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伴是桑杰嘉。倒霉的桑杰刚刚陪同工作狂唐丹鸿去南印度,回到德里的当天下午就到机场去接我。就这样,桑杰被一个工作狂移交给了另一个工作狂。去年唐丹鸿和我在达兰萨拉采访,桑杰不幸做了我们的翻译,更不幸的是他翻译得非常棒。今年我们俩再次去达兰萨拉,都要求桑杰继续做我们的翻译。为了错开时间,我们俩还事先商量好,她7月中旬去;我先到台北、香港为《1959 拉萨!》做宣传,同时在两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资料。等到丹鸿的工作基本完成,我再“接收”桑杰。8月31日,唐丹鸿、桑杰嘉和我兵分两路:她和家人返回以色列,我跟桑杰去南印度。
火车准点出发。桑杰和我乘坐的是二等空调卧铺车厢。一节车厢里有若干小隔间,拉上布帘子,至少睡觉不是大问题。印度的乡村比城市好多了,大片农田,满目苍绿,感觉相当不错。原以为印度人口众多,到处都拥挤不堪,到了乡间才知道,其实并非如此。沿途不少土地并未开垦,大概是因为印度可耕种的面积很多,不必像中国的江南一样,田边地角都种着什么东西。一路上没多少风景可看,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偶尔有点丘陵,田地间不时耸出一座印度式佛塔。裹着莎丽的女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夕阳下,她和她照看的羊在像一座群雕。我时睡时醒,大部分时间半睡半醒,晃荡了将近两天两夜,火车终于到达Hubli。
西藏难民定居点离Hubli 30多公里。桑杰和我在Hubli火车站找到一辆出租车,车资600卢比。车开过几条遍地垃圾的小街,驶出城外,进入高速公路。路两边是碧绿的田野,令人精神一爽。车在高速上开了一段,从左边驶下一条没有标记的便道。路况还算不错。越往前路越窄,穿过几个印度村庄,车子开上一条只供一辆车行驶的土路。土路径直开入一片树林。一只白毛黑面猴子从土路左边的树林里窜出来,笨拙地蹦跳着穿越土路,冲进路右边的树林里。一直硕大的蛙紧跟着蹦过。在印度开车,除了高速公路,别想开快车。司机一路上不停地躲避牛、狗、猴子、公鸡、蛙、鸟、还有头上顶着一大捆青草的农人。
汽车驶出树林,眼前出现一大片农田。地里种着玉米和稻子,高高的椰子树上挂着绿色的果实。汽车拐个弯,绿油油的田野里出现一座藏式楼房,紧接着是寺院的金顶。定居点到了。
汽车驶入寺院,开进一座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座上层藏式楼房,毗邻的是一座两层小楼。藏式楼房是哲蚌寺果芒扎仓的图书馆,建于1982年;两层小楼是果芒扎仓的小旅店。今后的几天里,这里就是我的“基地”。从德里直接去南印度,是想躲过达兰萨拉雨季的尾声,没想到南印度今年多雨,在哲蚌寺的6天里,只有几小时晴天,刚来得及拍几张稍微像样点的照片。
这个定居点的第一代流亡藏人大多数是卫藏人,其中不少来自阿里。他们逃亡的原因多种多样,逃亡的时间从1959年到文革期间的都有。访谈中还遇到为了躲避当民工而逃亡的。原来当年“平叛”和中印战争期间藏民的“踊跃支前”不过是个忽悠,那时候一有风吹草动就到到各村登记,年富力强的男人去驮物质,女人去修路,有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一年。“支前”给不给钱? 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最多的时候一天付3块钱。我访谈的这名藏人说,67年中印边境有小摩擦,我军又派人到他的村里去登记。他见势不妙,拔腿跑了。这种事儿,国民党干叫做“拉伕”,我党做呢,叫“支前”。
这个定居点第一批建立时,只有300人。现在有4000多人,拥有4500英亩土地。这些地是印度政府租借给他们的。印度人不仅接受十万西藏难民,还拨给他们大量土地,政府出资为他们建立学校,允许藏人在定居点建立寺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反观汉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融化政策,真不好意思说汉民族”博大宽容“。
哲蚌寺现在正是”消夏“期间,一年一度的大考刚结束,僧人们放假一周。因此,我没能拍到僧人们学习的照片,倒是有机会拍到僧人们的日常生活。过几天把照片整理出来后,将在博客上介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太好了。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到这些,从这里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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