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对韦刚(仁真洛色)先生的答复



韦刚(仁真洛色)先生在共识网上对我的博客文章作了答复。韦刚先生现在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我作为独立研究者,珍惜任何一个学术交流的机会。但是,在共识网上,就像在国内任何言论平台上一样,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讨论不是对等的。韦刚先生的任何文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而我的文章,只能出现在墙外。我们的读者是绝大多数沉默的中文读者,必须翻墙来专门寻找才能读到我的“一面之词”。如果共识网为我和韦刚先生开辟一个对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平台,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交流机会。可惜这样就会连累得共识网也“被墙”了。个中缘由,人皆知之,说明了什么问题,却非常深刻。韦刚先生不会说不知道原因吧?


如果我能够和韦刚先生在对等的平台上心平气和地畅所欲言地交流,这对我是求之不得,对韦刚先生却会比我多一些困难。对我来说,获得多少资料就可以得出多少成果,什么样的资料和数据到我手里我都可以公开,什么样的结论我得出了就可以说出来,我完全诉诸于读者的天生良知和基本智慧,用事实来证实结论,我相信真相的力量。韦刚先生却做不到。

韦刚先生说我“情绪化”,岂敢岂敢。我说过什么人是“披着袈裟的狼”了吗?在西藏问题上血口喷人地谩骂,几乎是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和大小发言人一以贯之的做法,铺天盖地气势浩大,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相反,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层及其代表,从不恶语相向,始终希望能在下一次对话大门打开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韦刚先生,摸摸你的良心,你们骂达赖喇嘛尊者骂成什么样子了!韦刚先生和“旅美学人”的对话,说的是“西藏问题”,说“西藏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问题”,在对我的答复中却变换成“那篇文章的主题是谈中美关系中的‘达赖喇嘛问题’”。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根据中国政府的什么宣传纲领作出的调整?

至于“Tibet”这个概念,韦刚先生说得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首先搞清的概念。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最一团混水、思想力度最弱、说话最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就是中国政府和受它制约的国内学者。国际学术界几乎在每一本大部头著作中,都要说明“Tibet”是指民族和文化概念,还是政治和行政概念,或者包括全部这些概念。西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最不愿意让中国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的,是中国政府。韦刚先生怎么好意思指责别人“把四川、青海藏区发生的事搅在‘西藏’这个锅里混炒,结果是越炒越糊”。韦刚先生说清代“创制出了‘西藏’这个省的名称”,这是什么意思?是说“西藏”是一个名称,还是说“西藏”是一个省?搞学术研究的,千万不要玩弄语言的模糊度,那会弄巧成拙的。


韦刚先生出生在四川省甘孜州,是一位康巴人。照韦刚先生的说法,韦刚先生的家乡和西藏在政治上是没有关系的。韦刚先生是不是想说,既然康和西藏早就分治,在政治上早就没有关系了,四川、青海藏区发生的事就不能搅在“西藏”这个锅里“混炒”?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不搅在一起混炒,中共在康区和安多的“民主改革”就和“西藏”没有关系了?康区和安多发生的事情,就不是“西藏问题”的源头了?韦刚先生,这不是一个政治上或者行政上的划分就能撇清关系的。这要看事实,看历史上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要具体一点说When, Where, Who, What and Why。韦刚先生习惯干部序列里的表达,用大词很流利,一说到具体而言的5W,就避开了。

如果如韦刚先生说的,康区和安多“这些藏人生活地区的行政和政策从元代起至今就与西藏不一样”,就要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周边四省的国家罪行从西藏问题中撇开,谈西藏问题就只谈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事情,那么,韦刚先生一定不会不知道,当年四省藏民在中国的“民主改革”逼迫下绝地求生而暴动,以及后来四川理塘商人贡保扎西整合反抗力量成立四水六岗,再后来美国中情局协助训练的木斯塘反抗武装,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康区和安多人。美国中情局训练而空投在藏地的第一批人,理塘阿塔和洛泽,曾经到拉萨求见达赖喇嘛,转达CIA方面的要求,要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主动提出援助,被达赖喇嘛的侍卫长帕拉拒绝,他们二人只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途中才见到他。CIA空投的武器是给以康巴为主的四水六岗,不是给已经换上了解放军军装的藏军。那么,他们也应该和西藏没有关系的了。那么,为什么韦刚先生一开始就说美国制造了“西藏问题”而不说美国制造了“康巴问题”?

事实上,从清末赵尔丰,到中共“民主改革”,藏民族苦难最深重的,就在韦刚先生的家乡。你不能说这些地方早就和西藏分治,统治者就有了在这些地方做任何事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国家罪行就不是罪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人,戕害人类罪都是一种最不应原谅的罪行,无论什么“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人事变化”都不是这类罪行的借口。韦刚先生说现在对“弯路”的总结和自省铺天盖地了,好啊,你们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出了几本书来总结和自省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对西藏三区“平叛扩大化”和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公布官方数据了吗? 对平叛的过程、参战的军种、战争的目的和后果做出了学术性的分析和研究吗?根据中国官方各种资料里透露的信息,1956年到1962年,短短几年里藏民族的生命损失就达几十万,贵研究所的总结应该和这个份量相称才是。

说到“农奴制”,韦刚先生提到了戈德斯坦教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共宣传西藏的“农奴制”是从决心要在西藏搞“民主改革”开始的。那时候,西藏到底是什么历史和社会状况,连毛泽东都不知道,还要下面赶紧找材料。1959年3月”拉萨事件”发生之后,4月7日毛泽东才给汪锋写信询问西藏的情况,4月到5月间新华社《内部参考》才刊登了几篇文章,介绍西藏、甘肃和四川藏区概况,这些报导至今未向民众公开。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一直全马力全天候开足,让“农奴制”在中国人心里“深入人心”。在国际学术界,西藏的历史社会状态还多有争论。网上有篇文章“我们村的农奴们”就是根据戈德斯坦教授的的一篇文章写的,其中提到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中国政府最器重的戈德斯坦教授,他的书只有几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请问《西藏现代史·喇嘛帝国的覆灭》是100%忠实原文的译本吗?

韦刚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戈德斯坦为扎西次仁写的传记,为什么不提这本传记翻译出版中作的关键性删改?我恰好写过一篇文章,对明镜出版社出版和藏学出版社的两个中文版做过一点比较(“被修改的生命史” )。

 还是那句话,文章千古事,如果你是个学者,那就得像一个学者。做研究,要有资料,在资料面前,要诚实,要老实,不要不顾事实。

韦刚先生和我,现在都是研究者。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和韦刚先生的争论,nothing personal,不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也不受任何地方“政治正确”的制约。我不在乎看了以后谁高兴谁不高兴,我只在意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对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懵懵懂懂不知所以,或者遮遮掩掩不敢面对,那么多人的生命消失,那么多人的命运颠沛我们都不放在心上,那么我们脚下“国家利益”的道德高地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