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观音

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犹如一条大河，从雪域高原发源，流向印度，又从印度流向欧美各国。回眸远望，透过历史和神话的迷雾，大河的源头，两位异域女子盈盈而立。她们像两枝来自异乡的奇花，被命运从故国的深宫移植到雪域高原，却在高原的土地上盛开，花香绵绵，流芳后世。 (博讯 boxun.com)


这两位异族女子是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在西藏历史上，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他的这两位异族王妃是及其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事迹藏汉史书上都有记载，不过，那些记载不是极其简单，就是混合了大量神话与民间传说，一些基本年代也略有出入。尽管如此，前人留下的史料，仍然能够为我们拼出西藏历史画册上一幅壮美的画面。

公元631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前往尼泊尔，求娶尼泊尔国王盎输伐摩之女赤尊公主。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在后来的尼泊尔王国境内，尼泊尔人很早就接受了佛教信仰，因此，盎输伐摩国王和他的女儿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赤尊公主公主入藏时，随身携带父王所赐的一尊八岁等身不动金刚佛像，以及佛经，法轮和其他法物。

公元641年，即唐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迎娶大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经过，《新唐书》第二一六卷《吐蕃传》中有一段记载。从那段短短的记载来看，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为妃的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吐蕃传》中的“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他从“太宗贞观八年，使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币求昏，帝不许”开始，直到“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历时数年才如愿以偿。

在此期间，为了求婚松赞干布还大动干戈，跟大唐帝国打了一仗。由于唐太宗不肯许婚，松赞干布听信使者之言，说是土谷浑挑拨离间，导致太宗不肯许婚。松赞干布迁怒于土谷浑，发兵攻打。土谷浑无力抵抗，“走青海之阴”，逃到青海湖以北的地方躲避，任吐蕃军队“掠其人畜”。打败土谷浑之后，松赞干布还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进兵攻破党项，白兰等诸羌，然后“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名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摆明了非娶大唐公主不可，若太宗不肯许婚， 战火就要烧大。

都督韩威偷袭未成，被吐蕃军打败。太宗 “乃诏吏部尚书候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出当弥道，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出阔水道，右领军将军刘兰出洮河道，并为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进讨。” 牛进达在松州夜袭吐蕃兵营，“斩首千级”，打了一场胜仗。这时，松赞干布部下大臣厌战，八人自杀，以尸相谏，松赞干布只得退兵。退兵后，松赞干布派使者谢罪，并再次请婚。这回唐太宗答应了，松赞干布派大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以及各类珍宝作为聘礼。

文成公主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入藏时，她携带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三百多卷佛经，以及大量卜算，工艺和医学方面的书籍。两位身为佛教徒的异国公主入藏，她们带来的佛像和经书，自然会促进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因此，学者们认为，松赞干布时期是藏传佛教的开端。

著于十四世纪的藏文史书《红史》中，对两位公主入藏有简短记载：

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国王俄赛郭恰之女，忿怒度母化身之赤尊公主，在陪嫁物中有同释迦牟尼八岁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动金刚佛像，以及弥勒法轮，自现旃檀度母像，并建造了拉萨幻显神殿（即大昭寺）。又迎娶唐朝皇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陪嫁物中又与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相等的觉卧释迦像，并修建嘉达日沃且神殿（即小昭寺），并建造自成五位一体现观音菩萨像等。

《红史》作者蔡巴贡噶多吉关心的，显然是两位公主带来藏地的佛像和法物，以及她们修建的佛殿，对于文成公主进藏的始末，以及两位异族公主之间的关系，作者未着笔墨。有关她们的故事，以及大昭寺和小昭寺的故事，在更早的西藏史书《西藏的观世音》中有许多饶有风趣的叙述。

《西藏的观世音》，亦称《松赞干布遗训》，《大悲观世音菩萨别记――遗训净金》等，史传为来自古印度的阿底峡尊者（公元982－1054）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殿宝瓶柱的顶端发现的“伏藏”，因此又称为《柱间史》。这部史书相传为松赞干布亲自写下的遗训，其中的许多故事为后世史家引用。

这部藏文古书记录了藏民族的早期历史，以及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以及他的两位异族王妃的事迹。书中详细记载了迎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经过。两位公主修建大昭寺，小昭寺的过程也有详细的叙述，叙述中还夹着类似说唱的诗文。这两个故事前半部分相似，但在“迎请文成公主”这章中，对赢得公主的过程有一大段描述，是在“迎娶赤尊公主”一章中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柱间史》中，松赞干布向唐太宗请婚的过程，从《吐蕃记》中记载的武力逼婚变成了吐蕃大臣噶尔东赞（禄东赞）以智慧战胜天竺，大食，霍尔，冲木等国的几百名求婚使臣，赢得大唐公主的故事。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也记录了类似的故事，很有可能是沿用了《柱间史》中的记载。

从史学角度来看，《柱间史》中虽然有一些史实，但书中所述的历史事件并非信史，而更接近于一个民族的“神话历史”。“神话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史料的真实程度，而在于神话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和价值观。松赞干布的请婚从武力强求变成以智力取胜，是一个富有深意的价值转换。它意味着，在接受佛教的慈悲观念之后，藏民族从崇尚武力转变为崇尚智慧。这个转化过程中，两位异族王妃居功甚伟。在藏人的心目中，她们是度母的化身，她们主持修建的两座最早的佛殿，即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至今香火不绝。

大昭寺还供奉了一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这尊塑像传说是松赞干布亲自命人按照自己的相貌建造的。有关这尊十一面观音像的来历，《柱间史》中有详细的叙述。这尊观音像的“心脏”，是一尊“蛇心旃檀天成十一面大悲观世音像”，传说这尊蛇心旃檀观音像是松赞干布的本尊。松赞干布去世时，化做一道光，幻入这尊以他的相貌塑造的观音像中。《柱间史》中说，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同时幻入这尊十一面观音像中。当然，这并非信史。松赞干布去世之后，文成公主在藏地还生活了几十年。但是，种种传说赋予这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特殊的意义。松赞干布之前的国王并没有留下图像，也没有留下具体的，可以让后世的族人缅怀和崇拜的塑像。因此，这尊观音像就成为藏民族历史和宗教具体的源头。藏民族的早期历史仿佛缥缈的云烟，而松赞干布从云烟中显现，凝固在这尊十一面观音像上。

象征慈悲精神的观世音菩萨被尊为西藏的保护神，也是藏民族精神的象征。围绕着这尊观音像的种种传说，使这尊塑像成为西藏历史和西藏精神的象征。因此，这尊十一面观音像成为西藏最神圣的佛教圣像之一，千百年来，受到无数虔诚教徒的顶礼膜拜。

2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带着相机去达兰萨拉大昭寺，打算去拍达兰萨拉辩经院的学僧们辩经。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是辩经院学僧上辩经课的时间。青年喇嘛们按照不同的班级，在大昭寺前的一块草坪上辩经。辩经的场面已经成了达兰萨拉一景，每天下午喇嘛们辩经的时间里，有很多游人带着照相机和录像机来拍照。

我到达大昭寺的时候，辩经已经开始了。大昭寺前的广场上人声鼎沸，裹着绛红袈裟的年轻僧人大多集中在栏杆后面的草坪上，也有几个坐在殿堂的门口，或者靠着大柱子，正在激烈辩论。辩论的对手通常是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站的问，坐的答，为了加强语气，发问的扬手顿足，做出独特的击掌姿势；回答的就要看各自的学识了，有些若有所思，有些从容不迫，也有的一脸窘态，像是招架不住对手的追问。

辩经的学僧里面还有几个穿着灰布僧袍的韩国僧人，也在用藏语辩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拿着形形色色的照相机，站在栏杆外，对着僧人们猛按快门。僧侣们显然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他们神情专注，一点也不注意周围的动静。

达兰萨拉大昭寺，当地的印度人称之为“主神殿”，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是达赖喇嘛讲经的经堂。这是一座两层的黄色建筑，式样更接近于西式，看上去十分典雅。严格说来，“主神殿”是一个小型建筑群。经堂的正对面是达赖喇嘛居所的大门，它的左侧有经轮，佛塔，以及一间小咖啡馆，右侧就是辩经院，及其所属的南嘉寺，佛塔，僧舍等建筑。经堂与辩经院之间有台阶和天台相连，形成一个整体。经堂的背面还有一排金色转经筒。

建筑群在一道狭窄山梁的顶端，靠着广场边的栏杆远眺，山高谷深，对面的山坡上冒出一座新建的宾馆，碧绿的树林里隐约可见五彩经幡。修建大昭寺时，建造者们显然考虑到了环境因素，尽量保留了一些原有的树木，因此，经堂前后左右有许多参天大树，整个建筑群与四周的环境十分协调。与拉萨的原寺相比，达兰萨拉大昭寺是另一种风格。她仿佛老树上的一根枝条，移植到异国，在他乡长成的一棵新树，既保持了老树的基因，又长出了不同的树形。

拉萨大昭寺有一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这尊塑像是大昭寺，也是藏民族最神圣的观音像之一。 关于拉萨大昭寺和十一面观音像的来历，藏民族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传说赤尊公主入藏后，先帮助松赞干布国王扩建红山宫。红山宫里，王妃和国王各有宫殿，其间有金银桥相通。一天，“尼泊尔公主行至自己的宫殿，迎请国王于银桥，向国王请示建立佛殿之事，国王道；‘你可任意选土择地建佛殿’。”于是赤尊公主派人在东之乃卡地方建立佛殿。白天修筑好了，夜晚就被摧毁，佛殿始终无法建成。赤尊公主还在雅隆，乌如吉雪和后藏等地挑选山灵水秀的地点，为一百零八座佛殿奠基，但同样无法建成。

赤尊公主听说文成公主善卜算，派侍女拿了一升金沙送给文成公主，请她推算应在何处建立佛殿。“汉妃遂展开八十种博唐图表推算，得知雪域藏地乃罗刹女仰卧相。卧塘之湖乃罗刹女之心血，三座山为其心骨。此地位于罗刹女之心上，故应山羊负土填平此湖，在上面修建佛殿……”赤尊公主心里颇有疑惑，但还是照文成公主的话而行，以山羊负土填湖。填了一半又放弃了，另外在拉东的乃塘修建佛殿。结果还是白天建造，夜晚被毁。赤尊公主入禀国王，国王与赤尊公主骑马来到湖边，叫她取下戒指，抛到空中，戒指落地之处，就是修建佛殿的地点。赤尊公主默祷本尊后，将戒指抛向空中。戒指“忽裹一光团，降落湖中。”光团中幻化出各种光形成的九层宝塔，连成一片光网，其中出现神殿的图纹。赤尊公主于是决定填土平湖，建造佛殿。

为了支持赤尊公主，松赞干布命尼泊尔工匠以他的面貌造十一面观音像，如此“可谴除障碍，不再生违缘”。松赞干布亲自为这尊观音像准备材料，包括各种珍奇的圣物。夜晚，松赞干布睡觉时梦到诸佛和菩萨降临，第二天一看，那些材料已经自动变成了一尊十一面大自在观音像，蛇心旃檀观音像亦被安放进造像里面。此后佛殿终于建成。这座佛殿就是大昭寺。赤尊公主将她带来的佛祖八岁等身像供奉在这座佛殿内。松赞干布命尼泊尔工匠建造的十一面观音像也移到大昭寺供奉。为表示对家乡的思念，大昭寺的大门朝向西方，尼泊尔的方向。

此后，大昭寺数次遭到破坏，又经过几度修复和扩建。公元1409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供奉纯金五佛冠，并首次举行了传召法会。藏历正月十五日夜晚举行酥油灯节，在大昭寺以及八廓街摆上供品和香火。这就是藏传佛教中的传召法会和酥油灯节的来历。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大昭寺经过大规模扩建和装修，具备了现在的规模和风貌。

大昭寺曾经是噶厦政府机构的所在地之一。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掌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政府部门就设在大昭寺的二楼。在西藏历史上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活动，如“金瓶掣签”也在大昭寺进行。可以说，大昭寺不仅仅是一座佛殿，它凝聚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已经成为藏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从西藏各地一路磕着长头走向拉萨的藏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就在这里，就在大昭寺中，藏人称之为“觉仁波切”的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以及这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前。

为了供奉佛祖十二岁等身像，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小昭寺的大门朝东，面对文成公主的故乡。金城公主入藏后，将两寺供奉的佛像调换，此后，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大昭寺。

两位异国公主带来的佛像，松赞干布国王的十一面观音像，以及作为观音像之“心脏”的蛇心旃檀天成观音像，这四座西藏最古老的造像，在雪域高原一同度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达兰萨拉大昭寺中，也供奉着一座十一面千手观音菩萨像。这座观音像于公元1970年开光。这座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与拉萨大昭寺的古代观音像之间，有一段神秘的因缘。那段因缘的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3

1967年初，正是中国内地文革运动最动乱狂暴的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毛泽东的谋划和支持下，在地方各行政管理层面实行“夺权”，全国各地政府，包括公检法系统的正常行政功能一时失效，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以革命的名义，全国到处发生不同规模毁打砸抢事件。

1967年2月 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发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报导。这篇题为《藏人指控中国人亵渎寺庙》的报导说，2月6日，达赖喇嘛的执行代表图登宁捷在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两尊佛像的头部，其中一个高约十六英寸，另一个高约十二英寸。图登宁捷告诉与会记者，这两个观音像头像来自拉萨大昭寺，是大昭寺供奉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上的两个。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洗劫了拉萨的“主佛殿”（大昭寺），剥下塑像上贴的金片，然后将这座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塑像砸毁，碎片被扔到大街上和水沟里。同时遭到毁灭的，还有一千多座大小佛像。

1966年爆发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开始的。“四新”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恐怕现在也没人能够说清楚，而“四旧”的具体内容却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一切代表“封、资、修”的东西，都属于“四旧”，在被“破”之列。首当其冲的，是代表“封建思想”的宗教文化。在举国上下一片砸寺庙，毁佛像，烧旧书之类摧毁“旧文化”的过程中，没有人知道， 隐藏在双重铁幕背后的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愚昧，也是最惨痛的一页。事隔多年，这场在党中央领导下，长达十年的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全方位自残运动在中国并未得到清算。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依然障碍重重。

内地如此，西藏更是如此。关于西藏文革的情况，长久以来官方讳莫如深，民间也无人研究。直到2006年，两本书的问世才填补了文革研究，也是西藏现代史上的这个空白。这两本书是西藏女作家唯色编写，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杀劫》和《西藏记忆》。

1991年，唯色的父亲泽仁多吉在拉萨去世。唯色的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军官，也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在收拾父亲留下的遗物时，唯色发现了一批照片。她将这些照片保留下来，那时她还不知道，她保留的照片是有关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1999年，唯色把照片寄给《天葬》的作者，她后来的丈夫王力雄。王力雄把照片寄还给她，鼓励她用“记忆”来对抗“遗忘”。此后，唯色费时六年，采访了70多位当事人，记录下他们的回忆，据此整理出版了《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书。这两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西藏文革仅有的专著，更可贵的是，书中的图片，文字和当事人的回忆，为西藏文革史的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西藏记忆》里，唯色记录了一位当年砸大昭寺参与者回忆。这位化名鞑瓦的人当年曾是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头头。砸大昭寺，是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根据鞑瓦的回忆，前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晚上，红卫兵司令部根据“上面”，即自治区的意图开了个会，说第二天要去帕廓街搞宣传，居委会的人也要参加。但是当时没有说要砸大昭寺。次日一早，各路人马汇集在一起，其中有红卫兵，也有居民，总共约上千人，前往大昭寺。他们一边走一边呼口号，到了大昭寺南边的讲经场，就开始演出，然后开大会。正在讲话的时候

“……突然就乱起来了。抬头一看，这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会的群众，我后来还听说过，有些人还是各县来的积极分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镐、洋锹什么的，也不知道从那里钻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这楼下的讲经场吗？这墙上都有壁画，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就挖壁画，敲掉了一大块。……就在说话时，楼上已经有人把金顶挖下来了，正往下扔。这下子下面也就乱套了。这一乱就散了，全都散开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挥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

鞑瓦进了大昭寺，看到里面到处都是人，有藏人也有汉人，还有“三教工作组”的干部，甚至有穿军装的人在拍电影。有些人趁乱顺手牵羊，试图偷走贵重的法器和佛像装饰。

那天砸大昭寺只是一个开端。后来的若干天里，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昭寺被洗劫一空，大量经书和唐卡被付之一炬。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被红卫兵砍了一刀，佛像身上的珠宝装饰全部被剥去，但佛像幸免于难。其他所有的佛像，包括相传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灭时幻化而入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全被砸毁。大昭寺内一千多年来积累的金银珠宝全部散失，至今下落不明。

大昭寺的劫难尚未完结。1968年6月7日，拉萨发生“六·七大昭寺事件”。 那天，解放军拉萨警备区部队攻进被“造总”（“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占领的大昭寺，开枪打死十二人，打伤多人。佛教圣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屠杀场。

文成公主修建的小昭寺也未能逃过一劫。捣毁小昭寺佛像的任务被“分配”给拉萨第二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去砸寺庙，大家十分不情愿，但在取消户口和粮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砸小昭寺。小昭寺供奉的佛像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这尊佛像是金属打造的，无法砸毁，于是被锯成两半，扔到一个仓库里。

劫后的大昭寺被不同机构占据。先是成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堆放西藏各地送来的“四旧”，然后又被两个造反派组织前后占据过一段时间。造反派撤出后，大昭寺随即被军队占据，楼下的佛殿被用作猪圈。军队撤离之后，大昭寺被改为政府招待所。

大昭寺的毁灭是西藏文化遭受摧残的一个缩影。经过“平叛”和“文革”两度劫难之后，昔日雪域佛国的几千座寺庙中，保持完整的只剩下八座，僧人剩下不到一千名。

1966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时说：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

……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从这段谈话中可见，文革期间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毁，并非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1972年，周恩来批示修复大昭寺，那是因为，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和中日建交，中国将逐步对外开放，西藏也将开放。被洗劫一空，变成了招待所的大昭寺，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绝不能让外国人看到的。

修复后的大昭寺，只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和一尊松赞干布像是原物，其他所有的佛像都是重塑的，壁画也是重绘或者修复的。文革之后，被锯成两半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的上半身在北京发现。十世班禅喇嘛把这半尊佛像运回拉萨，与下半身拼接，依然供奉在小昭寺。

4

拉萨大昭寺十一面千手观音像上的这两个头像，是怎样来到达兰萨拉的呢？《纽约时报》的报导引述图登宁捷的话，说头像是“被人在夜深人静时从水沟里捡出来”，偷运到达兰萨拉的。 报纸上没有详细说明。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再次来到康加拉山谷里的罗布林卡。根据一位藏人朋友提供的信息，我专程来寻访建造千手观音像的塑造者，一位名叫边巴的著名佛像塑造师。

我跟着翻译卡尔玛走进一间金属佛像塑造室。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传统的方式手工铸造佛像。大家全神贯注，房间里只有一片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位面容清癯，中等身材的老人背着手，腰板挺直，站在一个青年身边，注视着他正在敲打的大型莲花座。老人显然是这里的艺术指导。我请翻译卡尔马询问这位老人，佛像塑造师边巴在不在。

老人转过身，看看我，然后对卡尔马说了句话。

卡尔马对我说：“他就是边巴。”

我喜出望外，赶忙道明来意：“我想请教他有关达兰萨拉大昭寺千手观音像的几个问题，请问他现在有时间吗？”

边巴老人把我们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间里没有家具，地上放着一个卡垫和一条卷起来的地毯。老人在地毯卷上坐下， 卡尔马盘腿席地而坐，我坐在卡垫上，取出笔记本和录音机。

边巴老人告诉我，他从小就在拉萨跟随三位声名远播的佛像塑造师学习，学成之后，不久就成为著名的塑像师。但是当时的西藏，边巴没有机会塑造佛像。因此，他离开拉萨，来到达兰萨拉，希望有机会为自己的民族贡献才艺。

1967年的一天，边巴奉召前往法王府，拜见达赖喇嘛。听说边巴来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请他为大昭寺塑造三尊造像，一尊是佛像，一尊是千手观音像，一尊是莲花生大师像。达赖喇嘛同时交给他一袋银圆，和来自拉萨大昭寺的八个观音残面。

“这八个残面是一位西藏和尼泊尔混血的人，从拉萨收集来，带到印度的。”边巴老人说。

“是八个残面？不是两个？”我问。

“是八个，”边巴老人肯定地说。

“这八个残面现在在哪里？”我继续问。

“一个由达赖喇嘛保存在法王府里，七个镶嵌在大昭寺的观音像上。”边巴老人说。

“也就是说，现在的达兰萨拉大昭寺千手观音的十一面中，有七个是来自拉萨大昭寺的千手观音像？”

“是的。”卡尔玛转述边巴老人的话，“这八个残面很重。”

我真想知道，当初那位勇敢的人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八个千手观音残面带出西藏，奉献给达赖喇嘛的。这里一定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是什么材料塑造的？”

“是泥塑，”边巴老人说。“传说建造千手观音像前，松赞干布国王做了一个梦，梦见必须用来自印度各个佛教圣地的泥土掺合来塑造观音像。松赞干布派人去印度，到各个圣地取土。”

“达兰萨拉大昭寺的观音像是用什么材料？”我问。

“银子，也有泥塑。“边巴老人说。
1963年，一位西藏流亡者来到达兰萨拉，奉献给达赖喇嘛一袋银圆。这时候，银元早已无法做为货币使用，但是银的成分依然有价值。达赖喇嘛把这袋来自中国的银圆，以及七个来自西藏的的观音残面交给边巴，嘱他以此塑造一尊观音像。这袋银圆交换成印度的银锭，铸造成千手观音的身体和手臂。七个残面加上4个新面，成为观音的十一面。
“是哪七个？”我在笔记本上画出观音十一面的草图，请边巴老人说明。边巴老人通过翻译，向我一一说明。我按照他的指示，记下达兰萨拉千手观音像上，来自拉萨大昭寺七个观音残面的具体位置。

4

拍完辩经照片后，我上到二楼，脱下凉鞋放在门外，走进达赖喇嘛的讲经堂。经堂三面都有大玻璃窗，采光很好，加上内部不点香烛，因此没有烟熏的痕迹。地板一尘不染，窗户干干净净，庄严中不失优雅，有种令人觉得亲切的现代感。墙上挂着两排色彩明丽的大幅唐卡，带来历史的承继。走进经堂的最初的感觉就是，古老的文化和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的。

讲经堂的面积不大，地板上大约能坐一百多人。此刻，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地板上，面对达赖喇嘛的金刚狮子法座跏趺而坐。他双目微阖，看上去已经入定。他的存在使经堂里的气氛显得凝重，每个进来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蹑手蹑脚，说话也尽量轻声细气，好像怕惊扰了打坐的男人。

达赖喇嘛的法座背后，有一座高大的金色释迦牟尼佛像，法座两侧，一边是巨幅唐卡，另一边就是那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观音像旁边还有一尊莲花生大师像，两座塑像都面朝西藏，遥遥佑护雪域的子民。

我走到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前，抬头仰视。观音银质的手臂展开如双翅，正面在胸前合十的双手绕着一串信徒供奉的珍珠项链，挂着一蓝一白两条哈达。

十一面呈宝塔形，一到三层形式相同。自下而上为五层，一到三层为左，中，右三面，四到5层为中央单面。

第一层，藏语称为“察厦”，三面均来自拉萨。

第二层，藏语称为“巴尔厦”，中面与左面来自拉萨。

第五层，藏语称为“措厦“，来自拉萨。

顶层，藏语称为“唯帕克末”，来自拉萨。

一到三层的九面戴着镶嵌红宝石和绿松石的五佛冠，黑眉红唇，眉间嵌一颗小小的绿松石。

金色的观音双目低垂，唇边含笑，眉目间灵光流动，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气韵。 历经劫波，慈悲不灭，这就是西藏的观世音。我双手合十，至额，口，胸，五体投地。

我想起边巴老人的话：“嘉瓦仁波切（藏人对达赖喇嘛的称呼）对我说：‘这座观音像是用中国的银币和西藏的观音面铸造的，将来我们要带回西藏。’嘉瓦仁波切要我把观音像和莲花生大师像建成能够移动的，这样我们将来可以带回西藏去。嘉瓦仁波切打算把佛陀像留给印度人民。”

从1967年到1970年，佛像塑造师边巴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三座塑像。

走出大昭寺时，我突然想起唯色采访的一位拉萨居民的话。这位化名“久吉”的女人告诉唯色：

“达兰萨拉当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几钦波’（十一面千手观音）时，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总是这里那里有毛病似的，没法顺利的塑造成功。于是就说可能是没到时机吧，先放下再说。当西藏这边发生文化大革命时，大昭寺的‘土几钦波’被砸了，当时正好印度那边又重新塑佛像，没想到这一次很顺利，很快就塑好了。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这边的人去印度时，说起这件事，居然时间是一致的，这表明西藏这边佛像的灵魂去了那边。”

倘若青史尽成灰，流传后世的只有这个故事，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真相将会被时光之水冲得如幻似影。历史将会演变成传说，传说将转化为神话，很多年后，人们听到这个故事，一定会说：“不，这不是历史，这只是神话，或者是民间传说。这样的可怕的‘杀劫’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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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面千手观音像毁灭之后，造像“心脏”的下落是一个谜。很多年里无人提及观音像包含着的另一尊造像。似乎没有人知道，那尊造像是与大昭寺其他的佛像一同被毁，还是被人秘密隐藏起来了。

几十年后，达赖喇嘛向一位名叫托马斯·赖尔德的美国记者透露了天成观音像的下落。大昭寺被毁时，泥塑的十一面观音像被打碎，露出了装藏在其中的造像。那尊观音像是木质的，得以幸免于难。虔诚的藏人冒着危险，悄悄把那尊蛇心旃檀观音像保存下来，辗转送到达兰萨拉，敬献给达赖喇嘛。现在，这尊蛇心旃檀观音像，松赞干布的本尊，在达兰萨拉法王府，由达赖喇嘛亲自保藏。

托马斯·赖尔德有幸见到了这尊从喜马拉雅山南前往山北，又从山北回到山南的的观音像。当达赖喇嘛双手捧着那尊观音像时，他举起袈裟挡住口鼻，以免自己的呼吸亵渎了松赞干布的本尊像。

“我初次见到这尊观音像时，”达赖喇嘛对赖尔德先生说，“感受到极大的ningjie，悲悯。” 他说着，泪水盈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