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已离任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领事仁真洛色（韦刚）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近二万字的长文，和一位“旅美学人”谈西藏问题（“旅美学人：与藏族外交官谈西藏问题与中美关系”共识网： http://goo.gl/ayEfu ）。这是一篇典型的对内宣传文章，谈西藏问题的历史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读来给人以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是中国文革年代的作品。这样的宣传文字，只有在一个封闭的，只允许单一信息来源，严密镇压一切反对意见的地方，才有忽悠民众以一时的作用。这种文章是经不起讨论的。只要有人出来质疑讨论，那篇洋洋洒洒的文字立刻漏洞百出。

“西藏问题”是美国制造的吗？

韦刚先生开篇就借“国内许多学者”的口说，“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问题’。”他说美国中情局在1949年后涉入分裂西藏活动，指挥和策动藏区叛乱，等等，造成了今日之“西藏问题”。他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中国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的确会完全不同”，“如果美国就此放弃插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许就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僵局”。

韦刚先生提到了拉莫次仁的藏文回忆录和美国中情局人员公开出版的回忆。研究西藏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拉莫次仁是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助手。于是，这段有关西藏问题历史的说法，似乎是来自于达赖喇嘛方面的人和美国中情局的内部人员，确乎是可靠的史实了。韦刚先生在这里忽略了一切细节，不动声色地使用了一个老套的宣传技巧：倒果为因。

今日西藏问题，来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藏区的事变。这些事变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发生了什么，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家庭，至今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国内的当事人和学者，是不能自由而公开地讨论这些事变的。如此禁忌必有欲图掩盖之事。韦刚先生既要把中国在西藏的麻烦推给美国，又要继续掩盖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变，就只能半遮半掩，直接跳向结论。他不能让读者停下来思考，不能让读者有问一个为什么的机会。他说，“美国中情局在1949年后涉入分裂西藏活动”。这“1949年后”到底是什么时候？中情局又是怎样“涉入”的？他为什么不说得稍微具体一点，为什么不提另一个现代藏史上更重要的年份，1956年呢？

事实上，1949年前后的西藏，还处于封闭状态的最后阶段，英国已经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退出了印度次大陆，而美国对西藏内部的状况以及即将到来的变故，还处于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解放军占领藏区以前，最早对即将到来的藏地变故发出警讯的，是康区的商人邦达仓家族，也就是韦刚先生的四川甘孜同乡藏人。他们委托在四川的英国传教士乔治·帕特森前往印度噶伦堡，向印度和英美发出中国将占领四川藏区并入侵西藏的警讯。印度政府排斥帕特森的警讯，坚称中国政府会和西藏政府谈判，达成和平的协议而不会入侵西藏。他们甚至一度要把“危言耸听”的帕特森赶出印度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对西藏事务采取任何行动。韦刚先生说的“1949年后”，如果包括1949年，那就是无中生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世界进入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美国中情局人员产生了在西藏搜索情报的需求，也愿意帮助藏人。可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帮助藏人只能是通过西藏政府，而这就需要西藏政府自己要求帮助，至少是愿意接受帮助，但他们对此长久没有肯定的结论。美国中情局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向西藏政府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中国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可以选择流亡，美国将为流亡的达赖喇嘛提供生活等帮助。而年轻的达赖喇嘛刚刚接受了西藏政治权力，不到迫不得已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子民。在解放军即将占领拉萨前，他率领官员和近亲，前往藏印边境的亚东避难。达赖喇嘛的哥哥为了他的安危，竭力劝说他出走流亡，而他在自己的经师和三大寺的劝说下，决定返回拉萨。 在张经武经印度来亚东见到达赖喇嘛以前，达赖喇嘛就作出了返回拉萨的决定。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为了安定局面，为了让高原雪国免于刀兵之灾，忍辱负重，和解放军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官员合作。1954年，他和班禅喇嘛应邀率领西藏僧俗两界的众多人士，访问北京和中国内地城市。毛泽东多次向达赖喇嘛承诺，中国政府到西藏来“只是”为了帮助西藏，西藏将来还可以打出自己的旗帜，中国在西藏的任何变革，都要在西藏方面自己愿意的前提下才展开。直到1955年达赖喇嘛启程返回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仍对中国帮助西藏的物质进步抱有很大希望。这就是有些西方藏学家所说的“中国和西藏的蜜月时期”。

显然，在西藏被占领的最初几年里，美国中情局对西藏事务即使想做些什么也做不到，因为那时期的西藏政府，根本不愿意中情局插手做任何事情。韦刚先生用“1949年后”的说法，把这个阶段一笔带过，不提美国中情局正式开始西藏作业的时间点，正是要掩盖这一变化的原因，那就是1955-1956年藏区的重大变故。

就在达赖喇嘛一行返回拉萨的一路上，事情似乎和前一年去北京的时候不一样了，以至于1956年达赖喇嘛争取到印度去参加佛祖涅磐2500年朝圣的时候，就想留在印度不归。他想流亡的愿望惊动了中国，周恩来与贺龙在出访和归途中两次特地途径印度，动员尼赫鲁一起，说服达赖喇嘛回拉萨。也就是在一时期，美国中情局和藏人武装取得联系，开始在西藏的作业。那么，这1955-1956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55-1956年间，中国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区，展开“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这一运动是完全按照汉地土改的动员方式进行的。以政府和解放军武力作为后盾，在四省藏区开展“群众斗争”，批斗部落领袖和寺庙高僧，没收土地和寺庙财产，侮辱藏人的僧俗领袖，强行收缴藏人自有的武器。这些做法，是藏人所无法接受的。特别是毁寺灭佛、侮辱僧侣和没收武器，把藏人逼到了忍无可忍只有反抗的绝地。于是，各地藏人纷纷暴动。

就在韦刚先生的家乡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6年2月15日色达暴动，打响藏人反抗第一枪，2月25日白玉暴动，28日理塘暴动，29日新龙暴动，3月2日德格暴动，5日雅江暴动，20日乡城暴动，21日巴塘暴动。到三月底，全州18个县45个乡藏民暴动达16,000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56年春天也纷纷发生暴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夏河）在6月8日暴动，划归西藏的昌都从7月起发生暴动。《新中国国防大事记》记录，1956年四川43个县参加暴动人数达十万以上。青海省1958年起的暴动人数超过十三万。

1955-1956年开始的“民主改革”以及藏人的反抗暴动，都是发生在四省藏区，这些地方在行政上已不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管辖，但是寺庙和民众还是认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所以，作为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西藏的最高领导，达赖喇嘛无法阻止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四省藏区的反抗，一开始是各地自行其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反抗藏人向拉萨政府呼吁，却得不到拉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信表示关切和焦虑，却得不到回音。

至今已经公开的档案、文件、回忆录和海内外藏史学者的研究，已经确认了无数证据，可以证明1955-1956年开始的藏区暴动，是中共在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逼迫下发生的。“民主改革”是因，藏人暴动是果。这些暴动遭到中共严酷镇压。1957年“中央三月指示”明确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至于“政治争取”，也就是“劝降”，“三月指示”说：“打一些好仗，才能争取。”（《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28页）

于是“改革”渐渐蔓延成一场战争，是导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因。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所以，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韦刚先生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

藏区遭受“民主改革”和藏人被迫反抗，以及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乡城桑披寺被解放军空军轰炸的消息，通过印藏间商人的传统商路传到印度，美国中情局获得这一信息后，仍然迟迟无法向反抗藏人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必须确定一个接受帮助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得自己要求外界的帮助。他们希望西藏政府明确表示藏人需要帮助。可是，达赖喇嘛和拉萨政府仍然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维持着和驻藏解放军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合作，不能向四省藏区的反抗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不能接受来自美国中情局的援助。

四省藏区的反抗暴动，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从而蔓延成一场战争。在理塘商人贡保扎西整合部分反抗藏人，组成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以后，美国中情局才找到了提供帮助的对象。而中情局在西藏的作业，一是情报收集，二是帮助藏人获得游击战的战术和一些武器。第一批接受中情局训练的六位藏人，全部是四川省理塘藏人，他们到达塞班岛接受训练的时候，已经是1956年12月了，这时候，解放军在四川藏区的第一波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

可以确定的史实是，当年藏人的反抗，根本不是美国中情局策划和组织的，而是中共在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逼迫引发的。是藏人的反抗暴动起来以后，中情局才有机会提供训练和武器帮助。韦刚先生故意倒因为果。

“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什么

韦刚先生说，“如果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中国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的确会完全不同”， “是否有美国的资助和扶持，直接关系到达赖喇嘛和他领导的政治团体在国际上的露面程度及政治生存”。韦刚先生想说的是，当代西藏问题是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才形成的，没有美国的资助和扶持，就没有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上的生存，就没有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了。

这一说法，只能忽悠封闭环境下的国内民众，经不起对具体内容的细节考察。对“西藏当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应该包括境内和境外的藏人。

1959年以后，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三区，全面实行“民主改革”。韦刚先生大概也不会不同意，那是“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的。那么，“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些什么是“的确会完全不同的”呢？

1959年后的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通过“民主改革”完全破坏了藏区的社会结构，同时进入了合作化。

韦刚先生的故乡甘孜藏族自治州原有540座寺院，在被称为“民主改革”的藏区社会改造期间，除了7座之外，其余悉被被关闭、拆除、毁坏。寺院中的财富统统“不翼而飞”。以德格八邦寺为例，“据1958年‘四反’时统计，八邦寺重要文物，有大型镀金菩萨7尊，各类红、黄铜菩萨9835尊，较珍贵的唐嘎10150幅，各种经书32400余部，印版129845块，其它佛具3000余套。”经过“民改”之后，“1987年（德格）县宗教局统计， 全县57座寺庙(不含格萨尔纪念堂) 主要文物有唐嘎2402幅，塑像2128尊，其它各种佛事用具，经书30316件(部)。”（《德格县志》420页）

再看建于1560年的四川石渠县嘎依寺：“经堂楼上珍藏15尊纯金小佛像， 114个铜质键金佛像， 8个佛塔， 800余卷经书。”（《石渠县志》471页）

 请教韦刚先生，八邦寺的近万座佛像、12多万块印版、3万多部经书到哪里去了？  嘎依寺的15尊纯金小佛像现在哪里？甘孜未在“保留寺院”之列的503座寺院中，曾有多少金银铜佛像和法器？下落如何？

除了寺院财富之外，民间财富也没能逃脱。仅在色达牧区，“（1959年12月）县工委对前段时间没收的财产进行总结: 牛16759头， 马929匹， 羊6877只，黄金23两，金粉10两，银元33354元，银宝167个，银器833件，人民币11460元，珠宝50斤零9162颗，外币6240元，藏洋6756元，手表4只，酥油10638斤，奶渣2614斤，茶叶26730斤，粮食61986斤，牛、羊皮7307张，各种服装19824件，帐篷25顶，生活用具2553件。”（《色达县志》11页）

在藏区“没收的金银珠宝按照规定上缴国库”（《道孚县志》327页）。那么，我以一个独立民间研究者的身份，谦卑地请教外交官韦刚先生和不具名的政治学教授：在这段武力逼迫的“西藏当代历史进程”中，整个藏民族被“上缴国库”的金银珠宝到底有多少？价值几何？

“当代进程”的结果，藏民族被强行纳入中共体制，大规模地掠夺财产导致了藏民族的集体贫困。在“合作化”和“大办食堂”时，青海果洛的牧民每户“留一顶牛毛帐房、一口锅、一把勺子、一把茶壶、一个糌粑箱、一个‘酷毛’（烧火吹风用）和一人一个碗，其余东西一律收缴到大队库房。”（《果洛见闻与回忆》116页）

紧随“民改”的是粮食高征收和统购统销。

新龙县1957-1960粮食征购数据

年份	总产 （万斤）	比上年增/减比例	征购总数 （万斤）	增加比例
1957	779		74.57
1958	887	13.9%	86	15.3%
1959	1095	23.4%	126.89	47.5%
1960	950	减少14%	239.64	88.9%

来源：《新龙县志》170页

若尔盖县部分年度粮食征购数量
  

年份	总产量（合计）	征购（合计）	征购量占产量比例	增加比例
1955		550.5（百公斤）
1957		1106.5		101%
1958	311.0（万公斤）	2767	8.9%	150.1%
1960	695.5	11530.5	16.58%	316.7%
1962	749	15177.5	20.26%	31.6%

来源：《若尔盖县志》256、398页

如此高征收势必造成饥荒。在历史上，藏区遇到自然灾害造成食品短缺的时候，有特殊的救助系统，这就是遍布藏地的寺庙。藏人在丰年有盈余的时候，都主动地把盈余的食品和财富捐献给寺庙，由于高原气候因素，寺庙能够长期保存这些粮食和财富，在遇到灾荒的时候用于救助。但是，在藏区“平叛”镇压以后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大多寺庙已经被捣毁，存粮已经被没收运走，原有的救助系统已经不存在。在交通困难，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得不到救助，没有其他粮食来源，结果可想而知。

藏区大饥荒是我研究中最困难、资料最少的一部分。国内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们通常使用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可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藏区人口数据极其混乱，公开发表的数据和内部掌握的数据相差极大，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人口数据至少被修改了三次，每修改一次，人口基数就随之减少，用来掩盖镇压和大饥荒造成的大幅度人口下降。因此，通过人口数据来研究藏区饥荒十分困难，最多只能做到局部地区的研究。不知领事和教授就此是否能赐教？ 请不要给我1953年到1990年藏人人口增长数据。整体的人口增长并不等于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内的人口持续增长，但却会掩盖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于某种历史事件导致的人口猛然下降，这是高中生都懂的常识。

以国家权力掠夺一个民族的财产被冠以“民主改革”的美名，保卫家园却被扣上“武装叛乱”的罪名，被大批正规军用现代武器镇压。我根据国内公开出版的资料中统计出，1956-1962年，在西藏三区无数次“平叛”战斗中被“歼灭”（死伤俘降）的藏人数据：34万6千。这仅仅是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包括被迫逃离家园的男女老幼，但不包括后来在“防叛”中，按照总人口一定比例被捕、被关押或死于监禁的藏人。卫藏地区抓捕比例为总人口的2%；青海被捕人数高达10%-15%，部分地区，如果洛州班玛县，1961年该县复查71个案件，其中68人是“已决犯”，也就是“先杀后查”。1981年该县复查1958年的“平叛扩大化”案件时，复查了1565人（没有说明复查人数是否与当年捕办人数相同），除了140人维持原判，其他全部“平反改正”。1565人是什么概念？ 1955年班玛县藏族人口为9270人，1958年该县捕办人数至少为1955年总人口的16.9%。（《班玛县志》279页）如果加上人数不明的战场死亡人数，可以说1958年该县至少有接近20%左右的人口被杀被关，差不多是平均每家一人，这就是所谓“民主改革”。

在官方正史中，1956-1962年中共在西藏三区对藏人的滥杀被称为“平叛扩大化”。“扩大”到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批准对青海藏区的“平叛扩大化”平反，玉树州的平反率为98.52%，果洛州为83.6%，黄南州为71.64%。在没有发生“叛乱”的海西州，当地干部制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案件，导致11975人被捕，后来该案被宣布为假案，平反率就是100%。韦刚外交官和不具名教授是否能提供一个我无法查找的数据：平反之时，有多少人活着走出了监狱？

如此“历史进程”，当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会尽一切力量避免；而被强加给如此“历史进程”的民族，于走投无路之时不得不寻求外援以自救，此乃天经地义。

藏民族在中共统治之下经历的苦难，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极其危难的地步。在那些年里，藏区有多少财富流失，有多少藏人死于“平叛扩大化”和随后到来惨绝人寰的大饥馑。这是藏民族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是中共在藏区的反人类罪行造成的，是一种国家罪行。连中共的干部自己都承认，中共在土改和民主改革中犯下了“极左”和“扩大化”的错误，承认了大饥荒。韦刚先生和教授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到今天还要倒打一耙，相帮洗干净国家罪行的血手。在族人的苦难面前，韦刚先生难道连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藏民族现代化的贡献

韦刚先生说，“1970年代，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利益，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 系，取消了对达赖喇嘛的资助和扶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团立即陷入空前的国际困境和生计危机。所以那个时候达赖喇嘛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 府不计前嫌欢迎达赖回归，从此也就有了中国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如此不顾事实的编造，实在是一种欺世行为。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发生了藏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亡迁徙。来自西藏三区，包括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及其周边四省的几十万藏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婴儿，抛弃家乡的一切，徒步翻越世界屋脊，追随达赖喇嘛。这一迁徙潮，没有任何人鼓动，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完全是藏族民众自发的逃难。他们想逃避的，就是中共的外族的血腥占领和统治。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中共的“民主改革”。

在这一逃亡潮中，不知有多少人在途中失去生命，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到达印度以后，由于地理、气候、饥饿、劳累、疾病而死亡。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立足未稳就面临着照顾流亡族人的艰难任务。通过达赖喇嘛的努力，流亡藏人先是在筑路营，后来是在农业定居点，渐渐地安居下来。也是通过达赖喇嘛的努力，取得了全世界民间人士和组织的同情与援助。印度政府承诺建立专为藏人学童的学校。流亡社区建立了照顾藏童的西藏儿童村。寺庙、医院、学校和致力于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合作社渐渐建立起来。藏传佛教四大流派的所有最高上师几乎全部流亡境外，藏传佛教从此开启了走向世界的新时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达赖喇嘛带领下的西藏流亡社区，成为人类史上组织最为良好的和平的政治流亡社区，在当代世界史上有口皆碑。

回顾半个世纪前，藏人流亡初期，曾经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物质和精神上的艰难困苦，很多藏人没能坚持下来，永远倒在了异国他乡。幸亏他们有他们的精神领袖，始终不移地教导他们，我们必须怀着佛教慈悲和智慧的理念，坚持佛法的教导，坚持生命的智慧，坚持在佛教诞生的地方生存下去。在流亡初期，年轻的达赖喇嘛就告诫流亡的族人，我们是难民，一年两年里我们不可能回到家乡，我们要做好安居的准备。他要族人种树，要族人建设这块流亡之地，要开展教育，要自给自足。我走过印度的很多流亡藏人定居点，到处看到藏童的学校。很多藏童来自非常贫困而偏僻的游牧家庭，是达赖喇嘛派人到他们家里，告诉孩子的父母家长，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看到，并且一再劝告流亡族人，旧时的西藏并不完美。藏文明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改革，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制度，离不开文明和科学技术。而这一切，需要长期的努力建设。流亡藏人社区在弘扬佛教，保留丰富多彩的藏文化遗产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他们在达赖喇嘛指导下通过了宪章，明确了民主制度的建设方向。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流亡社区之间一步一步建立起当代开明政治制度的同时，藏民族历史上破天荒开始民主选举。第一任民选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是一位德高望重，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高僧大德。他连任期满，今年又一次大选，经过竞选，选出了一个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出生，在流亡藏童学校开蒙，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法学家洛桑森格。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上退休，不再过问流亡藏人的政治事务。达赖喇嘛的退休和新噶伦的选举，标志着藏人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长足进步。这是多么值得藏人骄傲的成果。流亡藏人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赞扬，一点也不奇怪。

流亡藏人的成就，是半个世纪奋斗的结果，也是达赖喇嘛从流亡一开始就为族人指出的道路。全世界为达赖喇嘛的和平理念所感动，为流亡藏人的处境所感动，为流亡藏人提供了帮助，提供帮助的大多是民间组织和人士，其中包括来自台湾、东南亚和旅居欧美的汉人。我在访问过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看到外界提供修建的房屋设施，很多是个人捐助的规模非常小的援助项目，例如一个厨房，一套供水设备，一个教室等等。把流亡藏人今日之成就，说成是美国的策划与支持，那就太小看藏民族了。韦刚先生作为藏人后代，何以不顾事实，如此贬低自己的民族？

就在流亡藏人经过十几年奋斗处境渐渐好转的时候，经过了文革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等，意识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犯下的严重错误。这些领导人自己在文革中都吃过了冤假错案的苦头，现在终于对别人产生了恻隐之心，第一次用反省的眼光来看中国政府的政策。于是就有了几次西藏工作会议，就有了胡耀邦等领导亲自前往拉萨考察，有了西藏工作的纠偏。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派人秘密联系在香港居住的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邀请达赖喇嘛自己或者派代表回藏区视察，并且传达邓小平的邀请，“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嘉乐顿珠前往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汇报中国领导人的邀请，达赖喇嘛经过思考，同意让嘉乐顿珠率一个小组，回藏区亲眼看看，这些年里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又陆续派出了三个代表团。

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先是在周边省份藏区考察，然后到拉萨。在代表团到来之前，中国的干部们还想着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劝告群众不要向“奴隶主”的代表团吐唾沫扔石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代表团所到之处，藏人民众聚集，纷纷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思念和祝福，倾诉在中共统治下的苦难和冤屈。而境内藏人几十年苦难后的悲惨境况，也让代表团震惊万分，悲愤难忍。中共意识到这样做对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的风险，于是中断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进程。

这一段史实，当事人和亲历者还在，还留下了很多回忆与叙述，有照片为证。韦刚先生竟然把事情倒过来说。如此指鹿为马，还像一个正派人的作为吗？外交官和教授的“讨论” 虽然“出口转内销”，仍然不过是一种宣传。这种“讨论”只能拿到国内去忽悠，在国际学术界是拿不出手的。所以，“国际涉藏宣传”始终达不到中宣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原因很简单：罔顾事实、编造历史的宣传经不起质疑。

韦刚先生和旅美学人的对话，通篇充斥着这样的指鹿为马，颠倒因果。这种中宣部产物的致命点，是藐视读者的基本良知和智慧，于是表现出绝对愚蠢的傲慢。这位旅美学人有一段话：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刚好在北京。一边近距离观察事态，一边也不断收听美国之音的事态动向广播。美国之音的报道总让人感到事态非常严峻，待 在北京非常危险。在美国的亲友也来电催我返回。但身处北京的我，却感到北京的人们生活一切如常，大街小巷其实很平静。政治上也没有觉得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 政治转向或大清洗，大专院校中参与上街游行的师生也很快恢复正常上课，我感觉没有任何必要离开北京，后来整个暑假下来的确也平安无事。”


别忘了，经历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人，大多还活着，还没有忘记。怪不得他连大名也不敢亮出来。就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发展，我愿意与教授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媒体上讨论，唯一的条件是：讨论必须公开，发表也不可修改。


至于中共的前外交官韦刚先生，以藏人后代的身份来谈论西藏问题，虽然更有利于宣传工作的效果，却应该记得我们汉人有句话：“文章千古事”。写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就是历史，不仅今人会读，后人也会读的。所以，开口之时不要突破道德底线，最好还是顾及基本事实。否则，你现在何以面对自己乡亲父老的冤魂，将来又何以面对自由的藏民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