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世(精裝)：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
- 出版日期：2021/04/26
一
2009年2月27日，年仅24岁的阿坝县格尔登寺时轮扎仓僧人扎白在自己的袈裟上洒满燃油，手持印着达赖喇嘛尊者法相的西藏国旗，从寺院冲向阿坝县城。在街道上，他点燃了自己身上的袈裟。升腾的火焰中，扎白高声呼喊口号，回答他的是警察朝他发射的枪声。
这是西藏的第一起自焚抗议事件。此后，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蔓延到西藏三区，成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作为当代西藏历史研究者，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共统治下的安多地区，特别是一九五零年代在安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阿坝格尔登寺自焚事件发生后，我意识到作为研究者，我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海和甘肃的甘南，相当程度上忽略了阿坝地区。一方面，这是由于现行政治结构中的安多被划入青海、四川、甘肃三省，大量相关资料是按照省来组织和呈现的。在四川省的资料中，甘孜，即传统西藏的康区，通常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这也与阿坝本身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特点有关。
无论是从传统西藏版图的角度，还是以目前中国行政版图的角度，阿坝地区都是一个边远之地。历史上的阿坝属于西藏三区中的安多，并且处在安多与康交界之处，距离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有漫长的距离。 在现在的中国行政版图中，阿坝地区属于四川省，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川、甘三省交界处。然而，传统上作为安多一部分的阿坝和现在作为四川省一部分的阿坝，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格尔登仁波切在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解释。
传统的阿坝一带是一片以高寒草原为主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多数以游牧为生。在漫长的历史中，那里的藏人有稳固的社会组织，通过肖卡（Shokka，汉译“部落”）和寺院系统，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他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交往，外界对他们也极其陌生。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阿坝一带被认为是“三不管”地区，只有当地的藏人领袖和寺院的转世仁波切及其拉章，即仁波切的直属管理机构，对那一带的民众实行有效的管理。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国民政府将阿坝地区划入四川省，但官方绘制的地图上，阿坝一带依然面目不清。中共建政后于一九五零年出版的四川省地图上，阿坝一带只有寥寥几个寺院名，其余皆为空白。作为西藏当代史研究者，我能找到的关于二十世纪前半叶阿坝地区最好的描述，是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雷诺德·艾克瓦尔[1]的著作。
然而，在阿坝，以及在安多地区负有盛名的格尔登寺，就以寺院僧人自焚抗议这样惨烈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眼前，也给我提出了很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一一年十一月，流亡境外的格尔登寺最高精神导师，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罗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就阿坝局势到美国国会作证。 见到报导后，我立刻致电藏人朋友贡噶扎西，询问是否可以安排我采访仁波切。十六日，仁波切在繁忙的行程中抽出时间，在他下榻的纽约曼哈顿王朝酒店接受了我的采访。
初次见到的仁波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像我有幸见过和访谈过的其他佛教高僧一样，处在一连串大事件中心的仁波切神态安详，说话语气平和。谈话过程中，仁波切不时对我微笑。然而，当我问及境内寺院的情况时，仁波切眉头微蹙，显示出他内心对境内僧俗民众安危的担忧。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显示，我对阿坝地区近代和当代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但仁波切不以我的无知为杵，极有耐心地详细回答。在短短一小时里，仁波切为我揭开了阿坝厚重历史之幕的一角。当我问及仁波切在一九五零年代的个人遭遇时，仁波切微笑说，他的经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我有机会去印度达兰萨拉，他会详细告诉我。我当即说次年我会去达兰萨拉，希望能记录仁波切的故事。仁波切含笑应允。
就这样，我幸运地得到为仁波切撰写回忆录的机会。这也是我对阿坝当代历史研究之始。这次访谈之后，我开始收集、研读有关阿坝近现代的各种史料。
二零一二年夏，我返回中国大陆探亲。借此机会，我悄悄去了一趟四川、甘肃和青海藏区，也就是安多地区。我和几位友人以自驾游客的名义从成都进入阿坝，途中特别去了仁波切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若尔盖达仓拉莫格尔登寺。[2] 此行我不仅切实感受到阿坝的紧张气氛，同时对仁波切少年和青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以及仁波切当年的驻锡地有了较为详细的观察。这种史料、实地观察和口述历史结合的研究方式虽然耗时耗力，但对我理解仁波切所经历的时代，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仁波切个人遭遇大有助益。
二零一二年秋天，我住在达兰萨拉格尔登经学院的客房里，等待仁波切从台湾返回。
仁波切创建的达兰萨拉格尔登经学院靠近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从达兰萨拉汽车站下车，走过小镇，沿着神庙街（Temple street）走到底，就是达兰萨拉辩经院。辩经院大门旁边，隔着下山的公路，有一间咖啡馆。咖啡馆旁边是一条很陡的坡路，走上坡就是格尔登经学院。经过经学院大门，狭窄的街道左边有一道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就到了格尔登拉章。仁波切的住处，他接见来客和信众的会客室，以及他的私人办公室，就在这座楼房的顶上。
十一月，仁波切刚从台北回来就抽出将近两周的时间，对我详细叙述他的经历。再次见到仁波切，是在他的会客室。这是一间很大的客厅，没有座椅，前来拜见的客人和信众都在仁波切的法座前席地而坐。几分钟后，仁波切就注意到我无法按照藏人的习惯和礼仪在他面前盘膝而坐。他微笑着对秘书轻轻说了几句话。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天下午我带着录像机和录音机，到仁波切住处的私人办公室，进行至少三小时的访谈。仁波切居住的顶楼小院明亮清爽，一排平房圈出一片屋顶花园，空出的一面正对着康佳拉山谷。平房的廊下摆着一排花盆。喜马拉雅山区的深秋已经很冷，仁波切的花园和廊下依然鲜花灿烂。我十分感激仁波切细心地将访谈安排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我们围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使我在几十小时的访谈中没有感到身体不适。访谈过程中，为了厘清一些细节，我常常反复提问，仁波切总是耐心回答。
此后的两、三年里，我又对仁波切进行了两次补充采访和一次文字采访，请仁波切增加更多内容，澄清一些我不大理解的细节。初稿于二零一四年完成，经仁波切详细审阅后提出的意见作出修改，增加一些重要细节，然后再次请仁波切审阅，最终于二零一八年底定稿，这已经是第七稿。
二
格尔登仁波切的个人经历恰在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过程中。仁波切并非西方人曾经臆想的“会飞的喇嘛”，或者中国人相信的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活佛”，而是最早的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西藏高僧。仁波切在流亡过程中完成了现代和传统双重教育，并且去过很多国家，对西藏的未来和藏汉关系的未来，都有独特的见解。此外，深有历史感的仁波切还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得到仁波切的允许，我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作此书的插图。
理解仁波切和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对仁波切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和理解。阿坝一带藏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对于来自农耕文明的汉人读者，无疑是相当陌生的。 在英文里，“肖卡”通常译为tribe，在中文里通常译为“部落”。 然而，无论是tribe 还是“部落”都有自身的含义，并不能很好地表现“肖卡”这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组织。 阿坝的“肖卡”与汉人以宗族为基础的村落不同，肖卡是一个层级社会组织，通常下辖若干“措哇”，而措哇有的是同一家族的组合，有的是几个不同家庭的组合。肖卡虽然是历史形成，但也会有变化，大的肖卡有时会分裂，小的肖卡也可以并入其他的肖卡。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特点，肖卡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因此，一个肖卡的名称常常也是一个地域的名称。有时候，一个肖卡包含农区和牧区两部分。
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与英国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反复讨论怎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用通用词汇来表现藏文中的shokka。Matthew一再强调，无论是英语的tribe还是中文的部落，都可能由于读者对词汇的顾名思义造成误解而忽略了肖卡这一组织形态的本质。最后我们同意，最佳方式是采用音译，通过对这个词的注释，使读者了解“肖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部落”。
较大的肖卡通常有自己的寺院，有的是固定的寺院，也有的是随着肖卡季节性迁移的账房寺院，这样就形成寺院系统与特定地域民众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藏区人们常常会说“我们的寺院”，因为特定的寺院是由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肖卡供养，僧人通常也是这些肖卡各家庭的子弟。民众的生活与寺院密切相关，生老病死、节日喜庆等等都与寺院相连。仁波切详细介绍了寺院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仁波切与甲波的关系。特别是后者，从仁波切的叙述可见，这是一种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交错；既是上师与弟子之间的施供关系，又是共同管理辖下民众的合作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在藏区有悠久的历史。
历史上的阿坝一带是个高度自治的地区，具有“国中之国”的性质。阿坝周边的果洛、嘉绒、松曲（松潘）等都具有类似性质。汉文文献中称之为“土司”或“土官”的世袭官职，藏人称之为“甲波”，即“国王”。肖卡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和“甲波”的地位来自于历史传承，而非外来政权的组织和委任。中共建政之前，外部政权最多给这些已经传承很多代的甲波们一个名义上的“印信”或印章，以显示“国家权力”，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干涉甲波们的内部事务，在外部政权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牧区更是如此。
正如仁波切所说，格尔登拉章与外部政权保持良好关系，如四川省政府和青海的马步芳政府，但并不接受他们的统治；拉章也与拉萨三大寺保持宗教上的联系，但格尔登寺并不是三大寺的属寺。他们不向外部政权交税，也不接受外部政权的统治，他们有自己的法律、税收、教育和管理方式，并且早已形成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系统和体制，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仁波切回忆中的阿坝社会结构，在一九五六年后遭到彻底摧毁。中共按照汉文化传统的方式将阿坝原有的肖卡重组，根据不同时代的变化，时而为“乡”，时而为“公社”，然后又改成“乡”。在阿坝地区“到此一游”的旅行者，不会知道那些“乡”的背后，有一段长长的历史，也不会知道从“肖卡”到“乡”这一变迁所经历的血腥过程。
然而，现行行政框架下不复存在的社会结构依然顽强地存在于当地人民的集体记忆和自我认知中。二零一五年十月，我在达兰萨拉格尔登寺的客栈等待仁波切接见。那些日子里，客栈里住满了仁波切的乡亲----一个来自阿坝的朝圣团。他们告诉我，为了这次朝圣，他们提前一年多就开始准备。他们要准备路费、献给达赖喇嘛尊者和格尔登仁波切的供养，为了省钱，他们还要准备路上所需的食物。他们把肉末、奶酪、少许蔬菜合上糌粑捏成团晒干，背上一袋子，出门在外只要有水有火，很快就能煮成一锅营养丰富的肉粥。
仁波切接见的那天，秘书告诉我，仁波切的安排是先与等待他多日的乡亲见面，然后再跟我讨论回忆录。在访谈中担任翻译的贡波措女士和我一同在仁波切的秘书办公室等待。来自阿坝的男女老少穿着漂亮的新衣，依次走到秘书晋美面前，深深弓腰，双手奉上他们敬献给仁波切的供养。仁波切十五岁就离开了他驻锡的寺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他的乡亲来说，仁波切依然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这一点绝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时代潮流的变化和行政区划的变迁而改变。
当阿坝的乡亲们听说贡波措女士就是末代麦桑甲波华尔功臣烈的女儿时，他们立刻趋前向她行礼，并且双手捧上面额不等的钞票赠送给她。随后，他们请我拍下他们与贡波措的合影。这一切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阿坝的乡亲们心目中，虽然末代麦桑甲波早已去世，贡波措也已经流亡多年，但麦桑仓依然存在，他们依然尊她为麦桑西莫。
几天后，我在印度南方洪素西藏难民定居点的下密院又遇到了阿坝来的朝圣团。即使是在手机时代，他们依然按照古老的方式旅行。每到一处，只需找到他们的寺院，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下密院有他们的子弟在那里学习，如果他们去印度哲蚌寺，格尔登系统的绒波康村自然是他们的落脚处。这就是寺院与民众之间最常见的关系，其中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双向的，并非中共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生搬硬套的那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由此可见，撰写本书的过程，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
本书虽然由我执笔撰写，但成书过程中有许多人的无私贡献。 这本书遇到的第一个阻碍，是仁波切和我无法用一种共同语言交谈。幸运的是，精通汉语的贡波措女士就住在达兰萨拉，因此，数十次的访谈均由贡波措女士担任全程翻译。没有她的参与和努力，访谈难以顺利进行。
访谈完成后，仁波切的助手热多桑科（Rebdo Sangke）将全部录音不加任何增减地整理成藏文文字版。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连我提出的问题也记录成文字。这份藏文文字稿再由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先生翻译成英文交给我。我则以英文访谈稿为蓝本写成此书。仁波切审阅时，再请精通汉文的藏人口译成藏文，逐句读给仁波切，由仁波切确认信息是否准确，以及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在此我特别感谢Matthew Akester先生。Matthew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在我的研究写作过程中，Matthew给我无数的帮助。Matthew是著名藏学家，曾在拉萨生活多年，精通藏语文，现在他定居达兰萨拉，与达兰萨拉格尔登寺有密切联系。每当我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或者无法确定的地名，我总是求助于他，他也总是及时回答。没有Matthew的帮助，我无法完成本书。
在撰写过程中我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我研究现代藏史过程中的一个“老问题”：西藏地名的更换。事实上，对于当地人来说，中国行政框架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某某县、某某乡并无很大的意义。在他们的认知中，即使作为社会组织的肖卡不再存在，作为地域的肖卡名称依然不改。这一点，我在二零一二年的“藏区秘行”中深有感受。几十年之后，出生在“某县某乡”的年轻人仍然知道自己的家族曾经属于哪个肖卡。因此，访谈中出现的地名很多时候是藏人自我认知中的地名，而非目前地图上所标示的地名。怎样将“过去的”和“现在的”地名相合，对我一直是个挑战。我采用的方法是在书中使用访谈者使用的地名，在注释中标出现在的地名，以帮助读者了解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 同样的方法也用于翻译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汉语中的“土司、土官“，他们的妻子汉语中常常称为”土妇“，以及汉语中的“活佛”等等，这些名词我采用汉文音译加注释而不是易于产生歧义的转译。
书中的注释全部由我添加，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历史人物、地名和事件。本书中若有错漏，完全由我负责，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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