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 尴尬的翻译

尴尬的翻译--谈谈《西藏和西藏人》中文版的翻译


在西藏问题上，有不少中国读者想不通，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民众，男女老少一致地支持达赖喇嘛，要和中国政府过不去。每每读到这样的抱怨，我就想说，因为中国人读的书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和西藏的交往，有悠久的历史，可是由于自然的隔阂，汉藏民众长期来互相并不了解。在辛亥革命前的汉语文献中，几乎没有对西藏政治和社会作出全面详尽阐述的著作。清朝的最后两百年间，清廷向西藏派出了148位正副驻藏办事大臣，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量的助手、幕僚、文书、仆从和警卫，但是历经两百年，除了给皇上的奏牍折子一类文字，竟没有留下一部让内地民众了解西藏的像样著作。由于西藏的封闭政策，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能够自由而安全地前往拉萨，但是他们都视驻藏为苦差，没有一人愿意长期在西藏生活，生活在藏地却不学藏语藏文，在主观上也不想对藏地社会进行考察和记述。在他们留下的日记笔记文字里，藏地是蛮荒之地，藏人则是一些肮脏、愚昧、野蛮 、落后得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对藏文化歧视隔膜至此，一般内地民众，对西藏则更是一无所知。

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开始了对西藏的探险。西方探险者不仅要克服高原的自然障碍，更为困难的是面临着西藏政府的封闭排斥政策。从十八世纪末的乔治·波格尔，到二十世纪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一代一代西方学者以探索西藏高原和藏地社会为人生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大多有博物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训练，具备专业理论和方法，对西藏的自然和社会进行系统的观察和记录。他们中有些人最终也没能到达圣城拉萨，有些人却得以在藏地生活多年，甚至最终融入了藏人社会。他们留下的著作，至今是藏学界的经典。

辛亥革命后，西藏的对外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藏地社会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艰难地寻找出路。于是，有一些内地人和西方人最终得以进入西藏，来到拉萨，甚至生活在拉萨。1933年，国民政府特派黄慕松使藏，留下了《使藏纪程》，1934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著有《西藏纪要》和《拉萨见闻记》。坊间流传一些和藏地藏事有关的著作，如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刘曼卿的《康藏轺征》，陈渠珍的《艽野尘梦》，释法尊的《我去过的西藏》和《现代西藏》等等。但是，这些著作，无论是观察记述的详尽准确，还是分析评论的公正中肯，其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都无法和同时期西方人如查尔斯·贝尔、休·黎吉生、麦克唐纳等人留下的著作相提并论。

于是，尽管很多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土地，说到西藏社会，言及藏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组织、政府机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那还是得阅读西方人写的藏学经典。这种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可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沈宗濂和柳陞祺的用英文出版的著作，《西藏和西藏人》（Tibet and the Tibetans）。

1944年，蒋介石委派沈宗濂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前往拉萨，沈宗濂带领十余随员和家属走马上任，其中有他的英文秘书，后来的藏学家柳陞祺。沈宗濂在西藏待了一年多，柳陞祺则一直待到1949年，在西藏生活了整整五年多。“沈宗濂在拉萨一年多，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柳陞祺《向昨天告别》）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已经没有清朝驻藏办事大臣在名义上的权力，其起因是，清廷末年急于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不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于1909年派川军入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谁知不久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军先是内讧，后又烧杀骚扰百姓，最终被全数逐出。这段经历使得藏人上下对清廷那种帝国的单边傲慢有刻骨铭心之痛，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不再依赖中国的保护。从此以后，一直到1951年解放军入藏，西藏就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

可是，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陞祺却在这段时间里对西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兴趣，作了很多观察和研究。1949年以后，沈宗濂去了美国，于195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他和柳陞祺合作撰写的英文著作，这就是《西藏和西藏人》。同一年，海因里希·哈尔出版了著名的《西藏七年》。

沈宗濂与索康


《西藏和西藏人》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著作，并没有打算写成学术著作，这却是第一本有中国人撰写的，具备当代学术价值观的重要著作。同时，由于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候的官方身份，此书尤其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的乔治·泰勒在此书初版序中指出的，此书是共产党占领以前的西藏的最后陈述。

可惜的是，这样一本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被人们一再引用，而中国人自己几乎无人知晓。留在国内的作者之一，该书的实际执笔者柳陞祺先生多年来也从不提起此书。

就这样过了53年。在柳陞祺先生以95高龄去世以后，此书终于由柳先生的女儿柳晓青女士亲自翻译成汉语，由柳陞祺先生的学生，藏学家邓锐龄先生审订，藏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了汉文版。

柳陞祺先生的英语顺畅优雅，此书本不难翻，可是笔者浏览了新出的汉文版，仍不得不为译者的为难和斟酌而叹息。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 怎样翻译此书原著中的Tibet和China。

学过英语的都知道，Tibet通常翻译成“西藏”，虽然现在的藏学家都知道，英语中的Tibet其实和汉语中的西藏差别很大，为了防止误解，严谨的学术著作几乎都要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番解释，但是将Tibet译成西藏是约定俗成，问题不大。而China翻译成中国，几乎是一种规定，不翻成中国难道还能翻成别的什么？

可是，此书写作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到1951年之间，西藏政府驱逐了清朝的驻藏大臣和入藏川军，宣布独立的时期。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西藏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派代表出席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以图解决边界问题，1933年西藏和中国在金沙江附近发生边境冲突，有过一次局部战争，最终签订停战协议隔江而治。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前签订十七条协议，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该书作者被国民政府派往拉萨，显然已经不同于清朝两百年里派出的驻藏大臣，而更接近当代国与国之间派出的大使，“仅忙于对各方酬应往来，联络感情。”正如当代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德斯坦在《雪狮与龙》一书中表明的，这个时期，是西藏“事实上独立”的时期。这一史实，国际藏学界并无多大争议。

可是，这一历史事实却和中国政府现在加于中国学者头上的紧箍咒，“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相符合。于是，Tibet 译成西藏、China译成中国就有了问题，因为叙述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和“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是不会和这个国家发生外部关系的，就像江苏省不会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样。

于是，中文版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对这两个名词作了灵活处理。

在涉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时，译者把一个单词“Tibet”翻译成“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西藏行政当局”，等等，“西藏”这样一个原书作者曾与之打交道的独立政治实体，经过译者手上的修饰，就符合“中国的一部分”了。同样，一个单词“China”，有时候翻译成“内地”，有时候翻译成“清政府”、有时候翻译成“中央”，如此转弯抹角，也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说成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国的另一部分“内地”或“中央”打交道，逻辑上才说得通了。不过，如此一来，这还能叫翻译吗？

翻译的第一原则是“信”，是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可惜中国译者的“信”不得不屈从宣传部门的戒律。中文版里有一句话说，“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这一句里，“所谓的”三字，是译者凭空加上去的，这三个字就把原来对一件史实的中立陈述，变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贬斥的政治表态。

还有一些地方，加减字的方法也难以削足适履，中文版干脆跳过不译。在叙述元朝的蒙藏关系时，原作介绍了蒙藏之间的“施主-帝师关系”（The patron-chaplain partnership）。在讲述西藏历史的时候，藏人经常强调历史上西藏和东邻大国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而不单纯是“朝贡国”或“保护国”的关系。藏人认为，西藏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清朝结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说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政府有关西藏历史的宣传中，从来不提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于是此书中文版在几个地方就删掉了这方面的陈述。
再举一个例子。中文版第73页有这样一段话：

“1911年以来，拉萨一直保持着一个不同于内地任何地方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有自己的电报和邮政服务。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拉萨当局亲眼目睹了内地的悲哀，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地陷入持续的战乱，广大人民因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拉萨当局认为，政治上对中央的依附有些得不偿失。”

此书译者也许应该知道，这本书的英语原著在西方大学和普通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已经放了半个世纪多，它的读者如果读到中文版的这段话，凭着记忆印象就可以断定，原著里是不会这样说的。原著这样说：

“1911年以来，拉萨实际上享有充分的独立。它有自己的货币和海关；它经营自己的电报和邮政；它维持着一个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官系统；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在政策上，拉萨经常表现得更为独立。它看到，中国在1911年建立共和国以后怎样陷于战乱，人民怎样受尽苦难。拉萨相信，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弊大于利。”

中国人难得写了一本有关西藏的好书，可惜不得不翻译成了这个样子。一般中文读者，自然不会想到原著原来本不是这样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说过，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又说，为了西藏人民自己的利益，他现在不再诉求西藏的独立，而追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这就是真正的圣者和智者，他能够坦然面对历史，也同样坦然地面对现实。而一个大国，在小小一本书的翻译上，却不敢面对历史而只敢悄悄地做手脚，用强权来推行愚民政策，这其实反映了它在现实政治面前缺乏起码的道德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