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进行“人民民主改造”。
然而仅仅8年后，“拉萨事件”爆发：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所居住的罗布林卡宫，阻止他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看演出。在中国官方历史中，这一事件被称为“西藏叛乱”，在藏人的叙述中则是“抗暴”或是“起义”。拉萨事件发生一周后，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拉萨城，“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
19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历史总是语焉不详，藏人的叙述难免支离破碎。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西藏问题研究，2009年她辞去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工作，专注于研究当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读中国官方出版的藏区县志和州志、军事志和当年的报道，以及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她走访印度和尼泊尔的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了300多名来自西藏三区（指安多、康区、卫藏三区）的难民，多次采访达赖喇嘛。
2010年《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在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1959年拉萨事件和达赖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在台湾出版，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鲜为人知的战争。2014年《藏区秘行》出版，记录了对藏区秘密战争历史现场的一一寻访，展现了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织中的西藏。三部曲前两部英文版将陆续推出，第一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红色家庭出身，父母均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近日，李江琳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根据她所进行的调查，她谈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转变怎么导致“西藏起义”，达赖喇嘛的出走为何属于无奈选择，以及五十年代西藏发生的秘密战争。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上半部分。
问：为什么会对西藏1959年这段历史感兴趣？
答：最早接触西藏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上海读书，坐轮船回家，我家在九江。同舱的两个人，身材高大，会说汉语，但很少跟我说话。此外，他们互相说一种奇怪的语言，我一点都听不懂，于是就问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四川藏人。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说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考察这件事。这件事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第一次听达赖喇嘛演讲是1999年在纽约中央公园，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二次公开演讲。当时我所在的一个西方禅宗圈的朋友建议我去看看，我就去了。主办方预计有五千到一万人参加，结果来了五万多人。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带领五万人同声祈祷，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纽约看到藏人。
2004年，我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主持西藏文化节，也让我意识到，我此前对西藏的了解都是文化方面的，对西藏当代历史一无所知。即便是我所知道的西藏文化，基本上都不是藏人告诉我的，要么是中国官方学者，要么是西方人。意识到这点，我就决定自己去藏人那里了解西藏，特别是当代西藏。
2007年，我第一次去达兰萨拉，还去了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带回来半箱子资料。我可以在那里随意采访，采访了很多流亡者，也记录了很多资料。我发现西藏流亡史是一个空白，然而我要做西藏流亡史研究就必然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流亡，这样就自然而然关注到1959年达赖喇嘛为什么要出走这件事上。所以，2009年我再次到印度，研究范围就主要集中在1959年的事件。然而我在采访中发现，仅仅讲述1959年是不够的，不能说明达赖喇嘛出走的原因，事情还得往前推，我的研究范围便从1959年扩展到1956至1962年，对藏人来说，生存保卫战实际上从1955年就开始了。
问：你是怎么收集资料的？
答：实际上我书中所用的资料只有少量是内部资料，大多是中国官方公开出版的。我从美国、加拿大的不少图书馆借调了很多资料，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就找到了1958年的《青海日报》和《青海画报》；我手头的地方志有100多部，藏区已经出版的地方志我基本上都有。然后对地方志的每一个部分进行梳理，看看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然后跟公开和内部出版的中央文件对照，总是能找到前因后果。这其实是常规的历史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重在史实重建，从无数的资料中抓取有用的信息，加以考证、驳正、对比、分析、排序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出来。
问：为写这本书你采访过达赖喇嘛三次，几百位流亡藏人。你有没有在中国境内做过采访？有没有采访过中国官方人物？
答：2012年我在四川、青海、甘肃藏区旅行时，随机采访过一些当地藏人和体制内藏人干部和学者，并且采访了前青海果洛州州长达杰，有一些重要采访是委托信任的人替我做的。还有几位当年在青海工作过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告诉我一些重要信息。由于在中国境内采访原解放军官兵相当困难，我收集了近200份解放军官兵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还找到一些内部出版的回忆录。
问：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为何还会发生战争？
答：所谓“和平解放西藏”是否是真的呢？首先，为什么有一个“西藏地方政府”？为什么别的民族没有“地方政府”，单西藏有“地方政府”？第二，“和平解放西藏”是真的“和平”吗？实际上在此之前［注：1950年10月］，解放军攻克昌都，是先有战争，再有这个协议的。1951年解放军进入拉萨，并不意味着“占领”已经完成。在1959年之前，中共只是进行了各种布局，也有各种预案，由于建政尚未完成，那些预案暂时还没法施行。中共在西藏的基层建政，是在1959年3月到1962年间，以“边打边改”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说，对西藏的彻底占领以及改造都是通过战争进行的。
问：毛泽东本人对西藏做过什么指示？
答：毛泽东对于西藏有过相当多的指示，公开出版的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收入101篇，但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收入这本书。1950年1月，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给中央及彭德怀拍过一封电报，电报署名是“毛泽东于远方”，这个远方指的是苏联。在这封电报里说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里有两个很关键的词：占领和改造。
《十七条协议》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十七条”里没有说中共可以在那里建党，只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进驻西藏保卫国防。所以，从1951年到1955年7月1日之前，中共西藏工委是个秘密组织，对外以解放军“独立支队”的名义出现，这本身就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就像是木马计。这个时候，中共西藏工委已经秘密发展了几百个藏人党员，在西藏各地建立了51个党支部。可见，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没打算遵守协议。所以说，对于西藏进行改造是一件势必进行的事情，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不只是占领，还必须改造。
问：是这些“改造”导致后来藏人的反抗吗？
答：引发藏人反抗以及随之遭到镇压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议。简单地说，“占领”与“改造”是毛泽东1950年初定下来的方针，中共占领西藏后，西藏工委和驻藏解放军始终不渝地在执行这一方针。一直到现在，中共仍然没有改变“占领和改造”西藏的总方针。也就是说，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就是既要“占领”，又要“改造”。但是，中共历史文件证明，在具体政策上，1955年末到1956年上半年，中共政策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前的重点是“统战”，同时培养中共自己的干部。具体行为上强调谨慎。1955年末，周边四省决定在藏区开展以土改和合作化为中心的“民主改革”，立即遭到底层藏人的抵制，藏区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藏人暴动，中共中央随即派解放军残酷镇压。遭受镇压的藏人向拉萨方向逃亡，于是不可避免地把达赖喇嘛管辖下的中心西藏地区拉进了这一冲突之中，最终爆发了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事件”。
这是我根据中共文件和各方回忆录重建的史实，从时间点上看，1955年末到1956年春是一个转变点。不注意这个时间点，就无法解释那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问：如何进行“民主改革”？
答：藏区的“民主改革”有明确的目标，即以罚款和没收的方式“摧毁封建经济”，收缴民间武器，摧毁寺院，基层建政等等。如在进行“牧业合作化”的时候，把比较富裕的牧民拥有的牲畜用赎买的方式放到公私合营牧场，给的价格非常不合理；牲畜比较少的牧民拥有的牲畜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对于牧民来说，这相当于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牧民普遍不接受这样的“改革”，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这就被说成“叛乱”，于是就派军队镇压，成了一场战争。在青海和甘南等地区最为惨烈，死的人最多。
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藏区寻找那些发生过大规模战役的战场，特别开车一整天到青海省兴海县的中铁沟，因为我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过程中听说了一件事：青海有个地方，有一年发洪水，从山上冲出很多人和牲畜的骨头，把黄河河道都堵住了。我后来了解到那个地方叫中铁沟，在青海省兴海县和同德县交界的地方。根据中共军方资料，那一带是“兴海东南地区围歼战”作战的地点。这场战役打了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8月到9月，第二次是1959年6月到10月。当时为了逃避中共的“民主改革”，兴海、同德、果洛等地有近万民众逃到那一带的深山里。“海东南地区围歼战”动用了轰炸机对逃到那里的藏人轰炸、扫射，根据军方资料，两次作战共“歼灭”8000多人。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