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採訪達賴喇嘛的時候，達賴喇嘛說，藏人爭取自身權利的事業，單靠藏人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藏人必須依靠全世界的支持。達賴喇嘛還特別強調，藏民族應該爭取漢族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在達賴喇嘛的住地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人都知道，達賴喇嘛對來訪的漢人特別好。對中國民眾目前面對的種種問題，從毒奶粉到霧霾，從物質上的困難到精神上的匱乏，達賴喇嘛都心懷同情，念念不忘。無論什麼場合，他都用"我的漢人兄弟姐妹"這個稱呼。
民運人士是支持藏人事業的先驅
達賴喇嘛為漢藏民眾層面的互相溝通而作出的持久努力，表現了達賴喇嘛的宏大慈悲胸懷，但是促進漢藏民眾的交流，並非輕而易舉。
由於中共的長期信息封鎖，對達賴喇嘛的誣陷污衊，以及嚴厲鎮壓在西藏問題上的持不同意見者，幾十年來使得大多數漢人對藏民族的處境和訴求要么一無所知，要么充滿偏見。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呼籲民主的大學生們，很少有人了解和關心同時發生在拉薩的鎮壓。這一事實，具象徵意義地反映了漢族民眾對藏民族的隔膜、無知與偏見。達賴喇嘛要爭取漢人的理解與同情，首先就不得不面對這一現狀。
達賴喇嘛多次說，人都是有天生良知的，人只要知道了事實真相，天生良知就會讓人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在漢族民眾中，首先對藏民族的處境與訴求作出準確判斷的，正是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的民運人士。他們中首推民運先驅魏京生。早在1992年，被鄧小平下令只要鄧活著就不准出獄的魏京生，在監獄裡給鄧小平寫了長信，明確地批評中共的對藏政策，其見解之深刻、判斷之精準、言詞之犀利，至今讀來仍令人拍案。
幾乎同時，在天安門事件後被迫流亡的民運人士，在海外自由的環境裡得以了解藏民族的遭遇和訴求，紛紛站到了和藏民族共同奮鬥的立場上。他們陸續來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後深為流亡藏人幾十年艱苦卓絕的努力而感動。他們開始寫文章，出版書籍，開會演講，支持達賴喇嘛和藏人爭取自由的鬥爭。
這是近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成群的漢族知識分子，跳出了漢族文人傳統的國家主義和漢族沙文主義的思維陷阱，公開地為藏民族的自由而呼籲。這些民運人士大多學有所成，有較高的理性思維水平，對民主和民族問題有一定深度的思考，他們看到，中國民主化的事業，和藏民族爭取自身權益、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鬥爭，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是相同的。他們對達賴喇嘛和藏人的支持，建立在理性和思考的基礎上。同時，受達賴喇嘛的感召，他們也都明確表示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來爭取漢藏民眾的自由。
民運人士為漢藏交流而努力
中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民運和流亡藏人社區的破壞。中共破壞民運的主要策略是製造分裂，分化瓦解。在這方面，中共有組織、有資源、有一整套做法、有層出不窮的招術。上世紀九十年代，多數民運界人士還很年輕，被中共的破壞打了個措手不及，一度呈現分裂不斷的狀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海外民運人士經過自我反省，漸漸地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堅持下來的人們開始整合，重新起步，民主信念不變，鬥爭的意志更加堅定。中共對民運的破壞不再是那麼容易了。民運人士對中共放出來的真真假假的挑撥離間，有了一定的判斷力和免疫力。與此同時，在民運界和關心中國民主化的華人中，理解和支持達賴喇嘛、同情和支持藏民族争取自由的事業，已經沒有漢人傳統上的思維障礙。隨著中國內部各種危機的公開化，中共公信力崩潰式下降，中共幾十年來在西藏問題上製造的迷霧和假象正在加速消失，有越來越多的境内漢人站到同情藏人、支持達賴喇嘛的一邊。
2008年拉薩事件後，很多海外民運人士以各種方式，為漢藏交流作出了極大努力。魏京生、胡平等最早一批民運領袖，仍然在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藏區的人權問題，譴責中國政府對邊疆非漢民族的壓迫。楊建利博士領導的國際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已經辦了九屆，多次邀請達賴喇嘛到研習營講話。一些華人學者作出了持久的努力，挖掘整理分散在各個地方、各種文件中的中文資料，努力還原以往半個世紀藏區發生的事件真相，為漢族民眾了解藏區真實提供堅實的史料證明。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唐路，現在活躍在互聯網上、街頭廣場和群眾集會上，為藏人爭取權益而大聲呼籲。
在海外生活的民運人士，享受著言論自由，在中國的民族問題上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見解。有些人支持西藏獨立，也有些人支持西藏自治。但是他們出於多年來對民主理念的思考和追求，都明確支持西藏的未來應該由藏人來決定。而在當下，他們從以往的親身經歷中得出教訓，比別人更理解藏民族團結一致的重要性，更明白漢藏交流和漢藏民間團結的意義。大部分漢族民運人士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認識到漢族和藏族，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事業是共同的。所以，當漢藏交流中出現異常情況的時候，他們知道必須對來歷不明朗的状况保持極大的謹慎和警惕，互相叮囑要沉住氣，要保持頭腦清醒，继续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为此堅持不懈地努力。
漢民族和藏民族，各有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藏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把致力於和漢人溝通交流視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漢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恰是一位民主運動的活動家，他也把中國的民主事業和藏民族的鬥爭視為一體。漢藏民族是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殊途同歸是必然的。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當越來越多的漢藏民眾得知真相，就會走到一起，為共同的事業而努力，漢藏人民獲得自由的一天就到來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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