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人百感交集的直觀對比
二○一五年九月，教宗方濟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幾乎同時訪問美國。當習近平率龐大政商代表團到達第一站西雅圖逗留兩天的時候，教宗正在華盛頓受到熱烈歡迎，總統奧巴馬全家親自前往機場迎接。教宗應邀在國會參眾兩院發表演講，演講中議員們起立鼓掌的次數超出了人們的預期，連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也一反常態熱烈鼓掌。習近平到達首都華盛頓時，教宗先走一步去了紐約，在聯合國發表演講，現場座無虛席。教宗在紐約的公開彌撒，有八萬人參與，盛況令人震撼，這還是抽籤限制人數的結果。與此同時，習近平在白宮會談，卻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他去國會演講的願望被拒絕，街頭中國人權人士的抗議卻如影隨形。隨後，他去了紐約，在聯合國大會演講，大廳裡有三分之二的空位。
這兩位訪問美國，時間選得耐人尋味。這樣的時間安排，簡直就是用來作比較的，人們不可能不看到兩位訪美場景的直觀對比，不可能不問兩位引起的反應為何差別如此之大。習近平是帶著錢包和訂單來美國的，訪美四天裡一口氣承諾採購三百架波音飛機，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注資二百億元，免除發展中國家債務，出資三十一億美元對抗氣候變化，三年內資助五萬中美留學生，等等。可是對於習近平最熱切的倡議「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朝野卻置若罔聞。習近平這次訪美，可以說是滿載而來，空手而歸。對比教宗的空手而來，載譽而歸，讓中國人百感交集。
普世價值和人類共同理想
教宗在美國受到異乎尋常的熱烈歡迎，有人解釋說，這是因為教宗多次尖銳批評資本主義說出了美國學院左派們的心聲，也反映了社會底層貧苦民眾的願望。這樣的解讀可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美國，學院和媒體左派從來就有很強的話語權，這種話語不僅是美國引以自豪的思想言論自由，也為美國社會的不斷改革和更新提供了多元的思想資源。教宗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現實的尖銳批評，本質上不是要聚攏貧苦民眾內心的不滿和冤屈，而是倡導全人類的共同理想，那就是人道、自由、公正、民主等普世價值。他提倡的是普世價值指導之下，現代西方社會應該不斷改革，使得社會更公平、更自由。所以，從現場氛圍就可以看出，教宗的社會批判，所引起的不是憤怒和仇恨，不是革命和造反的情緒，而是謙卑、自律、利他、互愛的感恩之心。這些思想感情，不僅天主教徒認同，可以說美國社會的所有人都會認可。這是教宗受到如此盛大歡迎的根本原因。
同樣受到美國民眾喜愛和歡迎的達賴喇嘛也是如此。達賴喇嘛多次說過，世界上各個宗教之間的不同點一目了然，但是只要深入地看，就能看到所有宗教的核心是一樣的，那就是倡導全人類共同的愛，共同的理想。達賴喇嘛多次說過，他把自己看成半個共產主義者，因為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中，追求人類平等的理想是符合佛陀教誨的，仍然是今天的人類社會應該追求的目標之一。很多人想不通，既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都已經證明是失敗了的，為什麼達賴喇嘛還要這麼說？其實很簡單，達賴喇嘛是特指追求眾生平等這一佛教理念而說的，這一平等、自由、利他、互愛的理念是人類的共同理想，是普世價值。
從全人類共同理想的角度看，習近平的弱項非常明顯。如果說，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還在提倡和國際接軌，提倡「和諧」，避免被世界主流理念所排斥，習近平執政後卻在和普世價值唱對台。訪美期間，習近平的講話中不乏民主、公正等詞，但是沒有一個人把習的這一類高調當真，因為在此以前，他的「七不講」驚世駭俗，在內政上無視基本人權、打壓維權律師、逮捕女權人士、鎮壓非漢民族等等作為，已讓他在價值理念方面完全破產。尤其令外界震驚的是，習近平政權對主流宗教肆無忌憚的騷擾。
習近平的宗教政策
習近平成長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共執政後在全國範圍內破壞、鎮壓和消滅宗教的時期。一九五八年的「宗教制度改革」運動，藏區的幾千所寺院被摧毀，到文革時期，藏傳佛教寺院幾無倖存者，不知有多少僧侶死於這場殘酷的運動。中共這種滅絕性的宗教政策是以其特有的馬列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而這種理論也是習近平那一代所得到的教育，在他們那一代的腦中根深柢固。文革後，胡耀邦、趙紫陽等對這種政策進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糾正，宗教開始從廢墟上重建。而習近平執政後，又出現了逆轉。
在最近的統戰工作會議、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等多個場合，習近平都對宗教擺明了態度：「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講話中，提出了「佛教中國化」的政策。
習近平的講話有這一代人的特點，用詞大，句型壯觀而空洞。他的宗教觀念和政策到底是什麼意思，從這些提法中很難看出，但是具體做法就很清楚。最近幾年浙江省瘋狂強拆基督教堂十字架，主事的領導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信任的人。這一造成基督徒極大悲情的蠻橫政策，沒有習近平的首肯是不可想像的。無恥的是，浙江當局強拆十字架的時候，拿出來的理由居然是教堂違反了建築規範，是違章建築，卻動用了武警特警等政府暴力部門。
「佛教中國化」是習近平生造的一個概念。世界各大宗教在其傳播史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形成一些獨特的風格，宗教學者們稱之為宗教的「本土化」。佛教產生於印度次大陸，在後來傳播的過程中，除了對教義和經典的不同側重形成的三大主要流派，即「大乘」、「小乘」（上座部）和「金剛乘」（藏傳佛教）之外，根據佛教的「本土化」特點，還有「漢傳佛教」、「日本佛教」等等。禪宗、淨土宗、華嚴宗等等佛教流派是佛教進入中國後產生的，日蓮宗則是日本佛教的產物。佛教和人類其他精神和思想一樣，也會發展變化，這要靠佛教僧侶和信徒的共同努力。事實上，當佛教傳入中國，並形成了各種不同流派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本土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當然，佛教也在「與時俱進」，民國初年開始的「人間佛教」運動就是一個例子。這個運動在近現代佛教大師太虛法師、印順法師、聖嚴法師等高僧的倡導和推廣下，將佛法與現代生活相結合，在台灣和海外具有很大影響，漸成當代漢傳佛教的主流。
習近平的「佛教中國化」顯然不是為了佛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利用佛教作為一個工具，來為中共的統治服務。於是，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的「做好藏傳佛教工作」，具體而言是「發揚藏傳佛教愛國愛教傳統，推進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建設，支持藏傳佛教按照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進行教規教義闡釋」。這無異於說，中共將爭奪佛教教規教義的解說權，用中共的解說來改變佛教。可見，所謂「佛教中國化」其實就是「佛教中共化」。
這種驚世駭俗的做法，是百分之百的倒行逆施，怎麼能指望得到當代世界的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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