的。官式的“世界佛教论坛”,没有世人公认的精神领袖,不过是主旋律之下的一场表演。千金打造出美仑美奂的寺庙,可以成为景点,却不会成为圣地,虔诚的佛教徒们,依然会不辞劳苦,千山万水来到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他们带来的供养,祈请他的祝福。

我不禁回忆起,有一次采访尊者时,我问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蔑攻击你,你是否为此生过气?哪怕只有一次?”尊者回答说:“没有。一次也没有。相反,我可怜他们。”接着,他诙谐地说:“我想他们肯定嫉妒我。因为我比他们更受世人欢迎。”

若干年前,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对他的支持者们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

现在,是让中国人民的心来说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