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雪山隔断的童年 II


1960年,达赖喇嘛与流亡儿童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的学生正在上课,作者摄于2007年。




印度色拉寺经学院的学僧在大经堂里上课,作者摄于2007年。




色拉寺杰扎仓十二年制的童僧学校, 他们的课程包括藏文,英文,数学,科学,
基础佛学等,在这里毕业后才能去经学院继续学习。作者摄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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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遇到这么多惊险害怕的事情,你有没有后悔?”我问措姆,“有没有想过要回家,不去印度了?”

“没想过,从来没想过。虽然遇到了许多……麻烦,我一点都没有后悔离开家。心里一直有种很特别的勇气。我知道,在印度我可以见到达赖喇嘛。” 措姆说。“路上遭遇到很多事情时,有时候我会哭。那个姐姐看到我那个样子,跟我说:‘别哭了,我送你回家吧。’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要去见达赖喇嘛,我跟那个姐姐说。我不知道达赖喇嘛是神还是人。但是我心里感觉到了他。”

“你连达赖喇嘛是谁都不知道?”我问。

“不知道,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他只是个凡人。我一直以为他是神。”

“你以为他是神?”

“没错。我在心里可以看到他,看到他在印度。我知道,到了印度就会见到达赖喇嘛。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达赖喇嘛在印度。但是我父母,还有别的人说过……”措姆努力想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来表达,“我有点特殊能力。我相信我可以见到他。”



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幼儿班的孩子们在做早课,作者摄于2008年。



前几天,我特地起个大早,带着相机去乃穹寺去,拍喇嘛们做早课。清晨,一道阳光从东向的大门里照进来,直直地落在殿堂中央的过道上。过道两边各有两位青年喇嘛盘膝而坐,手里拿着不同的法器,低头颂经。鼓声铃声颂经声中,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子走进寺门。大孩子约七、八岁,一脸超出年龄的庄严表情,跟着妈妈磕长头,动作熟练自然;小的看上去只有3岁左右,站在爸爸身边,眼睛看着爸爸,学着爸爸动作,小手举到胸前,合十,升到额头,降至嘴,胸,然后俯身跪下,双臂前伸,小身体伏在光滑的地板上磕长头。藏人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最基本的佛教仪轨,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是他们的文化基因。汉藏民族精神上的差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于藏人的孩子,达赖喇嘛崇高得近于神。而我从小就被告知,达赖喇嘛是“叛国分子”和“分裂分子”,“最大的奴隶主”。没有人提到过,“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凡人,他象征一种精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仇恨”是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爱”与“慈悲”这样的观念却完全缺位。

“只要能到印度,我就能看到神,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回家。”措姆继续说。

“也就是说,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见达赖喇嘛?”我问措姆。

“是的。”

“到印度后,你见到达赖喇嘛了吗?”

“当然见了。那时候我才知道,达赖喇嘛是人,不是神。”措姆笑了。

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坚持会见远道而来的族人。每一个来到达兰萨拉的藏人,都会有一次机会近距离拜见达赖喇嘛,接受他的祝福。许多人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一生之中的这一次机会。



他的目光如此温柔,因为他正注视着楼下的孩子们。 
2009年作者摄于印度拉达克



“大家排着队,等着拜见达赖喇嘛。人人都在哭。我也哭了。”措姆回忆她一生中的那一天,“眼泪模糊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哭着哭着我突然想起来,等会儿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要是哭,不是就看不见达赖喇嘛了吗?”

走向达赖喇嘛时,措姆拼命忍住眼泪, 眼睛张得大大的,抬起头,凝望她心中的神。“我没哭,”措姆微笑着告诉我,“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达赖喇嘛。”

“十岁,”我望着措姆,叹了口气。

假如措姆生在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十岁时,她会在小学读四年纪,每天有校车免费接送。放学后,她或许会参加各种课外才艺班,学钢琴,芭蕾,网球,跆拳道什么的。在家里,她会拥有一间漂亮温馨的卧室,墙上贴满自己崇拜的歌星影星的照片,床上放着绒毛玩具。她的梦想是去迪斯尼游玩,生日宴会上得到某个心仪已久的礼物。哪怕生在一个低收入的美国家庭里,最低限度,措姆也能接受十二年免费教育,不必到远离父母的异国去学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只有冒着种种危险远离家乡,在异国的难民营里,才能学到完整的民族文化,这是多么无奈的现实!然而,一代又一代藏人,不惜骨肉分离,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印度,在达赖喇嘛身边学习。



西藏中心学校昌嘉分校5年纪学生的音乐课。
该校学生毕业后,每人都会演奏某种传统乐器。作者摄于2008年。



“到了那里,”我努力把思绪拉回来,“到了……尼泊尔之后呢?”

“到了尼泊尔之后,见到了我们的人。 他们欢迎我们,我们坐巴士去接待中心。”

“我们的人”可能是难民接待站的人。措姆当时太小,不记得她是在哪里遇到了“我们的人”,很可能是在尼泊尔的一座边界市镇里。西藏和尼泊尔边界附近,尼泊尔方有几座边界小镇,名叫南则巴扎,路卡拉和吉日。越过边界后,逃亡者通常设法来到这几座小镇,从那里乘车去加德满都。

“你在接待中心呆了多久?”我问。

“不算太久。那时候,因为雪的缘故,我腿上到处是伤。”措姆说。

“是冰块划伤的吗?”

“不是,不是,是因为雪。”措姆皱着眉,使劲儿想找到合适的英文词。

“Frostbite(冻伤)?”我问。

“对,对,是冻伤。腿上到处是伤,脚上也有伤。”

在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医生为她免费治疗冻伤。休息一段时间后,接待中心把一批藏人集中起来,用长途客车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难民接待站。从加德满都到新德里,客车要开30多小时。



西藏儿童村拉达克分校一个儿童之家,作者摄于2009年。



到了达兰萨拉,措姆被安置在儿童村的一座“儿童之家”里,与二十多名女孩子同居一室。每座“儿童之家”有独立的厨房,游戏室,起居室和寝室,上学也是在儿童村内。在“儿童之家”里,孩子们学习基本家务,也学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儿童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孩子们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始佛教早课和早自习。八点四十五分集合,九点到一点上课,中午一小时午饭,下午还有两个课时,然后是下午茶。晚饭后,七点到八点半是孩子们的佛教晚课和晚自习时间,九点熄灯就寝。儿童村学校获得印度政府教育部的认证,除了英文和印第语外,主要课程基本用藏语讲授。

措姆在儿童村生活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她从未见到父母家人。七年级时,措姆的父亲去世了。她在印度无亲无故,家里人怕她伤心,没有通知她。那段时间里,措姆常常梦到父亲。有时梦到父亲生病,有时梦到父亲去世,措姆惶惶不安,觉得父亲一定出事了。过了一阵,她忍不住给妈妈写了封信,问她爸爸出了什么事,身体如何,是不是生病了?妈妈回信叫她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身体不错,全家都好。可是措姆继续梦见父亲。有一天夜晚,她又在梦中看到父亲去世了。 醒来时,措姆泪流满面。

“那时候我十一年级,学校有电话。我打了个电话给妈妈。她告诉我,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妈妈怕我伤心,没有告诉我。”

在集体环境中生活,虽然衣食不缺,但是措姆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她没有玩具,学校发给孩子没一点零用钱。有一年,妈妈托人带了一点钱给她,她把钱放在衣柜里,有机会出门就带点钱,买点儿零食或者喜欢的小东西。那点钱很久才用完。

措姆在儿童村的学校毕业后,在儿童村辖下的寄宿中学继续学习。2004年,她进入一所印度的护士学院学护士。

“学费贵不贵?”我问她。

“很贵。第一年的学费是四万五千卢比。以后每年是三万多卢比。” 在印度北方的沙漠地区,这笔钱足够买四头骆驼。
“那你怎么交得出学费呢?学校有奖学金吗?”

“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儿童村会资助部分学费。第一年,儿童村为我付了二万卢比。我有个同乡是喇嘛,他资助了我一部分学费;还有一位外国女士资助了一部分。”措姆告诉我。



西藏儿童村苏嘉分校的图书室,该校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西藏三区。
作者摄于2008年。



十岁离家的措姆在异乡长大成人。十几年来,她没回过家乡,也没见过亲人。母亲的怀抱,兄弟姐妹的玩耍嬉戏,成了遥远的记忆,喜马拉雅山脉横在措姆和妈妈中间,割断了她的童年。

“想回家吗?”我问。

“很想。”措姆的眼睛红了。 “可是回不去。我没有通行证。通行证丢了……出来的时候。”在日喀则附近的客栈里,措姆的行李被警察搜去,里面有她的通行证。“前几年,我到中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他们不给我。去年我又申请了一次,他们还是不给我。我还会去申请……也许明年。”

我看着措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餐馆的侍应从我们桌边走过,我叫住他,请他送来两杯奶茶。

“措姆,”我轻声问她,“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措姆抬起头,看着我,泪水涌出眼眶,一串串淌下。我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不知道怎样安慰这经历了太多的女孩。

“回家……看妈妈。”措姆含着眼泪说。



西藏儿童村苏嘉分校校园一角。作者摄于2008年。




西藏儿童村拉达克分校的佛塔。作者摄于2009年。




西藏中心学校昌嘉分校的科学教室。作者摄于2008年。




西藏儿童村学前班教室。作者摄于2008年。




色拉寺十二年制的童僧学校。作者摄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