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另一种真实: 雪山隔断的童年 II

1960年，达赖喇嘛与流亡儿童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的学生正在上课，作者摄于2007年。

印度色拉寺经学院的学僧在大经堂里上课，作者摄于2007年。

色拉寺杰扎仓十二年制的童僧学校, 他们的课程包括藏文,英文,数学,科学,

基础佛学等，在这里毕业后才能去经学院继续学习。作者摄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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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遇到这么多惊险害怕的事情，你有没有后悔？”我问措姆，“有没有想过要回家，不去印度了？”

“没想过，从来没想过。虽然遇到了许多……麻烦，我一点都没有后悔离开家。心里一直有种很特别的勇气。我知道，在印度我可以见到达赖喇嘛。” 措姆说。“路上遭遇到很多事情时，有时候我会哭。那个姐姐看到我那个样子，跟我说：‘别哭了，我送你回家吧。’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要去见达赖喇嘛，我跟那个姐姐说。我不知道达赖喇嘛是神还是人。但是我心里感觉到了他。”

“你连达赖喇嘛是谁都不知道？”我问。

“不知道，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他只是个凡人。我一直以为他是神。”

“你以为他是神？”

“没错。我在心里可以看到他，看到他在印度。我知道，到了印度就会见到达赖喇嘛。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达赖喇嘛在印度。但是我父母，还有别的人说过……”措姆努力想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来表达，“我有点特殊能力。我相信我可以见到他。”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幼儿班的孩子们在做早课，作者摄于2008年。

前几天，我特地起个大早，带着相机去乃穹寺去，拍喇嘛们做早课。清晨，一道阳光从东向的大门里照进来，直直地落在殿堂中央的过道上。过道两边各有两位青年喇嘛盘膝而坐，手里拿着不同的法器，低头颂经。鼓声铃声颂经声中，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子走进寺门。大孩子约七、八岁，一脸超出年龄的庄严表情，跟着妈妈磕长头，动作熟练自然；小的看上去只有3岁左右，站在爸爸身边，眼睛看着爸爸，学着爸爸动作，小手举到胸前，合十，升到额头，降至嘴，胸，然后俯身跪下，双臂前伸，小身体伏在光滑的地板上磕长头。藏人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最基本的佛教仪轨，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是他们的文化基因。汉藏民族精神上的差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于藏人的孩子，达赖喇嘛崇高得近于神。而我从小就被告知，达赖喇嘛是“叛国分子”和“分裂分子”，“最大的奴隶主”。没有人提到过，“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凡人，他象征一种精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仇恨”是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爱”与“慈悲”这样的观念却完全缺位。

“只要能到印度，我就能看到神，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回家。”措姆继续说。

“也就是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见达赖喇嘛？”我问措姆。

“是的。”

“到印度后，你见到达赖喇嘛了吗？”

“当然见了。那时候我才知道，达赖喇嘛是人，不是神。”措姆笑了。

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坚持会见远道而来的族人。每一个来到达兰萨拉的藏人，都会有一次机会近距离拜见达赖喇嘛，接受他的祝福。许多人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一生之中的这一次机会。

他的目光如此温柔，因为他正注视着楼下的孩子们。

2009年作者摄于印度拉达克

“大家排着队，等着拜见达赖喇嘛。人人都在哭。我也哭了。”措姆回忆她一生中的那一天，“眼泪模糊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哭着哭着我突然想起来，等会儿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要是哭，不是就看不见达赖喇嘛了吗？”

走向达赖喇嘛时，措姆拼命忍住眼泪，眼睛张得大大的，抬起头，凝望她心中的神。“我没哭，”措姆微笑着告诉我，“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达赖喇嘛。”

“十岁，”我望着措姆，叹了口气。

假如措姆生在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十岁时，她会在小学读四年纪，每天有校车免费接送。放学后，她或许会参加各种课外才艺班，学钢琴，芭蕾，网球，跆拳道什么的。在家里，她会拥有一间漂亮温馨的卧室，墙上贴满自己崇拜的歌星影星的照片，床上放着绒毛玩具。她的梦想是去迪斯尼游玩，生日宴会上得到某个心仪已久的礼物。哪怕生在一个低收入的美国家庭里，最低限度，措姆也能接受十二年免费教育，不必到远离父母的异国去学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只有冒着种种危险远离家乡，在异国的难民营里，才能学到完整的民族文化，这是多么无奈的现实！然而，一代又一代藏人，不惜骨肉分离，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印度，在达赖喇嘛身边学习。

西藏中心学校昌嘉分校5年纪学生的音乐课。

该校学生毕业后，每人都会演奏某种传统乐器。作者摄于2008年。

“到了那里，”我努力把思绪拉回来，“到了……尼泊尔之后呢？”

“到了尼泊尔之后，见到了我们的人。他们欢迎我们，我们坐巴士去接待中心。”

“我们的人”可能是难民接待站的人。措姆当时太小，不记得她是在哪里遇到了“我们的人”，很可能是在尼泊尔的一座边界市镇里。西藏和尼泊尔边界附近，尼泊尔方有几座边界小镇，名叫南则巴扎，路卡拉和吉日。越过边界后，逃亡者通常设法来到这几座小镇，从那里乘车去加德满都。

“你在接待中心呆了多久？”我问。

“不算太久。那时候，因为雪的缘故，我腿上到处是伤。”措姆说。

“是冰块划伤的吗？”

“不是，不是，是因为雪。”措姆皱着眉，使劲儿想找到合适的英文词。

“Frostbite（冻伤）？”我问。

“对，对，是冻伤。腿上到处是伤，脚上也有伤。”

在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医生为她免费治疗冻伤。休息一段时间后，接待中心把一批藏人集中起来，用长途客车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难民接待站。从加德满都到新德里，客车要开30多小时。

西藏儿童村拉达克分校一个儿童之家，作者摄于2009年。

到了达兰萨拉，措姆被安置在儿童村的一座“儿童之家”里，与二十多名女孩子同居一室。每座“儿童之家”有独立的厨房，游戏室，起居室和寝室，上学也是在儿童村内。在“儿童之家”里，孩子们学习基本家务，也学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儿童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孩子们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始佛教早课和早自习。八点四十五分集合，九点到一点上课，中午一小时午饭，下午还有两个课时，然后是下午茶。晚饭后，七点到八点半是孩子们的佛教晚课和晚自习时间，九点熄灯就寝。儿童村学校获得印度政府教育部的认证，除了英文和印第语外，主要课程基本用藏语讲授。

措姆在儿童村生活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她从未见到父母家人。七年级时，措姆的父亲去世了。她在印度无亲无故，家里人怕她伤心，没有通知她。那段时间里，措姆常常梦到父亲。有时梦到父亲生病，有时梦到父亲去世，措姆惶惶不安，觉得父亲一定出事了。过了一阵，她忍不住给妈妈写了封信，问她爸爸出了什么事，身体如何，是不是生病了？妈妈回信叫她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身体不错，全家都好。可是措姆继续梦见父亲。有一天夜晚，她又在梦中看到父亲去世了。醒来时，措姆泪流满面。

“那时候我十一年级，学校有电话。我打了个电话给妈妈。她告诉我，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妈妈怕我伤心，没有告诉我。”

在集体环境中生活，虽然衣食不缺，但是措姆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她没有玩具，学校发给孩子没一点零用钱。有一年，妈妈托人带了一点钱给她，她把钱放在衣柜里，有机会出门就带点钱，买点儿零食或者喜欢的小东西。那点钱很久才用完。

措姆在儿童村的学校毕业后，在儿童村辖下的寄宿中学继续学习。2004年，她进入一所印度的护士学院学护士。

“学费贵不贵？”我问她。

“很贵。第一年的学费是四万五千卢比。以后每年是三万多卢比。” 在印度北方的沙漠地区，这笔钱足够买四头骆驼。
“那你怎么交得出学费呢？学校有奖学金吗？”

“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儿童村会资助部分学费。第一年，儿童村为我付了二万卢比。我有个同乡是喇嘛，他资助了我一部分学费；还有一位外国女士资助了一部分。”措姆告诉我。

西藏儿童村苏嘉分校的图书室，该校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西藏三区。

作者摄于2008年。

十岁离家的措姆在异乡长大成人。十几年来，她没回过家乡，也没见过亲人。母亲的怀抱，兄弟姐妹的玩耍嬉戏，成了遥远的记忆，喜马拉雅山脉横在措姆和妈妈中间，割断了她的童年。

“想回家吗？”我问。

“很想。”措姆的眼睛红了。 “可是回不去。我没有通行证。通行证丢了……出来的时候。”在日喀则附近的客栈里，措姆的行李被警察搜去，里面有她的通行证。“前几年，我到中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他们不给我。去年我又申请了一次，他们还是不给我。我还会去申请……也许明年。”

我看着措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餐馆的侍应从我们桌边走过，我叫住他，请他送来两杯奶茶。

“措姆，”我轻声问她，“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措姆抬起头，看着我，泪水涌出眼眶，一串串淌下。我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不知道怎样安慰这经历了太多的女孩。

“回家……看妈妈。”措姆含着眼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