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江琳著作：《1959：拉薩》。李江琳新著《一九五九：拉薩》重構達賴喇嘛出走真相，寫道：
「……每當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時，達賴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過了一陣，洛桑晋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首碼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三十磅，全身裝束重達七十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衆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晋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始膨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綫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洛桑晉美頹然倒地。」
其實這個畫面，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九八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昨天又去租錄影帶，有一部『Kundun』一直想看，這個藏文是甚麽意思，看完也沒明白，是活佛，還是靈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應對世界變局的那種原始態度和無奈，真是一種荒誕，達賴喇嘛凡事決策，都要讓一個巫師一類的人，穿上戲裝，狂舞進入幻覺，然後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像中國道士那一套，靠這一套應對中共，自然一敗塗地，雖然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宗教社會，但應對所謂『現代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滿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達賴喇嘛流亡出來以後，出落成一個國際級的大政治家，爭取國際社會同情滅絕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五〇年窺异象識破「紅光」
即使二十一世紀了，文明依舊可以滅絕，一如氣候變遷滅絕物種。曾經「亡國滅種」的華夏文明，苟活之後照樣轉身就去滅絕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來給李澤厚著名的「救亡壓倒啓蒙」再添一個注脚）。當年曾來「瓜分」中國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則反省他們曾滅絕南北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則又不免還得跟伊斯蘭文明你死我活。在這樣一副文明「浮世繪」下，藏傳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殘破雕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氣盎然，其中奧妙誰人能解？我唯有對自己十年前那極世俗的觀感，感到羞愧。
達賴喇嘛自己對神諭之事，多有著墨。他有一本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譯本臺北聯經一九九○年初版，康鼎譯），文字活脫出他的睿智詼諧，其中有一章《神通與神秘》，專寫藏傳佛教的秘法。達賴喇嘛有一位護法，叫金剛扎滇，五世達賴喇嘛爲他在拉薩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衝），使之可以借此降神，是爲西藏國師。達賴喇嘛寫道：
「幾百年來到現在，在新年慶典期間向乃穹請教國政，已經成了達賴喇嘛和政府的傳統了。如果有特別的疑難也可以召請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諮詢他好幾次。二十世紀的西方讀者可能認爲這種事情太離譜了。即使大部份自認為是『前進』的西藏人，對我繼續使用這種古代搜集情報的方法也存疑慮。但是我會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當我回顧以往許多次詢問神諭的經驗，事實證明每一次他告訴我的話都是正確的。」
他在第二章，尚未即位前就提到，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與國師乃穹公開會面的時候……這是給我和政府通過靈媒，針對來年事宜，諮詢西藏守護神扎滇金剛的機會。」緊接著，一九五○年夏八萬中國軍隊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西藏政府對年僅十五歲的達賴喇嘛是否即位，發生分歧，於是「付諸神諭……靈媒頂著他那巨大的、儀式用的頭飾，蹣跚搖擺地踱到我座前，獻上一條白絲哈達，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剛明示，攝政下臺，達賴喇嘛即位，他則感慨自己還是一個「無憂的年輕男子」，必須去領導一個危難民族。
達賴喇嘛走筆至此，提到當時西藏發生了地震，特別書寫了一段關于「五〇年紅光异象」的文字：「我們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漸形成，幾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東到幾乎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我聽說實際上發生在加爾各答……這不只是地震，而是個預兆……這些异象超乎科學，屬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
這是他的慧眼獨識，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赤禍」，只不過以另一種象徵語言加以預言，那却是六十年前中國大知識份子們悉數盲瞽者。
文明滅絕史：從印加到西藏
從「現代化」命題看西藏，是一個很有趣的視角。閉關鎖國、師夷長技等中國人的玩意兒，在他們仿佛都是經歷的，救亡無疑，啓蒙就未必了，他們必須堅守藏傳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標準都無法衡度這個文明。其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已是一個相當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敵環視下也兩度流亡，幷嘗試種種改革，皆功敗垂成，他臨終預言：西藏將遭到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家園、寺廟乃至達賴、班禪制度，將遭摧毀，湮沒無聞……。
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從文化輿圖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謂的「生物圈」內）二十一種文明，其中有七個存活到今天，十四個已經滅絕，藏文明尚未計算在內，未知被他幷入了「印度文明」（宗教）還是「中國文明」（地理）。其實湯因比早已說了「文明衝突」，何時成了杭廷頓的發明？湯氏極言各類文明在空間上的接觸（征服、殖民、奴役、掠奪），背後都是所謂「高級宗教」在做驅力，西方基督教從中世紀晚期至二戰烽火寂滅，已睨視環球無對手，却不料從俄羅斯冒出個「共產主義」來，定睛一看，它不過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俄國東正教。那麽，藏傳佛教所面對的那個中國霸權，是否儒家文明也披了外衣、變種、衰亡，抑或被華夏後裔自行將其也滅絕了的後果，則迄今沒有定論。
文明衝突唯有「優勝劣敗」，是個老黃曆了，湯因比大談「自然法則」，又駁斥斯賓格勒的「命運說」，但是按照他的「挑戰與應對」範式，弱勢文明的滅絕，依舊是命裡注定。《文明在空間的接觸》一章中，他逐一詮釋近代西歐與東歐、遠東、中東各文明的縱橫捭闔，卻對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幾筆帶過，定義為「應對困難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劇根源，後來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裡有了最新解釋。他潑墨重彩地書寫一五三二年底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率領八萬大軍的印加帝國皇帝，居然被手下只有一百多個烏合之衆的西班牙入侵者皮薩羅生擒，人力懸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獲西班牙國王？」給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槍炮、武器和馬匹的軍事科技、來自歐亞大陸的傳染病、歐洲海軍技術、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文字等等，遠因則是所謂「自行發展糧食生產業」（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領先群倫、所向披靡。（見王道還廖月娟譯著《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出版）這套理論，不過是把曾令大清一敗塗地的西洋「堅船利炮」說，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一八六○年僧格林沁的兩萬五千蒙古騎兵，不是也在京郊八裏橋呼嘯衝向英法聯軍，結果只有七人生還嗎？
那位可憐的印加皇帝後來被皮薩羅囚在一間小屋裡，作爲人質向印第安人索取贖金，一待黃金堆滿屋子，他就被殺掉了。戴蒙說，這個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許多殖民者和土著的衝突，跟皮薩羅俘獲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禪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輩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贖金，豈是黃金可以比擬？戴蒙特意詮釋印加帝國的天真、無知、輕率中計，背後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産生文字、新大陸的隔絕使資訊閉塞、從未面對入侵者而無從生出戒備心等等，這跟達賴、班禪兩個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見毛澤東，以及西藏輕易就簽署了「十七條」，不是有些相近嗎？請看，直到達賴喇嘛寫自傳的時候，毛澤東在他筆下還有這樣的氣魄：「如果他想把頭從左邊轉向右邊，需要花好幾秒鐘，這使得他看起來威嚴而有自信。」
無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個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鄰邦中國恰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崛起，且由一個梟雄掌控，那個自詡「秦皇漢武」的毛澤東，狂言死掉三億漢人也無所謂，而他又視征服西藏爲一大事功，藏傳佛教豈非在劫難逃？藏人低估共産黨征服的决心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也與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遑論他們還是一個不殺生的民族？在漢人的殖民統治下，藏人是無所謂「藏奸」的，能妥協就妥協，那些活佛、世俗首領，如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說都是投誠中共，但中共從來沒能從精神上征服過他們。有時我會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時代去的美國，無法戰勝不惜以十換一的越共，美國士兵的道德最後崩潰了。可是共產黨沒有道德——讀林照真的《喇嘛殺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可知解放軍的鎮壓和屠殺行徑，必須具有某種不把藏人當人的野蠻才行。這是一種怎樣的張力？
雲遊四海的和尚
雖然達賴喇嘛當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預見日後的情勢，他特別聲明「我可沒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頁）。他只是聽從了神諭。
歷史上還有一種「讓路說」，即「毛澤東寬大爲懷，給達賴喇嘛讓了一條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則他插翅難逃」。許家屯回憶，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發電報給西藏工委和張國華，指示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爲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捉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見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此處真假且不論，老毛「放生」達賴喇嘛，也可解釋爲一種權宜之計，他很知道一個信仰民族的難以征服，逼走達賴喇嘛，乃是摧毀喇嘛教的一計狠招，至少在老毛這種大流氓看來是可行的，然而他豈止是沒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上的極端短視，看不到達賴喇嘛日後傲遊世界，使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後果，這便應了那句老話：「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諭」之謂也。
無數喇嘛跟他離開高原，來到喜馬拉雅山南麓。他把築路營裡幹活的僧侶們都找回來，住進喇嘛修道所營房，誦經、辯經，用石墨寫經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區已有二百餘座寺院。（見朱瑞《十四世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這些史實證明，藏傳佛教跟隨達賴喇嘛流亡海外，才得以絕處逢生。留在西藏則是任人宰割，史實也是確鑿的，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有一句「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對此可說罄竹難書。（見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年版）
從閉塞的世界屋脊，躍入五洲四洋，那年達賴喇嘛不過二十六歲。一九七三年他首度遊訪西歐北歐十一國，並到梵蒂岡拜訪教宗；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在美國國會山莊發表《五點和平計畫》、一九八八年六月又在法國發表「斯特拉斯堡演說」；一九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學生運動不久，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他——這麽一個簡單的排列，就顯示出在漢藏兩側，一邊是暴力和墮落，另一邊則是達賴喇嘛和平善意與國際聲望的攀升。神諭指引了他一條路，但修成正果還要靠他自己。他實在有太好的修煉。
他哪裡只是一個宗教領袖？他是當代一大哲人。這個世界剛剛爬出冷戰泥淖，就一頭撞上「文明終結」，誤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銷聲匿迹，這當口，從雪域翩然而至一個和尚，用一口破英語說出來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動，仿佛天外來音。即便是爲拯救他苦難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從佛家講出一套「宇宙責任心」來，沒有博愛、諒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對大自然和動物的憐憫，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傳佛教要滅絕，這個世界和其他文明也會滅絕。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過三十年，達賴喇嘛在西方成為具有「奇裏斯瑪」（charisma）特徵的世界精神領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藝界巨星、商業钜子等等都誠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長青描繪過一幅紐約中央公園的畫面：
「把大草坪覆蓋得如同一副潑墨畫的四萬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齊刷刷地凝聚在高臺上那位身著紅色袈裟、謙恭地、合手致佛教禮的喇嘛身上。『達賴喇嘛在美國受歡迎的程度達到了歷史頂峰』，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簡直成了好萊塢巨星』，另一家大報《華盛頓時報》感嘆。此刻，美國三大電視台的錄影機和幾十部攝影記者的鏡頭，把大草坪的盛況定格、顯影到整個世界。據統計，在曼哈頓中央公園有如此規模聽衆的演講，只有羅馬教宗可以相比……」。
達賴喇嘛說，「神諭」不是人，而是精靈，「他的性格非常孤獨、嚴峻，就像我們想像中的古代長者」，「我和乃穹之間的關係是指揮官與副官的關係。我從來不向他鞠躬禮拜。乃穹才要向達賴喇嘛俯首禮拜。乃穹非常喜歡我，他一向非常照顧我。」
2010年7月22日
原载《开放》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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