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一言重如山——《那年,世時翻转》推荐序
李江琳
《那年,世時翻转》,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一位藏族退休干部纳仓·怒罗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藏文版于2007年在西宁出版,在境内藏人中秘密流传。2009年,我在印度达兰萨拉研究1959年3月“拉萨事件”时,为了厘清“拉萨事件”的背景,以及普通藏人在“民改”和“平叛”期间的遭遇,曾请我的朋友桑杰嘉翻译了其中的两章。
无论对西藏三区现代史研究者,还是对关心西藏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西藏三区现代史的资料非常有限,因为牵涉到一段极其“敏感”的历史,即1956-1962年发生在西藏三区的战争。
官方历史中所说的“西藏平叛”,指得是1959-1962 这三年内,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解放军在卫藏地区,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针对藏人进行的全面军事行动。 因此,“西藏平叛”这个词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并不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周边地区,即川、青、甘、滇四省藏区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战事并非仅限于卫藏地区,而是涵盖了整个西藏三区,时间跨度长达6年。在此期间,中共动用了野战军、地方军队和民兵,参战军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乃至于空军,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局部战争。
官方历史中所说的“西藏平叛”,指得是1959-1962 这三年内,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解放军在卫藏地区,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针对藏人进行的全面军事行动。 因此,“西藏平叛”这个词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并不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周边地区,即川、青、甘、滇四省藏区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战事并非仅限于卫藏地区,而是涵盖了整个西藏三区,时间跨度长达6年。在此期间,中共动用了野战军、地方军队和民兵,参战军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乃至于空军,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局部战争。
多年来,1956-1962年间西藏三区藏人的反抗一直被称为“叛乱”,对反抗做出的残酷镇压一直被称为“平叛”,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历史中并未详细说明,藏人为什么“叛”,也没有说明四川甘孜地区为什么是在1956年,而不是在1950年“叛”。显然,藏人的反抗与“解放”本身并无直接联系,而是另有原因。
资料显示,这场战争是1956年初,从四川甘孜开始的。1956年初,中共套用内地方式,在四川藏区开展暴力土改,没收私人财产,大幅提高税收,强行收缴民间枪支,批斗部落领袖,侮辱僧侣,激起了藏人的武装抗争。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藏人的抗争被称为“反革命武装叛乱”,毛泽东亲自下令,调动包括野战军在内的大批军队,以现代武器和中共特有的“集中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术方针,对抗争的藏人进行血腥镇压,其军事行动包括调动兰州军区空军轰炸理塘、巴塘、乡城的寺院。随后,中共在甘、青、滇三省藏区采取与四川藏区同样的方式土改,藏人部落各自应对,有的武装反抗,有的集体逃亡。大批藏人逃往正在紧锣密鼓准备进行“改革”,但尚未开始实施的卫藏地区。解放军对逃亡藏人实施包括“空中打击”在内的军事行动,战火烧过黄河长江,西藏三区发生全面战争,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西藏三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遭到毁灭性破坏。
卫藏地区发生的战事并非藏人武装抗争,以及中共军事镇压的起点,而是一连串事件的终点。当军事行动发展到卫藏地区时,周边四省藏区早已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应该注意到中共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西藏三区”中的康区和安多进行的武力镇压行动。
在青海发生的战争极为惨烈,官方记叙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平叛部队”事实上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了大屠杀。随后各县又实行大逮捕,关在“劳改营”和监狱中的战俘及“集训”的藏人大批死亡。这一史实,在中共语境中称为“平叛扩大化”。
根据官方数据,1958年,本书作者的家乡,即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仅被捕人数就达22780人。根据我对官方人口资料的研究,1961年,即“平叛”战争接近结束时,玉树州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43%,超过1953年玉树州人口的一半;直到1977年,整整20年后,玉树州藏人人口才回升到接近1957年的数量。由此可见当时对藏民镇压的残酷程度。1980年代初,邓小平批准青海对1958年的“平叛扩大化”平反,玉树州“平反、改正人员”达1958年被捕人数的98.52%。“平叛扩大化”的平反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官方承认
“平叛”战争中犯了“错误”。但平反是静悄悄地进行的,藏区之外的人基本上不知道,宣传中所说的“叛匪”绝大多数是冤案。
然而,历史并非只是一堆数字和资料的组合。没有当事人的经历,历史是不完整的。中国境内虽然有大量关于西藏的出版物,但是,关于西藏三区土改、合作化、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迄今为止还是空白。即使在境外,有关青海藏区“土改”和大饥荒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这是因为青海藏人大多为游牧部落,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相对而言,康区与拉萨、印度的联系比青海藏区多,因此,1950年代康区发生的事件,外界了解略微多一些,但是有关“青海平叛”和青海藏区大饥荒的资料非常少。纳仓·怒罗的回忆录填补了这个空白,让读者有机会了解那段时间里,一个普通藏人所遭受的一切,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史料。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使得汉藏双方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因而无法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切入点。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依然保留在藏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因此,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历史悲情,使问题更加复杂。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听到藏人的声音,也无法了解藏人的遭遇。那些年间,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段历史对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
然而,历史并非只是一堆数字和资料的组合。没有当事人的经历,历史是不完整的。中国境内虽然有大量关于西藏的出版物,但是,关于西藏三区土改、合作化、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迄今为止还是空白。即使在境外,有关青海藏区“土改”和大饥荒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这是因为青海藏人大多为游牧部落,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相对而言,康区与拉萨、印度的联系比青海藏区多,因此,1950年代康区发生的事件,外界了解略微多一些,但是有关“青海平叛”和青海藏区大饥荒的资料非常少。纳仓·怒罗的回忆录填补了这个空白,让读者有机会了解那段时间里,一个普通藏人所遭受的一切,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史料。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使得汉藏双方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因而无法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切入点。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依然保留在藏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因此,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历史悲情,使问题更加复杂。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听到藏人的声音,也无法了解藏人的遭遇。那些年间,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段历史对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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