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丁一夫: 任乃强先生谈西藏


1950年之前的布达拉宫



1981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时年87岁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回忆的是1949年四川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往事。贺老总是贺龙,解放西南的解放军总指挥。1981年的知识界,好像还不是流行写这样回忆解放初的文章之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经历几十年风雨沉浮的任乃强先生,文革结束后为什么突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文字。这篇回忆文章说到,当初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这位著名藏学家,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曾经告诉这些将要管理西藏的共产党官员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藏学家任乃强

四川出奇人。了解任乃强先生的人,都认任先生为奇人。文革初起,全国一片混乱,知识分子被追打得走头无路的时候,任先生却于1969年秋回到南充老家乡下,在山上的岩洞里盖起几间石屋,隐居下来。四川武斗,闹得天翻地覆,任先生却在这里睡石床,用石桌,粗茶淡饭,潜心读书,写出了学术专著《周诗新诠》及传奇小说《长生岛》。

文革后,任先生复出,以九十左右高龄,多有学术著作。任先生似乎有先见之明。1989年2月在写作中突然中风,不到一月去世,于六月四日葬于他隐居过的石洞里。

在学界,任乃强先生的名气在于他对藏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藏地康区的了解。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

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

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

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

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1943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1946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

比如,现在谈论国际政治上的“西藏问题”,即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首要讲清的是“什么是西藏”。在西藏问题上摸不着边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西藏是什么”上糊里糊涂造成的。任乃强先生早在75年前,1933年,就专文指出:把国际政治中的“Tibet”对应汉语中的“西藏”是“最大的误译”:“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两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赏藏之康地,请于江达与西藏划界。旋由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请以丹达山以东之地建西康省。民初,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是今之‘西藏’二字,又只能包括卫、藏、阿里三部。至于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转译。土伯特为亚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及西康之地,西人皆称曰Tibet或Tibetan。”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贺龙以外,当时在座的还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这些人将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他们执政的痕迹。

解放军指挥官们主要关心的是部队渡江(金沙江)的地点,过江以后前进的路线,一路上的注意事项,有利和不利条件,诸如此类。任乃强凭自己对藏地的知识,尽可能地提供参考意见,特别是他亲自绘制的地图,成为解放军进军的重要依据。他特别指出了西藏和康青大高原,高海拔对部队的影响:“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丰的边军,和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的。”

这些知识,对于部队指挥官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任乃强先生却想对解放军指挥官说,解放军进藏,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他指出,藏传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一千多年,深根固柢,牢不可拔,这是事实。希望解放军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这时,贺龙说:“我们宣布信教自由,这行了吧?”

任乃强看解放军指挥官显然还没有懂得他的一片苦心,于是举了赵尔丰和刘文辉这两个例子。

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

赵尔丰是清末最后一个驻藏大臣。关于他的生平,史载清史稿卷四六九、《驻藏大臣考》、《辛亥殉难记》、《西康建省记》、《光绪东华录》等书,此外,他在四川的“赵屠户”名声,又在民间留下了一些传说,这传说就是,说赵道台来了,能够吓得小孩子不敢哭。

赵尔丰此人,简单地说,是一个相信铁腕镇压效果的人,他的事迹,就是以血腥镇压,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以屠杀得出人意料的残酷来达到镇压效果,平定了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即将土崩瓦解的晚清王朝维护了川边的江山太平。正是这一功绩,使得他官至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也正是这一功绩,早年有章士钊诗句赞扬:“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而此后汉人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功效:“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初具”。

也就是说,后来之所以有西康省这一大片土地,这一大片土地之所以能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不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来统治,全有赖于赵尔丰经略川边的成就。汉人比较倾向于站在中央政府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后来改朝换代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赵尔丰的功绩还是不可否认的重要。

然而,墨写的历史,如果没有了细节,正义就必然被血迹掩盖了。

赵尔丰在官场上的发迹,是他知道,在朝廷担心的边区为朝廷效劳,必须有军功。要有军功就必须杀人。早年镇压四川哥老会,他奉命进剿苗沟,“带着大队人马,由泸州杀奔古蔺而来,沿途没有打一仗,放一枪。他一到古蔺,就打开监牢,倾出人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屈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随即杀到苗沟。冷清清的苗沟,纵横数十里,荒草凄迷,渺无人烟。可是案情报大了,要耳级验功,于是赵尔丰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地覆天翻,不论男女老幼,捉到就杀。”(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1页)

赵屠户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

历史记载,赵尔丰在西康镇压藏民,起源于巴塘的藏民杀害了经过康区前往拉萨的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中央派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凤全。杀害朝廷命官,而且是如此位重的封疆大吏,当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稍微有点头脑就应该知道,杀了朝廷的钦差大臣,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问题是,这钦差大臣怎么就在半路上就给人杀了呢?

凤全的作为和遭遇,在史实上应该并不复杂,但是后人的记忆重点却有点不一样。

一种说法是,1904年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慵懒无能,处理失宜,朝廷乃派张荫棠入藏查办,又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以在加强人力。凤全走到半路的理塘,还没有走出四川,就接到川督锡良的要求,望与有泰商讨收复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瞻对位于康藏交界处的康区,以前由藏人土司管辖。同治二年土司肇乱,十二世达赖喇嘛派兵敉平,据为藏有,至清光绪中叶才收回,但不久又划归藏方管辖。现在川督锡良希望驻藏大臣出面把瞻对从藏方手里收回,以巩固四川边疆。有泰胆小畏缩,凤全却志在大干一场,主张立即把瞻对收回。达赖和拉萨政府始终企图向川边扩展,于是暗中唆使康南的土头和喇嘛伺隙生事。巴塘丁宁寺的喇嘛首先出来煽动,发动驱赶凤全。凤全的作法是依仗武力,在边区“拨乱反治”。他见川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于是决定搞“屯垦”,即招募内地农民,进入康区藏人地方,侵占牧场,垦荒居住。这就激起藏地三大势力,即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共同反对,于是酿成巴塘七村沟的动乱。凤全在和藏人冲突的混乱中,在踞巴塘东十余里之鹦哥嘴地方,被埋伏的藏人杀死。

这种说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史实的,后人从中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

另外一种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据说凤全坐着绿呢大轿到理塘,当地土司头人的代表跪在地下迎接,他顺手把旱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土司头人原来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从没受过如此对待。土司头人遭羞辱,怀恨在心,羞耻愤恨之下必加倍报复。凤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对于统治者来说,凤全被杀其实应该引出另一面的教训。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羞辱。羞辱别人就是在制造敌人。二是朝廷和边远地方少数民族,必须有行为上的互相可预测性,在专制制度的人治性质下,这种可预测性有时候会由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变得很低。所以,专制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制度。钦差大臣凤全到川边,地方上的土皇帝土司头人是跪着来拜见的,不是他们愿意跪,而是凤全背后代表的朝廷的力量。可是,凤全拿烟袋杆敲他们脑袋训话,却超出了他们对朝廷命官行为的预测,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的报复也超出了朝廷命官对地方官民行为的预测,他大概到死也没料到,那些一贯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藏人,竟会杀了他。

赵尔丰奉命镇压,自然是大开杀戒。赵尔丰“平七村”,用诱骗办法把七个小村庄的青壮年杀个不分青红皂白,“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刘鼎彝:赵尔丰精英川边闻见忆述)。

此后,打乡城,围攻并攻破桑披寺,寺内僧俗几百人杀个鸡犬不留,金银财物抢劫一空。

赵尔丰就用这种几乎是不讲道理的杀戮手段,平定了川边,在朝廷眼中成了能干的人,能解决困难局面的人。于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道四川去拉萨上任。可是,走到川藏交界的时候,原驻藏大臣联豫就怂恿藏人官员向清廷请援,说赵尔丰的屠户名声让藏人害怕,还是继续让联豫干吧。赵尔丰也听说了,便向清廷奏请专办川滇事务。于是朝廷改任他为川滇边务大臣。所以说,赵尔丰名列驻藏大臣里,却从来没有到拉萨上任。这样才有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康区“改土归流”业绩。

改土归流为何人亡政息
赵尔丰平定川边藏人的“暴乱”,两次捷书上达天庭,博得“御口”奖谕,被朝廷认定是个干员能人,委以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康区屯兵戍边。他有一番为后代汉人史学家称道的政绩。

比如,在农业方面大力展开边区垦务,在四川召雇垦夫两千多人,带家眷进入巴塘、理塘等地开垦。他还设置农事试验场,调内地高手前去试验,据说那里种植蔬菜就是从此开始的。他还试办蚕、漆、稻。棉等新的农业品种。

在交通方面,他设置尖宿台站,就是在康区的大道上设置住宿点,并有人管理驿递事务,还明定了乌拉差役的价格,一改以往藏民必须义务支应乌拉差役的做法。他还创建了河口钢桥,假设川藏电线,在交通和通讯建设方面,颇有雄心。

在工矿方面,他创立制革厂,设立官药局,试办造纸厂并开矿产。在教育方面,他奏准设立川边学务局,开办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教授现代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在当时不失为现金的举措。(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然而,赵尔丰的历史名声却是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的。

“土”者,土司也。“流”者,流官也。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当地土司头人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名义上由中央朝廷委派的流官。前面所说的建设举措,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民”,改土归流却是在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官”。从朝廷的角度说,改土归流是涉及根本的举措。

1911年,赵尔丰从巴塘巡抚衙门出发,直抵瞻对,驱逐了西藏所委的瞻对官吏,把地方政权收回,随即“进发甘孜,经鑪霍、道孚、打箭炉等地,又将各土司的印信、号纸尽行收缴,设置流官。真是威声所播,全康震恐。”“例如夙号专横的瞻对藏官,素有权势的明正土司,都一个个俯首帖耳,驯服如同羔羊一般。” (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然后,他从打箭炉启程,“一路鸣锣开道的向四川进发,并且顺路收缴了鱼通、咱里、冷边、沈边各土司的印信,”“川边的土司制度,到此基本上全部改流”。于是,平定了康地藏人的赵尔丰,可以奏请朝廷建西康省了。

可是,尽管赵尔丰依仗他的屠夫手段和屠夫名声,看起来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的土地,并且派设了三十几个“委员”流官来管理。西康省却没能在他的手上建立起来。这无敌的赵尔丰,毕竟看不出晚清王朝平静水面下的危局,辛亥革命正在起来。他最得意的时候,距离他在辛亥中被杀,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丧命,杀他的人把他的“死状”印了几千份散发,民间个个拍手称快。他死后,他的经略川边政绩,消失得飞快。除了引进得蔬菜,据说后来边民爱吃,也继续种植,制革和药材为藏人需要继续有人经办以外,其余的措施,几乎都荒废了。他召雇引入的垦夫多被残杀,耕地又变为荒土。尖宿台站废弃,河口钢桥被炸,川藏电线未成。即使是看上去无疑造福于民的教育,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支付笔墨,还有奖励,却不能为藏民所理解,一开始就被藏民看成是一种被迫的苦差使,称为“学差”,有点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藏匿在寺庙或者送到偏远牧场躲避,出钱雇穷人家孩子代为上学以逃避“教育”。

也就是说,赵尔丰的政绩,即使在他执政实行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时间,他死后人亡政息,并没有造福一方。即使改土归流,也“改”了回去。可是后来的汉人学者为什么对他的改土归流那么乐道,那么难以忘怀呢?

这就要说到“土司”和“流官”权力结构的区别了。说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西藏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改土归流和地方自治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土司和流官的区别,不是百姓福利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的问题。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请建西康为行省的奏疏里就说:土司“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夜郎自大,顽梗跳梁”,“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而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对西藏的影响通过印度日益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涉及疆土安全的大问题了。

傅华封的奏疏里说:“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又说,“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狤,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于是建议明确划分康藏,以康建省,“定名义而保领土”。

显而易见,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就明白,康藏是有区别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朝廷鞭长莫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十分薄弱。而康地紧邻四川,赵尔丰既然用兵已到,就可以将康地更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那就是收回历史上“赏赐”给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权,改设府、厅、州、县,从外面委派官员治理。

这样做的道理十分明显。问题是,在此以前,在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在此设治派员呢?为什么要容忍土司呢?

我国历史上和欧洲等地的封建时代不一样,很早就建立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政制。施政力从中央朝廷贯彻下来,直达郡县,因为这个结构里,郡县以上各级官员都是中央朝廷直接委派的。在这个结构里,大小高低的顺序概念非常明确,决不会乱套。

这样强大的施政力,需要物质和文化上的条件才得以维持。物质上的技术条件,比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上的条件就是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和源源不断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这些,朝廷派出的“流官”在人生地不熟,甚至方言也听不懂的地方,也照样能走马上任,令行禁止。没有这样的条件,“流官”的执政效果就不会那么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可是,中央政府希望这样的边疆地区成为外面敌对国家或部落的屏障,需要一个安定的边疆,所以必须加以统治。在“流官”不怎么可行的情况下,就“赏赐”给当地的土司头人来管辖,其实就是仍然留给原来管辖此地的人,只要求他们有“朝贡”的名义,也就是在名义上臣服中央朝廷,经济上倒是可以倒过来,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加以补贴。这就是“皆同封建之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相当于拥有宗主权。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外族,占领弱势民族以后,自己直接实行行政管理,往往吃力不讨好,效果不彰,麻烦不断,这和施政技术条件有关,也和文化认同有关。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就是土司制度存在多年的原因。

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川边康地,亚洲很多国家是这样。比如印度,历史上有很多小邦国。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印度次大陆大部以后,却没有扫除这些小邦国,而是让这些小邦国“臣服”,地方上的权力结构没有被彻底撤换。后来,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次大陆,最后将印度正式变成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地方上那些邦国和国王(Raj)仍然维持原来的权力结构。这些Raj在1947年印度独立,成立了共和国以后,仍然拥有传统特权。这些封建特权一直到1970年代英荻拉·甘地执政的时候才废除,为此政府给Raj的家族以庞大的补偿,他们往往仍然拥有王宫和作为私有地产的属地。一直到现在,在印度旅游金三角的拉吉斯坦邦的一些古老城市,原来的Raj仍然住在堂皇的王宫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文化上的原因,还因为这是社会代价最小的变革方式。

同样的道理,川边康区存在土司头人,既是历史延续,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样的体制和当时当地的地理和技术条件吻合,也符合当地的民族文化。这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相比哪个更好更先进,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就不能改变,而只是说,当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民族地区实施行政权力,或者改革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当地民众的心理和意愿。用兵,使用武力,是不够的。可惜,汉地官员学者,认识到这一点的,始终不多。

事实上,在赵尔丰改土归流以前,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6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1904年,已经先后两次搞过改土归流,都没有成功。赵尔丰改土归流,规模最大,手段最狠,进展最顺利。与此同时所展开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教育的基本建设,也似乎都是颇有远见卓识的德政,然而“受惠者”,当地的民众却并不领情,甚至视为苦楚,只是迫不得已顺从。赵尔丰一死,改土归流和其他建设措施就都消失了。

从这个历史教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任何改革措施,包括物质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要在少数民族民众自愿的前提下展开。这其实就是民族自决的道理。

刘文辉经营西康

作为赵尔丰的对比,任乃强先生以刘文辉治理西康作为例子。事情发生在赵尔丰死后十几年四川军阀混战的时代,地点是同样的川边康区。

1920年代,刘文辉和刘湘在四川混战,被刘湘联合的军阀们打败,退守雅安,地盘只剩下川边十几个很穷的藏族县。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落到谷底,必须经营好这块地盘。刘文辉认识到,“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这方面”。(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于是他提出了“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口号。刘文辉从1928年管辖西康以后,就表示信佛了,在自己家里布置了一座经堂,迎请当地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平时也拿着手摇经筒旋转,口念六字真言。

刘文辉还召开了一个僧伽代表会议,决定在康定设立(藏传佛教的)五明学院,由政府每年补助30万元作为经费,聘请著名活佛来担任导师,讲授佛学,又命寺庙选送优秀喇嘛到院进修。同时,函请西藏三大寺选派精通佛理的高僧来任院长。1942年乃将康定五明学院改组为康区佛教整理委员会,刘文辉自兼主任委员,把全康划为四个佛教宣化区,在甘孜、石渠,理化、德格等地设置五明学院。此外,每隔二三年,派人携带茶叶礼品,到西藏三大寺布施,向达赖喇嘛致敬。(张为炯:西康建省及刘文辉的统治)

土司制度,继赵尔丰改土归流人亡政息以后,土司头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恢复了旧有的权力,除了照清代规定向汉官纳粮外,百姓仍有土司头人管辖,汉官不敢过问。刘文辉建西康省府以后,对土司头人的特权,继续予以默认,十余年间没有在他们的辖区改变制度,许多土司头人还由省府委以新的官职。

刘文辉搞好了和寺庙及民族上层的关系,“于是几十年不能到任的县官,也次第随军到任了。抗粮几十年的县,也自动迎官输粮了。素来不肯出寺见官的高僧活佛,都枉驾来到康定参加刘氏召开的佛教弘扬法会了。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来商谈和平共处的条件了。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任乃强先生在举了赵尔丰和刘文辉经营西康的例子以后,引用司马迁的话:“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可惜,这番话,后来的执政者显然没有听进去。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任乃强先生仍想向中央建言,对待达赖喇嘛不可操之过急,可惜此时任先生已经被划为右派,以带罪之身,忠言良语更无人采纳了。

又过了二十年,1981年,87岁高龄的任先生要写下这篇回忆,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也向子孙后代,作出了一个忠告。

任先生逝世于1989年,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