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藏族統一的民族自治區，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提出來的，當時中央及有關領導都是持積極態度的。對統一藏區的態度之變化的內在邏輯，是中國政府自信心的失落。
離間漢藏民眾徹頭徹尾的謊言
西藏問題陷入僵局已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一方，仍然抱著有朝一日重開談判的希望，而中國政府涉藏部門的權勢人物，則表現得越來越強硬。藏人對此的反彈也越來越強烈，近年來不斷出現的藏人自焚抗議，可以說是對中共這種態度的反應。因此，藏區幾年來一百多藏人的自焚抗議的原因，是全世界都明白的事實。儘管中國政府一味否認西藏問題的存在，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藏問題仍然是個問題。否認問題的存在只是使得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更惡劣，也令信息不靈的國內民眾疑惑：藏人若真的幸福快樂，怎會有那麼多人自焚？
對中國政府來說，對外形象的改善，反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涉藏部門的官員們也不怎麼在乎對外形象，但是對內維穩卻是分分秒秒要抓緊的大事。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各部門，已經讓自己製造的「維穩原始股」給套住了，它最擔心的就是漢地民眾開始理解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喇嘛和藏人訴求，最怕的是廣大漢人對現實的憤懣和藏人的冤屈結合起來，所以無論如何要讓漢地民眾反對藏人一方的訴求。這時中國政府拿出來的最方便的說辭就是，達賴喇嘛要求建立「大藏區」，那就是佔中國領土四分之一的範圍，所謂「大藏區自治」，就是要把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分離出去。
中國人當然不肯接受這個方案，但問題是，中共宣傳部門的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達賴喇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向全世界公佈他的「中間道路」方案的時候，早就公開表示，他代表藏人放棄獨立，只尋求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而在放棄獨立，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內的前提下，達賴喇嘛提出藏民族應該建立統一的高度自治的自治區。這是符合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設想，也是根據以往半個多世紀的現實和教訓，提出的一個有誠意的方案。
這個方案，不僅和「西藏獨立」沒有關係，和「分割中國領土四分之一」沒有關係，而且是有歷史淵源的，這曾經是中共高層自己的設想。
「大藏區」方案的來歷
中共黨內資歷最深的藏族老幹部平措汪杰在他的著作《平等團結路漫漫》中回顧了所謂「大藏區」方案的來歷。
早在一九五一年，中藏在簽署《十七條協議》之後，西藏噶廈政府代表團就向中國政府提出，現在西藏已經根據協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相連，藏人在宗教上文化上始終是統一的，應該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一九五二年，以格桑旺堆為首的西藏昌都地區代表團通過中央民委主任李維漢向中央提出建議，將所有藏區統一起來建立自治區。李維漢和當時中央負責西藏事務的西南局書記鄧小平交換意見後回答說，這一建議的願望是好的，「也是中央的方針」。也就是說，建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是中國政府高層認同的一個目標。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央代表團團長陳毅，在拉薩的一次黨內座談會上，提出要把分屬青甘川滇四省的藏區聯合起來，建立以拉薩為中心的自治區，並指出這對藏民族興旺、藏漢團結、國家統一的長遠利益都有好處。當時在場的藏族幹部有桑傑益西（天寶）、扎喜旺徐、楊東生和平措汪杰等。
天寶是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藏族老幹部。他後來回憶說，陳毅講話後，中央有關部門指定他為組長，專門成立相關五省區工作組來研究商討這個問題，只是後來極左政策佔了上風，他們的工作沒能落實。當時的青海省省長孫作賓也知道並參與談論過此事。可見，建立全藏族統一的民族自治區，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提出來的，當時中央及有關領導都是持積極態度的。
五十年代中共高層內部的這一意見，平措汪杰是親歷者。他留下的回憶是非常重要的。
藏民族必須爭取同樣的政治條件
對於達賴喇嘛和藏人來說，建立全藏區統一的自治區，在政治上把藏人統一起來，不僅是對藏民族長遠發展極有意義的條件，是藏民族幾百年的夢想，也是一個有著切膚之痛的現實。當年的十七條協議，在西藏噶廈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簽訂，只覆蓋了歷史上噶廈政府政治管轄的西藏，而不涉噶廈政府管治範圍之外的「四省藏區」，即傳統西藏的康和安多兩地。所以，當藏區遭遇問題的時候，達賴喇嘛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通過周恩來親自承諾「西藏六年不改」，以後也只有藏人自己願意改革的時候才搞改革，但是同時卻決定，金沙江以東堅決改，也就是四省藏區沒有得到西藏那樣的政治待遇，從而導致四省藏區的殘酷暴力「改革」、藏民抗爭、遭遇殘酷鎮壓等一系列悲慘事件。藏民族必須爭取同樣的政治條件，這是藏民族血的教訓。藏民族的統一意識和訴求，恰恰是中共的嚴酷鎮壓打出來的。
如果聯繫中共高層五十年代關於統一藏區的建議，那麼到了八十年代藏人的統一自治區的要求，應該一拍即合，為什麼中國政府在三十年後就變臉，閉口不談當年曾答應藏人統一自治，反而一口咬定統一藏區就是要分裂四分之一中國國土呢？
只要瞭解當年的史實，瞭解達賴喇嘛和藏人中間道路訴求的真實內容，就能明白這樣的反咬一口是毫無道理的。那麼，中國政府對統一藏區的態度之變化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國政府自信心的失落。當年從毛澤東、陳毅到李維漢、習仲勳，他們相信自己能給藏區帶來正面的變化，他們有這個自信。而現在中國政府的治藏者，沒有理想，也沒有了前輩的政治自信，他們根本就不敢面對現實，不敢面對藏民族民眾。他們內心是自私的，空虛的，唯一的武器是使用手中的政治暴力，以暴力為後盾來顯示口頭上的強硬，反映的是這個群體內裡徹底地缺乏道德自信。
這是西藏問題陷入僵局的真正癥結所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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