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初,中印軍隊在中國和不丹邊界的洞郎地區發生「對峙」,雖未武裝衝突,但網上傳出雙方軍人肢體衝突的視頻。事件發生後,中國軍方警告印度「牢記一九六二年的戰爭失敗教訓」;鷹派代表人物戴旭則放話,聲稱「中國在一九六二年只用了一把雞刀,就把它(印度)這隻牛殺得狂奔拉稀,本身就已經說明雙方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言下之意,如果再來一場邊界戰爭,印度依然必敗無疑。
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對印度而言無疑是一次慘重失敗。對於戰爭的起因、過程和後果,幾十年來各方面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特別是印度方面,在戰敗之恥的刺激下,學者們對那場戰爭從各個角度作出了相當詳盡的研究,有大量出版物面世。本文不擬討論中印戰爭的起源,僅就中國軍隊在一九六二年「只用了一把雞刀」這點,提供一些中國官方敘述中有意無意地省略,研究者們也時常忽略的細節。
中國是「無準備之戰」?
二○○五年,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雜誌對原中共西藏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參與者陰法唐做了一次訪談。訪談中,陰法唐一再強調,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中方在戰前並無作戰準備。中方指揮者之一,當時的五十四軍軍長丁盛在回憶錄中也有此說,理由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後來的參戰主力部隊之一五四軍一三○師駐在四川,主要任務是「分散生產」,分佈在十幾個點,接到參戰命令時才收攏部隊,臨時換裝,趕往西藏投入戰鬥。看起來似乎中印邊界衝突那時才爆發。
事實上,中印邊界的衝突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兩方就邊界問題的外交衝突達到一個「高峰」,雙方都指責對方為「擴張主義者」,兩方都搶佔麥克馬洪線一帶的「無人區」,兩邊各有得失,也有小規模的武裝衝突。那時印度軍方對中國的判斷是:中國不會為邊界問題發動戰爭,而中共當時的主要注意力在東南一線,同時還在西北鎮壓藏、回等民族的反抗,暫時無暇應對中印邊界的爭端。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薩事件」爆發。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中共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藏平叛」問題和中印關係問題,據參加會議的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在會議上說:「現在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這句話可圈可點,可以說,在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就有了遲早要跟印度「算賬」的想法。
雖然軍事上的「算賬」尚需等到「一定時候」,中共對印度在政治和外交上的「算賬」即刻開始。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中印兩方你來我往地展開「文字戰」和「照會戰」。與此同時,中共軍隊以「平叛」為名,在西藏展開相當規模的戰爭,血腥鎮壓藏人的反抗。從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共軍隊在西藏進行了十二場大規模戰役,對西藏本地,以及從康和安多地區逃來的藏人進行一次又一次大屠殺。參與屠殺的主力部隊,除了中共駐藏部隊之外,還有丁盛的五十四軍和蘭州、昆明、成都軍區所屬部隊。五十四軍一百三十師參與了「西藏平叛」全過程,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才撤回成都駐地,開始「分散生產」。也就是說,中印邊界戰爭爆發時,丁盛部撤出西藏不到一年。
尚未公開解密的「西藏平叛作戰圖」顯示,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之間,中共軍隊六次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尼泊爾、不丹和印度,追擊外逃藏人,有一次還過了達旺,直達不丹邊界。可以想見,印度政府對此反應強烈,這些行動顯然加劇了邊境衝突。當然,這些情況在中共有關中印衝突的敘事中鮮有提及。
因此,一九六二年爆發的中印邊境戰爭實為一連串事件的結果,中方部隊並非在一九六二年才在一切均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出兵,而是以數年的時間建立了一整套系統,在有一定把握後才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開戰。
「西藏平叛」為何用「牛刀」?
在研究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中共軍隊在傳統西藏三區以戰爭形式鎮壓藏人的過程中,我對這場中共稱之為「平息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戰爭規模進行了多種數據統計,包括參戰的軍區、兵力、兵種、後勤人數,物質數量等等,並對一些主要戰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中共內部資料顯示,當時的十二個大軍區中,有七個直接參與,另有兩個軍區提供了後勤支持。參戰兵力累計達二十萬,當時的主要兵種幾乎全部參加了高原作戰,連防化兵也上陣了。這一史實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中共在藏區作戰時,完全知道他們面對的是沒有統一指揮、武器落後且數量有限,而且完全沒有現代戰爭經驗的農牧民,為何使用如此強大的兵力,動用如此之多的兵種?即使針對西藏噶廈政府的三千餘名受過一定軍事訓練的藏軍,動用如此強大的兵力也是毫無必要的。
我在挖掘各種史料中發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共軍隊除了各兵種統統參加「西藏平叛」,中央軍委各大部門如總政、總參、總後和各軍事院校,以及沒有直接參戰的軍區如廣州軍區,也派幹部、學員、青年軍官到西藏去「調研」或進行「實戰體驗」。這些情況加深了我的疑問:所謂「西藏平叛」除了鎮壓藏人反抗,並以戰爭手段推翻西藏原有的社會制度,強制推行中共的意識形態,建立中共政權,是否還有別的目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十九日,毛澤東在有關西藏的四份文件上批示。這些批示中均指出「叛亂是好事」,可以「練兵、練民」,或「將我軍鍛練得很能打」之類的指示,顯示毛有利用「西藏平叛」來「練兵」的想法。這些批示都送交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等人,其中二月十九日給總參作戰部的「練兵」批示除送交國防部長彭德懷之外,還特別指示「密發西藏工委、軍區直至團級」。也就是說,從國防部長到前線部隊都瞭解毛澤東利用「西藏平叛」來練兵的這一意圖。
從這個角度再深入挖掘史料,我發現中共軍隊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初在今西藏自治區範圍內的十二場大型戰役,是全方位的「練兵」:士兵演練作戰能力,指揮官演練各種戰術,總後借此機會瞭解高原作戰的需求,總政瞭解如何「宣傳動員群眾」,野戰醫院研究怎樣防治高原病等等。此外,中共軍隊在「西藏平叛」中還試驗了各種當時中國自製的新式武器,如仿製蘇聯的五六式火箭筒,「並由此獲得了高原作戰中使用各類武器的特殊經驗」。通過在各地的大小規模作戰,西藏軍區完全掌握、熟悉了地形,並熟悉了高原作戰的特殊需求,以及最適合當地地形的戰術。
這就可以理解:所謂「西藏平叛」背後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軍隊以藏人為目標,在高原進行實戰演練,以期「鍛練」出一支在高原上「很能打」的軍隊。
以「平叛」為名行「練兵」之實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支「很能打」的軍隊將要打的是誰?
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戰役」結束後,中共立刻解除了藏軍的武裝;接下來的第二場戰役就是「山南戰役」,目標是「蕩平叛匪老巢」,即消滅藏人的民間武裝力量:四水六崗衛教自願軍,亦稱「康巴遊擊隊」,「山南戰役」事實上並未達到戰役目標,四水六崗在總指揮貢保紮西和西藏軍區叛將姜華亭的帶領下整軍退入印度。
然而,中共並未就此罷手。接下來,各路軍隊在西藏連續進行了一連串戰役,最後一場戰役,即「寧靜、三岩戰役」一直打到一九六一年四月。
「西藏平叛」和「西藏民主改革」是同時進行的,所謂「邊打邊改」,具體方式是「平定一塊,改革一塊」。「平定」的標準是「三光」,也就是「叛匪殲光、槍支、反動證件收光」。在「改革」過程中,不僅「槍枝收光」,連刀矛、馬匹也悉數收繳。在此期間還進行大搜捕,按照西藏工委的要求,西藏地區至少有百分之二的總人口被捕。經過這樣的鎮壓和「改造」,藏人事實上不再具備武裝反抗能力,根本無須一支「很能打」的軍隊來隨時彈壓。那麼,「練兵」的意義何在?
資料顯示,一九六二年六月,西藏軍區組建「前進指揮部」,代號為「藏字四一九部隊」,其目的是「準備應付中印邊界日益激烈、不斷升級的武裝衝突」。這時,距離官方宣佈的「西藏平叛勝利結束」僅僅三個月。
十月八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朱德、賀龍、聶榮臻、羅瑞卿開會,討論中印邊境衝突問題。就在這次會議十二天後,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參加中印邊境戰爭的主力部隊,正是在高原「演練」了幾年的部隊,如蘭州軍區所屬之步兵第十一師、五十四軍一百三十師和西藏軍區所屬部隊。在「平叛」期間試驗過的新式武器,這時也派上了用場。「西藏平叛」的指揮張國華和丁盛正是中印邊境戰爭的指揮者,而且公路運輸、野戰醫院、支前隊伍等等均已具備。因此,中印邊境戰爭中方大勝並不奇怪,因為,張國華和丁盛指揮的,是經過數年高原作戰演練後的一支「很能打」的軍隊,這支軍隊用來應對印軍,絕非一把「雞刀」。
事實上,直到中共入藏,西藏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遙遠的、充滿艱險的異域他鄉,而中印邊界發生衝突的地方大多是喜馬拉雅山中的高寒荒原,歷史上中國軍隊從未到過那個地方。六年的「西藏平叛」實際上是主要由漢人組成的解放軍,在西藏這個他們不瞭解、不熟悉、不適應的高原藏區所進行的一場佔領與鎮壓的戰爭。由於高原和氣候、交通等因素造成的解放軍減員,不會低於實戰造成的傷亡。解放軍通過六年的高原「練兵」才獲得了在喜馬拉雅實戰的信心,如果沒有六年對藏人大開殺戒的演練,解放軍根本不知道在喜馬拉雅開戰將會遇到什麼問題。因此,以史學家的眼光來看,離開了六年「西藏平叛」這個至關緊要而歷來故意忽略的因素,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的全貌。
《动向》第380期:http://chengmingmag.com/t380/select/380sel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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