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牧羊少年的故事

囊帕拉山道,逃亡者的主要路径之一。(网络图片)


中国的西北部,有个名叫“青海”的省份,地处边远内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因此,她常常与荒野、牧场、羊群、民族风情等联系在一起,为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带来某种浪漫的遐想。

然而,虽然有个美丽的名字,历史上青海却一直是囚犯流放地。即使在现代,青海也是关押重犯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大批汉藏囚犯被关押在青海的劳改营里,汉族囚犯中有大批被称为“右派分子”的民族精英,藏族囚犯中却有许多被称为“叛乱分子”的底层人物。这些人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读书人、牧人和农人,却被一场历史狂飚席卷而去,犹如狂风中的沙砾,落到了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这些囚犯有许多没能熬过刑期。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大批汉藏囚犯饿死,埋骨荒原。

90年代以来,青海的藏区成为旅游胜地,来自汉地和国外的旅游者蜂拥而来,夹杂在西藏朝圣者中间,享受远离大都市的宁静。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对于贫穷的当地人来说,这种宁静意味着什么。就像此刻,在达兰萨拉的一家餐馆里,面对着昔日的牧羊孩子,我只能从他平静的叙述里,想象他的童年。

牧羊少年塔丁才旦坐在山坡上,望着白云在空中悠悠飘过。天很蓝,草很绿,羊群在牧场上低头吃草,偶尔有只羊抬起头,咩咩地叫几声。那一刻,如果有内地来的游客路过,一定会举起相机,对着牧羊少年和他的羊群猛拍一气,然后把照片放在网上,感叹藏区风光如画,羡慕牧羊人生活悠闲。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牧羊少年心事重重,觉得自己生活单调,前途无望。他想: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放羊?可是,除了放羊,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个孤儿,又是文盲,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文化知识,前途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塔丁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牧人家庭。4岁时父母离异,他和双胞胎兄弟由母亲抚养长大。兄弟很小的时候,因病双腿瘫痪,家里一贫如洗。塔丁11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兄弟俩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是木雕匠人,一手技艺得自家传,可是木雕手艺养不了一大家子,舅舅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没钱交学费,塔丁和表兄弟们都上不了学。母亲在世的时候,尽力想让儿子上学,可是塔丁只读了一年书,母亲实在无力让他继续上学。塔丁只好离开学校,此后再也没有进过校门。

多年来,报纸上常常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给了西藏几十亿人民币的财务支持。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在汉藏两个语境里,“西藏”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藏人的西藏概念偏重于文化和传统,对藏人来说,“西藏”包括所有同文同种的西藏人,他们对“西藏”的认同更注重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字,因此,在藏人看来,康巴人和安多人都是“藏人”,藏人地域的范围则不言而喻——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自然都是“西藏”。汉人的“西藏”概念则偏重于行政地域,也就是说,只有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才是“西藏”,其它地方的藏人只是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少数民族。汉藏双方对“西藏”这个概念的认知差异,产生了许多误解,误解又导致了一连串冲突。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务支持,并不涵盖西藏自治区之外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且不说财政拨款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和政府机构的运作,包括援藏干部的生活补贴,即使是用于改善藏民生活的款项,与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也毫无关系。昔日的康巴和安多地区,现在分属青海和四川,那里的藏人并不因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资助而受益,因此,即使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然有不少藏人的孩子因为父母付不起学费而失学。塔丁才旦和他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状况。

13岁那年,双胞胎兄弟也病死了。舅舅一家成了塔丁仅有的亲人。为了帮舅舅贴补家用,塔丁11岁就成了放羊娃。他每天赶着羊群去草场,闲得无聊就唱歌自娱,或者找块石片在岩石上刻刻画画,捡根树枝当笔,在地上画图。树、云、花、羊,他用他的方式,画自己熟悉的一切。有时候,天气不好,羊群没法出去,塔丁呆在家里,跟舅舅学木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转眼就是6年。在贫穷和劳作中,放羊娃长成了英挺少年。

17岁那年,塔丁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到拉萨去闯荡一番,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藏语中“拉萨”这个词意思是“圣城”,她是藏人心目中神圣的城市。塔丁当时不知道,圣城拉萨还是前往印度的出发点。许多西藏流亡者的流亡之路,就是从拉萨开始的。

牧羊少年带了一点点钱,告别舅舅一家,独自从青海出发,前往拉萨。到了拉萨,他只剩下8元钱。塔丁在拉萨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投靠无门,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塔丁走进一家小餐馆,拿出最后一点钱,买了点吃的。吃完,他恳求老板给他一份活儿干。老板见他身体不错,能干活儿,吃得了苦,就收留了他,让他在餐馆里打杂,工钱虽然不多,但吃饭总算有着落了。牧羊少年绝处逢生。

在那家小餐馆里,塔丁什么活儿都干。他一边打杂,一边偷师,有空就看厨师怎样做菜。一来二去的,他学会了大厨手艺。一年后,来自青海的牧羊少年成了拉萨的餐馆厨师。

在拉萨,塔丁开始听说一些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有些从印度回来的人私下里给他看达兰萨拉的照片,告诉他达赖喇嘛就在达兰萨拉。人家还告诉他,在达兰萨拉,他不仅可以学佛法,还可以免费读书,学藏文和英文。

“在家乡你知道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吗?”我问他。“达赖喇嘛当然知道,但是不知道达兰萨拉。”他说,“那些事儿,大家都不怎么说。你知道……这种事,你就是知道,也不会轻易跟人说,弄不好……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告发你。”他咧了咧嘴,想笑又没笑出来。我也曾经历过对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我点点头,刚要说“我明白”,又咽了回去。身为汉人,我能够真正明白他的心情吗?也许,我只能尽量去理解,更多时候,我只能静静聆听,默默记录。

有关达兰萨拉的事儿,零零星星传到塔丁耳朵里。他不识字,没法读书,从朋友们那里听来的信息七零八碎,拼凑不出全貌来。塔丁只记住了一点:在达兰萨拉,可以免费学英语。“你为什么想学英语?”我有点好奇。“英语太重要了。”昔日的牧羊少年很认真地回答我。

从青海牧区到拉萨,对塔丁来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祖父辈的时代,拉萨还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现在,拉萨已经不再是圣城了,她已经变成一个世俗城市,一个世界性的旅游热点,城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对塔丁来说,拉萨是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子,塔丁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要与那个世界接触,他必须学会使用那个世界的语言。“再说还可以学佛。在家乡也学过一点点,但是,在家乡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大家只是去拜佛,并不懂佛法。”塔丁加了一句。

在拉萨,塔丁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决定:要去达兰萨拉。他不知道达兰萨拉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怎样谋生,能不能找到出路,他只知道,他要去拜见达赖喇嘛,然后留下来,学英语和藏语。

去达兰萨拉除了危险,还得花钱。从拉萨到尼泊尔,路上吃喝开销以外,还得花3000元左右人民币雇向导。由于没有护照,进入尼泊尔属于非法偷渡,到了边境,一旦被尼泊尔警察抓住,得拿钱打点警察,算是买路钱吧。西藏方面的向导只带到中尼边境,过了边境,还得再花几百人民币雇尼泊尔方面的向导,这些人熟知当地的情况,能够避开各种危险,把逃亡者带到边境城镇,从那里搭车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不过,决定出走印度时,塔丁并不知道这些具体细节。他只知道要花不少钱。

厨师塔丁省吃俭用,拼命攒钱。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估计钱差不多够了,20岁的塔丁辞掉工作,背上一袋糌粑,带着简单的行装,朝喜马拉雅山南走去。那是公元2001年11月,西藏高原最冷的季节。




喜马拉雅山脉全长约2400公里,最宽处达330公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由三条并行的小山脉合成,这三条小山脉从北向南,分别称为 “大喜马拉雅”、“小喜马拉雅”和“外喜马拉雅”。“喜马拉雅”这个名字源于梵语,意为“雪居”。梵语中的“喜马” (Hima)意思是“霜雪”,“拉雅”(Layan)意思是“居所”。印度神话里,喜马拉雅是冰雪之神喜马瓦特的居住地。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些雪山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苯教共同的圣山。

喜马拉雅山脉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隔开了印度次大陆和青藏高原。山脉由西向东,串联起不丹、印度、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6个国家。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中,地壳凸起,折叠扭曲,分崩离析,迸裂出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大裂缝。大山的缝隙迂回曲折,形成数百条天然通道。在海拔3000到6000米的高原地带,这些被通称为“喜马拉雅通道”(Himalayan Passes)的天然路径,犹如绵延不绝、迂回弯转的天路,将居住在山南山北的人们联结起来。

从公元8世纪以来,大山的缝隙就被山中居民用作迁徙、经商,乃至文化交流的路径。游牧的藏人、尼泊尔人和印度人赶着牲畜,在大山的缝隙里东奔西走,逐水草而居;各国商贩领着牦牛和马帮组成的商队,踏着喜马拉雅商道南来北往,无数支牦牛队和马队在雪山的缝隙里往返,从山北到山南,又从山南到山北。

酷蓝的天空下,喜马拉雅山道如同一缕缕细线,柔弱而又坚韧。山道越过高山,绕过冰坂,有的地段冰川覆盖,有的地方砾石遍野。在冰雪之神冷冷的目光下,牛、马、人小心翼翼、举步维艰,稍有闪失便是万劫不复。许多个世纪里,有多少牛马坠落高山?有多少旅人葬身雪地?


逃亡之路(网络图片)


时至20世纪,现代技术终于结束了旅人的噩梦。现代化的公路取代了古老的喜马拉雅通道,汽车、火车、飞机取代了牛马商队,高原天路成为登山爱好者的便道。少量牦牛商队依然存在,尼泊尔和西藏两边的小商贩们仍然赶着牦牛来往,在集市上出售带来的土产,形成所谓“边界贸易”。对商贩们来说,边界贸易虽然有利可图,但却是一种相当艰辛的谋生方式。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古老的喜马拉雅商道突然有了前人意想不到的新用途:它们成为藏民离开家乡、逃亡印度的路线。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数十万藏人通过喜马拉雅通道出走,前往尼泊尔、印度和不丹。逃亡者把一切留在身后,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干粮,有时还背着婴儿,牵着稚子,在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踏上荒无人迹的山道,去国离家。

逃亡路线中,囊帕拉通道是最常使用的路线之一。囊帕拉通道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卓奥友峰以西数公里处,海拔5700多米, 终年为冰川覆盖。这条山道历史上就是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一条重要商道。逃亡者从拉萨出发,乘长途客车或者步行,前往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定日城,此行全程 572公里。到达定日后,在向导的带领下,逃亡者步行前往囊帕拉山口,两地相距约80公里。在正常情况下,穿过囊帕拉需步行至少两天。囊帕拉气候酷寒,防守较为松懈,这条路线曾经是比较安全的逃亡路线,但是,2000年,中国军队在中方控制的囊帕拉通道北部修建了哨所,解放军加强了巡逻,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巡逻一次。此后,从这条路线逃亡的难度大大增加。

如果有护照,合法出境的路线通常是乘车到边境小镇樟木。从拉萨到樟木全程754公里,比北京到沈阳略远一点。这条路线也是逃亡者的闯关路线之一。

即使安全过了边境,逃亡者还要面临几种新的危险。一旦被尼泊尔边境警察抓住,以非法越境入罪,逃亡者将被判高额罚款,交不出罚款的话,会被判入狱,有时刑期高达8-10年。不过,这种情况不算很多。一般情况下,尼泊尔方面的警察宁愿把西藏逃亡者当作一个捞钱机会。逃亡者如果不幸遇到土匪,有可能遭到抢劫,随身物品被抢劫一空。近年来,毛派游击队在尼泊尔北方山区活动,逃亡藏人又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

塔丁他们这批逃亡者走的正是拉萨-囊帕拉通道-加德满都线。2001年10月,也就是塔丁走向达兰萨拉的一个多月前,新华社报导说,到当年10月为止,西藏-尼泊尔边境已经有数千名越境者被捕。然而,重重危险并没有挡住逃亡者的脚步。

喜马拉雅山北的冬季是逃亡者最多的季节。这个季节太冷,边防军通常会减少巡逻,相对而言,这时候越境比较容易。可是,这个季节也是最危险的季节,一路上,逃亡的藏人冻死冻伤的不在少数。塔丁铁了心要去达兰萨拉,他顾不得危险了。

“你一个人来的?”我问他。“不是。我们一帮人,49个人。”塔丁说,“还有两个向导。”塔丁的同行者是临时凑起的一群人。事先大家并不认识,只知道某天出发,某时到某地集合。行动计划必须严格保密,一旦走漏消息,走不成不说,还有可能被抓进牢房。有时候,一群人中有老有小,行动就很艰难,路上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还好,塔丁这批人大多是二三十岁、身强力壮的青年,最小的约十三四岁。他们跟着向导,在大雪山里一路步行,饿了吃点糌粑,啃几口干粮,累了在雪地上和衣而卧。天太冷,冻得睡不着,也不敢睡着,只能打个盹儿。刚盹过去,前头的人推他一把,他迷迷糊糊,推后头的人一把,半睁着眼睛站起来,跟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机械地迈着步子。翻越囊帕拉,塔丁他们步行了整整7天。

一辆汽车从餐馆门前的路上驶过,一路按喇叭。几个客人吵吵嚷嚷走进餐馆,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侍者走过来招呼客人,顺便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我问塔丁,他摇摇头。

两个多礼拜后,他们快到边境了,也就是说,到了最危险的地段。一天夜晚,他们翻越一座不太高的山,到了山顶刚要下山,突然,一道探照灯光照过来,强光把他们罩住。“当时我想‘完了!我们被发现了!’”塔丁对我说。“那道光真亮,彼此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兵的肯定看到了我们。”

大家慌了神,本能地拔腿就跑。塔丁不知道自己跟着谁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群人四分五散,各自躲藏。躲了好一阵,没见边防军过来,不知道是一场虚惊,还是天寒地冻,边防军压根儿不想出来,只是随意打开探照灯,虚晃一枪,震慑一下可能路过的逃亡者。灯光熄灭后,逃亡者们各自从躲藏处出来,战战兢兢地聚拢,一点人数,49人只剩下14个,其他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更糟的是,向导不在这14人当中。

“没有向导?”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塔丁点点头。“向导跑散了。我们这14个人,谁也不认识路。”“你们知道方向吗?”“不知道。”怎么办?大家一合计,只有一个办法:朝最高的山走。“为什么?”我问。“一来当兵的都是汉人,他们爬不了那么高的山,对我们来说倒不是问题,这样比较安全,”塔丁向我解释,“二来我们已经快到边境了,到了山顶往下看,就知道该往哪儿走。”

14个人继续走向山南。“后来,我们快没吃的了,”塔丁脸色平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大家带来的食物差不多都吃光了。到尼泊尔边境的时候,有3天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吃。”好在尼泊尔边境已经遥遥在望。边境上住着一些尼泊尔牧民,他们经常遇到西藏流亡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时常会帮助那些濒于绝境的人们。逃亡者们凑了些钱,推选几个身体还能挺得住的同伴,带上钱到尼泊尔牧人那里去买点食物,带回来救援众人。

“尼泊尔人知道我们藏人往那边跑,他们家里会存些食物,卖给路过的藏人。这事情成了他们的生意。”塔丁告诉我。食物很贵,一包方便面比正常价格高几倍,可那是救命粮,你不能不买。

由于没有向导,到了边境,14个饥寒交迫的逃亡者不知道从哪里安全越境,也不知道该怎样躲过巡逻的尼泊尔边防警察,结果不难预料:他们全部被警察抓住了。身上带了钱的人拿出钱来打点,有亲友的通知亲友带钱来赎,既没钱又没有亲友的,就得看运气了。遇到心地善良的警察,可能会放逃亡者过去;遇到铁石心肠的警察,逃亡者就成了人质,被用来敲诈一笔外快。他们会先打电话通知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收容站,叫他们来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要是那边没钱,或者钱不够,边警就打电话通知中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不几天,14个人里头有10个交了买路钱,各奔前程。塔丁是剩下的4个人之一。“要是被‘卖’到中方,他们会对你们怎么样?”我问。

“先狠狠揍你一顿,把你打怕了,让你不敢再来越境。因为有很多人送回去了,呆一阵子,弄到了钱又会跑出来。”他说,“然后抓起来,坐几个月牢。”


囊帕拉事件中的“金珠玛米”和被他们抓捕的西藏逃亡者(网络图片)


尼泊尔边警打电话给难民接待站:“这里有你们4个人,2000卢比一个。”那边回答:“好的,我们这就派人来接。”然后要求直接跟那4个人说话。“他们叫我们放心,别害怕,他们会付钱,把我们带过去。”牧羊少年又一次绝路逢生。

在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住了一星期,工作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打各种预防针。2002年1月,达赖喇嘛将在印度菩提伽耶,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举行灌顶法会,难民接待站的人直接把他们送到菩提伽耶,去参加法会,朝拜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我们真是幸运!”回想起在佛祖成道处听达赖喇嘛讲经的经历,塔丁笑容满面,“这样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塔丁的确非常幸运。不少人满怀希望而来,却没有到达目的地。有些人路上被捕,被送回原籍,关进监狱;有些人途中遇险,没能翻过大雪山。2006年9月,70多名西藏逃亡者在囊帕拉山道上遭到中国边防军袭击,附近的一位西方登山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袭击的过程。茫茫雪地上,一队逃亡者艰难地步行,他们的身后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走在最前面的人突然倒下。逃亡者四散奔逃。随后,几名士兵走过来,抬走了雪地上的尸体。死者名叫喀桑南措,是一位阿尼,年仅17岁。17岁的喀桑南措离开家乡,前往达兰萨拉,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去达兰萨拉的卓玛林尼姑寺学佛。开枪射死喀桑南措的中国士兵看上去很年轻,是喀桑南措的同代人。


倒卧在雪地里的17岁尼姑喀桑南措


囊帕拉事件发生地点(网络图片)。



几天前,我曾在夕阳下走进卓玛林尼姑寺,与一位说流利汉语的年轻阿尼愉快交谈。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走进了喀桑南措没有到达的梦想之地。一颗子弹,在17岁的喀桑南措与卓玛林尼姑寺之间,划出了永远无法到达的距离。

“在山顶跑散的那些人呢?”我突然想起来,“他们到了尼泊尔没有?”“囊帕拉事件”中,70名逃亡者只有43人到达尼泊尔,剩下的有些被捕,有些在袭击发生之前就掉队失散,下落不明。“有些到了。我在难民接待站遇到了几个。有些不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听说有几个被抓走了。”塔丁说,“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一个月前,有一批人在边境上被抓,边防军把他们装在大客车里遣返西藏,路上要过一座桥,有个人从车窗里钻出来,从桥上跳到河里,游回尼泊尔境内。一个喇嘛也跟着跳,可是跳下水后,头撞在石头上,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沉下去了。”

塔丁一手握着空茶杯,另一只手捏着餐巾纸,握过牧羊鞭、拿过厨刀的手掌并不显粗糙,手指把纸巾捏紧,又松开,松开,又捏紧。我沉默地注视着塔丁。他看着我,目光平静如水。


囊帕拉事件中逃亡者留下的脚印(网络图片)。


囊帕拉事件中,被西方登山者营救的西藏难民。


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9期/2010年11月18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