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星期二

“以少胜多”的神话要掩盖什么?


1959年4月的纽约时报周刊封面。


去年在达兰萨拉研究1959”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时,曾对网上到处流传的”1959拉萨一千解放军歼灭七千叛匪“这一说法做了专题研究。 为了”拢顺“思路和资料,我有时会把某个专题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通常学术性比较强,包含很多数据,所以一般不会发表,只是在写书时摘要写进书里。 这几天整理电脑里的旧文,看到这篇未发表过的文章,觉得不妨贴到博客里,也算对”以少胜多说”的一个回答吧。


“以少胜多”的神话要掩盖什么?
1959年3月,在藏人的圣城拉萨,发生了持续两天的惨烈战斗,史称“拉萨战役”。那场战役的一些关键细节,特别是当时中藏两方的兵力,至今有不同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围绕着“拉萨驻军以少胜多,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动的武装叛乱”这一说法展开,几十年来辗转传抄,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叙述。史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依据这些年来发表的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对此做一些梳理。

“以少胜多说”的来源
关于双方兵力数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当时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分子”有7000多人,解放军仅有1000多人。这个说法源于《平息西藏叛乱》一书。这本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联合编写,1995年出版,注明“内部发行,不得引用”的书中,并没有直接提供当时中藏双方的兵力对比,但是,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平息西藏叛乱综述”中说:“人民解放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毙、伤、俘叛乱武装53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定下了“以少胜多说”的基调。

至于“7000”这个数字,则来自于该书披露的一份电报。这份1959年3月11日下午2时,西藏工委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提到:“另外据我们了解,截至10日下午,三大寺的喇嘛已有1400多人进入拉萨市区,原散布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在天黑后陆续小股(20至30人一股)向拉萨市区运动。估计加上藏军2500至3000人,现在拉萨的叛乱力量总共有6000至7000人。”。这就是关于“1000多解放军”和“7000多叛匪”数据的最初来源。

这个“7000”只是当时“估计”的数字,其中还包括“2500至3000藏军”。这段电文中并无“武装”二字,只是说到3月10日下午为止,有这些人进入拉萨市区。

在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解放西藏史》。迟浩田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解放西藏史》这部书,从策划到成稿历时6年,参加编委有80多人,大多是80岁以上的德高望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其中省军级以上领导60多人”,这本书显然是一部有关西藏的“官方正史”,权威性毋庸置疑。在这部“正史”中,却成了“三大寺武装喇嘛1400多人进入市区;潜伏郊区的叛乱分子也趁夜暗进入市区集结;大批叛乱武装分子、武装僧人和康区叛乱武装骨干分子进入罗布林卡。” “1400喇嘛”就这样变成了“叛乱武装”。

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有关炮轰药王山一节提到:“八时正,……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形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巴叛匪的指挥所”,根据这个“纪实”,光是驻药王山的“康巴叛匪”就有九千之多!这个数字大概实在太离谱,于是“正史”一锤定音:拉萨战役是3月20日凌晨开打的,根据“正史”,开战的前夜,拉萨的“叛乱武装”还是那个估计出来的7000人,没有说其中是否包括“2500至3000”藏军。

2008年12月,《兵器知识》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藏区平叛的五年艰苦岁月”的文章。该文作者徐焰少将是长期研究"西藏平叛"的国防大学教授。文章中写道:“ 3月10日拉萨暴乱发生时, 7000余名康巴等地的叛匪涌进城内,上万喇嘛和市民被发放了枪支并做了战斗编组”;文中还提到“最凶悍的是康巴叛匪,……康巴叛乱受打击后有7000 余名匪徒骨干窜入西藏。”“窜入西藏”和“涌进城内”的,不多不少都是七千余名,再加上“上万喇嘛和市民”,于是乎,“叛乱力量”就从当年西藏工委估计的“7000多人”(包括在拉萨的全部藏军)变成了将近两万人。水涨船高,该文中解放军的数字也从“1000余人”增加到“不足3000人”。

《文史精华》2009年第5期有一篇署名文锋的文章“谭冠三将军指挥拉萨平叛始末”,其中提到“我军在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1个轻型装甲连,1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只有2000多人。”根据此文,除掉“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拉萨解放军又变回1千多人了。

此外,西藏工委3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从一系列的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在《解放西藏史》中,却成了“整个拉萨的叛乱武装与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了临战状态。” 徐文则更为专业:上万名喇嘛和市民都“做成了战斗编组”,不过他没说这些“战斗组”是怎么编的。

好在除了“公开资料”之外,尚有“内部资料”,还有不同时期发表的参战人员回忆录。本文将“公开”,“内部”,以及中方参战者的回忆加以比较,或许对了解50年前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所帮助。

59年3月拉萨的藏军兵力
《西藏解放史》中提到:“随着川、青、甘、滇和西藏局部地区武装叛乱的发生和发展,噶厦也暗地扩充藏军。……三年中总计新增藏军约2000人,比和平解放西藏后的1952年藏军实力增加了一倍。” 也就是说,1958年藏军共有约4000人。

拉萨战役解放军中,有位名叫陈炳的军官,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藏军史略”的文章,收录于1985年“内部发行”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该文披露了1958年藏军的具体人数: “1952年12月,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加之藏军中老弱病残者较多等原因, 遣散6000多人,尚存五个代本团约3000人。因为3、5代本团缺员较多, 实际上常住兵营的实力才2000余人。1957年增至3204人,其中军官178人。” 而且“各代本中尚有喊队列口令的‘华达’一人(排职);负责行政管理的‘墨加’二人(排职);负责念经的‘格更’若干人(班级待遇);仲译(文书)一人、医助二人。”

陈文中还列出详细的表格,说明藏军各代本团的人数和装备:

藏军实力统计:(据一九五八年调查计数)

部别 代本 姓名 人数

一代本团 噶拉·彭措扎喜 645(内有军官32名)
二代本团 扎白·多吉才旦桑颇·登增顿珠 1023(内有军官56名)
三代本团 奴马·敏久多吉 570(内有军官41名)
四代本团 朵噶·索朗多吉 489(内有军官27名)
五代本团 原为查巴军, 后已回家 120(内有军官5名)
六代本团 俊巴·阿旺白姆 375(内有军官20名)

总数 3,204(包括军官)


(资料来源:陈炳: “藏军史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四)》,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985。85-99页。总数为本文作者加入。 )


也就是说,扩充之后的藏军总人数为3,204人。这些代本团并非全部驻在拉萨一带。根据陈文,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的藏军计有第一代本团的645人,第二代本团的1023人,第四代本团的489人,以及第六代本团的375人,连念经的都算上,共2,532人。与陈文中提供当时在的拉萨藏军有“2600余人”这一数据大致相符——假设这些人一个不缺全在拉萨。

59年3月拉萨的解放军兵力
2008年10,《百年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亲历1959年西藏平叛”,作者是参加了“拉萨战役”的邮电局干部王起秀。文中说:“解放军当时在拉萨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1000多人,而盘踞在拉萨市内的叛匪却有10000多人”。
《西藏平叛纪实》的作者吉柚权没有提到解放军的总数,但是提到当时拉萨的解放军有“155团、159团(两个团的建制都不全)、军区警卫营共13个步兵连,一个轻型装甲车连,加炮兵308团”。

根据《解放西藏史》这部“正史”,1959年3月拉萨战役爆发时,解放军在拉萨的部队有:步兵第155团、第159团、军区警卫营、炮兵第308团,汽车第16团,工兵机械营等部队。书中没有说明具体人数,而且“轻型装甲车连”失踪了。
徐焰少将提供的数据:“解放军在拉萨城内只有第155团、第159团和军区警卫营的十三个步兵连、一个装甲车连和第308炮兵团三个营,兵力不足3000人,形势非常严峻。”装甲车连虽然归队,但部队总体却急剧萎缩,“工兵机械营”和“汽车第16团”不知去向。也许该文作者认为,汽车团和工兵营都不算作战部队,所以不能包括在总人数里。可是,当年命令教导营营长封锁老渡口,24年后回想起拉萨战役“依然激动不已”的汽车16团政委黄少勇回忆说:“我们团人员集中,当时是军区最大的团。除九个运输连队外,还有教导营、修理连,共有十二个连队和一个警卫排;团里每人一支枪,每连配有三挺轻机枪,教导营还有两挺重机枪,团直接掌握两门迫击炮,火力较强。”(《西藏革命回忆录(四)》,50页)如果徐少将指挥“拉萨战役”的话,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难道会把一支拥有如此装备的部队晾在一边?

邮电局干部弄不清楚驻军人数有情可原,专门研究西藏“平叛”的少将不会不知道准确人数,可是他提供的却是“不足3000人”这样一个含糊的数字。不过,既然不包括汽车团和工兵营就有“不足3000人”,那么,加上这两支事实上参加了作战的部队,当时在拉萨的解放军总人数至少应该不少于3千人。 有关59年3月拉萨的解放军人数,这个没有包括工兵营和汽车团的“不足3000人”是目前为止的最高数字。

双方民兵的兵力
当时的拉萨市区和郊外,有一些携带枪支从康巴和安多地区逃到拉萨的人,其中有些是带着家小一同逃来的。这些人有的属于某个部落,服从本部落头领,有的是“单干户”。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统合起来,服从统一指挥的“游勇”,也就是59年西藏工委电报中所说的那些“小股”。驻在大昭寺、小昭寺、药王山,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的“武装人员”, 除了2600名藏军外,还有这些“游勇”,称他们为“民兵”也未尝不可。据此,拉萨的“叛乱武装”,根据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确知有“2600名藏军”,“1400名三大寺喇嘛”,其他的数字,诸如那些“小股”,“7000康巴叛匪”,“上万喇嘛和市民”是各个时期的估计,也有可能是根据缴获枪支的数量来估计的。而解放军缴获的枪支,有很多是刚从仓库里取出来,连防锈的机油都没有擦掉,还来不及放一弹的新枪。

1959年3月的拉萨,当然不是只有正规的解放军。《解放西藏史》说,拉萨当时“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组建成班、排、连、营的民兵战斗组织,发给武器,构筑工事。”这只是很笼统的描述。王起秀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 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

民兵团不仅有机枪,而且还有炮。3月17日达赖喇嘛出走,就与“运输站民兵、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解放西藏史》)有关。而且,“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
“正史”和“野史”都没有说明,这个民兵团是何时成立的。王文中只是提到“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形势很紧张,于是西藏工委指示各单位组织民兵。也就是说,在3月10日之前,拉萨除了拥有所谓“不足3000人”的正规军,还有一个拥有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和60迫击炮,成员中不乏转业军人,并且经过军事训练的民兵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能力,这个民兵团显然比徐文中那些3月10号才“发放枪支”的“上万喇嘛和市民”强得多。

双方的武器装备
陈炳所列的表格中,有58年藏军装备的详细数据,但是没有提到掷弹筒, 1959年3月28日,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中说:“据初步统计,截至23日止,……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支,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 也没有提到掷弹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革命史》,《平息西藏叛乱》等书中,都没有提到解放军战利品的具体数字,徐文中也没有提起。

根据陈炳提供的数据,1958年,藏军各代本的武器总数包括:3800支步枪,298支冲锋枪,142挺轻机枪,13挺重机枪,44门火炮。

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中记录了“缴获火炮39门,掷弹筒49具、轻重机枪183挺、长短枪10212支。”
《解放西藏史》:“缴获山炮6门、81迫击炮33门、掷弹筒49具、轻重机枪183挺、长短枪10212支,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余万发。”49年之后,突然多出来两万余发炮弹。虽然新华社的数字是“初步统计”,3月23之后战利品完全有可能增加,但是照理说,既然已经缴获了33门炮,多少也该有些炮弹同时被缴获,但公报中却只字未提。要到2008年“正史”出版时,才统计出49年前缴获炮弹的数量多达2万余发。

当时拉萨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似乎至今仍属“军事机密”,《解放西藏史》中非但没有说明,还把一些参战者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隐去了。根据徐文,当时第308炮兵团是一个“由汽车牵引的炮团,装备苏式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攻打布达拉宫时,还集中了“两个步兵团的57毫米无坐力炮”。

除了装甲车之外,解放军还有喷火器。在小昭寺之战中,“叛乱分子……企图顽抗到底,我军即以爆破、喷火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火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西藏革命回忆录(四)》,23页)。在《解放西藏史》里,这场战斗的描述简化成“叛乱分子……依托房舍顽固抵抗,该营以短兵火器与叛乱分子逐房逐室争夺”,喷火器、爆破什么的统统隐而不见。

3月20日10时,谭冠三下令正规军开打,接下来的战况,徐焰少将如此描述:“随后的一小时内,千余发炮弹呼啸着落到山上,所有碉堡战壕几乎都未及开火即被摧毁。” 一小时就往一座小山上倾泻了“千余发炮弹”,平均每分钟近17发,接下来又朝罗布林卡轰炸了两个钟头,次日还往布达拉宫的两侧,前方以及窗子里发射了数量不明的炮弹。拥有这样的实力,面对一群既无组织,又无战争概念,刚发放枪支,未经训练的对手,明明知道自己攥着牛刀去杀鸡,为什么仍然会说“形势非常严峻”?

综上所述, 1959年3月的“拉萨战役”,无非是经过充分备战的解放军以压倒性的强大火力对付处于劣势的藏军,以及一群散兵游勇和喇嘛市民。解放军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讲究集中优势兵力,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发动攻击。以平民为主,缺少重武器的藏人被迅速击溃,此战并无悬念,称之为“战役”未免有点夸张。战后公布的双方人数、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等细节,基本上是根据当下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来叙述。因此,59年那个估计出来的数字,多年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就这样演变成了解放军“以少胜多”的神话。几十年来这一神话必须维护,因为它要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央政府用强大正规军镇压不具备对抗实力的拉萨僧俗市民,血洗圣城。

这也是“西藏”何以成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但是,去年我采访的一位藏人亲历者告诉我,这张照片是在“拉萨战役”结束后,西藏工委把关在监狱里的僧人带出去,让他们重新穿上袈裟摆拍的,他本人也被押解去参与摆拍。

39 条评论:

  1. 通观全文,解放军的数字也不过是1000多人(仅有徐焰的数字是不足3000,但问题是说徐焰是“专门研究西藏“平叛”的少将”未免笑话大些,徐焰是研究解放军史的,但却是万金油型,基本所有解放军打的仗都要评说评说,怎么好说“是长期研究"西藏平叛"的国防大学教授”?,作者被文章开头“本刊特别邀请长期研究西藏平叛和中印边界问题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唬住了。)+民兵。说是1000战7000问题不大,至于准备肯定是有的,至少58年起藏区就不稳,要说解放军全无准备,那也太没警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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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妨看看“7千”这个数字怎样变成“武装叛匪”的,而且在徐文中还变成1万多”武装叛匪“。 《1959 拉萨!》中我详细写了“平叛“过程。而且还需要注意一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事件,实质上是藏人内部的事件:

    第一,藏人包围的是罗布林卡,不是军区;

    第二,那天并没有中方人死伤,死伤的都是藏人;

    根据西藏工委的内参,拉萨当时并没有发生”烧杀抢劫奸淫”,而且作战决定是在3月11日作出的,种种史料可以证明,3.10事件只不过是借口,利用这一事件实施早已准备好的计划。 到底有多少部队,其实很简单,把当时的文件解密不就行了,省得研究者反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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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说明一下:在我的博客上开骂的,一概删除。认真讨论、质疑,我会尽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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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李女士:您好,近期阅读了您所著的《拉萨1959》,详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1956年康巴起义到1959年的拉萨事件经过。
    感谢您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我想总有一天,这本书会在中国公开发行。
    讨论到拉萨事件中的民众一词时,李女士是否对这个民众结构坐过了解。在共产党的宣传中,贵族仅仅为极少数,大部分是没有完全自由的差巴,堆穷和郎生。没有自由的人应该不是自由行动的,故我们想了解当时拉萨人口的组成。
    也想了解在达兰萨拉和尼泊尔等地流亡藏人对阿沛噶伦的态度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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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贵族仅仅为极少数,大部分是没有完全自由的差巴,堆穷和郎生”

    首先要弄清楚”西藏“这个概念。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西藏”不等于“西藏自治区”。传统的“西藏三区”社会形态有很大差别。“差巴,堆穷和郎生”主要指的是卫藏地区农业区的社会形态。根据1959年的内参资料,“全区各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据1956年西藏土地关系调查材料估计:农业人口约占总人数的60%;牧业人口占20%;喇嘛约占15%”。根据这个数据,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无法套用“差巴,堆穷和郎生”这样的概念。

    卫藏之外的地区如甘南、青海、阿坝部分地区等等,以牧区为主。1959年之前,牧区延续传统的部落制,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不能用农业社会的结构去套的。

    2. 拉萨市区的人口结构至今未见详细资料。“拉萨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拉萨市区的商贩、部分三大寺僧侣、1956年之后从安多和康巴逃到拉萨的人,这些人当然不能用“差巴,堆穷和郎生”来划分。而且“拉萨事件”发生在新年过后几天,市内人口比平时多很多,不少是外地前来朝圣的人,这些人当然是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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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另外,关于流亡藏人对前噶伦阿沛的看法,我交谈过的一些人认为阿沛比较圆滑,文革后他协助10世班禅大师帮助西藏,做了一些好事。阿沛去世后,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声明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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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沛阿旺晋美逝世,西藏流亡政府表哀悼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5日 转载)

    针对阿沛阿旺晋美去世,西藏流亡政府今天(2009年12月24日)从达然萨拉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声明全文如下:

    西藏政府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去世,西藏流亡政府致哀。 (博讯 boxun.com)

    据中共官方网站消息,西藏政府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得知这一消息后,西藏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哀悼。

    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声明说:“西藏政府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与世长辞,西藏流亡政府向他表示哀悼。”

    声明还说:“阿沛阿旺晋美是达扎摄政时期任命的西藏政府官员,它是一位不畏恐惧,千方百计表达实事和爱国的人。在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前后会晤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西藏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缴税。而且,证明了在签订《十七条协定》时,提出西藏三区统一的自治,周恩来承诺西藏三区统一问题以后可以考虑的事实。 1989年揭穿中国政府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的谎言,并公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呼吁,西藏民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不同,西藏和中央政府签有协定,必须要承认西藏的特殊地位。1991年,他再次呼吁实施《十七条协定》,特别,呼吁要求实施不改变西藏政治地位的各项条款。另外,阿沛阿旺晋美还与第十世班禅喇嘛继承和弘扬西藏语言文字而做出了极大地努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位西藏民族尊严的守护者。”

    声明最后,“向阿沛阿旺晋美夫人、子女以及亲属表示慰问”。

    西藏流亡政府
    2009年12月24日


    供稿: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贡噶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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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感谢李女士迅速、全面、令人鼓舞的回应。
    不知道称呼您为李女士是否恰当,如不妥,请指出。
    本人关注西藏历史良久,但苦于国内的环境,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只能通过共产党完全统一的资料了解。
    现在了解到卫藏地区也仅有50%多一点的人口可以被套用阶级划分,甚为惊讶。
    今日与曾经驾车经理塘到拉萨旅游的同事早餐沟通,他谈及路过理塘时,依然能感到当地强烈的治安不稳局面,警车在小镇上巡逻,警告外地车辆尽量不要停留,以便安全。同事也注意到街上似乎看上去令人紧张不安的康巴汉子。
    不知今天的达兰萨拉等藏民居住地,康巴人和安多人是否还与其他藏族相比有区别。
    当年被认为是农奴的人到达印度后,是否还需要维持和贵族的主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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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女士愿意,可以称呼本人为犀地。
    2008年314事件以后,中国国内电视台频繁出现一位由郎生变为博士,现为中国人权-藏学研究会副总干事格勒先生。他对民主改革对其自身的变化感慨颇多,并称在美国曾面对面驳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先生。
    不知海外藏人和藏族社区对此人有何看法。
    说道年事已高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以犀地个人的看法,北京完全没有诚意和愿望与达兰萨拉方面谈判,谈判只是他们安抚西方政府的幌子。
    共产党政府寄希望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并迅速新立十五世达赖喇嘛,如此可彻底忽视和抛开海外流亡藏人。不止达兰萨拉方面对此有什么计划?
    从由共产党控制的西藏电视台收看西藏新闻可以看出,当地做主的基本为汉人干部,自治几乎是空谈。政府会议中大部分均为援藏的汉族干部。如果有朝一日,实现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方面对外来移民将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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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对女士对博客和论坛中口吐脏言秽语者之谈予以删除之举,犀地表达十分赞成。
    目前在中国国内,极端排外和民族主义份子甚为粗鲁。他们认为拥护中共即为爱国,反对中共即为汉奸。出口即为谩骂,精神胜利法和一些劣根恶习依然弥漫。
    同时也可欣慰的看到,靠这样的一群人支持的事业亦将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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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目前德国之声网站的禁书选读播放的有声读物《1959拉萨》仅到第五章拉萨不安的早春 第一部分,尽管犀地已经读完该书,但依然希望该书的有声版迅速更新。不知播放的声音是否属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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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犀地: 谢谢评论。

    至于格勒,首先我无法判断他“声称”的那些事是否属实。我知道一些藏人官员和知识分子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话。我在海外藏人圈里从未听到有人提及他。如果说他作为“朗生”后代身份改变的前提,是一大批前“剥削阶级”被打入地狱,这恰恰就是达赖喇嘛反对的那种社会改造方式。

    关于西藏社会变革的问题,达赖喇嘛不止一次谈到,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并不完美,需要变革,他本人也于1952年成立了改革委员会,开始对西藏的制度进行必要的变革。问题在于:1.怎么变?2.由谁来主导?中共通过暴力来强行改造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留下的后遗症绵绵不绝,这点国内外研究者基本上已有共识,只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还比较少。我已经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至于14世达赖喇嘛圆寂,中共找一个“共版”15世达赖喇嘛,我不认为对未来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达兰萨拉方面,我想会按照《流亡藏人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去做:成立三人摄政小组行使达赖喇嘛的部分政治职责,日常事务照样由首席噶伦负责。 14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并不因为他不在世就会消失,西藏流亡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支持者也不会因为他不在就自动消失。下一世达赖喇嘛从灵童寻访到正式行使权力至少20年,到那时候,中国不可能还是现在这样。

    原先的老贵族早就散掉了,他们的后代在全世界各地。达赖喇嘛家族的后代也都自食其力。流亡之初,有一些老贵族和官员带了佣人,这些人在流亡期间基本都离开了。我听到过一些故事是佣人后来比原先的贵族过得好,反过来接济他们。这些都不能一概而论,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以“阶级关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技术,并不能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

    “自治”其实是一种策略。民族地区是先成立联合政府,借此稳定社会,同时发现和培养民族干部,然后通过成立“自治政府”来消除部落割据状态,达到社会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度社会控制。在这些地区大量移民,让当地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互相牵制,这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 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后海外藏人的去向,08年我专访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时,他有专门叙述,见本博客中“桑东仁波切谈大西藏概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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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理塘地区社会局面紧张,这不奇怪。从清末以来,理塘一带跟外来政权的关系一直紧张,因为外来政权在那一带基本没干过好事。红军长征时路过理塘一带,双方发生过武装冲突。红军在四川藏区筹粮基本靠抢,宣传上说是“买”,其实当时民众都逃上山了,很多时候红军士兵在人家家里搜出粮食就带走,偶尔留下借条或者一点钱,那也属于“强买”。这些都是有红军文件可以证实的。

    1956年中央决定在四川藏区开始土改,收缴枪支,批斗头人,侮辱僧侣,没收财产,理塘人立刻开始武装抗争。中央军委下令轰炸理塘寺;周恩来亲自同意,并由彭德怀安排飞机轰炸乡城的桑披寺(在此过程中还轰炸了附近的村庄),接着以“平叛”为名进行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灾难,这些记忆我相信不会随着时间而磨灭。“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理塘人,这不是偶然的。

    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甘南的阿木去乎境内遭到藏民抢劫。一看那个地名我就知道又是历史留下的罪孽:“阿木去乎”不仅是个地名,还是个部落的名称,现在的“阿木去乎”地方是该部落的驻牧地。这个部落1950、53、56、58年四次与中共发生武装冲突,到1958年,该部落几乎被灭绝。

    在官方历史中,50-53年的冲突称为“剿匪反霸运动”,56-62年在藏区的军事行动称为“平叛斗争”,其实都是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旨在对藏人的反抗进行武装镇压。这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现政权当然回避,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依然必须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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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以“阶级关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技术,并不能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

    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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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蠢货就是你这样的。这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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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首先祝李女士元宵佳节快乐。
    了解到在印度藏人族群在59年后已经解除了奴仆关系,部分郎生在其后变的比主人富裕,并接济主人感到人情永远超过主义。
    其实在内地,也有很多家庭,雇主和管家保姆保留了很好的关系,即使在阶级斗争年代,依然团结如一家人,甚至有的保姆死后与雇主临坟相葬。
    在早期毛时代的中国大陆拍摄电影中,中国大地几乎清一色的阶级矛盾,似乎邻里、婆媳、村民之间都是完全和睦的,他们只有唯一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这显然有违常理的。同样,适用于任何阶级社会都是有违常理的。
    谈到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认定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中共禁止流亡藏人到内地藏区寻访灵童,势必会出现两个灵童。犀地也认为中共目前体制无法维持20年,但是当20年后现体制轰然倒塌时,如何在两个灵童中抉择谁是真正的十五世达赖喇嘛呢?
    昨天在收到女士指导后,犀地在想,在内地数以万次的重复播放的翻身农奴烧地契、分田地、批斗贵族的画面中,这些翻身农奴是否是自愿的,或者自愿者占到多大比例。这些翻身农奴在文革和邓时代是否通过某种管道向达兰萨拉方面阐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在其后到达印度的内地藏人如何表达他们对现时期对内地藏区政策的感受。
    还有就是一直最大困扰内地国人的事就是中共关于旧西藏的表达中,最注重的一个宣传:用人体器官或骨头做法器或者做法事。如人骨号,人头碗,人皮,人肠等。
    犀地只是在自由西藏网页上得到模糊的解释,忘女士能给指点迷津。藏人逃亡达兰萨拉后,在相关宗教活动中,是否还有这样需要器官的法事活动。
    犀地愿意看到在西藏地区实行香港、澳门模式的高度自治。当然藏区不应该拥有国防和外交权,但驻扎那里的PLA也绝对不会拥有59年前西藏军区那种权利,他们应该和驻港PLA权利相似。
    另外,在马克马洪线问题上,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容忍退让,尤其近年的国力上升,大部分国人认为印度贫弱,对印度的退让更是挑战国人的底线。同时迈克马洪线将6世达赖喇嘛出生地认定为印度领土,我想这是万万让人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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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犀地: 关于人体器官和人骨用作法器的情况,牵涉到宗教、文化、哲学、心理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我会找个时间写一篇较为详细的文章来回答你。我在流亡社区没有见到过使用人骨法器,去年在流亡社区做访谈时,曾在一座宁玛派寺院中见到法事中用布画的人皮,立体坛城的中央有一个嘎巴拉碗,看不清是真的人骨还是仿制。 我拍了照片。 这样的法事原先是不公开的,当然更不允许拍照。 坛城原先是不允许在非宗教场合制作的,若干年前达赖喇嘛特别准许在文化教育机构如博物馆、大学和图书馆展示坛城制作,因此,04年我有机会邀请两位僧人在我当时工作的图书馆里向公众展示坛城制作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在流亡过程中,藏传佛教也有了一些改革。

    09年在拉达克参观寺院时,见过博物馆里展出的人骨号、笛子等,但并不使用,只是作为文物陈列。我有一位非僧人朋友告诉我,他自己修行时至今仍然使用嘎巴拉碗,具体他不肯告诉我,因为牵涉到密教仪轨。

    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西姆拉会议之后,西藏噶厦政府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藏印边界一段,民国政府虽然不承认,但无法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中共建政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中缅段,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秘密会谈中给了尼赫鲁口头承诺,说“达赖喇嘛回去后将说服西藏政府接受麦克马洪线”。我在《1959拉萨!》中有详细叙述。在1959-1962年的“平叛”战争中,中方其实是不公开地认可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边界”的,当时只要藏人越过麦克马洪线,解放军就停止追击。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一天中国解密资料,并且允许公开讨论,很多历史问题就会比较清晰。

    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所要求的就是香港、澳门式的高度自治。其制度构想桑东仁波切在接受我访谈时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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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感谢女士给予的解答。
    关于人体器官用于法事活动和旧西藏雪监狱一直是共产党用于宣传旧西藏黑暗的重要依据。占人口少数的贵族和高级僧侣对占人口多数的农奴和底层僧侣的压迫以及残酷的刑罚和人体器官法器是北京方面宣传旧西藏黑暗和必须民主改革的杀手锏。对国内同胞来说,这些宣传似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仅仅能通过这些了解旧西藏,他们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大多数内地人连藏族人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去藏区了。
    犀地也不否认旧西藏存在的黑暗,也鼓励在那里大幅改善人权的方法,但是改善一部分人的人权不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权为必须代价的。
    另外,鉴于现世班禅喇嘛为北京单方面指定,而早先貌似被双方认可的灵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被软禁多年。那么在流亡藏人社区,班禅喇嘛的宗教和认知地位是否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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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没有感到班禅喇嘛的地位有所变化。流亡社区以及世界各国藏传佛教信仰者始终认为达赖喇嘛认证的十一世班禅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但对中共指认的”汉班禅“也表示尊重。在十一世班禅喇嘛认证一事上,中共实在是自作聪明。从宗教传统角度来看,由于”汉班禅“未经达赖喇嘛认证,事实上属于不合法,如果由他来认证下一世达赖喇嘛,自然也不合法,这点已经没有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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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被清廷削去达赖喇嘛封号,那么有没有可能未来达赖喇嘛也被削去封号。
    另外达赖和班禅喇嘛灵童的认定中,灵童有可能产生在堆穷和郎生这样的家庭中吗?
    目前中国一直没有公开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现状。
    据称,北京方面本与达赖方面共同认定此灵童,但由于有人提前公布达赖选定的结果,故北京方面为反对而反对,改变了灵童人选。女士可否详细介绍下关于十一世班禅的产生过程。
    另,想了解流亡藏区对拉鲁噶伦的态度,拉鲁噶伦是经历主改革且被万人大会批斗过的噶伦,1965年经特赦才回到妻子身边成为普通农民。他没有像索康噶伦那样逃亡印度,也没有像阿沛噶伦那样成为政府高官。摘掉叛乱分子的帽子后,他也没有前往达兰萨拉。想请女士介绍下流亡藏区对拉鲁的看法。
    同时,在国内的宣传中,索康噶伦一直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民主改革的藏独份子,在宣传中可谓是头号“反动份子”,从用户达扎摄政的藏独到带头藏独和叛乱,一直是共产党方面宣传的头号敌人。请女士简介索康噶伦到达印度后的情况,及其家族情况。
    另外也请简述柳霞噶伦的情况。
    谢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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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十一世班禅喇嘛产生的过程,有一本很好的书,是一位英国女记者写的,书名叫《寻访班禅喇嘛》,可惜我手上没有中文版。这本书对寻访过程有详细记载,作者在写作此书过程中还曾去北京,秘密采访了十世班禅大师的夫人。阿嘉仁波切的自传中提到过寻访过程,以及叶小文一伙是怎样作假的。

    至于拉鲁,在流亡社区好像没人提起过他。总得说来,那一代的老贵族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的后代留在印度的也不多,大部分在欧美。59年时候,中方宣传中最恨的人除了索康,还有达赖喇嘛的付经师赤江仁波切。他跟随达赖喇嘛出走之后,西藏工委甚至组织大规模批判会,对他进行“缺席批判”,在会上还找了十来个上层妇女,声称与赤江仁波切有性关系,对他进行“人格谋杀”。对赤江仁波切到印度的情况,我没有任何信息,只是对达赖喇嘛经师林仁波切的情况有一点了解,还采访了林仁波切的转世。

    索康于1964年去美国,受聘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1969年12月跟噶伦宇妥一同在台湾成立“噶伦办事处”,1977年在台湾病逝。去年我在印度偶遇索康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告诉我,索康家族的成员散布在好几个国家,有些在西藏和北京,她本人在瑞士长大,一直生活瑞士,丈夫也是瑞士人。她母亲,也就是噶伦索康的继母,59年后坐牢20年。

    噶伦柳霞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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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索康噶伦的母亲收到牵连,实在是人间的悲剧。
    由北京方面组织拍摄的纪录片中,拉鲁噶伦数次现身说法,当然他所说并没有出现和女士《拉萨》一书中相左的事件。
    大陆宣传拉鲁噶伦在特赦后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和妻子团聚并务农。之后在去除叛乱份子的帽子后,拉鲁一直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职务。
    关于十一世班禅灵童的认定过程,如果女士有空,犀地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犀地对软禁一名孩子和他的无辜家人表示愤怒。
    女士的《拉萨》一书在大陆无法购买,只有像犀地这样的人翻墙才能下载和阅读到此书,已为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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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犀地, 我设法找找《寻访班禅喇嘛》的中文版,找到后我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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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感谢女士!
    另外女士有没有BBC2006年拍摄的 The Lost World Of Tibet纪录片的英文字幕,犀地英文能力有限,有些词汇听不太懂,需要英文字幕辅助。
    至于中文字幕,犀地完全没有指望。在国内最大的影片字幕搜索网站,西藏和TIBET两词汇是禁止搜索的。
    一个事业没有自信时,就说明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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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抱歉,我没有那个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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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上面一些藏胞所说的英语不慎好懂,因为有口音,且犀地本来英语水平低,故很难听懂。
    当然,这不能否认这部纪录片是低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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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女士在《拉萨》一书中提到达赖派遣的代表团1979年返回西藏寻访一事,国内鲜有报道。目前没有更多的文字叙述。
    女士是否有关于这次比较详尽的报道,有图片更好。
    另外女士在采访达赖喇嘛时是否有听尊者提及1954年他和班禅喇嘛到北京参加一次人大的回忆,他如何回忆这次进京,又如何回忆毛泽东。
    达赖喇嘛出生在青海地区,据说他的家人多半说的是青海汉语方言,那么尊者本人会说汉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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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尊者的两部自传中对他的北京之行都有详细的描写。这两本自传我都有中文版。你到推特上给我发个短信,把你的Email给我,我发给你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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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他会说一点点,他告诉过我他学汉语的过程,先是他姐夫,即第一代本教他,然后是平旺的弟弟图旺教他,图旺被调回北京后,他基本上就没有继续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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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犀地的邮箱为hongtao1127@gmail.com.
    犀地知道达赖喇嘛前往拉萨前是只会说青海口音的汉语。国内的影视作品多次演出尊者和毛泽东、张经武二人对话,犀地本想4岁的孩子不再接触汉语后,很难在记得这些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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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女士能同时将达赖喇嘛回忆录发给犀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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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书已收到,谢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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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达兰萨拉方面是否会在最近影响西藏民众,参加在拉萨进行的茉莉花散步活动。
    我想那里是目前可能最适合形成茉莉花效应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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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我认为不会。藏人如果有任何行动,都会给中共镇压借口,从而把茉莉花行动与“分裂国家”联系起来。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成了中共合法性基础之一,除非国人走出大一统魔咒,藏人的抗争得到大批汉人民众的支持,否则茉莉花行动同样前景堪忧。我相信中共只要点燃新疆西藏这两个潜在的火药桶,茉莉花的支持者就会“倒戈”,支持对非汉民族的镇压。我毫不怀疑,到了压力挤压到了危机的时候,中共不会打外仗,会点燃这两个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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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女士,向巴平措和白玛赤林在今年的两会中再次公开指出不会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而终止达赖转世制度。并再次批评了达赖喇嘛,与之前贾庆林批评达赖走独立路线形成呼应。
    我对向巴平措和白玛赤林使用了达赖喇嘛“去世”一词深表震惊,犀地很难想象这个词汇被藏人用来描述达赖的离世。
    犀地不知道深处西藏自治区的民众对这些藏族共产党干部是如何看待的。这些人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不会得到其亲属的谴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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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犀地,我在加州,很抱歉刚看到你的问题。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不管向巴平措和白玛赤林公开说什么意义都不大。达赖喇嘛转世是一回事,未来的达赖喇嘛们将担任什么样的职责是另一回事。最近达赖喇嘛已经正式提出全面退休,此举意味着从他开始正式结束了“政教合一”制度。就算中共按照“班禅转世”模式确立了第15世达赖喇嘛,那位达赖喇嘛也不可能承担政治职责,如果中共非要他承担政治职责,岂不成了中共去恢复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喇嘛正式退休,是大智慧。

    至于那些与中共合作的藏人,今天有一位以前在达兰萨拉认识的藏人朋友来看我,跟我说他的一个亲戚在58年参与镇压,后来心中悔恨,下半生都过得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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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女士,我在推特上FOLLOW您后,现在却不是好友。不知何故,也无法再加为好友。如果女士愿意,请加犀地,犀地的推特名字为XIDI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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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繁衍及文化的传承,这是最低的要求。在这个披着文明外衣、实行丛林法则的所谓国际社会上,争夺生存空间是任何一个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可能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既然如此,要幻想世界大同是幼稚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把本民族的生存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寄托于他人的善意之上。看看历史吧,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多少民族和文明已经湮灭无闻?这样的进程不会停止。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挣扎,希望下一个灭亡的不是自己。资源是有限的,这很残酷。我说以上这些,并不是废话。民族之间存在斗争,这就是文明的冲突吧。在斗争中,有的时候要用残酷的手段,这非常的不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种斗争都存在。希望对手衰弱,希望自己强大,占据有利位置,为此不择手段,这没有错。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盎格鲁萨克森人占据了制高点,他们首先清理了印第安人,占据了美洲大陆,如果是罪恶,他们的罪恶一点不比别人少。但善良的人啊,都是健忘的。道歉的姿态也不能改变历史,让那些死去的印第安人起死回生。他们现在可以好整以暇的去指责别人了,好像自己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一样。视野再开阔一点,一战二战,不都是抢占地盘的种族战争吗?德国不过是被阉割了的民族而已。美国那么高尚,为什么不清算日皇的罪恶呢?基督教跟伊斯兰的冲突,那一方更正义?春秋无义战。
    没有什么历史是公平正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诠释的,我们给了历史不同的含义。如果当年中共把藏人全部解决了,那么现在当然可以任人评说,可以道歉,因为地盘已经全部归我了。可惜的是,这没有。西藏对中国的生存很重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你去研究这些东西,对当代有什么利弊?难道你可以慷慨的让西藏和新疆独立出去嘛?你有什么可以保证独立后的这两个地方不用来反对中国?那怕是把西藏人全部解决,也不可能让他们去独立。你所谓的人性,其实是那么的虚伪。你已经充当了基督教文件肢解中国的马前卒了,可笑的是你以为你多么的正义。如果中国天下大乱,西方一定很高兴,那么你也高兴吗?难道汉人的生存权就不重要了吗?你所谓的那点人道,其实一钱不值。这是生存的斗争,是赤裸裸的,不容许温情存在。就是这么残酷。
    在斗争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高华说毛泽东搞肃反,残酷。是的,很残酷。但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这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非常时期,不容许党成为一个议而不决的清谈俱乐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冤枉了。这个,毛不清楚吗?但革命会吞噬自己,没有办法。当然可以在事后去平反,去指责,但在事前,必须这么做。如果革命再来一次,一定还是这样。否则的话,这个党必然沦亡。
    文字优美,调查仔细的人,不一定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或者学者,即使你说的都正确。如果没有一个宽广的视野,那么也只能是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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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我一直以为,思想汉奸比文化汉奸、政治汉奸危害更大。政治汉奸是显性的,人们一目了然。但思想汉奸往往有一层纱帐,很容易赢得那些愚蠢、软弱之人的阵阵喝彩。世界充分了杀机。所谓的国际社会,跟动物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所谓的国际社会按实力和文化联系是分层次的,英美澳加新是一个民族,他们总是在一起暴揍别人;法国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但在势单力薄,在二战中被德国打的一败涂地,所以在现在即使想独树一帜也很勉强,力不从心啊;德国彻底战败,一败再败,民族主义者被全部清除。当然了,法德现组成了一个轴心,一方面不再负负得正,让别人得利,另外也可以相互扶持,时不时抵抗一下美英的压力。当然,他们都是基督教文明,在对外这个角度上,他们是一伙的。俄罗斯、中国、伊斯兰是他们的对手。中国的环境很恶劣。韩日是美国的喽啰,被收编了。中国是存在消亡的危险的。
    说的有点乱。大概意思是如此。中国必须巩固内部。疆独藏独必须露头就打。毛的民族政策是很正确的,但毛的进程被胡耀邦打破。这是中国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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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别人的回帖一味删除,见不得别人的反驳,会让我失去对你仅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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