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第十八章:药师佛之殇

(一)
1959年3月20日,藏历土猪年2月11日,星期五。

枪炮声里,清晨悄然而来。天色清淡如水,绯云飘曳如纱。远处的雪山红云晕染,宛若高原妇人的双颊;拉萨河上水波滟洊,犹如雪域少女笑靥如花。如水的天空越来越蓝,如纱的绯云越来越浓。天空碧蓝如洗,朝霞嫣红似血, 庄严地托起一轮金光四射的太阳。亿万道阳光如芒如箭,照耀硝烟四起的圣城。大昭寺顶,金色双鹿仰望苍穹,法轮在阳光下发出眩目的金光。

清晨5点,军区司令部会议室里坐满头带戴五星軍帽的军人。手握藏民生杀大权的军官们正在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副政委詹化雨,以及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和各部队的指挥官。开会之前,“第一枪”和达赖喇嘛出走的情况已经电报中央军委。其时,毛泽东正在湖北视察。在西藏动刀兵事关重大,军委自然不敢做主,电报被转发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定下“拉萨战役的”基本战略。他指示中央军委,命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拖在拉萨,等待增援部队进藏,对拉萨展开合围,一举将“四水六岗”等藏人反抗力量全歼于拉萨一带。中央同时急电在西藏周边整装待发的部队,命令他们即刻出发,并限时赶到指定地区,对拉萨实施大合围。
从拉萨事发到毛泽东下达指示,走的是拉萨-北京-武汉的往返通讯,这当中有若干小时不明原因的时间差。谭冠三主持的这个紧急会议,就落在这个时间差当中。
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打不打;第二个议题是怎样打。其实,第一个议题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打,“通过总决战来解决西藏问题”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而且是1955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的方针。 因此,“打”并不是个问题。讨论的是要不要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将战事全面铺开。经过一阵分析讨论,会议做出了打的决定。顺理成章,第二个议题讨论的是怎样打。
《解放西藏史》把这个决策过程简化为:

“谭冠三等领导人冷静地听取了与会人员对拉萨叛乱形势的分析认为,为了吸引各地叛乱武装聚集拉萨、再等待入藏部队聚歼敌人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谭冠三以政治家的气魄和对党、对人民勇于负责的胆略,定下了于当日10时发起反击的决心。首先攻占药王山,夺取拉萨制高点,分割敌人;然后集中兵力火力攻歼罗布林卡之敌,摧毁叛乱武装总部;继而集中兵力火力,一块一块地消灭盘踞市区的叛乱武装。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对布达拉宫之叛乱武装围而不打,迫使其投降。上述反击计划立即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这一描述省略了诸多重要细节,造成谭冠三一开始就打算改变毛泽东作战部署的印象。但其他出版物中透露的细节显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几十年来,对“拉萨战役”之前藏方情况的描述有许多夸张,而且宣传远远多于史实。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这些在拉萨已经生活了好几年的军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优势,也有必胜的把握,并据此决定了作战方案:

“经过分析,一致认为我战斗技术绝对优势,叛军分散,而且由云、川、青、康和西藏几省力量合成,各自为阵,协同作战较差,只要我们利用了这个短处,一个一个地吃掉他是有把握的。谭冠三这才下决心打。决定采用集中兵力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的战术,以现有的兵力对噶厦叛乱集团进行反击,形势上对其形成四面合围,北面由军区教导队负责,西面由汽车十六团,步兵一五五团负责,东南面由一五九团,军区警卫营部分部队负责.集中一五五、一五九团主力一块一块地吃掉叛军。”

紧急会议同时决定,将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以159团二营在308团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药王山,切断罗布林卡与市区的联系;第二阶段以155团(欠二营)主力从东西两面对罗布林卡实施夹击,消灭叛乱武装主力。159团攻占功德林并以一部兵力配合155团攻击罗布林卡之敌;第三阶段以155团(欠三营)、159团(欠一营)和警卫营机动兵力包围歼灭市区之敌。”

由此形成了甲波日、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五个主要作战点;同时在装甲车的带领下,在全城张贴经过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的布告。这个计划决定后,当即电报中央军委审批。
但是,在等待批准的过程中,情况出现了变化。谭冠三突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等中央军委批准,下达了立即发动总攻击的命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当时参战的解放军指挥官们的回忆文章里,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根据他们的回忆,“拉萨战役”从凌晨打响后,一直在进行之中。如果汽车十六团军官黄少勇记忆无误的话,19日半夜,即“第一枪”发生之前,战斗就已开始:

“十九日上午,我们接到军区通知:如见三颗绿色信号弹,即为反击的命令。是夜,由于敌人一入夜便乱打信号弹,以致难辨敌我。我们遂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执行,命令教一连提高警惕,坚决打击叛匪。”

这段回忆有点奇怪。3月19日战争尚未开始,军区就定下了“反击”而非“进攻”的信号,也就是说,制订这一计划时,军区有把握对方会先动手。果然:

“半夜,大股叛匪向渡口突围,进攻我守卫部队。我教一连在营长的指挥下,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叛匪丢下了一百多具尸体后,狼狈窜回,放弃了从老渡口的突围。三月二十日拂晓时,市区枪声大作,拉萨战役正式打响了。
此时,西郊山沟里千余叛匪也蠢蠢欲动,一夜人叫马嘶,乱成一片,几次想通过西郊山嘴进入拉萨增援,但因我早有部队扼守,沿线七一农场等单位人人持枪,严阵以待,叛匪始终未敢妄动。”

黄少勇没有说“原计划”是什么,但他的回忆与吉柚权所描述的“第一枪”经过截然不同。对照吉柚权提供的军队配置和作战方案,黄少勇所属的汽车十六团当时确实是在拉萨西郊,也就是罗布林卡西面一带。根据他的描述,“拉萨战役”是从19日半夜开始,而且无法判断“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

一名3月11日即接受军区保护的前噶厦政府高阶官员回忆,3月20日那天,他和家人在罗布林卡西面的军区医院里。“3月19日夜里,约北京时间2点,到处是打炮的声音,好像是外面往医院打炮,我们觉得个个窗子都在响,后来他们说这是医院往罗布林卡打。”他们一家人随即被送到医院楼底下,用钢筋水泥修筑的地洞里。 前昌都总管拉鲁回忆录中提及:

“藏历初十(3月19日)。下半夜仍可听见枪声。
藏历十一日(3月20日),早晨,罗布林卡方向仍有枪声和炮声。交通中断,不能通行。远处可看见药王山上,枪炮互射的火光。”

其他人的回忆也证实,在谭冠三作出决定之前,拉萨已经在激战,各个作战点都已经打得很激烈,谭冠三下令之前,解放军至少已经向甲波日发动了一次进攻,但被山上的藏军击退,无功而返。 警卫营长朱秀山的部队在20日凌晨已经“首战告捷”,“歼灭”了正在睡大觉的藏军第四代本。守在各处的民兵也已经开打。这些情况显示,拉萨当时已经是一片混战,不管有没有得到中央军委批准,事实上解放军已经开始作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谭冠三明白,如果此时不打,可能就打不成了:

“晨五时,谭冠三在军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达赖逃走后,留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力量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为了防敌继续向山南转移,我应立即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

从上述资料来看,谭冠三完全明白,达赖喇嘛出走之后,在罗布林卡墙内外的民众和藏军会解散,其中部分人可能会去山南。因此,各部队和民兵都在19日得到“反击”的通知,并非偶然:“第一枪”必须在3月20日凌晨响起。否则,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拉萨局势就会像达赖喇嘛原来希望的那样,集会解散,人群散去,大部分藏军和康巴人会离开拉萨。那样一来,好不容易等待对方集结起来加以合围歼灭的机会就会失去了。


(二)
孤峰甲波日,位于布达拉宫右侧,藏语意为“铁山”,因山上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寺院和藏医学院,故汉语称为“药王山”。甲波日的高度只有数百米,却颇负盛名。从不同角度看,甲波日呈不同形状。从布达拉宫顶俯瞰,山势如游龙;从德吉林卡遥望,山形似卧虎;隔河远眺,甲波日拔地而起,峭壁断崖,峥嵘苍峻。山下有一池碧水,风和日丽之时,山影落在水上,与树影交相辉映。

甲波日与红山原为一体,民间传说中,甲波日是一条天上飞来的龙,落在拉萨河谷,红山为龙头,甲波日为龙尾。后因修路,将龙生生切断,红山与甲波日一分为二,彼此相望。路成后,两山之间建有巨大佛塔,将铁山与红山重新连成一脉。甲波日山顶有座庙宇式的建筑,与布达拉宫遥遥相对。这座建筑就是在西藏文化史和医学史上大名鼎鼎的藏医学院,藏语“甲日贝智亚卓潘达那吾擦日切林”, 意为“药王琉璃妙见利众吠陀洲”,简称“医学利众院”,俗称“门巴扎仓”。藏医学院建于1695年,为西藏著名政治家、大学者、医学家第司·桑杰嘉措创办。

早在公元14世纪,甲波日山上已有一座名叫“珠妥拉康”的寺庙,相传为西藏历史上著名高僧唐东杰布所建。唐东杰布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修行者,还是医学大师和藏戏创始人,并以修建铁索桥利益众生,在西藏广受敬仰。他云游来此,在铁山暂住修行,建立该寺,并制作珊瑚缀成的无量寿佛像、绿松石缀成的绿度母像、琥珀缀成的空行母像、海螺缀成的观世音像,将这些稀世造像供奉于寺中。后世又添加药师八如来以及多位大医者的塑像。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司 桑杰嘉措主持政务。第司·桑杰嘉措在西藏历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医学家。因此,他除了倾全藏之力扩建布达拉宫,还修缮了甲波日山上原有的佛殿,并新建一座20根柱子的大殿,供奉一层楼高的释迦摩尼像、大译师毗卢遮那、医学家宇妥·云丹贡布和五世达赖喇嘛塑像。修建完成后,大殿正门梁额上,以藏文、兰札文、乌尔都文和梵文书写颂词:“圆满尘积药王山,山顶高耸琉璃天,壮观稀有利众生,济世功业代传洲”,以彰悬壶济世,利益众生的宗旨。
公元1697年,即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牛年5月25日,第司·桑杰嘉措主持医学利众院开学典礼,并为第一批学僧作《四部医典》第一部总则续灌顶。彼时,天降甘露,彩虹横空,众皆以为吉兆,欢喜赞叹。第司·桑杰嘉措去逝后,为感其建立医学院,弘扬佛法中以医术利益众生之高德,特为他制造纯银灵塔,上嵌各种珍宝,将之奉于甲波日医学院内。第司·桑杰嘉措留下《白琉璃论》、《蓝琉璃》、《医学概论·琉璃宝镜仙人喜筵》、《秘决续补注·斩除非命死绳利剑》、《藏医史》、《医学四续图解》等重要医学著作。

1921年,御医总堪布强巴图旺为医学利众院奉献一尊高达一层楼,镶嵌各种珍宝的药师佛镀金铜像。1951年,堪仲大喇嘛竖立了一层楼高的千手观音、金刚手菩萨、胜乐金刚和大威德金刚像。大殿上层为护法神殿,供奉金刚护法神、战神,莲花生大师,以及长寿三尊 、师徒三尊 、密宗事部三祜主 及大威德金刚。顶层供奉十六罗汉等诸多佛像。除此之外,山上还有修行岩洞,以及无数大小摩崖石刻等名胜古迹。

甲波日山下有天然泉水,被认为有殊胜的药用价值,故称“药泉”或“圣泉”,为历代达赖喇嘛专用水源。



“拉萨战役”之前的甲波日山,远处即为医学利众院


公历1959年3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10点,西藏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谭冠三将军一声令下,“拉萨战役”第一阶段——甲波日炮战开始。

5分钟后,红、绿、白三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高原纯净的天空里,燃烧起几朵眩目的火花。西藏军区308炮团驻地,76加农炮和122榴弹炮早已架设停当,官兵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炮手们看见信号,先发三炮小试牛刀。三发炮弹落到甲波日山顶,轰然爆炸,一座圆形石屋应声倒塌。紧接着,由42门大炮组成的炮群朝甲波日山顶发动猛烈轰击。早在3月10日“拉萨事件”爆发之前,该团已经对拉萨全城实行了精密诸元准备,并且进行了多次训练。因此,指挥官成竹在胸,炮手动作娴熟, 炮弹接二连三,持续不断,带着尖利的啸音飞过拉萨河,落到甲波日山顶的医学利众院,摧毁目标精确无比,弹无虚发。

铁山顶上迸出一朵朵眩目的火团,与灿烂的阳光撞击。爆炸声里,医学院匾额跌落,经幢折断;大殿房顶塌陷,墙倒屋摧。殿堂里的大威德金刚、千手观音、莲花生大师等数百座塑像坠落尘埃,四分五裂。高原华贵的蓝天下,甲波日浓烟滚滚,如同正在熊熊燃烧的桑烟炉。此时此刻,拉萨是一座祭坛;此时此刻,甲波日是祭坛中央点燃的香。长长的黑烟在拉萨河谷升腾飘荡,缓缓飘过布达拉宫,随风远去,渐渐融合在天边的云彩之中。

甲波日炮战期间,西藏军区308炮团三连连长王国珍,在观察所里观望炮轰甲波日的战况:

“我在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每群炮弹都准确地落在目标区及其周围。药王山头烟火飞腾,尘土弥漫,乱石崩云,炮火一批比一批更加猛烈,更准确、间隙的时间更短!我感到大地在震抖,仿佛空气也在燃烧。叛匪们无处藏身,一哄而散。我毫不留情地指挥着炮火随着叛匪的移动而移动。阵地上,我们的战士一边打炮,一边怒吼‘叫你叛乱!’真是解恨极了!”

49年后,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如此描述:

“随后的一小时内,千余发炮弹呼啸着落到山上,所有碉堡战壕几乎都未及开火即被摧毁。11时后解放军以第159团一个连向药王山冲击,一小时后未遇抵抗即登上山顶,发现藏军除被炸毙外已全部作鸟兽散。”

徐焰少将没有说明到底有多少人被“炸毙”。《西藏平叛纪实》提及,被三发试射的炮弹炸毁的圆形石屋是“山上九千名康巴叛匪的指挥所” ,甲波日是座很小的山,山上聚集9千人有违常识,不知道是作者笔误,是军区战前对形势的夸大,还是意指当时在拉萨的全部康巴人,但这是迄今为止中方资料中唯一出现的数字。藏方资料中有各作战地点的参与者回忆,独缺甲波日,目前看到的只有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诺布在他的博客“影子西藏”中,写到了一段甲波日炮战的情况。根据他采访的一名藏军幸存者说,甲波日当时由77名藏军第二代本士兵驻守。

藏军从1952年以来一直负责驻守甲波日,并不是3月10日事件之后才在山上修筑工事的。1952年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按:噶厦政府)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根据这一指示,工委责成噶厦政府负责拉萨市的治安,因此藏军一直在城内几个地点驻防。

居钦图丹和他的伙伴们在拉萨河对岸的山顶,望着甲波日山上的滚滚硝烟:

“打了两个小时 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看不到布达拉宫。过了一阵,浓烟散掉以后,甲波日山顶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但布达拉还是好好的。”

康巴汉子们只能隔河遥望炮火中的甲波日。巨大的烟柱飘过拉萨河谷,像一把尖刀,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剜出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炮声停止后,步兵159团2营4连副营长张福臣、指导员曹志凯率领部队,从甲波日南侧和西南侧向山顶发动冲锋。部队到达山脚,士兵们暂停,张副营长命令轻重机枪朝山上齐射,掩护开路的士兵。这些士兵端着喷火器,小心翼翼接近“目标”,即山坡上的灌木丛,将前进方向所有的“障碍物”皆尽烧毁。这真是多此一举。 经过至少一小时地毯式密集轰炸之后,甲波日或许已经没有一只活着的昆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发起冲锋,从山脚一气冲到山顶,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更没有出现近距离搏斗,顺利得几乎令人气馁。这样的“反高潮”使谭冠三将军颇为扫兴。他很高兴甲波日被占领,但是很遗憾没有抓到俘虏。

所有的解放军回忆中都未提及炮击之后,甲波日山上的状况。炮兵连长王国珍战后上到山顶,“只见敌工事荡然无存,十几头毛驴横七竖八地躺在驴圈里,全被震死了。” 王国珍只字未提甲波日山顶的医学院,以及寺院中的僧侣,似乎这样的狂轰滥炸只震死了一批毛驴。迄今为止,参加“拉萨战役”的解放军和民兵回忆文章中,均未提及被摧毁的医学利众院,以及正在学院里习医的数百名僧人。

短短一小时内,拉萨河谷里这座孤傲的小峰承受了1000余发炮弹。平均每分钟至少17发炮弹,有效地将门巴扎仓夷为平地,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无数高僧大德心血凝成的智慧结晶,一举结束了医学利众院262年的历史。


(三)
262年前,公元1697年,医学利众院建成。为发展医学以利众生,噶厦政府制定条例,从西藏三区各寺院选拔天资聪慧的年轻僧侣,送来拉萨住寺习医;其招生、教学、管理等制度,由七世达赖喇嘛亲自拟订。噶厦政府特分配庄园,以供养60名学员的衣食,并任命名医大德为教长。学僧在此修习9年,不仅学习医术,也兼习佛教仪轨;修习《四部医典》、《道次第经》之外,亦习诵经、器乐、制作朵玛、绘制坛城;不仅注重藏医理论学习,亦重视疾病治疗实践, 采药制药等技艺。学僧们每天三次茶会,常诵《宇妥心经》、《四部医典祈愿经》等经文;每月祭祀,诵颂礼赞《药师佛经大小部》、《宇妥心经》续部等经典,并向诸佛护法进行忏悔仪轨。为利益众生,学院每年举办法会,期间举行药师佛颂陈仪轨、酬谢护法神等仪式,所制之药皆请高僧念经加持。每年大昭寺传召大法会期间,医学院派8名医生布施药品。每天晚饭前,布施者必须闭斋诵颂,净心洁意,方有资格向僧俗民众布施,并为在场僧俗义诊。

藏历第十五饶迥土鼠年,即公历188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年方12岁。是年,他册封甲波日医学院教师洛色桑布为大御医,丹增嘉措为小御医,扩大医学院的教学规模,命人将原存日喀则甘丹平措寺的 《四部医典》、《四部医典蓝琉璃》、《秘诀补遗》、《晶珠本草》、《司徒医典大疏》、《宇妥手册》等稀缺的古籍刻板重新雕刻,并在医学院内修建印经院进行印刷。189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主持校对审定上述经典医书的刻版。因此,甲波日山顶上的门巴扎仓里,不仅收藏了许多稀世珍宝,还收藏了大量经卷、医用唐卡、藏医、历算、药物图谱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四部医典》、《四部医典蓝琉璃》、《晶珠本草》、《宇妥手册》等藏医重要著作的刻版;在药师佛立体坛城中央的筑台上,还有一卷用金汁书写的“八百医经”。 门巴扎仓历时近300年,经无数高僧大德的努力,将古老的藏医学发扬光大, 培养的医生遍及西藏三区,并传播到蒙古与汉地,秉承以医济世的宗旨,救死扶伤,活人无数。

医学利众院建立的262年中,创造了独特的医药体系。跻身于世界本土医学之林,并独树一帜的藏医学,即在这里整合成完整的体系。创造如此伟业之后,假如必须从历史舞台上谢幕,“药王琉璃妙见利众吠陀洲”这座利益众生近三世纪之久的医学院,有太多的尊荣,不能在暗夜里被悄悄地拆毁;几个世纪积累的珍宝承载了太多的祈愿,不能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拍卖场,被贪婪的目光,肥硕的手指玷污;精心绘制的医学唐卡不能零落沟渠,被无知无智无畏者践踏。医学利众院必须以最隆重的方式退出,只有这样,它才能永远保留在历史之中。

经过几次改变,医学院的教学方式渐成定规。每个月有不同的宗教仪轨,根据季节采集不同药材。

每年3月,学僧们有一连串活动。14日和29日,学僧们在院内举行医典背诵考试。15至30日,举行春季辨经大会,期间学僧们要完整背诵《四部医典》总则续、论述续和后续。25日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纪念日,甲波日山顶的医学利众院举行全天《宇妥心经》诵经仪轨。3月29日与9月29日,举办半年的配药考试。这段时间里,学僧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制作药丸,注疏讲授《四部医典》。3月也是采集唐古特青蓝、棘豆和远志等药草的月份。

两百多年里,甲波日学僧吹奏的海螺和唢呐声响彻拉萨。曾有民歌唱道:“黄金唢呐声,传自布达拉;黄铜唢呐声,传自甲波日”。1959年3月20日,甲波日医学利众院的学僧们,尚未来得及举行全天的诵经仪轨,纪念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日。这天,甲波日的海螺和唢呐突然被炮声掐断,拉萨上空的圣乐遂成绝响。

公元1697年5月25日,医学利众院在彩虹的引导下尊贵地踏进历史;公元1959年3月20日,医学利众院头顶苍天,足踏雪域,面对宏伟的布达拉宫,在惨烈炮火的一片辉煌中,傲然落幕。


现在的甲波日,医学利众院原址现为电视塔。



(四)
炸成废墟的甲波日被攻占之后,拉萨全城尽收眼底,罗布林卡、大昭寺等地一览无余,大炮架在甲波日,可以任意攻击任何一个地方。308炮团立即把观察所转移到甲波日西侧,即罗布林卡东面的制高点。

甲波日山上硝烟未息,炮兵目标即刻转移,308团的全部大炮,155团炮兵阵地的60炮、82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从西面、南面和东面三个方向对准罗布林卡。这时,拉萨的主要街口已经被装甲车堵住, 军用卡车在市区往来无碍,大量运送炮弹,准备发动下一波攻势。

“拉萨战役”中,最重要的两个作战点是甲波日和罗布林卡。这两个地点的作战都是在3月20日,作战方式相同,即先对“目标”施以地毯式炮轰,数小时后再以步兵攻占。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一场战役发动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决定各战场作战的延续时间等基本情况。但是,在“拉萨战役”的描述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3月20日这天的作战过程,有三份不同的时间表。

1989年出版的《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中,解放军军官陈炳回忆,甲波日之战10点零5分开始,炮轰1小时20分钟,步兵于11时25分开始朝山顶冲锋,11点56分占领甲波日。炮兵从下午6点45分开始炮轰罗布林卡,7点30分,155团2营4连攻入;晚上8点30分,155团1营攻入,作战结束。

可是,根据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轰炸甲波日山是早上8点开始,历时2小时,至10点15分开始发动冲锋;下午2点开始轰炸罗布林卡,7点32分,汽车16团、155团部分部队攻入,作战于晚上8点30分结束。

《解放西藏史》又提供了另一份时间表:炮轰甲波日是上午10点零5分开始,11点开始朝山顶冲锋,中午12点19分占领,罗布林卡之战于晚上8点30分结束。这份时间表里没有提及开始炮轰罗布林卡的时间。
这三份时间表中,罗布林卡之战结束时间相同,但整天作战开始的时间有两小时的时间差。三份资料都没有解释这两个小时的差别是否“拉萨时间”和“北京时间”的区别。然而,这个时间差并非没有意义。这不仅涉及炮轰甲波日持续了多长时间,也涉及炮轰罗布林卡持续了多长时间。

根据炮兵连长王国珍的回忆,占领甲波日后,“我全团炮火也几乎没有停顿地射向了这里(按:罗布林卡)”,然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炮击,林卡内聚集的叛匪已被我震撼杀伤,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但是炮轰并未停止。 攻占甲波日是中午时分,这点上述三份时间表基本相差不大,如果是“几乎没有停顿”地攻击,也就是说,炮轰至少是在下午,而非傍晚开始,轰炸至少进行了3小时以上。轰炸甲波日时,一小时之内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那么,对罗布林卡2到3小时的排炮轰炸,其惨烈程度不难想象。

根据当时在罗布林卡的藏人回忆,20日凌晨开始,罗布林卡一直遭到断断续续,威力不太大的炮轰,但摧毁性的密集炮轰大约是在北京时间3点到5点之间,即拉萨时间下午1点到3点之间开始的。

根据吉柚权的说法,从占领甲波日到轰炸罗布林卡,期间约有三小时;轰炸罗布林卡从下午2点开始,持续5个半小时。这点大概过于惨烈了,《解放西藏史》索性闭口不谈。可是,2009年3月新华网推出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大型展览·网上图片展》第二部分,第三单元中,有一张“人民解放军攻入罗布林卡,全歼守敌”的图片,图片右侧的中文说明为:“1959年3月20日下午2时,人民解放军向叛乱武装指挥中心罗布林卡发起攻击,晚20时30分攻入罗布林卡,全歼守敌”。

这个简短说明给人们的印象是,解放军从下午2时发动地面攻击,但攻了整整6个半小时才攻入罗布林卡,完全回避了罗布林卡大轰炸。

“官方正史”对轰炸罗布林卡的时间含混不清,以及对细节的刻意回避,本身就颇有深意:正史要回避的,是在占领甲波日和轰炸罗布林卡的这个时间空档中发生的一件事。在相当程度上,这件事决定了罗布林卡之战的激烈程度,也决定了罗布林卡内外几千人,包括官员、藏兵和民众的命运。
占领甲波日和轰炸罗布林卡这个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1959 拉萨!》封面及前言、目录


台湾版封面


香港版封面




前言

(一)
2008年10月的一个夜晚, 10点多的时候,我终于到了锡金首府岗托。

这天一大早,我从尼泊尔东南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出发,乘出租车去印度。汽车穿过平坦的山谷,翻过一道山梁,到了边境才知道,那是个只供当地人来往的小关卡,外国人不准通行。汽车只好掉头下山,返回山谷。 到了另一处边卡,我背着摄影包,拉着小行李箱,从一座破旧大门的这边走到那边,就从尼泊尔进入印度。一到那边就遇到一辆锡金来的出租车,司机正要返回岗托。他先把我载到边境办公室。一名印度职员坐在老旧柜台后面,翻开笨重登记簿,抄下护照号码等等,我签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树下的出租车旁边,把行李箱扔进车厢,装着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护照的背包放在身边,对司机说:“走吧。”那时已是下午4点多。

约两小时后,汽车穿过印度平原边缘,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天已全黑,车灯划破浓浓的黑夜,照着弯曲狭窄的公路。黝黑的山上偶尔可见一簇簇灯火,或孤悬山侧,或深藏谷底。天空蓝得深邃,半轮月亮在山前山后忽隐忽现。我坐在司机旁边,疲惫地望着浓黑的山影。那天我在路上颠簸了近14个小时。

锡金之行是我对西藏流亡史研究的一部分。近几年来,我每年都会从纽约飞到印度,从北方到南方,从德里到加德满都,从达兰萨拉到岗托,寻访西藏难民定居点,倾听和记录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山南青稞收获的季节里,岗托流亡藏人社区会议厅的二楼阳台上,我这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的后代,坐在81岁的前僧人兼“康巴叛匪”洛桑老人面前,听他回忆往昔。他对往事的叙述,使我对“拉萨事件”原有的认知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一种机缘吧,如果没有锡金之行,就不会有这本书。

1959年3月10日,拉萨数万民众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那天在拉萨发生的事,史称“1959年拉萨事件”。此后,民众与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战争一触即发。在形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未满24岁的西藏政教领袖,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率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于17日深夜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

达赖喇嘛出走48小时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出动了强大炮火,对甲波日(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地点发动猛烈攻击,将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在拉萨的战事一直被称之为“1959年西藏平叛”。

但是,无论是组织和下令“平叛”的中共和中国政府,还是后来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都没有公开过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详情。3月10那天,拉萨民众为什么包围罗布林卡?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是否策划了“拉萨事件”?藏人为什么要集会抗议?在此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军的对立?解放军又是如何“平叛”的?双方各有多少伤亡?流血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拉萨战役”以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中国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从未正面回答。所谓“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传,没有史实;只有结论,没有证据。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事件,海内外有多个版本流传。在中国有“民间版”和“官方版”两个主要版本,称之为“野史”和“正史”亦无不可。“民间版”即“让路说”:当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泽东放走的。“官方版”则是“劫持说”,这个说法首见于1959年3月28日发布的《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这些反动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劫出拉萨。”尽管达赖喇嘛随即发表声明公开否认,但官方一直坚持这个说法。这两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我在中学就知道了“让路说”。一位父亲是“军干”的同学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当年,拉萨的解放军将军(他不知道将军名叫谭冠三)得知达赖喇嘛“仓惶逃窜”,急电毛泽东,请示要不要把他抓回来,或者干脆派飞机去把他炸死?同学模仿电影里标准的“领袖姿势”,左手叉腰,右臂豪迈地一挥:“毛主席说:‘你把神抓来以后怎么办?让他走吧!’”因此解放军非但没有追击,而且还主动让出一条路,达赖喇嘛因此得以顺利进入印度。 我似懂非懂, 不明白 “神” 为什么要出走,而且连毛主席都拿那位“神”没辙,既不能抓,又不能打,只好给他让路?但从未怀疑过这个说法。

在岗托,我把这个传说告诉老游击队员洛桑。

“没追?”洛桑老人挽起裤腿,指着膝盖上的疤痕对我说:“当年我就是护送达赖喇嘛的后卫,跟解放军打过好几次仗,还受了伤。看,子弹从这边打进来,从那边穿出去!”

洛桑老人的叙述使我迷惑。难道达赖喇嘛的出走,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而非“正史”坚持的“劫持说”?我一直毫不怀疑的“让路说”,难道只是民间传说,而非史实?


(二 )
回到纽约后,我找来各种中外资料,试图弄清楚,1959年3月达赖喇嘛的出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这些资料常常互相矛盾,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而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很快变成一连串问题:为什么达赖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 为什么拉萨民众在1959年3月10日几乎倾城而出,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演出,而在1954年,达赖喇嘛赴京访问时,拉萨民众并没有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本书试图寻找答案的是,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在研究中发现,拉萨藏人对西藏工委和解放军的敌视,源自于1956年到1958年中共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暴力土改,以及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活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已对“总决战”有所策划,目标是扫除在西藏搞土改的障碍,从而找到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的土改等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想“大打”。1959年3月的拉萨藏人集会抗议,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了“打”的条件,急欲“总决战”,再加上当时在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促使解放军和民兵在拉萨狂轰滥炸,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大屠杀。

有关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50年来的中外叙述,总体来说有两个“蓝本”。国外蓝本主要是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国内蓝本主要是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一篇回忆文章,即1988年发表于《中国藏学》上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后来扩展为 “谈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 。这两个“蓝本”都没有讲述“拉萨事件”的完整过程。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离开夏宫罗布林卡之后,逃亡路上拉萨发生的事,他是后来才听到报告的;那时他当然也不了解中共的意图和部署,因此,达赖喇嘛自传侧重于“拉萨事件”中他所经历的那部分。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文章相当简单,只谈到3月10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但是,3月10日那天他先是在工委,后来直接去了军区,并不了解罗布林卡里面的情况。因此,那篇文章远非完整的事件经过。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原先想象的复杂得多。我原以为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是“西藏问题”的起点,研究之后才明白,它其实是一连串事件的终点。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循着事件发展的轨迹,到1957年的云南藏区,再到1958年的甘肃和青海藏区,最后才是1959年的拉萨。只有了解了1956-1958年,周边四省藏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才能理解1959年3月10日拉萨市民的愤怒和恐慌。
为此,在讲述1959年“拉萨事件”之前,本书用了相当篇幅,先对四川和青海“民主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以及藏民暴动的原因,做了一些梳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使得我几年来在印度和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的许多采访有了安放之处。当我把历史的碎片尽可能拼成比较完整的画面之后,那些故事就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个人回忆,它们构成了藏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为大时代做了鲜明的注解。他们的经历,使得历史不仅仅是一串事件和一堆数据的组合。
有一个使我长久迷惑的问题是,“拉萨事件”发生之前,1956年到1958年,中共出动野战军在中国西南西北镇压藏民暴动,为此不仅调动了步兵,还调动了空军、骑兵、炮兵,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内战,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无所知?直到近年来印度方面有些资料解密,才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摩尼2500年诞辰庆典,在此期间,周恩来与贺龙也访问印度。在印度,周恩来、尼赫鲁、达赖喇嘛之间分别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的内容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周恩来与尼赫鲁数次秘密会谈的内容,后来收录在英文版《尼赫鲁著作选辑》第二辑第36册中。周恩来-尼赫鲁1956年的会谈,对1957-1959年西藏三区发生的事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把1956年新德里的几方会谈也作为拉萨事件的背景之一,在本书中略为讲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四水六岗卫教军的秘密支持,已经是公开的史实,但是CIA对“拉萨事件”以及达赖喇嘛的出走是否有直接关系,本书根据最近几年来出版的英文和藏文资料,作了一些说明。


(三)
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对1959年拉萨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为资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度敏感”。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资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内部资料”外,大多数中文资料是公开资料。对“拉萨战役”的全过程,我对比了两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尽可能对一些关键因素,如双方的兵力和武器对比,两方的决策过程,达赖喇嘛出走过程中“四水六岗卫教军”和CIA所起到的作用等做一些梳理。“拉萨战役”中有多个作战点,被炮轰的地点多达17处,但最主要的有5个,即甲波日(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有关这5个作战点的具体情况,我采访了当时在这几个地点作战的藏人,或者找到双方的回忆录加以比较,一方面是为了厘清史实,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拉萨战役”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个关键问题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叛乱”? 迄今为止,公开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公开资料中隐去了许多内部资料中提到的重要内容,而且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中相互矛盾。各方面的资料表明,当时在拉萨发生的,是一个多种因素促成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很快失控,在3月10日到17日这关键一周里,噶厦政府已经基本瘫痪,拉萨陷于无政府状态,达赖喇嘛也无法控制局面;一个由少数中下层官员和民众组成的,类似于“协调小组”的临时机构,取代了噶厦政府发布命令。在此期间,噶厦政府的三名噶伦、基巧堪布、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以及警卫团长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达赖喇嘛的逃亡,中方则秘密进行军事部署,并且做出政治和宣传上的安排,准备实施计划已久的“总决战”。

“劫持说”来源于59年3月20日毛泽东给西藏工委的电报,指示工委对外宣传达赖喇嘛是被劫持的;至于“让路说”,到目前为止公开的资料中,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达赖喇嘛一行是被有意放走的。《西藏平叛纪实》中对达赖喇嘛一行出走的判断,关键细节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本书对此有详细说明。


(三)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多方协助和支持。在此,我谦卑地顶礼达赖喇嘛尊者,感谢尊者在周末的休息时间里,用了近5小时的时间,对我详细叙述那段往事。尊者的三位秘书,吉美仁增先生、才嘉先生和丹增达拉先生,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来担任翻译。尊者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以及丹巴索巴先生和强巴丹增喇嘛,在访谈过程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细节。此后,阿里仁波切三次接受我的采访,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丹巴索巴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达赖喇嘛尊者派往西藏的第一代表团成员居钦图丹先生不在意我一次次打扰,有时只是为了核对和证实某些细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尊者的代表洛第嘉日先生百忙之中抽空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

感谢阿嘉仁波切在旅行途中为本书作序。阿嘉仁波切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他的英文版自传提供了重要史料,无论是对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研究者,还是对西藏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来说,阿嘉仁波切的自传都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我特别感谢几位汉藏朋友给我的帮助。格桑坚赞和帕巴次仁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桑杰嘉在我研究的过程中,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大多数采访由桑杰口译,采访之后,全部录音必须重新翻译整理成文字稿。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桑杰一直协助我做这件繁琐费时的工作。桑杰还为我翻译了许多藏文资料。没有桑杰的努力,一些历史细节将会模糊不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丁一夫先生和唐丹鸿女士给了我许多建议。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会大为失色。
感谢以下受访者告诉我他们的人生经历:洛桑,赤列朋措,次仁卓嘎,次仁卓玛,卓玛诺布,格桑·嘉妥仓,洛桑贡保,洛桑益西,洛桑夏加,扎楚阿旺,东尧·嘉噶仓, 还有一百多位散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定居点的流亡藏人,他们的名字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我知道,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就要揭开十分沉重的回忆。讲述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再次经历几十年来深藏内心的痛苦。尼泊尔加瓦拉克尔西藏难民手工艺中心的扎央老人,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她和家乡的几个家庭怎样从德格逃到拉萨,在拉萨无法停留,又逃往山南,在山南仍然无法安居,只好逃往尼泊尔。每天,妇女和老弱在前面逃,青壮男子在后面掩护。夜晚降临的时候,前面的妇女老弱停下来垒灶煮茶,等待后面掩护的男人归来。每天,妇女们默默数着,归来的男人少了几个,哪家的男人没能回来。直到最后逃入尼泊尔,只剩下了几个男人。其他的男人都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加德满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馆里,1998年离开西藏的康巴人强巴对我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康巴暴动、大饥荒到文革,强巴经历了在“民主改革”的名义下,一个普通藏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我感谢他为我重新开启这关闭多年的记忆大门,我能看出重新回忆和讲述对他是何等痛苦。

80多岁的前僧人洛桑贡保始终无法对我详述一个细节,即他的两个同为僧侣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军打死的经过。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眼睛泛红,语不成声,手里的念珠簌簌颤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当他把埋藏在心里50多年的记忆交给我时,我深知这个交付的分量。

正是扎央、强巴、洛桑贡保,以及我在14个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集的数百个普通人的故事,教会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那段历史。对于藏民族来说,这段历史依然活着,依然痛着。


就在我埋头研究的时候,2008年3月,“拉萨事件”再次爆发。这是50年来拉萨发生的第三次暴动。暴动的过程中,一名拉萨青年高喊:“我们是你们49年前杀死的人,我们又回来了!”这句话带给我强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句话中隐含的痛楚?
这句话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回避历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1959年的事件,换一个角度去考察,把宣传和史实分开,弄清楚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理解藏民族的伤痛,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会出现暴动。

古人有言:“以史为鉴”。鉴,镜也。 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不仅可以看到过去和现在,也可以看到未来。我想,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需,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辨善恶,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面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

此书,就是我所做的一点小小的努力。我谦卑地以此求教于读者,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说出他们的经历,留下他们的记忆,希望有更多的史实资料问世。我将非常高兴地纠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

目 录

阿嘉仁波切 序
前言
引子
第一章:地平线上的风暴
第二章:战火燃过金沙江
第三章:风云际会新德里
第四章:悲怆的青海湖
第五章:拉萨:不安的早春
第六章:布达拉宫的驱魔舞
第七章:枪口下的传昭法会
第八章:“达赖喇嘛不准带警卫!”
第九章:“西藏历史上最紧张的一天”
第十章:神秘的康巴汉子
第十一章:保卫罗布林卡,保护达赖喇嘛!
第十二章:乌云压城城欲摧
第十三章:炮口下的秘密策划
第十四章:“走!走!今夜就走!”
第十五章:那天夜晚,然马岗渡口
第十六章:苍苍雪域,莽莽高原
第十七章:黎明前的枪声
第十八章:药师佛之殇
第十九章:血火圣城
第二十章:红色的拉萨河
第二十一章:“投降吧,为了保护大昭寺!”
第二十二章:硝烟飘散之后
第二十三章:永恒的翻越
后记

附录:人物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为什么应该了解达赖喇嘛


最近达赖喇嘛在推特上和中国网友见面,直接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推友们的欢迎。推友们提出了几百个问题,由于时间限制,达赖喇嘛只能回答其中很少一部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对话结束后,推友们纷纷表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从网友们的讨论能够看出,对达赖喇嘛的了解,有些中国网友多一些,有些少一些,了解得越多,越理解达赖喇嘛的“中道”理念。

我看到,有网友对达赖喇嘛曾说过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曾表示钦佩毛泽东而大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在苏东阵营崩溃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达赖喇嘛这样的表示,很有点落伍于时代。这样的想法,恰是因为我们过去很难有机会全面地了解达赖喇嘛生平经历,不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藏民族政治家、一个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就说到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达赖喇嘛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追求平等的观念,是能够和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相容的。在佛祖的时代,佛教就是以其主张众生平等而从印度教脱颖而出。达赖喇嘛从小就接受严格佛教教育,精深佛教理念。他青少年时代受过藏传佛教的辩经训练,在众多高僧大德的监督下考得藏传佛教的“博士”学位——格西拉然巴,有着精密思考的习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评”,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和佛教理念相符合的那些观点。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的。

达赖喇嘛是在1954年应邀访问北京的时候认识毛泽东的。那时,19岁的达赖喇嘛担负着藏民族何去何从的重任,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中国领导人,对西藏人民的权利,对西藏未来的发展做出了种种承诺。中国后来的诸多灾祸,西藏后来的种种劫难,那时还没有发生。年轻的达赖喇嘛早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改变封闭状态,必须改革,必须走向现代化。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汉藏和好上,他曾经把汉地的先进物质文明看成是藏人的老师,希望这个老师来帮助藏人发展。

他对毛泽东的推崇,就是以这一认识为依据的。他批评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谴责对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犯下的罪恶,但是至今他还是说,中国的物质进步,是藏人的老师。达赖喇嘛回答问题从来就是这样,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自从1959年3月出走后,半个多世纪里,达赖喇嘛无数次地被各种各样的人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所表达的精神却一以贯之,听上去是那么简单,时间越久却越显深刻。这和达赖喇嘛作为一个佛教僧人的坦荡心态有关。正是这种坦荡,甚至有点天真,再加上藏传佛教“辩经“训练出来的精密思考,准确表达,让外部世界凡是接触他的人都感觉亲近,而且钦佩不已。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受到过达赖喇嘛所经受的诽谤、污蔑、谩骂、侮辱。中国政府动用了国家力量,宣传部制定了国家政策,来封杀和抹黑达赖喇嘛。中国的历任国家领导人,竟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公开地侮辱达赖喇嘛。而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来了解达赖喇嘛。从这次网上对话前中国推友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网友们已经开始怀疑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宣传不是事实,他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他们的众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达赖喇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其实达赖喇嘛以前在很多场合,对无数的人回答过。

中国的宣传部,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旅行而发明了一个汉语新词:“窜访”。中国民众不知道的是,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讲经,他向世界各个民族的人讲解佛祖的慈悲和智慧。他告诉人们,佛教不只是要信,更重要的是做。佛教的“修为”能让你做一个更好的人。他不劝别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告诫说改变宗教信仰而皈依另一个宗教是很苦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你在依然信仰原来的宗教的时候,对佛教的修习,会使你成为原来宗教的一个更好的信徒。

达赖喇嘛再三说过,佛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佛教不是要你盲从,而是要你自己观察,自己思考。他说,当宗教的某些说法做法,和当今的科学技术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去考察,思考。如果你观察思考的结果,证明科学更合理,你就应该放弃宗教的说法做法,而遵从科学。反过来也是一样。

达赖喇嘛无数次地说过,人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人归根结底都在寻找快乐,追求快乐。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怎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达赖喇嘛提倡“普世责任”。在当今世界上,你的快乐其实和别人的快乐是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和乡村,战争与和平,贫富差距,精神危机,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谁也逃避不了,正是这些共同的问题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事实,使得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不论地位,不论男女,都有一份普遍的责任。

在这样的佛教之慈悲和智慧理念的引领下,达赖喇嘛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亡道路。 从1959年出走后在印度提斯普尔第一次面对各国记者,到如今在网上直接回答中国推友的问题,从流亡初期诉求独立,到后来放弃独立,追求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发表过无数次的讲话,回答过无数次的问题。达赖喇嘛还出版过很多书籍。正是这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愿从现在开始,我们中国人能够更多地了解达赖喇嘛。我相信,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够回答你的很多问题。

首发《动向》201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