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西藏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拯救西藏（网络图片）


西藏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丁一夫

1989年3月，时值1959年拉萨事件30周年，拉萨市民不满中国政府统治、盼望达赖喇嘛回归的情绪又一次要爆发的时候，3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从8日凌晨起在拉萨实行戒严。这次戒严一直持续到1990年5月1日才解除，长达一年零一个月又二十四天。就在拉萨处于戒严之中的时候，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示威，要求自由、民主、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那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很少有人关注拉萨发生的戒严，很多人甚至表示支持国务院的戒严，很少有人想到，引发拉萨戒严的西藏问题，恰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西藏问题有其历史缘由，但是西藏问题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却无疑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一贯方针策略有关联。在1951年签署十七条协议、解放军入藏的时候，中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占领西藏、控制西藏，而不是所谓“解放农奴”、改造西藏。这一目标可以说仍然延续了从晚清到国民政府的对藏诉求。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很快就转向了对藏地的政治改造，所谓“民主改革”，先从周边四省藏区开始，然后向卫藏地区扩展。这一“民主改革”是共产党政治中所特有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英印政府，还是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都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藏地毁寺灭佛，唆使社会边缘人群杀贵族打喇嘛。正是这种倒行逆施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人的反抗，导致1959年拉萨事件，最终形成今日之西藏问题。

历史事实证明，五、六十年代藏地的“民主改革”错了。所谓“翻身农奴”立即被强行合作化，其政治和经济处境落入了比旧西藏时代还要差得多的状态。而且，由于失去了寺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救援体系，抵抗灾害的能力降到了最低，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和文革浩劫中，藏地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饥馑、死亡和逃亡。

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这些“民主改革”的始作俑者，也承认“民主改革”错了，承认他们对藏地带来了灾难而不是翻身幸福。这才有了以后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代表团赴藏地访问，并且开始和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之间的对话。

可是，尽管邓小平说过，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尽管国际社会和所有藏人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公开表示，流亡藏人不再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是诉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藏民族的充分自治，但是这些对话并没有结出成果，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开始越来越无理地侮辱和谩骂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渐渐把西藏问题推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死胡同。

现在回头看，中共和达赖喇嘛的对话难以得出成果，其实是必然的。其症结就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性。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党专政及党内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政经决策大权的结构不变，民众没有信仰、思想、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和示威游行等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专制权力导致的腐败就像癌症一样弥漫到中共及权力集团全身，民众的不满也积累到了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地步。中共领导的这个国家，内在政治落后已经使得它不敢将政治和国家行政过程公开化、透明化。中国已经不敢撤销因特网封锁墙，不敢开放媒体自由度，不敢让任何选举有竞选活动，也就是说不敢让中国人有真的选举权。这样落后的政治制度，除了关起门来用国家镇压维护稳定外，已经不可能和国际社会的开明潮流相容。

而与此同时，西藏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正在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向现代民主。从今秋到明春，是西藏流亡政府立法和行政权力机构换届选举。流亡藏人的政治热情、参政意识和政治素质，比上一届选举更是大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可见，如今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已经不是晚清帝国中央和边陲弱小民族之间那种强弱决定一切的时代了。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对话，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来对话的问题。简单地说，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在政治博弈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和少数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民族自决权联系在一起，这是汉藏对话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也正是这种落后，阻碍了西藏问题的解决。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办法就是“拖”，有人说，时间是在中国政府一边，达赖喇嘛在渐渐老去。企图用“拖”来摆脱西藏问题的想法，就等于想用“拖”来逃避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前者小看了藏民族的信仰和藏人追求进步愿望的力量，后者只是闭眼不看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政治制度的落后，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当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真正起步，人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提到桌面上，对民族自决的共识才会渐渐出现，未来的汉藏对话才能结出成果。反过来说，只有当藏民族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才是中国摆脱政治制度落后性的那一刻。

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民主的大学生们，今天还会不会再盲目支持对藏人的镇压？如果他们仍然支持镇压藏民族，那么，他们手中没有基本民主权利能怨谁呢？


原载《动向》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