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雪山隔断的童年 (I)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作者摄于2007年。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作者摄于2008年



雪山隔断的童年

李江琳

1
11月9日夜晚, 我和措姆坐在一间只有四张桌子的小餐馆里。餐馆没有窗户,两扇老旧的木头门上镶着玻璃权当窗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昏暗中不时有彩光一闪,聚集在广场的印度青年在放烟花。那天是印度教的主要节日排灯节。

今年的排灯节恰好是在星期六,那天达兰萨拉有一整天的活动。上午八点开始,达赖喇嘛为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代表团讲经,一大清早,几百名藏人就排着长队,等着通过金属探测门,进入大昭寺听经。下午,代表团为达赖喇嘛献演民族歌舞。入夜后,街上张灯结彩,整个达兰萨拉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喜马拉雅山南,11月已是深秋,早晚凉,中午热,在这样的气候里,薄毯一般的藏式厚披肩很适用。措姆穿着绯红色短袖汗衫,裹一条粉红底加小黑点的披肩,坐在我对面,我们面前的奶茶已经凉了。

措姆二十三岁,刚从一所印度护士学院毕业,回到达兰萨拉。她一边等待印度政府颁发的护士执照,一边在流亡政府办的医院里做志愿者,积累工作经验。她是扎西茨仁的朋友,扎西知道我想访谈年轻一代流亡者,特别推荐了措姆。

“来了多久?”我问她。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的流亡者,都不会主动说自己的故事。要了解他们的经历,我得不断提出具体的问题。

“十多年了,” 措姆说,“离开拉萨是1995年……7月,不对,不对,是5月底。”

“你一个人来的吗?”我想问的是,措姆是跟着父母来的,还是被别的流亡者带来的。

“跟一个姐姐来的,”她说。

“一个姐姐”?我刚要问,她又加了一句:“一个我不认识的姐姐。”

“噢,”我说,“你说的‘姐姐’不是你的亲姐姐,是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妇女,是吗?”

“是的。她比我大很多。那时候她可能三十岁吧,跟我大姐差不多大。”措姆回答,“她带着我,跟她丈夫,还有她自己的一个儿子,一同来的。”

“你的父母认识她吗?”

“不认识,可能我姐姐认识吧,我也不清楚。”

措姆的家在拉萨附近的一个小镇。措姆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七人,她是老六。1995年,她在家乡上小学。父母听说有人要去印度,就对她说:“你去印度吧,到那边读书去。”措姆在姐姐家住了几天,跟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以及她的丈夫和儿子,背着父母和姐姐为她准备的一个小包,走向印度。那年,她刚过十岁。

“一路步行?”我望着措姆,努力想象一个十岁多的小女孩,辞别父母,背着背包,跟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步行前往另一个国家。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就这样翻过雪山。

“是的。我走路比较多。带我来的姐姐自己有个儿子,我不是她的孩子,她不大照顾我。”措姆说。“有时候也搭车,刚离开拉萨的时候坐汽车,半路上换成大卡车, 就是……”措姆想着想着,突然蹦出一个生涩的汉语词儿:“东风车。”

“东风车!我知道,我知道,”我连声说。去国多年, 已经忘记了国产的东风牌大卡车,措姆一说,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那种在故国乡间常常看到的笨重大货车。

“运木头的卡车。有时候我们会坐一段,然后又接着走。”措姆回到英语。

“也就是说,你们有时候走路,有时候搭便车。”

“是的。从樟木到尼泊尔,我们有向导,带我们走。”


刚到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儿童用绘画表现情感, 作者摄于2007年



从拉萨到尼泊尔边境的樟木,公路距离是754公里,长途客车要开一整天。从樟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百多公里。越过边境后,大部分流亡藏人是步行下山,到达某个边界小镇,然后设法搭车到加德满都,前往联合国设立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如果步行,一切正常的话,通常得走两个礼拜左右;如果出现意外,比方说被尼泊尔警察抓住,遭到土匪抢劫,或者被毛派游击队扣留,何时能到加德满都就说不准了。出逃藏人进入尼泊尔之后,这些危险随时存在。

“路上危险吗?”我问。

“过雪山的时候很危险,”措姆说。“雪很深,路滑,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没人会知道我是死是活。”

措姆不记得那座雪山的名字,也不记得雪山的位置,只记得山上雪最厚的地方,深及大腿。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跟着一个她称为“姐姐”的陌生人,翻过雪山。

“记得在日喀则不远的一个地方,晚上在一座房子里住,人家告诉我们,有几个中国警察来检查。”措姆一手托腮,目光低垂,看着桌上没有一丝热气的奶茶。她的手腕上戴着流行的女式时装表,粉紫色的表带与她的粉红恤衫相配,显得优雅柔和。 晕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洒下来,她低垂的睫毛在眼睛下面画出一道淡淡的阴影。

“旅馆?”

“不是不是,”措姆抬起头,看着我,笑起来, “哪里住得起旅馆?那种让过路的人过夜的房子,不知道叫什么,反正不是旅馆。”

“客栈?”我说。

“可能是吧。人家叫我们赶快躲。我们吓得要死,赶快躲起来。行李来不及藏好,就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人家说警察走了。我们出来一看,行李不见了,全被警察带走了。躲着不敢出来,更不敢去要回行李,当天晚上就离开那座房子了。我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干粮,一点点钱,衣服,还有我的通行证,”

还好,措姆和“姐姐”一家侥幸逃脱,没有被抓住。但是这次的搜查给措姆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困扰。


丹麦西藏难民援助会为达兰萨拉儿童村捐建的儿童之家,摄于2008年



不到十一岁的措姆两手空空来到达兰萨拉,被流亡政府安置到孤儿院性质的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在儿童村的一座“儿童之家”里,措姆与二十多名年龄相仿的孩子,还有一对养父母,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2
1964年2月,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完成学业,离开英国,返回印度。途中,她顺便去了一趟美国,又在维也纳逗留了数日,然后取道慕尼黑飞往新德里。在欧洲的几年里,吉尊白玛先在瑞士学习法语,然后在英国学秘书。学习期间,她在好几个国家旅行,接触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这位生于拉萨,在印度大吉岭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的西藏姑娘,在欧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欧洲之行对她的影响,将会在未来的西藏儿童村管理和发展上体现出来。

吉尊白玛在新德里小住数周之后,乘通宵火车到帕丹克特,再从那里乘汽车前往达兰萨拉。数小时后,汽车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驶进马克利奥德甘吉。吉尊白玛透过车窗,看着久别的小镇。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努力,难民们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善,小镇已具雏形。

四年前,1960年,她从大吉岭的教会学校毕业后,第一次来马克利奥德甘吉,探望家人。那时候,也像这样,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从下达兰萨拉盘山而上。沿路山高林密,谷深涧清,风光壮美如画,却渺无人迹,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市镇,马克利奥德甘吉藏在大山的皱褶里,远离文明世界,仿佛与世隔绝。



1959年到达印度的西藏难民


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汽车颠簸到山顶,隔着车窗往外看,吉尊白玛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荒地上支着一顶顶旧帆布帐篷,到处是破衣烂衫的男女,神情悲凄的老人。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的孩子在山风里瑟瑟发抖,有气无力地哭叫。那时,达赖喇嘛一家,以及在逃亡路上仓促成立的西藏流亡政府,刚刚迁到达兰萨拉。才不过几个月,大批流亡藏人追随而来,挤在只有三座房屋,一间小商店的马克利奥德甘吉,在英国人留下的森林公园里扎下帐篷,暂且栖身。吉尊白玛拜见过她的哥哥,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来到她姐姐次仁卓玛负责的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亲眼看到这些,她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那时候,安置难民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当务之急。最初进入印度的难民主要是男人,可是,很快就有藏人全家出逃。潮水般的难民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年幼的儿童。这些孩子跟随父母,分散在各个难民营和筑路营里。父母必须做工谋生,年幼的孩子们缺少照料,大一点的孩子跟着父母在筑路工地上做工,不少孩子因伤病夭亡。



1960年,西藏难民儿童在筑路营



来自不同地区的难民们带来有关家乡的消息,他们的叙述呈现出令人忧虑的事实:“平叛”和“民主改革”在各地展开,在此过程中,大量寺庙被毁,许多僧人被迫还俗,作为西藏文明基础的宗教正在被全面摧毁。身为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不能不深感忧虑。



孟买西藏儿童福利学校



然而,忧虑之余,达赖喇嘛也认识到,世界正在改变,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西藏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通过自我封闭来保存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他,还是整个西藏民族,都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古老的西藏文明显然需要走向现代, 可是达赖喇嘛并不认为,西藏走向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完全抛弃传统。流亡印度之前,达赖喇嘛对西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弊病已经有所认识,也意识到改革的必要,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在西藏本土进行改革的时间。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当代世界争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样在现代社会里生存,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如今仰赖于流亡在外,却有机会接触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觉者,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因此,孩子是西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必须接受现代教育,也必须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为藏民族的未来奠定基础。

幸运的是,在这点上,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取得了共识。1959年6月,达赖喇嘛前往新德里,拜访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这次会见中,德高望重的印度总理告诫比他年轻四十多岁的西藏精神领袖:你们的孩子是流亡藏人最珍贵的财富,他们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隽智的印度总理深知,在印度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数万流亡藏人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一旦他们分散开来,迁移到印度各地去谋生,很快就会被富有包容心的印度文化所湮没而同化。为了保存西藏文化,藏人必须聚族而居,藏人的孩子应该在特别为他们设立的学校里读书。尼赫鲁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出资,为西藏难民儿童建立专门的学校。 同时,印度总理忠告达赖喇嘛,在学习西藏历史和文化的同时,孩子们也应该学习英语,这样才能跟上现代世界的发展脚步。



1960年5月17日,达赖喇嘛看望流亡儿童



这个忠告与达赖喇嘛的想法不谋而合。

达赖喇嘛的想法,植根于他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那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难以承受的责任。我采访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证实了当年的决策:“我们一到印度,”他说,“那是1959年4月,第二年的4月,也就是1960年4月,我们就开始建立学校,现代学校,(进行)现代教育。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把主要精力,和我们的那一点点钱都集中在建立学校,而不是建立寺院。”

就在会见达赖喇嘛的当天,尼赫鲁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学会”,这个部门隶属印度政府教育部,负责协调西藏难民儿童的教育。当时,印度独立不到十五年,国家百废待兴,但是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慷慨解囊,很快出资建立了几所寄宿学校,为西藏难民儿童提供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据说尼赫鲁还亲自下达指示,要求西藏难民学校的标准,必须比照印度最好的私立学校来建立。




印度政府为西藏流亡儿童建立的第一所学校,西藏中心学校穆苏里分校。
约摄于1990年代。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面临极大的挑战。 数万难民流离失所,缺衣少食,急需药品和食物;几千僧尼亟待安排,以使西藏文明基础的佛教得以传承。流亡政府经费奇缺,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把教育放到了第一位。

1960年4月,到达印度仅一年之后,在印度北方的一个山镇穆苏里,西藏流亡政府创办了第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最初只有25名学生,主要来自米苏玛日临时难民营。几个月后,从其他难民营又送来25名学生。这50名年龄不等的男孩,就是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系统中的第一批学生。

在西藏传统社会结构里,教育的职责通常是由寺院来承当的。广大的农牧区没有正式学校,农耕的藏人需要人工,很少让孩子出门读书,游牧的藏人也不习惯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接受教育。可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一些古老的传统必须扬弃。达赖喇嘛派人去各个难民营和筑路营,劝说难民们把孩子交给政府,送到学校去读书。他指示那些官员,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年幼的孩子带走,交给流亡政府来照料。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孩子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因伤病而夭折。



1960年,次仁卓玛与西藏流亡儿童



就这样, 第一批五十一名难民儿童紧随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把这些孩子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临时照顾,并创办了“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安置这些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来自各个临时难民营和筑路营的孩子们,一批批送到达兰萨拉。一座楼房很快就挤满了孩子。不久,印度政府租借了一座楼房给育幼院,可是这座楼房很快又人满为患。这些孩子年龄不等,有的还是婴儿。 谁来负责照管这些孩子呢?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接过了这副重担。

在达赖喇嘛的家族里,长姐次仁卓玛由于早逝而不大为世人所知。她是达赖喇嘛的兄弟姐妹中,唯一没有受过教育的。次仁卓玛生于1920年,比达赖喇嘛年长十五岁。达赖喇嘛出身农家,被确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前,他的姐姐次仁卓玛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危难之时,次仁卓玛以善良慈悲的天性,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照顾难民儿童的重任。

次仁卓玛不仅是达赖喇嘛的姐姐,她还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慈母的怀抱,能够容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女。无数流亡藏人将亲生骨肉托付给次仁卓玛,孩子们带着各种身心创伤,一批又一批,从各个临时难民营和筑路营来到达兰萨拉。他们衣衫褴褛,饱受惊吓,有的孩子伤病缠身, 有的孩子家破人亡, 还有一些孩子目睹父母倒卧逃亡路上,同行者收留下无依无靠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印度,设法送到达赖喇嘛身边,交给次仁卓玛。

次仁卓玛以慈母之心,收下这些孩子。她把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分批送出去,安排到印度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读书,年幼的孩子和婴儿留在达兰萨拉,安置在自己身边,亲自照料。为了节省汽油,次仁卓玛拒绝专车接送,每天早出晚归,处理各种事情,风雨无阻,日复一日,直到那一天,她再也没有力气走上山坡,去看望她的孩子们。

在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回忆那段岁月时,说到他的姐姐:

“我姐姐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 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

1960年,吉尊白玛初次来到达兰萨拉的时候,看到的是挤满了孩子的楼房。育幼院没有足够的床,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孩子们只能睡在地板上。有时候,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睡着上百名孩子。没有婴儿床,婴儿们只好睡在纸板箱里。育幼院在难民中雇了几名妇女,负责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婴儿交给有育婴经验的女人来照料。瑞士红十字会派来一位医生,为孩子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基本物质严重不足,被褥毯子不够分派,连孩子们吃饭用的碗勺,喝水用的杯子都不够用。

日后,吉尊白玛在自传《西藏:我的故事》中回忆姐姐:“我姐姐没有受过任何教师训练,她完全凭着母亲的本能来行动。” 而她自己,则是被育幼院的状况“震惊得立刻开始行动”,帮助姐姐照管育幼院。但是,她的哥哥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及他们的母亲要她暂且不要急着开始工作,先去欧洲继续学业。那真是一个卓有远见的决定。

当时,流亡政府和印度政府都缺少资金,无法照顾这么多孩子。出于无奈,达赖喇嘛向瑞士政府请求帮助。吉尊白玛来到瑞士时,看到了第一批前往瑞士定居的西藏难民儿童。先后有二百个瑞士家庭向失去故乡亲人的西藏孩子敞开家门。这些善良的普通瑞士人伸出双臂, 将二百名失去父母,失去家园的雪域孤儿揽在怀中,拭去他们的眼泪,抚慰他们的伤痛,给他们无私的爱和温暖的家。这二百名儿童,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批欧洲移民。

四年后,吉尊白玛从欧洲归来。她一到达兰萨拉,立刻捧着哈达,去拜见她那闻名世界的哥哥。达赖喇嘛指示她去育幼院,协助他们的大姐次仁卓玛。



达兰萨拉最早的西藏流亡儿童,他们是西藏儿童村最初的孩子



吉尊白玛再次见到“西藏儿童育幼院”。情况已经改变了许多,育幼院拥有3座房屋,次仁卓玛甚至有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还有一名年轻姑娘,帮她打理日常事务。吉尊白玛帮助大姐做各种文秘工作,包括向海外慈善组织写信请求资助。国际慈善组织已经开始了解西藏难民儿童的生存状况,不少组织提供了帮助。最早资助西藏难民儿童的组织包括瑞士红十字会,英国的赈救儿童基金会,美国的民间慈善组织“美国关怀”,以及荷兰,挪威,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慈善机构。流亡藏人没有忘记,在他们走头无路时,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全世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向他们伸出援手。在《西藏:我的故事》里,吉尊白玛列出了将近二百个帮助过西藏儿童的个人和组织。有些组织从1960年,西藏育幼院创办时就开始提供资助,几十年来从未中止。

这时候,达赖喇嘛已经不需要派人去说服流亡藏人交出子女,去接受教育了。流落他乡的藏人听说了次仁卓玛所做的一切,纷纷把孩子送交流亡政府。把孩子交给次仁卓玛,也就等于交给了达赖喇嘛。一批批孩子从各地汇集达兰萨拉,来到次仁卓玛领导的育幼院。孩子们称她“阿妈啦”,那是藏人对母亲的尊称。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的情况一天天改善,大家都觉得,最困难的时间即将过去,光明的前景就要出现了。 达赖喇嘛和吉尊白玛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他们的大姐积劳成疾。1964年10月,次仁卓玛病重,检查出身患癌症,紧急送往英国接受手术。11月21日,次仁卓玛在伦敦病逝,时年四十四岁。

达赖喇嘛把姐姐留下的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妹妹。吉尊白玛接过重任,成为“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的第二任院长。那年,吉尊白玛二十四岁。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即现在西藏儿童村的前身,有八百多名儿童。尚未成家的吉尊白玛,成为八百多名难民儿童的大家长,孩子们心目中的母亲。



达兰萨拉儿童村校庆,年代不详


在吉尊白玛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努力,“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养育和教育体系。我去达兰萨拉一周前,西藏儿童村刚刚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建校四十七周年。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从印度北方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到南方的帕拉库毗,各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都有西藏儿童村。儿童村附设学校,以便孩子们就近上学。校服,住宿,伙食等等全部免费。儿童村的下属有学校,技校,托儿所,大学公寓等共三十六所,目前有一万七千多名学生在各级学校里学习。流亡社区基本上已经消灭了文盲。



1978年,第一批通过全印度统考的西藏学生


现在,分散在印度,不丹,尼泊尔和锡金的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

当年的难民儿童,很多已经完成高等教育,不少人在欧美留过学,成长为既掌握了现代知识,又保持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现代西藏人。



1965年,西藏流亡儿童的第一个乐队



“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第一任院长次仁卓玛的骨灰,至今仍然保存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儿童村的大人孩子相信,有一天,她的无数孩子们中的一群,将会扶灵而归,把她的骨灰洒在故乡的土地上。

也许,只有让自己的姐妹亲自承担这份重大责任,达赖喇嘛才能让世界,也让流亡藏人理解,接受现代教育,掌握现代知识对保留西藏文化有多重要。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任,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每年都有数百名西藏儿童被父母送到印度,托付给西藏儿童村。让孩子在达赖喇嘛身边受教育,成为许多西藏父母的梦想。 在达赖喇嘛身边读书,成为许多西藏儿童的愿望。每年从西藏到达印度的逃往藏人里,有约三分之一是学生和儿童。十几年来,从藏地来到流亡社区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失学儿童,光是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有记录的,就有七千多名。

我眼前的这位姑娘,措姆,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



西姆拉西藏中学的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