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

推啊推,长城总有推倒时

柏林墙上的壁画:铁窗关不住自由的渴望 (2003年摄于柏林)


2010年4月14日,美东时间晚上7点多,我登录推特,从第一条推文中得知青海玉树地震的消息。几秒钟内,又出现数条内容相同的推文,这些都是转推。不记得原推者是谁,只记得我的第一个动作是点击推文上的链接,查看美国地震局的报导。确定消息无误,我的下一动作就是点击“转推”键。然后才是用中文古狗,看看中国官方网站上是否有更详细的报导。官方报导与推文相同,没有更多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上网后直接进入推特,大量推文在报导来自玉树的消息, “青海地震”专题已经建立,许多“推油”(推友)在交换信息。由于推特上只能发出140个字,你无法在推特上滔滔不绝,推特上的信息因此简短精炼。之后的几天里,推特成为我的主要信息来源。我通过推特找到可以信任的民间机构捐款,通过推特看到来自玉树的第一批照片和视频,通过推特了解政府和民间救援情况、震区伤亡人数、震区地图、各界反应等等。地震发生后, 几位外国记者当即驾车赶往玉树,他们途中每隔若干小时就发出现场推文,通过关注他们的推号,我几乎是跟随他们一路前往。
你必须用最少字数传播最大信息量,于是推特就成了最快捷、最集中的信息集散地。 推特上出现许多来自灾区,由汉藏志愿者现场发出的推文。他们不必考虑“政治正确”,不必经过官方审查,无须使用“通稿”,不等待上级指示,只是发出自己的见闻、感受、评论和建议。这些推文一经发出,立刻被“推油”们转推,还有热心推友将其译成其他文字, 他们发出的信息瞬间就传遍了全世界。


柏林墙上的壁画:翻墙者


这些报导比官方消息快,有现场感,个人化,加上国内正规媒体不予报导的细节和现场照片,远比官媒那种“把丧事办成喜事”式的报导更受欢迎,还被转贴到国内的一些博客和论坛上,成为玉树地震中独特的民间报导形式。玉树是藏区,玉树地震也就不那么单纯,政府首先要确保玉树地震不要演变为政治地震。因此,官方报道的尺度更显得小心翼翼,既要“婉拒”达赖喇嘛去玉树探望灾民的要求,又要避免把民众的悲情激化成愤怒;既不能否认喇嘛救灾,又不愿报导太多以显得政府反应迟钝;既无法回避死亡人数,又不愿让外界了解藏民的困境,如此等等。民间报导没有这些顾忌。来自玉树的现场推文填补了大量官方小心回避的细节,因此更有真实感,与官方媒体对照来看,就能得到更加全面的信息。
在国内,推特虽然早已被“网络长城”隔绝。可是,要记得,当年的“万里长城”并没有保护王朝免于覆灭,如今的“网络长城”也无法阻隔信息的传播。玉树地震的民间报导证明,在信息时代,绝对的信息控制只是一厢情愿的迷思。许多重要信息,来自现场的民间信息常常先于官方公布,迫使官方媒体不得不跟进报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间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垄断。

二十年前,柏林墙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轰然倒塌。人们或许不知道,从柏林墙建造之日开始,就出现了那样一些人:他们拿着榔头凿子,像啄木鸟一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墙上一点一点地凿。他们凿出的小洞很快就被填上,但他们坚持不懈,凿了20多年,直到坚固的高墙倒塌。这些人被称为“Wall-peckers”—“啄墙鸟”。
推特上的每一条民间报导,就是在网络长城上凿出的一个小孔。每一个“推油”都是一只“啄墙鸟”。只要“啄墙鸟”们坚持不懈,推啊推,“网络长城”终有推倒的一天。

柏林墙壁画:高墙终于倒塌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中的烛台。以此纪念地震受难者,以及我们未能替他们挡住屠刀的儿童。


首发 《动向》 2010年5月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7/t297toc/t297toc.html



附:柏林墙下的沉思

现在,它的正式名称是“东区画廊”(East Side Gallery)。

这个名称看似平常,但它却在不经意中掩盖了一段历史,并且为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涂上了一层近乎浪漫的色彩。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光是从导游图上看到这个名称,我很可能会把它当成这个大都市里众多艺术馆中的一个,与它擦肩而过。

这个画廊其实是一段墙。它曾是一道举世闻名的高墙中的一部分。

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欧洲也有一个国家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一半叫东德, 另一半叫西德。当然, 这不是它们的正式名称。在正式场合, 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国旗, 自己的国徽和自己的国歌。那时候我还小,分不清那两个国家的正式名称, 常常把它们弄混。

后来, 我又知道了, 在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有一个名叫柏林的古老城市, 她也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一半叫东柏林, 另一半叫西柏林。 们中间隔着一道墙,这道墙就以城市的名字命名, 叫柏林墙。

那时候, 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的故事。没有人告诉我这道墙是为什么被修建,它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当然更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下曾经有过多少冤魂,因为我身边的大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告诉我, 这道墙划分了两种社会制度,一种叫做资本主义, 一种叫做社会主义。 他们确定无疑地告诉我, 后者比前者先进得多。 可是没有人向我提到过, 这道墙也分割了许多家庭, 划分了两种人生。

再大一点时,我还知道了,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朋友, 另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敌人。 可是那时,年幼的我正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历一场人为的大灾难。我还不懂得思考,不敢怀疑,不敢询问,也无处询问。 历史对于我是那样遥远,世界对于我是那样广漠。那时候,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道墙边,在它的阴影下漫步沉思。

八月中旬,我从寒冷的北极南来, 一下子扑进了柏林的酷暑。----难怪柏林人要抱怨呢,原来这是近百年来此地最炎热的一个夏天!那天中午12点,我穿着背心式短衫和短裙,足登凉鞋,背着美国流行的“报童式”挎包和数码相机,手里捏着柏林市区游览图,站在东区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视塔下。我决定步行到柏林墙遗址去,却不知道它在哪里。

此次的柏林之行是未经计划的,完全出于偶然。因此我对柏林,就像对我整个的北欧之旅一样,抱着“一切随缘”的心态, 并没有非看不可的地方, 除了一点:我要去柏林墙, 而且一定要步行前往。这仿佛是应了一种感召, 又仿佛是一个仪式,一个具有某种特殊的,近乎神圣意味的仪式。柏林墙对我有某种独特的意义,使我无法以单纯的旅游者身份,乘坐舒适的空调大巴来走马观花,匆匆忙忙地到此一游。

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1989年?那一年的6月里,我由极度的悲愤转向极度的失望,对许多口号和目标丧失了希望与信心。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就在那一年的11月9日, 在柏林,那道钢筋水泥的高墙在举世瞩目中倒下。 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被关闭的通道打开了, 墙两边等待已久的人们朝对方冲去, 互不相识的人们脸上淌着泪,热烈地拥抱。我相信,那一刻, 世界上有许多人与他们一同流泪, 其中也包括我。

也许, 就是为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的希望,信心,鼓舞和启示, 我必须带着朝圣者一般的心情, 步行前往“东区画廊”。

40分钟后, 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绕了半圈,从海神喷泉旁边走过,穿过有轨电车道,走到对街。在世界钟下面,我停留了片刻, 试图弄清楚我的家乡现在应该是什么时间。 可是那些自顾自转动的圈儿使我头晕脑涨, 我很快放弃了努力,独自站在街边, 四处张望, 寻找卡尔·马克思大道。

我手里仍然捏着游览图,不过地图被我折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 午饭时遇到一位建筑工人, 我向他询问柏林墙的位置, 他掏出黑色马克笔,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粗线, 旁边用英文写着两个黑色大字:Berlin Wall。我想请教他前往柏林墙的路线,可是语言不通,比划了一阵还是不得要领。

突然想起来, 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下有个游客信息中心。我走进去, 向 里头的一位女士请教前往那段残墙的路线。 她告诉我, 去那里的最佳路线是沿卡尔·马克思大道前行, 经过 斯特劳斯伯格广场, 到巴黎公社街右转, 再走一段路就到了。“至少要走半小时,”她警告我。

一位路人向我指出卡尔·马克思大道的方向。几分钟后, 我来到这条著名的大街。1949年12月21日,德共领导人决定把这条大街做为生日礼物赠送给苏共领导人斯大林, 以庆祝他的70大寿。这条大街被命名为“斯大林大道”。 当时, 这条被战争摧毁的大街满目苍夷, 到处是残墙断壁。1952年,海特曼,亨瑟尔曼, 赫波以及其他建筑师开始设计并且主持这条大街的重建。工程持续了整整8年, 于1960年完工。

1953年6月17日,这条大道上爆发了一场暴动。暴动被苏军的坦克镇压。

我沿着大道东行。夏日柏林的正午,头顶上骄阳如火,火辣辣的阳光晒在皮肤上,灸人若烤。我在裸露的皮肤上厚厚地涂上一层防晒油,仍然感觉到阳光的威力。

宽达90米的卡尔·马克思大道气派恢弘,两边的建筑与西区很不同,特别是住宅楼, 它们整齐划一,明显地注重实用而不关心个体风格。 这些整齐但显得式样单调的楼房给我以“似曾相识”之感, 而那种感觉又带来一种近乎“他乡遇故知”般的亲切,仿佛回到童年时代,虽然一切都是统一,单调而且混噩,却也不防碍寻常百姓自得其乐的柴米生涯——直到这纯朴简单的生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扰得天翻地覆。

大街上车流飞快地来往, 人行道上行人稀少。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匆匆而过,顺便看了我一眼, 也许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女人在这条大道上独行。 一段人行道上, 我看见一个标志牌, 上面用照片和德、英文两种文字介绍这条大街的历史。 原来, 这条大道上曾经有过一座高达4.8米的斯大林立像。照片上,铜塑的斯大林左手叉腰,垂下的右手中握着一卷纸, 不知道象征着什么。他的眼睛里有一丝傲慢,目光下垂, 注视着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 以及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然而,自这尊铜像于1951年8月3日揭幕时算起,他在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上只站立了十年。 1961年的一个秋夜里,一夜之间,塑像从大街上消失了。后来, 铜像被融化,改铸成动物园里的一座铜雕,随之而去的还有这条大道的名字。此后,这条大街被易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生日礼物在受赠者死后旋即被收回了。

谁说历史枯燥无味?有时候,历史十分幽默呢!

标志的不远处, 一片树荫中的长椅上坐着几位老人。我想向他们打听一点与这条大街有关的事,可是一想到自己完全不懂德语,只好作罢。 三个推着婴儿车的少妇从一家商店出来, 从容地边走边谈。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少年风一般飙来, 又风一般飙去,其中一个回过头来, 用很标准的美式英语对我喊了声“Hi, babe!” 我笑了。

走进一家商店,我看到的几乎全是熟悉的商品,同样的商品也陈列在我在纽约每天上班路过的店里。十几年过去了,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掏出一把欧元硬币,买了一瓶矿泉水,走出了商店。经过著名的卡尔·马克思书店时,我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很漂亮, 天蓝的底色上印着一只雪白和平鸽, 旁边还用白色花体字印了几行诗。

在巴黎公社街拐弯, 走到底,再拐个小弯,面前出现一条不大的街道,名叫市场街。 街的一侧横着一堵墙,墙上绘满壁画,有的鲜艳,有的斑驳。我穿过街道朝它走去。太阳在大墙下面洒下一道阴影,我站在阴影中, 默默地望着横在我面前的水泥板墙。

这里原本没有墙。它不过是条普普通通的街道, 历史上一度是个市场。街当中有一道分隔带, 把街道分为双向单行道。分隔带上似乎曾经种过花, 不过如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可是,这条普通的街道如今却成为历史的见证。

1949年, 东德和西德分别成立了政府。然而,从1949年到1961年间, 足足有三百多万东德人“用脚投票”, 逃到西德。大量西德人的逃亡不仅使东德政府难堪, 更重要的是,它使东德严重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东德政府决定要遏制本国人民的逃亡潮。1961年8月13日早晨,柏林的居民们发现, 一夜之间他们的城市中间出现了一条布满尖刺的铁丝网,这条丑陋的网把他们的城市分隔成了东、西两半。仅仅几天功夫,一道虽然简单粗陋, 但却十分有效的墙就被建造起来了。这就是“原始”的柏林墙。整个柏林墙于1964年建成,以后经过不断的加强和维修,最后一次工程于1975年竣工。 这道墙长达169.5公里,包括104.5公里水泥板墙,10公里水泥墙和55公里长的铁丝网。沿墙还建造了302个了望塔,挖了长达105.5公里长的防坦克和汽车壕沟,布下了127.5公里长的信号网。墙中有7个过境站, 供两边的人们来往。为了防止逃亡者攀墙而过,东德境内的墙后还有一道宽宽的无人区,无人区后边还有一道墙。无人区内灯光彻夜照明,军人 24小时巡逻,并奉命向进入 无人区者开枪,格杀勿论。因此,这段无人区也被称为“死亡地带”。

此刻,横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段一千三百米长的残墙, 它是柏林墙遗迹中最长的一段。墙比我想象的低,虽然它高达3.6米。 墙面抹得很平, 没有一点可供攀援者支撑手脚之处。 墙的顶部还砌了一道圆形的水泥管, 好像戴了个圆溜溜的帽子, 使得攀援墙壁更加困难。残墙与房屋相连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铁门, 门上挂了个牌子, 上面用英文写着:“到墙后面去看看!”

我通过铁门绕到墙后。 墙后面原先是白色的, 现在也布满了涂鸦之作。 墙面前的地上堆满了沙土, 不知道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沙土想必堆了不少日子了,从沙土堆里冒出来的野草已经长了半人高。 一块门状的铁丝网块斜靠在墙上,它是否曾经是柏林墙的一部分? 昔日,这里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吗?我无法想象, 也不愿去想象。
我绕回“画廊”, 沿着墙下的阴影, 慢慢朝前走去。

粗糙的墙面上一幅连着一幅壁画。这些壁画原先几乎全部脱落了,2000年6月,部分壁画被重新绘制 ,恢复了原状。 现在,这些被重新绘制的壁画上写着各种题字。题字者来自世界各国,提的字也是用各种文字写成,其中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

一幅天蓝底色的壁画上绘着血红的墙, 墙上有个黑洞洞的窗口,窗口上装着铁栏杆。一只戴着镣铐的手从窗口里伸出来, 食指和中指分开, 打出象征胜利的V字。镣铐的一头衔在一只展翅的白鸽口中,白鸽后面, 是一轮金灿灿的太阳。这是不是说,和平与希望终将战胜黑暗和镣铐?

另一段墙上画着血红的山和夺目的太阳, 山和太阳的前面,却横着带尖刺的黑色铁丝网。然而,铁丝网终究挡不住光明。

在一幅壁画前,我停下脚步。 未经整修的画面已经斑驳脱落,但是仍然可见画中的情景:一道高墙, 一个男人越墙而过。 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紧张和恐惧。

这幅画描绘了柏林墙的真实故事。

高大恐怖的柏林墙并没有能完全阻挡住东德人的逃亡。 据估计,28年里,约有一万名东德人试图攀墙而过, 逃往自由民主的西德,其中约有五千人成功了。为了奔向自由, 逃亡者们采用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 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 他们或是从墙上攀援而过, 或是从墙下的地道里穿出, 甚至还有人索性破墙而出。 1979年9月15日, 两个家庭的八口人, 乘坐高度相当于四层楼房的自制热气球飘越大墙,降落到西德。 一批西德人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挖了一条地道, 地道从墙底下通过, 有57名逃亡者通过这条地道逃到了西德。一名卡车司机载着一群逃亡者,开着车高速撞墙而出。 他不幸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中,身负重伤。这位英勇的司机带伤继续开车前行,终于进入西德境内。一卡车的人获得了自由,勇敢的司机却伤重而亡。两个男人朝西边一座房屋的房顶射了一箭,箭上连着一条钢索。这两个聪明人 顺着钢丝溜了55英尺,只花了30秒钟就成功地越过了柏林墙。逃亡者中甚至包括不少东德军人。1961年8月15日,一个名叫康拉德·舒曼的东德士兵蹦过铁丝网,逃到西德。跳过网时,他居然还背着枪。在他之后,约有两千名东德军人越墙而出。

不成功的逃亡者往往身遭厄运。他们不是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死射伤, 就是被捕入狱。从柏林墙建成到被推倒的28年中, 有246名试图攀墙而过的逃亡者在墙下被东德军人射死,近200人受伤。其中最著名的死者是18岁的建筑工人彼得·费希特。1962年8月17日,费希特试图越过查理边防站附近的铁丝网,逃往西柏林。东德军人朝他开枪,费希特不幸中弹倒下。在场的西柏林人朝身受重伤的费希特冲去, 试图救他脱险,却被荷枪实弹的东德军人阻止。在众目睽睽之下, 年轻的费希特流血过多而死。费希特是柏林墙下的第50名蒙难者。 他成为柏林墙下冤魂的象征。 在距离他中弹死去不远的西边墙下,西德人为他竖立了一个挂着花环的十字架, 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悲伤。

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粗糙的墙面。就是这样一堵墙,隔断了多少梦想!

一幅壁画上画着漂亮的五色彩带, 下面用英文写着:不要战争, 不要高墙。还有一幅壁画描绘出1989年11月9日的情景: 墙中出现一个大大的缺口, 人群潮水般从缺口中涌出。

1990年6月13日, 拆除柏林墙的工程正式开始,并于次年的11月30日结束。 昔日长达169.5公里的柏林墙,只剩下了6小段,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拆除的水泥板被捣碎用来铺路,另有250段被当作纪念品拍卖。在柏林墙曾经经过的90多条街道中间, 有些现在只剩下两条砖块铺成的细线, 作为历史的痕迹。

在一段墙上,两块水泥板相接之处裂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 洞里露出狰狞扭曲,锈迹斑斑的钢筋。这个洞很可能是14年前的“凿墙者”留下的。我贴近洞口望去,墙的另一边是鲜绿的树叶。低头下望,墙根水泥块的缝隙里,长着绿油油的小草。草中有一些彩色的碎片, 那是墙上脱落的壁画, 很多壁画如今已经完全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墙面。
1989年至今,14年过去了,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想,当初决定修墙的那些人一定没有料到, 这道他们以为将永远存在的高墙,仅仅存在了28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历史真的非常幽默。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在这段残墙下走了一个来回。 太阳开始西斜,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走出高墙的阴影,穿过市场街,朝来时路走去。走上弯道时,我停下脚步,回头再看了一眼那道残墙。它站立在街边, 用阴影, 壁画和本身的存在, 无言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自由是不能被有形或无形的墙挡住的。 正如残墙上的一幅壁画画的那样: 一颗星划过灰色的天空, 星星下面悬着一条带子, 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词: 自由。 无数双手伸向那颗星。
“自由终将战胜镣铐, 民主终将战胜专制”, 柏林的残墙如是说。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 最直接,最普遍的,它并不因为时间,地域,种族,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也不因为人们充耳不闻就失去意义。

我转身朝西区走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