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作者摄于2007年。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作者摄于2008年
雪山隔断的童年
李江琳
1
11月9日夜晚， 我和措姆坐在一间只有四张桌子的小餐馆里。餐馆没有窗户，两扇老旧的木头门上镶着玻璃权当窗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昏暗中不时有彩光一闪，聚集在广场的印度青年在放烟花。那天是印度教的主要节日排灯节。
今年的排灯节恰好是在星期六，那天达兰萨拉有一整天的活动。上午八点开始，达赖喇嘛为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代表团讲经，一大清早，几百名藏人就排着长队，等着通过金属探测门，进入大昭寺听经。下午，代表团为达赖喇嘛献演民族歌舞。入夜后，街上张灯结彩，整个达兰萨拉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喜马拉雅山南，11月已是深秋，早晚凉，中午热，在这样的气候里，薄毯一般的藏式厚披肩很适用。措姆穿着绯红色短袖汗衫，裹一条粉红底加小黑点的披肩，坐在我对面，我们面前的奶茶已经凉了。
措姆二十三岁，刚从一所印度护士学院毕业，回到达兰萨拉。她一边等待印度政府颁发的护士执照，一边在流亡政府办的医院里做志愿者，积累工作经验。她是扎西茨仁的朋友，扎西知道我想访谈年轻一代流亡者，特别推荐了措姆。
“来了多久？”我问她。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的流亡者，都不会主动说自己的故事。要了解他们的经历，我得不断提出具体的问题。
“十多年了，” 措姆说，“离开拉萨是1995年……7月，不对，不对，是5月底。”
“你一个人来的吗？”我想问的是，措姆是跟着父母来的，还是被别的流亡者带来的。
“跟一个姐姐来的，”她说。
“一个姐姐”？我刚要问，她又加了一句：“一个我不认识的姐姐。”
“噢，”我说，“你说的‘姐姐’不是你的亲姐姐，是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妇女，是吗？”
“是的。她比我大很多。那时候她可能三十岁吧，跟我大姐差不多大。”措姆回答，“她带着我，跟她丈夫，还有她自己的一个儿子，一同来的。”
“你的父母认识她吗？”
“不认识，可能我姐姐认识吧，我也不清楚。”
措姆的家在拉萨附近的一个小镇。措姆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七人，她是老六。1995年，她在家乡上小学。父母听说有人要去印度，就对她说：“你去印度吧，到那边读书去。”措姆在姐姐家住了几天，跟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以及她的丈夫和儿子，背着父母和姐姐为她准备的一个小包，走向印度。那年，她刚过十岁。
“一路步行？”我望着措姆，努力想象一个十岁多的小女孩，辞别父母，背着背包，跟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步行前往另一个国家。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就这样翻过雪山。
“是的。我走路比较多。带我来的姐姐自己有个儿子，我不是她的孩子，她不大照顾我。”措姆说。“有时候也搭车，刚离开拉萨的时候坐汽车，半路上换成大卡车， 就是……”措姆想着想着，突然蹦出一个生涩的汉语词儿：“东风车。”
“东风车！我知道，我知道，”我连声说。去国多年， 已经忘记了国产的东风牌大卡车，措姆一说，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那种在故国乡间常常看到的笨重大货车。
“运木头的卡车。有时候我们会坐一段，然后又接着走。”措姆回到英语。
“也就是说，你们有时候走路，有时候搭便车。”
“是的。从樟木到尼泊尔，我们有向导，带我们走。”
刚到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儿童用绘画表现情感， 作者摄于2007年
从拉萨到尼泊尔边境的樟木，公路距离是754公里，长途客车要开一整天。从樟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百多公里。越过边境后，大部分流亡藏人是步行下山，到达某个边界小镇，然后设法搭车到加德满都，前往联合国设立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如果步行，一切正常的话，通常得走两个礼拜左右；如果出现意外，比方说被尼泊尔警察抓住，遭到土匪抢劫，或者被毛派游击队扣留，何时能到加德满都就说不准了。出逃藏人进入尼泊尔之后，这些危险随时存在。
“路上危险吗？”我问。
“过雪山的时候很危险，”措姆说。“雪很深，路滑，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没人会知道我是死是活。”
措姆不记得那座雪山的名字，也不记得雪山的位置，只记得山上雪最厚的地方，深及大腿。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跟着一个她称为“姐姐”的陌生人，翻过雪山。
“记得在日喀则不远的一个地方，晚上在一座房子里住，人家告诉我们，有几个中国警察来检查。”措姆一手托腮，目光低垂，看着桌上没有一丝热气的奶茶。她的手腕上戴着流行的女式时装表，粉紫色的表带与她的粉红恤衫相配，显得优雅柔和。 晕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洒下来，她低垂的睫毛在眼睛下面画出一道淡淡的阴影。
“旅馆？”
“不是不是，”措姆抬起头，看着我，笑起来， “哪里住得起旅馆？那种让过路的人过夜的房子，不知道叫什么，反正不是旅馆。”
“客栈？”我说。
“可能是吧。人家叫我们赶快躲。我们吓得要死，赶快躲起来。行李来不及藏好，就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人家说警察走了。我们出来一看，行李不见了，全被警察带走了。躲着不敢出来，更不敢去要回行李，当天晚上就离开那座房子了。我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干粮，一点点钱，衣服，还有我的通行证，”
还好，措姆和“姐姐”一家侥幸逃脱，没有被抓住。但是这次的搜查给措姆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困扰。
丹麦西藏难民援助会为达兰萨拉儿童村捐建的儿童之家，摄于2008年
不到十一岁的措姆两手空空来到达兰萨拉，被流亡政府安置到孤儿院性质的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在儿童村的一座“儿童之家”里，措姆与二十多名年龄相仿的孩子，还有一对养父母，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2
1964年2月，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完成学业，离开英国，返回印度。途中，她顺便去了一趟美国，又在维也纳逗留了数日，然后取道慕尼黑飞往新德里。在欧洲的几年里，吉尊白玛先在瑞士学习法语，然后在英国学秘书。学习期间，她在好几个国家旅行，接触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这位生于拉萨，在印度大吉岭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的西藏姑娘，在欧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欧洲之行对她的影响，将会在未来的西藏儿童村管理和发展上体现出来。
吉尊白玛在新德里小住数周之后，乘通宵火车到帕丹克特，再从那里乘汽车前往达兰萨拉。数小时后，汽车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驶进马克利奥德甘吉。吉尊白玛透过车窗，看着久别的小镇。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努力，难民们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善，小镇已具雏形。
四年前，1960年，她从大吉岭的教会学校毕业后，第一次来马克利奥德甘吉，探望家人。那时候，也像这样，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从下达兰萨拉盘山而上。沿路山高林密，谷深涧清，风光壮美如画，却渺无人迹，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市镇，马克利奥德甘吉藏在大山的皱褶里，远离文明世界，仿佛与世隔绝。
1959年到达印度的西藏难民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汽车颠簸到山顶，隔着车窗往外看，吉尊白玛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荒地上支着一顶顶旧帆布帐篷，到处是破衣烂衫的男女，神情悲凄的老人。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山风里瑟瑟发抖，有气无力地哭叫。那时，达赖喇嘛一家，以及在逃亡路上仓促成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刚刚迁到达兰萨拉。才不过几个月，大批流亡藏人追随而来，挤在只有三座房屋，一间小商店的马克利奥德甘吉，在英国人留下的森林公园里扎下帐篷，暂且栖身。吉尊白玛拜见过她的哥哥，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来到她姐姐次仁卓玛负责的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亲眼看到这些，她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那时候，安置难民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当务之急。最初进入印度的难民主要是男人，可是，很快就有藏人全家出逃。潮水般的难民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年幼的儿童。这些孩子跟随父母，分散在各个难民营和筑路营里。父母必须做工谋生，年幼的孩子们缺少照料，大一点的孩子跟着父母在筑路工地上做工，不少孩子因伤病夭亡。
1960年，西藏难民儿童在筑路营
来自不同地区的难民们带来有关家乡的消息，他们的叙述呈现出令人忧虑的事实：“平叛”和“民主改革”在各地展开，在此过程中，大量寺庙被毁，许多僧人被迫还俗，作为西藏文明基础的宗教正在被全面摧毁。身为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不能不深感忧虑。
孟买西藏儿童福利学校
然而，忧虑之余，达赖喇嘛也认识到，世界正在改变，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西藏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通过自我封闭来保存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他，还是整个西藏民族，都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古老的西藏文明显然需要走向现代， 可是达赖喇嘛并不认为，西藏走向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完全抛弃传统。流亡印度之前，达赖喇嘛对西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弊病已经有所认识，也意识到改革的必要，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在西藏本土进行改革的时间。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当代世界争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样在现代社会里生存，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如今仰赖于流亡在外，却有机会接触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觉者，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因此，孩子是西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必须接受现代教育，也必须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为藏民族的未来奠定基础。
幸运的是，在这点上，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取得了共识。1959年6月，达赖喇嘛前往新德里，拜访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这次会见中，德高望重的印度总理告诫比他年轻四十多岁的西藏精神领袖：你们的孩子是流亡藏人最珍贵的财富，他们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隽智的印度总理深知，在印度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数万流亡藏人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一旦他们分散开来，迁移到印度各地去谋生，很快就会被富有包容心的印度文化所湮没而同化。为了保存西藏文化，藏人必须聚族而居，藏人的孩子应该在特别为他们设立的学校里读书。尼赫鲁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出资，为西藏难民儿童建立专门的学校。 同时，印度总理忠告达赖喇嘛，在学习西藏历史和文化的同时，孩子们也应该学习英语，这样才能跟上现代世界的发展脚步。
1960年5月17日，达赖喇嘛看望流亡儿童
这个忠告与达赖喇嘛的想法不谋而合。
达赖喇嘛的想法，植根于他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那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难以承受的责任。我采访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证实了当年的决策：“我们一到印度，”他说，“那是1959年4月，第二年的4月，也就是1960年4月，我们就开始建立学校，现代学校，（进行）现代教育。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把主要精力，和我们的那一点点钱都集中在建立学校，而不是建立寺院。”
就在会见达赖喇嘛的当天，尼赫鲁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学会”，这个部门隶属印度政府教育部，负责协调西藏难民儿童的教育。当时，印度独立不到十五年，国家百废待兴，但是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慷慨解囊，很快出资建立了几所寄宿学校，为西藏难民儿童提供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据说尼赫鲁还亲自下达指示，要求西藏难民学校的标准，必须比照印度最好的私立学校来建立。
印度政府为西藏流亡儿童建立的第一所学校，西藏中心学校穆苏里分校。
约摄于1990年代。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面临极大的挑战。 数万难民流离失所，缺衣少食，急需药品和食物；几千僧尼亟待安排，以使西藏文明基础的佛教得以传承。流亡政府经费奇缺，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把教育放到了第一位。
1960年4月，到达印度仅一年之后，在印度北方的一个山镇穆苏里，西藏流亡政府创办了第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最初只有25名学生，主要来自米苏玛日临时难民营。几个月后，从其他难民营又送来25名学生。这50名年龄不等的男孩，就是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系统中的第一批学生。
在西藏传统社会结构里，教育的职责通常是由寺院来承当的。广大的农牧区没有正式学校，农耕的藏人需要人工，很少让孩子出门读书，游牧的藏人也不习惯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接受教育。可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一些古老的传统必须扬弃。达赖喇嘛派人去各个难民营和筑路营，劝说难民们把孩子交给政府，送到学校去读书。他指示那些官员，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年幼的孩子带走，交给流亡政府来照料。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孩子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因伤病而夭折。
1960年，次仁卓玛与西藏流亡儿童
就这样， 第一批五十一名难民儿童紧随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把这些孩子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临时照顾，并创办了“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安置这些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来自各个临时难民营和筑路营的孩子们，一批批送到达兰萨拉。一座楼房很快就挤满了孩子。不久，印度政府租借了一座楼房给育幼院，可是这座楼房很快又人满为患。这些孩子年龄不等，有的还是婴儿。 谁来负责照管这些孩子呢？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接过了这副重担。
在达赖喇嘛的家族里，长姐次仁卓玛由于早逝而不大为世人所知。她是达赖喇嘛的兄弟姐妹中，唯一没有受过教育的。次仁卓玛生于1920年，比达赖喇嘛年长十五岁。达赖喇嘛出身农家，被确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前，他的姐姐次仁卓玛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危难之时，次仁卓玛以善良慈悲的天性，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照顾难民儿童的重任。
次仁卓玛不仅是达赖喇嘛的姐姐，她还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慈母的怀抱，能够容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女。无数流亡藏人将亲生骨肉托付给次仁卓玛，孩子们带着各种身心创伤，一批又一批，从各个临时难民营和筑路营来到达兰萨拉。他们衣衫褴褛，饱受惊吓，有的孩子伤病缠身， 有的孩子家破人亡， 还有一些孩子目睹父母倒卧逃亡路上，同行者收留下无依无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印度，设法送到达赖喇嘛身边，交给次仁卓玛。
次仁卓玛以慈母之心，收下这些孩子。她把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分批送出去，安排到印度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读书，年幼的孩子和婴儿留在达兰萨拉，安置在自己身边，亲自照料。为了节省汽油，次仁卓玛拒绝专车接送，每天早出晚归，处理各种事情，风雨无阻，日复一日，直到那一天，她再也没有力气走上山坡，去看望她的孩子们。
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回忆那段岁月时，说到他的姐姐：
“我姐姐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 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
1960年，吉尊白玛初次来到达兰萨拉的时候，看到的是挤满了孩子的楼房。育幼院没有足够的床，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孩子们只能睡在地板上。有时候，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睡着上百名孩子。没有婴儿床，婴儿们只好睡在纸板箱里。育幼院在难民中雇了几名妇女，负责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婴儿交给有育婴经验的女人来照料。瑞士红十字会派来一位医生，为孩子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基本物质严重不足，被褥毯子不够分派，连孩子们吃饭用的碗勺，喝水用的杯子都不够用。
日后，吉尊白玛在自传《西藏：我的故事》中回忆姐姐：“我姐姐没有受过任何教师训练，她完全凭着母亲的本能来行动。” 而她自己，则是被育幼院的状况“震惊得立刻开始行动”，帮助姐姐照管育幼院。但是，她的哥哥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及他们的母亲要她暂且不要急着开始工作，先去欧洲继续学业。那真是一个卓有远见的决定。
当时，流亡政府和印度政府都缺少资金，无法照顾这么多孩子。出于无奈，达赖喇嘛向瑞士政府请求帮助。吉尊白玛来到瑞士时，看到了第一批前往瑞士定居的西藏难民儿童。先后有二百个瑞士家庭向失去故乡亲人的西藏孩子敞开家门。这些善良的普通瑞士人伸出双臂， 将二百名失去父母，失去家园的雪域孤儿揽在怀中，拭去他们的眼泪，抚慰他们的伤痛，给他们无私的爱和温暖的家。这二百名儿童，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批欧洲移民。
四年后，吉尊白玛从欧洲归来。她一到达兰萨拉，立刻捧着哈达，去拜见她那闻名世界的哥哥。达赖喇嘛指示她去育幼院，协助他们的大姐次仁卓玛。
达兰萨拉最早的西藏流亡儿童，他们是西藏儿童村最初的孩子
吉尊白玛再次见到“西藏儿童育幼院”。情况已经改变了许多，育幼院拥有3座房屋，次仁卓玛甚至有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还有一名年轻姑娘，帮她打理日常事务。吉尊白玛帮助大姐做各种文秘工作，包括向海外慈善组织写信请求资助。国际慈善组织已经开始了解西藏难民儿童的生存状况，不少组织提供了帮助。最早资助西藏难民儿童的组织包括瑞士红十字会，英国的赈救儿童基金会，美国的民间慈善组织“美国关怀”，以及荷兰，挪威，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慈善机构。流亡藏人没有忘记，在他们走头无路时，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全世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向他们伸出援手。在《西藏：我的故事》里，吉尊白玛列出了将近二百个帮助过西藏儿童的个人和组织。有些组织从1960年，西藏育幼院创办时就开始提供资助，几十年来从未中止。
这时候，达赖喇嘛已经不需要派人去说服流亡藏人交出子女，去接受教育了。流落他乡的藏人听说了次仁卓玛所做的一切，纷纷把孩子送交流亡政府。把孩子交给次仁卓玛，也就等于交给了达赖喇嘛。一批批孩子从各地汇集达兰萨拉，来到次仁卓玛领导的育幼院。孩子们称她“阿妈啦”，那是藏人对母亲的尊称。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的情况一天天改善，大家都觉得，最困难的时间即将过去，光明的前景就要出现了。 达赖喇嘛和吉尊白玛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他们的大姐积劳成疾。1964年10月，次仁卓玛病重，检查出身患癌症，紧急送往英国接受手术。11月21日，次仁卓玛在伦敦病逝，时年四十四岁。
达赖喇嘛把姐姐留下的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妹妹。吉尊白玛接过重任，成为“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的第二任院长。那年，吉尊白玛二十四岁。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即现在西藏儿童村的前身，有八百多名儿童。尚未成家的吉尊白玛，成为八百多名难民儿童的大家长，孩子们心目中的母亲。
达兰萨拉儿童村校庆，年代不详
在吉尊白玛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努力，“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养育和教育体系。我去达兰萨拉一周前，西藏儿童村刚刚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建校四十七周年。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从印度北方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到南方的帕拉库毗，各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都有西藏儿童村。儿童村附设学校，以便孩子们就近上学。校服，住宿，伙食等等全部免费。儿童村的下属有学校，技校，托儿所，大学公寓等共三十六所，目前有一万七千多名学生在各级学校里学习。流亡社区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文盲。
1978年，第一批通过全印度统考的西藏学生
现在，分散在印度，不丹，尼泊尔和锡金的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
当年的难民儿童，很多已经完成高等教育，不少人在欧美留过学，成长为既掌握了现代知识，又保持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现代西藏人。
1965年，西藏流亡儿童的第一个乐队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第一任院长次仁卓玛的骨灰，至今仍然保存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儿童村的大人孩子相信，有一天，她的无数孩子们中的一群，将会扶灵而归，把她的骨灰洒在故乡的土地上。
也许，只有让自己的姐妹亲自承担这份重大责任，达赖喇嘛才能让世界，也让流亡藏人理解，接受现代教育，掌握现代知识对保留西藏文化有多重要。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任，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每年都有数百名西藏儿童被父母送到印度，托付给西藏儿童村。让孩子在达赖喇嘛身边受教育，成为许多西藏父母的梦想。 在达赖喇嘛身边读书，成为许多西藏儿童的愿望。每年从西藏到达印度的逃往藏人里，有约三分之一是学生和儿童。十几年来，从藏地来到流亡社区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失学儿童，光是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有记录的，就有七千多名。
我眼前的这位姑娘，措姆，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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