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星期一

从历史视野中看西藏问题

半个多世纪来,藏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斗争就是保持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藏人是成功的。达赖喇嘛说,藏人的精神依然高涨,特别是年轻一代,民族意识更强,"我并不需要说任何话来激励藏人的民族精神。"


2013年11月,我在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维持现在的西藏政策不变,如果西藏问题拖而不决,如果西藏的现状再延续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藏人怎么办?今天的藏人应该为未来做些什么?达赖喇嘛回答了我的问题。

单靠藏人无法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对我说,西藏问题单靠藏人自己是解决不了的。

我研究1950年后的西藏当代史,理解达赖喇嘛的这一判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所谓当代西藏问题,就是包括西藏三区在内藏区的政治地位和藏人合法政治权益的问题。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变化或进展,都受制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历史上,藏人是依靠特殊的自然条件来维持藏区的封闭状态,从而依靠这种封闭状态维护藏人的独立自主。但是这种条件早已不再具备,中国政府半个世纪来已经把铁路公路和机场修进了西藏,中国的军警能够到达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对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与利用,涉及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多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同情藏人的艰难处境,在道义上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乐见藏人重获自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府希望东亚处于稳定和平衡状态,这一状态有利于各方利益,所以在名义上都承认当下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拥有。

相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藏民族是一个弱小民族,而且处于四周被陆地包围的青藏高原上。藏人的人口总数占中国人口总数的0.5%不到。藏人失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组织已达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手无寸铁。藏人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爱好自由人民的支持,单靠自己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直把争取国际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同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达赖喇嘛始终相信,藏人争取自由和自身权益的要求是正当的,是正义的事业,任何人只要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同情和支持藏人,因为这是来自于人的天生良知。

更重要的是,藏人争取自由和自身权益的斗争,必须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否则,西藏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困难。为此,达赖喇嘛一直对中间道路的方针抱持坚定的信心,相信中间道路是一条双赢的道路。他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理解中间道路的意义,就一定会转向同情和支持藏人。

对这一判断,中国政府内反对政治开明、也反对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的顽固派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中国民众了解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哪怕一点点真实情况,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荒谬和错误就会立即浮现出来,所以,中国政府的涉藏部门、维稳部门和宣传部门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紧紧围绕着封锁真相而展开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藏民族和汉民族在认知上隔离开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而藏人在当下所能够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封锁,让外界了解藏区的情况,让中国和世界民众了解事实真相。

从长远着眼看西藏的未来
达赖喇嘛说,对于藏民族的生存来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精神不灭。半个多世纪来,藏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斗争就是保持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藏人是成功的。达赖喇嘛说,藏人的精神依然高涨,特别是年轻一代,民族意识更强。藏人精神不死,不用担心。他对我说:"我并不需要说任何话来激励藏人的民族精神。"

我研究过1950年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中国政府在占领西藏后,半个世纪来实行了各种政策,除了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期间的五六年间有尊重藏人意愿的姿态,意图改革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维护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统治为目的,其政策就处处表现出淡化藏人自我意识、消减藏人的反抗精神、使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特点。但是,不管是胡萝卜还是大棒,在抹杀藏人自我精神方面,中国政府是彻底失败了。

那么,如果西藏问题久拖不决,再拖上五十年一百年,今日的藏人该做些什么呢?

达赖喇嘛指出,藏人应该看到,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藏人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资源,都放到教育上来,要培养出一代一代有能力保存藏文化、又有能力把西藏融合到现代世界中的藏人。达赖喇嘛说,这就是他一再向藏人强调教育的原因。受过教育的藏人应该是有能力保护藏文化的人,所以藏人要认真地保存好佛教,要有自信,相信藏文化中蕴藏了有益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藏人也应当认识到,光有佛教知识的教育还不够,更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藏人要自己的现代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等。而且,还要把这两者,即佛教知识的教育和现代教育融合起来,以达到不仅是保存传统文化,而且更新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抛弃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由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西藏政策,转向视达赖喇嘛为敌的顽固派政策。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就在一条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紧张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藏人一方面要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保持希望,对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保持信心,另一方面不能把自己的作为寄托在明天就能取得独立或自治之上,而必须从长计议,从长远出发,在历史视野里认识西藏问题,由此确定藏人今日的生存策略。

达赖喇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和科学家展开对话,这一对话每年举行,至今已经举行了近三十年,并从近年开始把科学教育系统地引入佛教寺院的僧侣教育。我问达赖喇嘛,这样的对话对当下的西藏形势有什么关系呢?达赖喇嘛回答说,确实,从当下来看,他所主导的科学与佛学的对话对缓和当下的形势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外界有些人,包括一些藏人,批评他同科学家的对话无助于藏人争取政治权益的斗争,只是增加他本人的声望。达赖喇嘛对此一笑而过。我知道,达赖喇嘛相信,藏人很快就会看清楚,尊者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为藏人指出一条长远的道路。


原载《动向》2014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