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之前的布达拉宫
1981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时年87岁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回忆的是1949年四川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往事。贺老总是贺龙，解放西南的解放军总指挥。1981年的知识界，好像还不是流行写这样回忆解放初的文章之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经历几十年风雨沉浮的任乃强先生，文革结束后为什么突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文字。这篇回忆文章说到，当初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这位著名藏学家，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曾经告诉这些将要管理西藏的共产党官员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藏学家任乃强
四川出奇人。了解任乃强先生的人，都认任先生为奇人。文革初起，全国一片混乱，知识分子被追打得走头无路的时候，任先生却于1969年秋回到南充老家乡下，在山上的岩洞里盖起几间石屋，隐居下来。四川武斗，闹得天翻地覆，任先生却在这里睡石床，用石桌，粗茶淡饭，潜心读书，写出了学术专著《周诗新诠》及传奇小说《长生岛》。
文革后，任先生复出，以九十左右高龄，多有学术著作。任先生似乎有先见之明。1989年2月在写作中突然中风，不到一月去世，于六月四日葬于他隐居过的石洞里。
在学界，任乃强先生的名气在于他对藏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藏地康区的了解。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
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
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
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
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1943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1946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
比如，现在谈论国际政治上的“西藏问题”，即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首要讲清的是“什么是西藏”。在西藏问题上摸不着边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西藏是什么”上糊里糊涂造成的。任乃强先生早在75年前，1933年，就专文指出：把国际政治中的“Tibet”对应汉语中的“西藏”是“最大的误译”：“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两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赏藏之康地，请于江达与西藏划界。旋由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请以丹达山以东之地建西康省。民初，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是今之‘西藏’二字，又只能包括卫、藏、阿里三部。至于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转译。土伯特为亚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及西康之地，西人皆称曰Tibet或Tibetan。”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贺龙以外，当时在座的还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这些人将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他们执政的痕迹。
解放军指挥官们主要关心的是部队渡江（金沙江）的地点，过江以后前进的路线，一路上的注意事项，有利和不利条件，诸如此类。任乃强凭自己对藏地的知识，尽可能地提供参考意见，特别是他亲自绘制的地图，成为解放军进军的重要依据。他特别指出了西藏和康青大高原，高海拔对部队的影响：“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丰的边军，和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的。”
这些知识，对于部队指挥官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任乃强先生却想对解放军指挥官说，解放军进藏，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他指出，藏传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一千多年，深根固柢，牢不可拔，这是事实。希望解放军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这时，贺龙说：“我们宣布信教自由，这行了吧？”
任乃强看解放军指挥官显然还没有懂得他的一片苦心，于是举了赵尔丰和刘文辉这两个例子。
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
赵尔丰是清末最后一个驻藏大臣。关于他的生平，史载清史稿卷四六九、《驻藏大臣考》、《辛亥殉难记》、《西康建省记》、《光绪东华录》等书，此外，他在四川的“赵屠户”名声，又在民间留下了一些传说，这传说就是，说赵道台来了，能够吓得小孩子不敢哭。
赵尔丰此人，简单地说，是一个相信铁腕镇压效果的人，他的事迹，就是以血腥镇压，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以屠杀得出人意料的残酷来达到镇压效果，平定了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即将土崩瓦解的晚清王朝维护了川边的江山太平。正是这一功绩，使得他官至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也正是这一功绩，早年有章士钊诗句赞扬：“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而此后汉人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功效：“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初具”。
也就是说，后来之所以有西康省这一大片土地，这一大片土地之所以能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不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来统治，全有赖于赵尔丰经略川边的成就。汉人比较倾向于站在中央政府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后来改朝换代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赵尔丰的功绩还是不可否认的重要。
然而，墨写的历史，如果没有了细节，正义就必然被血迹掩盖了。
赵尔丰在官场上的发迹，是他知道，在朝廷担心的边区为朝廷效劳，必须有军功。要有军功就必须杀人。早年镇压四川哥老会，他奉命进剿苗沟，“带着大队人马，由泸州杀奔古蔺而来，沿途没有打一仗，放一枪。他一到古蔺，就打开监牢，倾出人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屈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随即杀到苗沟。冷清清的苗沟，纵横数十里，荒草凄迷，渺无人烟。可是案情报大了，要耳级验功，于是赵尔丰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地覆天翻，不论男女老幼，捉到就杀。”（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1页）
赵屠户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
历史记载，赵尔丰在西康镇压藏民，起源于巴塘的藏民杀害了经过康区前往拉萨的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中央派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凤全。杀害朝廷命官，而且是如此位重的封疆大吏，当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稍微有点头脑就应该知道，杀了朝廷的钦差大臣，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问题是，这钦差大臣怎么就在半路上就给人杀了呢？
凤全的作为和遭遇，在史实上应该并不复杂，但是后人的记忆重点却有点不一样。
一种说法是，1904年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慵懒无能，处理失宜，朝廷乃派张荫棠入藏查办，又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以在加强人力。凤全走到半路的理塘，还没有走出四川，就接到川督锡良的要求，望与有泰商讨收复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瞻对位于康藏交界处的康区，以前由藏人土司管辖。同治二年土司肇乱，十二世达赖喇嘛派兵敉平，据为藏有，至清光绪中叶才收回，但不久又划归藏方管辖。现在川督锡良希望驻藏大臣出面把瞻对从藏方手里收回，以巩固四川边疆。有泰胆小畏缩，凤全却志在大干一场，主张立即把瞻对收回。达赖和拉萨政府始终企图向川边扩展，于是暗中唆使康南的土头和喇嘛伺隙生事。巴塘丁宁寺的喇嘛首先出来煽动，发动驱赶凤全。凤全的作法是依仗武力，在边区“拨乱反治”。他见川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于是决定搞“屯垦”，即招募内地农民，进入康区藏人地方，侵占牧场，垦荒居住。这就激起藏地三大势力，即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共同反对，于是酿成巴塘七村沟的动乱。凤全在和藏人冲突的混乱中，在踞巴塘东十余里之鹦哥嘴地方，被埋伏的藏人杀死。
这种说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史实的，后人从中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
另外一种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据说凤全坐着绿呢大轿到理塘，当地土司头人的代表跪在地下迎接，他顺手把旱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土司头人原来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从没受过如此对待。土司头人遭羞辱，怀恨在心，羞耻愤恨之下必加倍报复。凤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对于统治者来说，凤全被杀其实应该引出另一面的教训。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羞辱。羞辱别人就是在制造敌人。二是朝廷和边远地方少数民族，必须有行为上的互相可预测性，在专制制度的人治性质下，这种可预测性有时候会由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变得很低。所以，专制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制度。钦差大臣凤全到川边，地方上的土皇帝土司头人是跪着来拜见的，不是他们愿意跪，而是凤全背后代表的朝廷的力量。可是，凤全拿烟袋杆敲他们脑袋训话，却超出了他们对朝廷命官行为的预测，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的报复也超出了朝廷命官对地方官民行为的预测，他大概到死也没料到，那些一贯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藏人，竟会杀了他。
赵尔丰奉命镇压，自然是大开杀戒。赵尔丰“平七村”，用诱骗办法把七个小村庄的青壮年杀个不分青红皂白，“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刘鼎彝：赵尔丰精英川边闻见忆述）。
此后，打乡城，围攻并攻破桑披寺，寺内僧俗几百人杀个鸡犬不留，金银财物抢劫一空。
赵尔丰就用这种几乎是不讲道理的杀戮手段，平定了川边，在朝廷眼中成了能干的人，能解决困难局面的人。于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道四川去拉萨上任。可是，走到川藏交界的时候，原驻藏大臣联豫就怂恿藏人官员向清廷请援，说赵尔丰的屠户名声让藏人害怕，还是继续让联豫干吧。赵尔丰也听说了，便向清廷奏请专办川滇事务。于是朝廷改任他为川滇边务大臣。所以说，赵尔丰名列驻藏大臣里，却从来没有到拉萨上任。这样才有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康区“改土归流”业绩。
改土归流为何人亡政息
赵尔丰平定川边藏人的“暴乱”，两次捷书上达天庭，博得“御口”奖谕，被朝廷认定是个干员能人，委以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康区屯兵戍边。他有一番为后代汉人史学家称道的政绩。
比如，在农业方面大力展开边区垦务，在四川召雇垦夫两千多人，带家眷进入巴塘、理塘等地开垦。他还设置农事试验场，调内地高手前去试验，据说那里种植蔬菜就是从此开始的。他还试办蚕、漆、稻。棉等新的农业品种。
在交通方面，他设置尖宿台站，就是在康区的大道上设置住宿点，并有人管理驿递事务，还明定了乌拉差役的价格，一改以往藏民必须义务支应乌拉差役的做法。他还创建了河口钢桥，假设川藏电线，在交通和通讯建设方面，颇有雄心。
在工矿方面，他创立制革厂，设立官药局，试办造纸厂并开矿产。在教育方面，他奏准设立川边学务局，开办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教授现代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在当时不失为现金的举措。（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然而，赵尔丰的历史名声却是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的。
“土”者，土司也。“流”者，流官也。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当地土司头人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名义上由中央朝廷委派的流官。前面所说的建设举措，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民”，改土归流却是在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官”。从朝廷的角度说，改土归流是涉及根本的举措。
1911年，赵尔丰从巴塘巡抚衙门出发，直抵瞻对，驱逐了西藏所委的瞻对官吏，把地方政权收回，随即“进发甘孜，经鑪霍、道孚、打箭炉等地，又将各土司的印信、号纸尽行收缴，设置流官。真是威声所播，全康震恐。”“例如夙号专横的瞻对藏官，素有权势的明正土司，都一个个俯首帖耳，驯服如同羔羊一般。” （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然后，他从打箭炉启程，“一路鸣锣开道的向四川进发，并且顺路收缴了鱼通、咱里、冷边、沈边各土司的印信，”“川边的土司制度，到此基本上全部改流”。于是，平定了康地藏人的赵尔丰，可以奏请朝廷建西康省了。
可是，尽管赵尔丰依仗他的屠夫手段和屠夫名声，看起来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的土地，并且派设了三十几个“委员”流官来管理。西康省却没能在他的手上建立起来。这无敌的赵尔丰，毕竟看不出晚清王朝平静水面下的危局，辛亥革命正在起来。他最得意的时候，距离他在辛亥中被杀，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丧命，杀他的人把他的“死状”印了几千份散发，民间个个拍手称快。他死后，他的经略川边政绩，消失得飞快。除了引进得蔬菜，据说后来边民爱吃，也继续种植，制革和药材为藏人需要继续有人经办以外，其余的措施，几乎都荒废了。他召雇引入的垦夫多被残杀，耕地又变为荒土。尖宿台站废弃，河口钢桥被炸，川藏电线未成。即使是看上去无疑造福于民的教育，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支付笔墨，还有奖励，却不能为藏民所理解，一开始就被藏民看成是一种被迫的苦差使，称为“学差”，有点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藏匿在寺庙或者送到偏远牧场躲避，出钱雇穷人家孩子代为上学以逃避“教育”。
也就是说，赵尔丰的政绩，即使在他执政实行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时间，他死后人亡政息，并没有造福一方。即使改土归流，也“改”了回去。可是后来的汉人学者为什么对他的改土归流那么乐道，那么难以忘怀呢？
这就要说到“土司”和“流官”权力结构的区别了。说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西藏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改土归流和地方自治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土司和流官的区别，不是百姓福利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的问题。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请建西康为行省的奏疏里就说：土司“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夜郎自大，顽梗跳梁”，“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而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对西藏的影响通过印度日益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涉及疆土安全的大问题了。
傅华封的奏疏里说：“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又说，“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狤，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于是建议明确划分康藏，以康建省，“定名义而保领土”。
显而易见，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就明白，康藏是有区别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朝廷鞭长莫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十分薄弱。而康地紧邻四川，赵尔丰既然用兵已到，就可以将康地更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那就是收回历史上“赏赐”给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权，改设府、厅、州、县，从外面委派官员治理。
这样做的道理十分明显。问题是，在此以前，在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在此设治派员呢？为什么要容忍土司呢？
我国历史上和欧洲等地的封建时代不一样，很早就建立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政制。施政力从中央朝廷贯彻下来，直达郡县，因为这个结构里，郡县以上各级官员都是中央朝廷直接委派的。在这个结构里，大小高低的顺序概念非常明确，决不会乱套。
这样强大的施政力，需要物质和文化上的条件才得以维持。物质上的技术条件，比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上的条件就是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和源源不断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这些，朝廷派出的“流官”在人生地不熟，甚至方言也听不懂的地方，也照样能走马上任，令行禁止。没有这样的条件，“流官”的执政效果就不会那么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可是，中央政府希望这样的边疆地区成为外面敌对国家或部落的屏障，需要一个安定的边疆，所以必须加以统治。在“流官”不怎么可行的情况下，就“赏赐”给当地的土司头人来管辖，其实就是仍然留给原来管辖此地的人，只要求他们有“朝贡”的名义，也就是在名义上臣服中央朝廷，经济上倒是可以倒过来，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加以补贴。这就是“皆同封建之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相当于拥有宗主权。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外族，占领弱势民族以后，自己直接实行行政管理，往往吃力不讨好，效果不彰，麻烦不断，这和施政技术条件有关，也和文化认同有关。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就是土司制度存在多年的原因。
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川边康地，亚洲很多国家是这样。比如印度，历史上有很多小邦国。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印度次大陆大部以后，却没有扫除这些小邦国，而是让这些小邦国“臣服”，地方上的权力结构没有被彻底撤换。后来，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次大陆，最后将印度正式变成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地方上那些邦国和国王（Raj）仍然维持原来的权力结构。这些Raj在1947年印度独立，成立了共和国以后，仍然拥有传统特权。这些封建特权一直到1970年代英荻拉·甘地执政的时候才废除，为此政府给Raj的家族以庞大的补偿，他们往往仍然拥有王宫和作为私有地产的属地。一直到现在，在印度旅游金三角的拉吉斯坦邦的一些古老城市，原来的Raj仍然住在堂皇的王宫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文化上的原因，还因为这是社会代价最小的变革方式。
同样的道理，川边康区存在土司头人，既是历史延续，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样的体制和当时当地的地理和技术条件吻合，也符合当地的民族文化。这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相比哪个更好更先进，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就不能改变，而只是说，当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民族地区实施行政权力，或者改革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当地民众的心理和意愿。用兵，使用武力，是不够的。可惜，汉地官员学者，认识到这一点的，始终不多。
事实上，在赵尔丰改土归流以前，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6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1904年，已经先后两次搞过改土归流，都没有成功。赵尔丰改土归流，规模最大，手段最狠，进展最顺利。与此同时所展开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教育的基本建设，也似乎都是颇有远见卓识的德政，然而“受惠者”，当地的民众却并不领情，甚至视为苦楚，只是迫不得已顺从。赵尔丰一死，改土归流和其他建设措施就都消失了。
从这个历史教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任何改革措施，包括物质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要在少数民族民众自愿的前提下展开。这其实就是民族自决的道理。
刘文辉经营西康
作为赵尔丰的对比，任乃强先生以刘文辉治理西康作为例子。事情发生在赵尔丰死后十几年四川军阀混战的时代，地点是同样的川边康区。
1920年代，刘文辉和刘湘在四川混战，被刘湘联合的军阀们打败，退守雅安，地盘只剩下川边十几个很穷的藏族县。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落到谷底，必须经营好这块地盘。刘文辉认识到，“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这方面”。（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于是他提出了“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口号。刘文辉从1928年管辖西康以后，就表示信佛了，在自己家里布置了一座经堂，迎请当地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平时也拿着手摇经筒旋转，口念六字真言。
刘文辉还召开了一个僧伽代表会议，决定在康定设立（藏传佛教的）五明学院，由政府每年补助30万元作为经费，聘请著名活佛来担任导师，讲授佛学，又命寺庙选送优秀喇嘛到院进修。同时，函请西藏三大寺选派精通佛理的高僧来任院长。1942年乃将康定五明学院改组为康区佛教整理委员会，刘文辉自兼主任委员，把全康划为四个佛教宣化区，在甘孜、石渠，理化、德格等地设置五明学院。此外，每隔二三年，派人携带茶叶礼品，到西藏三大寺布施，向达赖喇嘛致敬。（张为炯：西康建省及刘文辉的统治）
土司制度，继赵尔丰改土归流人亡政息以后，土司头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恢复了旧有的权力，除了照清代规定向汉官纳粮外，百姓仍有土司头人管辖，汉官不敢过问。刘文辉建西康省府以后，对土司头人的特权，继续予以默认，十余年间没有在他们的辖区改变制度，许多土司头人还由省府委以新的官职。
刘文辉搞好了和寺庙及民族上层的关系，“于是几十年不能到任的县官，也次第随军到任了。抗粮几十年的县，也自动迎官输粮了。素来不肯出寺见官的高僧活佛，都枉驾来到康定参加刘氏召开的佛教弘扬法会了。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来商谈和平共处的条件了。由于地方人民拥护他，他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任乃强先生在举了赵尔丰和刘文辉经营西康的例子以后，引用司马迁的话：“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可惜，这番话，后来的执政者显然没有听进去。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任乃强先生仍想向中央建言，对待达赖喇嘛不可操之过急，可惜此时任先生已经被划为右派，以带罪之身，忠言良语更无人采纳了。
又过了二十年，1981年，87岁高龄的任先生要写下这篇回忆，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也向子孙后代，作出了一个忠告。
任先生逝世于1989年，终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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