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另一种真实: 成都西寧之行的感受

站在青海湖边，我想起自己在《1959 拉萨！》第四章里写的一句话：措温布，青色的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有多少人知道，1958年发生在这片苍凉土地上的一切？

成都西寧之行的感受◎ 李江琳

● 在四川青海的漢藏結合部，我在街上和普通藏人談話，不超過半小時，壓低聲音，不問姓名，分手時我說「保重」，對方說「小心」。

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畢研韜先生今年六至七月到藏區考察了近一個月，考察報告廣為流傳。就在畢先生考察藏區之後不久，我剛好也去了一趟成都和西寧等「漢藏結合部」。我不是去考察，而是想去感受，希望在不給任何人帶來麻煩的前提下，能聽到一點普通藏人心聲。

看到赫然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
　　畢先生說他考察的重點是「藏傳佛教，兼顧藏區政治與社會生態」。參觀了數十座寺院後，畢先生發現了一個悖論：藏人中佛教徒減少，但達賴喇嘛的影響力沒有減少。他從地位較高的藏人朋友那裡得知，大約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尊奉達賴喇嘛，在理塘某寺院的大堂裡，赫然懸掛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法相。畢先生還發覺某些漢族幹部似乎低估了達賴喇嘛的影響力，認為這個現象值得警惕。

　　達賴喇嘛是藏人的民族領袖和精神領袖，贏得全世界的尊崇，對他的人民和信徒擁有強大影響力是很自然的事，何以要警惕？作為藏傳佛教信徒的根本上師，寺廟裡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本屬天經地義。在境外流亡藏人社區，我見到的學校、寺廟、商店、家庭等等全都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畢先生在藏區參觀數十座寺院，竟然只有一座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這本身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為何要「赫然」？

　　塔爾寺等藏地寺院對漢人收高價門票，畢先生認為這涉嫌種族歧視。(说明：毕先生原文是“民族歧视”，非“种族歧视”, 此处为我的笔误。）殊不知寺院收門票本是違背佛教基本精神的。漢藏寺院均未有過靠門票來以寺養寺的傳統。歷史上，寺院可以擁有土地，從事一定規模的商業，加上信眾的奉獻，生存根本不是問題。一九五八年在藏地開展「宗教改革」，改革內容之一就是沒收寺院土地，剝奪寺院的產權，禁止寺院從事商業活動，其目的是：「廢除寺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高利貸、無償勞役等剝削制度，取締非法商業（寺院的商業都是非法的，商業活動停止了，就把它的經濟基礎挖掉了）」。這樣做是為了「從政治、經濟各方面對宗教加以限制」，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最終目標是要把宗教完全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今黨領導下的寺院只剩下收門票這樣一種違反佛教精神的維生方式，畢先生只看到寺院的種族歧視！

票价确实不低，80人民币。他们知道塔尔寺的两代主持都流亡海外吗？他们了解塔尔寺曾经经历过，以及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吗？

藏教東漸，漢人尋求精神依歸
　　畢先生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即「藏教漢傳」。畢先生稱之為藏傳佛教向漢地的擴張。畢先生認為藏教東漸的首要原因是藏人信徒減少，同時漢地經濟發展較快，因此信徒在增加，於是藏傳佛教必須加速向漢地擴張，導致數量不明的漢地財富流向藏區。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恰好在印度南方孟古德西藏難民定居點。這裡是「印度三大寺」中的哲蚌寺和甘丹寺所在地。我住的小客棧就在洛色林經學院旁邊。僧侶們剛剛考完試，正在放假，每天早晚仍然傳來誦經聲。重建的印度三大寺並沒有大宗「漢地財富」的支持，這三座寺院目前共有約七千多名僧侶。一九五八年之前，西藏三區曾有過幾千座寺院，數十萬僧侶，規模比現在大得多。那時候並沒有「漢地財富」，寺院是怎樣生存的？

　　越來越多的漢人成為藏傳佛教信徒，這是早為人知的事實。每次去達蘭薩拉，我都會遇到從中國各地前來聽經、朝聖的信徒。漢人轉向藏傳佛教的根本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漢人不再滿足簡單的生物性生存方式，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之後，經過艱苦努力，在印度保留了藏傳佛教的精華，各教派法王都在境外，在僧人教育等方面進行改革，培養了一大批既受過現代教育，又精通佛法的的僧侶。在中國佛教各派中，只有藏傳佛教的傳承沒有中斷，並在流亡過程中發揚光大。

　　如今藏傳佛教的四大法王都在中共控制之外，信眾無論信奉哪個教派，都有機會得到正統傳承，這是漢地佛教目前無法做到的。我曾在國內某著名論壇上見到一批佛教徒討論，眾人不分教派，一致排斥官方樹立的愛國愛教典型。藏教東漸說明越來越多的漢人向藏傳佛教尋求精神和道德資源，將之稱為藏傳佛教向漢地擴張，實為因果倒置。

不是「肅穆」，是明顯的「恐懼」？
　　我在西寧遇到畢先生同樣的問題：沒有人給我介紹他們的藏人朋友，連本來聯繫好，答應帶我去觀光的親友都避而不見。不過這沒有使我退卻。我在街上隨意與各種年齡、各種身份的普通藏人閒談。他們中有幹部、學生，也有打工青年。在特定的場合下，我得迅速做出判斷，我旁邊的這個人是藏人還是漢人，然後隨意聊上幾句，接下來我得儘快判斷談話是可以深入，還是只能就此打住。

　　我沒有遇到別人欺騙我，有位中年藏人黨員幹部還帶我到他最喜歡的穆斯林小餐館，請我這個陌生漢人吃手抓羊肉。我們一邊沾著鹽巴吃羊肉，一邊聊天，他說他有親戚在那邊。他說他沒有機會學藏文，只會說，不會讀寫，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學好藏文。我問他是否希望達賴喇嘛回來，他沈默片刻歎道：「回來......也不那麼容易吧？」他家裡有達賴喇嘛的照片嗎？「當然有，」他說。「能掛出來嗎？」他搖頭。

　　一個小夥子向我道出對寺院景點化的不滿。我很理解。塔爾寺從早到晚遊人如織，形形色色的人在佛塔佛殿前擺出各種姿勢拍照，僧人走過，立刻被無數相機的鏡頭盯住，僧侶成了「道具」和背景。更不用說佛殿裡的喧嘩，導遊一知半解的講解。一九五八年之後，塔爾寺的命運一波三折，先是被關閉，後來又變成了「階級鬥爭展覽館」；文革期間又被關閉。再度開放之後，這座名寺成了國家級「景點」。寺院裡到處是警察，我在「花寺」參拜，背後就粘著「迷彩服」的目光。有個小夥子擔心移民會把我們融化掉。還有個小青年說「很多阿卡不說藏語，不好好學經」。他憂慮很多年輕藏人現在把賺錢放到第一位，民族意識淡漠。

　　這些談話大多不超過半小時，而且我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壓低聲音。沒有錄音，沒有筆記，我們彼此都不問名字。道別時，我總是說「保重」，他們總是叮囑我「小心」。

　　只有在中國大陸，一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獨立研究者，才會用如此古怪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如此詭異的狀況，如此明擺著的恐懼，不用說也能看出，藏區政治與社會生態顯然相當糟糕。如畢先生所看到的：「在拉薩，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達拉宮、北京路等重點路段，武警荷槍實彈，固定哨卡、流動巡邏、便衣暗哨佈滿大街小巷，氣氛極為肅穆。」那樣的氣氛不是「肅穆」，而是「恐怖」。

西藏問題不是政策技術操作問題
　　畢先生的考察報告開篇就說，他這次進入藏區的主要目標是瞭解西藏問題的實質：西藏問題究竟是宗教問題？民族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不料畢先生考察了二十七天，難以取得藏民信任，沒人跟他談論「問題」，他得出的結論卻是：「西藏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或民生問題，因而單純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無法解決西藏問題。西藏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或民族問題，政治因素和國際因素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西藏問題更不是社會問題或文化問題，人權和文化只不過是雙方博弈的兩枚棋子。」

　　這番話繞來繞去，並沒有說明「西藏問題」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只說要解決「西藏問題」，關鍵是「政治因素」和「國際因素」，似乎暗示「西藏問題」說到底是個「政治問題」和「國際問題」。

　　所謂「政治問題」，畢先生似乎認為是「管制策略」不當。他建議政府「必須傾聽藏人心聲，在溝通、協商、勸服、妥協中提升管治水平。以力服人、理服人必須融為一體，單純依賴其中任何一種（包括製造同意）都是不切實際的。」這話說了等於沒說。政府又不是不知道藏人的「心聲」，要求達賴喇嘛回家，要求停止攻擊達賴喇嘛，要求自由懸掛達賴喇嘛的法相，要求信仰自由，基本人權等等，藏人已經喊了多少年？至於「以理服人」，半個世紀以來，中共一直在努力證明自己在西藏的統治合法性，「自古以來」，「解放農奴」，「國家統一」等等，都是「合理化」的說辭，理在哪裡？說到「以德服人」，這不是給政府出難題嗎？一個早就喪失了道德資源，貪官橫行，污吏遍地的政府，以何德去服人？連漢人都服不了，還想服藏人？

　　關於「國際因素」，除了把「問題」推給「外部干預」外，畢先生總算注意到：「為爭取國際輿論的理解與支持，中國政府有關部門不斷邀請境外媒體人員赴西藏參觀。但遺憾的是，這些記者撰寫的報告大多是繼續質疑中國政府。相反，『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斷邀請國際人士赴達蘭薩拉採訪。奇怪的是，這些人士撰寫的文章大多是肯定流亡藏人。」｜｜畢先生似乎對此感到困惑。

　　本來這是個值得深入探究的現象，它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可是畢先生想到的卻是「除了立場、道義、認知等因素外，這其中是否有操作層面的失誤？他再次重申他對中國政府的反覆告誡：「在傳播實踐中技術正確和政治正確同等重要。」

　　這個現象其實已經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個中訣竅是：到達蘭薩拉的「媒體人員」可以隨意採訪任何人，可以問任何問題，可以任意發表任何觀點和看法。我在那裡採訪，只需要被訪人同意就行了。所有採訪都有錄音、錄影、照片和筆記，被訪人會對著鏡頭說出名字、家鄉等。採訪之後，寫什麼、怎麼寫，全由我自己決定，無需經過任何人審查。如果「境外媒體」在藏區也可以這樣自由採訪，何需「技術正確」？

　　「西藏問題」的癥結，是中國政治制度的落後，而不是技術層面上的操作問題。

附：毕研韬：谁解雪域风情？——第三次藏区考察报告：
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6657

首发《开放》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