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塘寺轰炸的几份资料

1956年10月5日《西藏邮报》刊登的图片

3月13日，我应湾区汉藏协会的邀请，做了一个有关1959“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我提到了事件的背景：1956年初中共在西南、西北各省非汉民族地区开展以”民主改革“名义的土改+合作化运动，激起彝、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中共派军队镇压，结果导致了一场长达六年的战争。彝人的反抗比藏人早，1955年就开始反抗。藏人反抗从1956年2月开始，镇压也随之而来，其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是”理塘寺之战“。这场战斗中，解放军先是包围寺院，爆破院墙攻入寺内，驻守在寺院中的藏人居高临下射击，解放军伤亡多人，战斗失利。后来派了飞机轰炸，藏人在惨重伤亡后突围，寺院被占领。理塘寺战斗是中共首次动用空军轰炸寺院，此后有多个寺院被轰炸。

这个讲座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导后，被转贴到各处，我看到一些质疑，有人认为我用一张藏人画的图画来证明寺院被轰炸不可采信。当然，我没有可能在一小时的讲座中列出所有资料，因此， 我觉得有必要对此做些说明。

关于理塘寺战斗，我最先是从英文书里看到的，这张插图也是在英文书中最早看到。达瓦才仁所著的《血祭雪域》中详细描述了理塘寺之战（http://is.gd/PWPIJ7）的细节，这是目前最详细的藏人资料。但是，《血祭雪域》和我看到的英文书中都没有提到轰炸理塘寺的日期。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重建，确立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此，2009年我在印度做研究时，想方设法寻找藏人回忆，试图确立理塘寺轰炸的日期。虽然没有找到，但找到了这幅1956年藏人手绘的图画，描绘了理塘寺之战的场景。我从报纸上拍摄下来，用做《1959 拉萨！》的插图。

就历史研究而言，首先必须确定事件是否发生，继而考察事件的细节，确定发生的日期、规模、程度、参与者等等，然后才是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考察和评价。如果连事件是否发生都无法确定，评价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这部历史只有经过严格审查、不容怀疑的结论，而没有得出结论的证据。当然，这并不等于证据不存在。零星的史料散失在大量资料中，淹没在滔滔不绝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语言暴力、以及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再加上严格的审查和自律，使得研究非常困难。 我深感研究中国现代史，考验的首先是研究者收集资料的能力，其次是分析、判断资料的能力。

以下是有关”理塘寺之战“的几份中文资料”：

资料（1）：“理塘战斗1956年3月9日，长青春柯尔寺堪布昌拖和毛垭土司索龙旺吉率叛乱武装3000余人，包围了理塘县机关和驻军。康定军分区调集12个连的兵力，于3月16、17日分别由新都桥和义敦县出发，翻雪山，涉冰河，22日拂晓将敌包围并发起攻击。敌据守寺庙和外围各点。经两天战斗，扫清外围据点。之后，各部队开展政治攻势。29日中午，空军出动杜4型飞视两架， 对叛乱武装进行扫射投弹。30日凌晨，各部队对叛乱武装巢穴喇嘛寺发起攻击，将敌歼灭。此次战斗，共歼灭叛乱武装2000余人，其中生俘1600余人，叛首索龙旺吉被击毙，昌拖被俘获。”（《四川省志军事志》297页）

资料（2）：“3月22日， 康定军分区集中公安内卫第65团、68团两个连， 围歼理塘之敌。盘踞理塘的叛匪固守在长青春科尔寺。该寺建筑于理塘县城郊的半山上，寺内房屋依山势排列，建筑十分坚固，叛乱后又按军事要求加以改造巩固，利于防守。长青春科尔寺不仅位列理塘县41座喇嘛寺庙之首也是康南地区最大的寺庙，在康南地区佛教界有一定影响。叛乱武装企图依托长青春科尔寺固守一隅，推动叛乱活动进一步发展。因此，能否一举歼灭固守该寺之敌，直接关系到康南地区平叛形势的发展。平叛部队发起攻击后，因敌固守寺院，公安内卫第65团攻坚准备不足，致使该团第1营被敌压缩于沟内，伤亡80人，丢失60迫击炮1门，各种枪68支，消耗子弹5.3 万多发，围攻受挫，造成惨痛损失和不良影响。经过一周充分准备和整顿，在空军出动杜四型飞机进行轰炸配合下，于3月30日拂晓4时再次从长青春科尔寺之东、北、南三面实施攻击，当日7时结束战斗，歼灭叛首毛垭土司以下2004人(毙311、伤80、俘1613) ， 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450支、60炮1门( 属部队丢失的) 。”（《甘孜军事志》188页）


资料（3）：“3月30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发出《关于理塘战斗善后工作的指示》，要
求“在平叛中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禁任何报复行为，战斗中寺庙被毁部分给予修复、恢复寺庙秩序，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141页）

资料（4）：“1955年2月26日，空军重型轰炸独立第4团由北京南苑调驻陕西武功机场，划归西北军区空军建制，该团系1953年3月接收前苏联赠送的10架杜－4重型轰炸机组建而成。……
       同年3月至4月，为支援西南军区部队平息川西北地区武装叛乱，独4团出动杜－4型轰炸机21架次，对理化、巴塘、乡城等外围集结顽抗的叛匪进行轰炸、扫射，并为地面进剿部队空投29架次，及时支援了平叛斗争。” （39581部队 团史，http://is.gd/b84pKr）

资料（5）："因川西地区山高路远交通困难，部队一时上不去。轻型飞机也高不可攀，惟有我们杜一四飞机能以胜任。所以军委把空中支援平叛任务交给该部队来完成。当时我在该部服务，所以参加了这次平叛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川西主要目标巴塘、理塘、义墩地区侦察，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射击、轰炸、空投任务。在一年多时间里出动过多批架次，胜利完成了川西空中支援任务。" (刘恒训 : 川西平叛纪实 )

刘恒训是山东省医科院离休老干部，是参加“平叛”的飞行员，而且是巴塘寺轰炸的执行者之一。他的回忆文章2006-5-15发表在互联网上，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透露太多细节而被删除。好在我拷下了全文，以及其中的照片。

“川西平叛纪实”一文中的图片

将这些资料跟《血祭雪域》中关于理塘寺之战的描述对照，可以确定：

1. 1956年3月，理塘寺发生过一场激烈战斗。解放军12个连的兵力围攻理塘寺，战斗第一阶段，解放军失利。这点两方的资料都提到，但《四川省军事志》避而不谈。

2. 这场战斗中动用了飞机射击、轰炸寺院，执行轰炸的空军部队为原属北京军区，后划归西北军区的空军重型轰炸独立第4团，驾驶的飞机是苏联赠送的杜－4重型轰炸机。轰炸机在理塘、巴塘、乡城扫射、轰炸21架次。而理塘、巴塘和乡城轰炸都有藏人方面的回忆文章可资对照。

3.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中那段简短文字可以证明，作战过程中寺院遭到毁坏。四川省委、成都军区立刻发出文件要予以修复，说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明白理塘寺之战中动用飞机轰炸寺院，对藏人产生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没有进一步资料说明理塘寺被炸毁的殿堂是否“修复”。

将这些资料与藏人手绘图画对照，画中显示了两架飞机，与中方描述吻合。画中显示两座殿堂被炸毁，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中所说之将要修复的”寺院被毁“吻合。而且藏人手绘图画出现在1956年10月，即事件发生不到一年之后，比以上5份中文资料的出现早几十年，因此不存在“根据中文资料描述画出”的可能性。

结论我就不必说了。

转：达赖喇嘛的茉莉花革命

图片来源：法广

达赖喇嘛正在西藏发动一场革命：在西藏实现政教分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实现民主选举的宪政民主制。这场一个人的革命丝毫不亚于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它必将对中东、中国等政教合一之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是世界政治和宗教现代化史上的丰碑。

http://is.gd/LyE0CP

达赖喇嘛的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蒙昧

作者：郭保胜

2011年3月11日达赖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宣布正式辞去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首脑职务。尊者达赖喇嘛的此举，实在是革命性的宗教、政治决定,影响极其重大和深远，它不仅深刻影响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也将对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及政教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其意义也许在未来多年后更加凸显出来。

达赖喇嘛在其辞职函中论及的辞职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西藏政治的现代化，一个是为了西藏政治的民主。达赖喇嘛写道：“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及登基以后，很早就有西藏的未来政治制度必须要转变为现代化的意愿”，“在《流亡藏人宪章》草案中规定：西藏的政治性质是不分宗教派别的公民社会国家。这一条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而不是依据传统名号衍生”。显然，达赖喇嘛所指的政治现代化主要就是政教分离（英文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就西藏而言，就是宗教领袖不再担任政治首脑、国家不设立国教、政权不干预宗教、宗教与政治行为剥离等内容。这些内容对西藏而言的确是惊天动地的革命。

正如达赖喇嘛在其辞职函中写到的：“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府以来，西藏就形成了由历辈达赖喇嘛担任政教领袖的制度”，“显然，对于近四百年来已经习惯由历辈达赖喇嘛直接或间接地掌握政权的西藏人民、尤其是境内的藏人而言，可能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而难于想像、或一时难于接受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政治体”。可见，达赖喇嘛要改革的是长达四百年的政治传统、宗教传统和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几百年的政教合一说不，他的睿智和勇气的确是令人惊叹的，他的决策也将是划时代的。达赖喇嘛今天迈出的一小步，实际上是西藏历史迈出的一大步。正如3月16日达赖喇嘛的特使洛地嘉日先生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所说的：达赖喇嘛的引退，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消除中共指责的话柄、与中共更好地谈判等短期的目的，他的决策是为了藏人长远的利益，是为了几百年后的藏人福祉。

政教分离，用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的话来说，就是“除魅”（Disenchant-ment）。除魅不仅是在信仰领域驱除人为的巫术、迷信和偶像崇拜，而且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驱除政权的属灵性、神圣性。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或者用神灵把持政治，甚至教皇成为行政首脑或者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在韦伯眼中，人类历史中的现代化就是除魅的过程，而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政教分离（注1）。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也跟很多宪政学家的宪政著述不一样的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标志并非民主体制或宪政体制，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标志首先是政教分离。英国之成为宪政之母，是与1688年清教徒主导的光荣革命和次年1689年制定的《信仰容忍法案》（The Toleration Art ）分不开的，先脱离天主教教皇、后脱离英王国教并实施政教分离，是当时清教徒们的首要诉求（注2）。而只有实现了作为第一步的此标志，才能踏上宪政、民主等政治现代化的第二步。这个标志在当下中国无论多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中国连这第一步都没有迈出，何谈第二步、第三步呢？

而今天，达赖喇嘛终于踏出了这毅然决然的第一步，这一步必将对西藏政治和藏传佛教本身产生深远良好的裨益和影响。正如对西藏颇有研究的魏京生先生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改革》一文中写到的：“由于历史的沿革，也由于流亡的艰难，西藏流亡政府虽然早已改革成为民主政府的结构，但由于达赖喇嘛的崇高威望，流亡政府虽然形式上民主了，但是运行中仍然是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说了算。事实上保留着政教合一的结构，也因此保留了诸多不民主的弊病。不但人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官僚作风降低了办事效率，而且给出卖藏人权益的坏分子和中共的统战对象，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结果是直接阻碍着西藏民族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而与达赖喇嘛的睿智和勇气相比，把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蒙昧和封闭，超出人类的想象。他们以马列教为国教，控制人民的灵魂和肉体，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属灵信仰上控制民众，视自己为君王、祭司和先知的综合体（《圣经》中对耶稣基督的三种身份之确认）。他们所行的就是最为野蛮、愚昧和落后的政教合一之专制。而最近中共在天安门搬出孔像、在海外扩张孔子学院之举，从属灵宗教的角度看，实质是中共这个马列主义宗教党在新形势下，瞒天过海，巩固其在中国的宗教及政治社会中政教合一的霸权地位的一次努力而已（参见本人《孔子像立天安门：政治儒学粉墨登场》一文）。

我们看到：中国宛如欧洲的中世纪，被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者们所把持。中共把马列主义作为国教，以此控制打压其他宗教信仰，它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一样的，审判灵魂、给灵魂定罪、并运用政治权力实施残害。共产宗教党以一家之教禁锢国人的肉体与灵魂，不容其他信仰进入人的心灵，对其他宗教信仰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而宗教之正邪，竟然由中共公安部的一纸通知来决定，中共规定14种邪教之荒谬行为，直接违背现代文明社会政教分离之原则。而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是共产主义学说内含的就是政教合一。

共产主义者的核心教义马克思主义认定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和神灵。它宣告人类历史必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者无产阶级将是人类历史和新天新地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已经发现了宇宙及人类历史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的结局（政治经济学），也发现了进入人类自由王国的途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要主宰人类历史，拯救人类进入“新天天地”——共产主义社会。正如《共产党宣言》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即共产党不仅是科学上的先知（发现真理）、属灵上的祭司（带领人类进入天国），而且是属世的君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就是教皇加皇帝，共产党就是“凯撒加耶稣”。

面对如此邪恶和蒙昧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实践，我们必须从属灵宗教的角度对其进行解构。而在瓦解其的过程中，政教分离是我们首先要求中共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当代很多缺乏宗教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们尤其要认识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属灵宗教上的洞察力，我们最终就不会在与邪恶的争战中得胜。我们首先要要求当局不能设立任何国教、撤销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宣传、共产党员（包括总书记）应该有多种宗教信仰，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儒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法轮功等等）都在中国有自由、中共不得打压任何宗教、任何信徒都可以参政议政等等。

作为为民主奋斗的自由主义者，也要看到政教分离原则在宪政自由史上的巨大功用。政教分离，发端于《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注3：见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此一原则被中世纪的教皇所玷污，形成宗教操作政治的中世纪黑暗。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政权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留下了政权控制教权的后遗症。约翰加尔文在瑞士成功地使信仰摆脱了政权的干预，在英国的清教徒（不服从国教者），经过长期的努力，也使信仰摆脱了王权的辖制，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宪政民主国家。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得到了最大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美国总统杰斐逊对政教分离做出了杰出的诠释：

他在一封于1802年致康乃迪克丹伯里（Danbury）浸信会的信函中写道： “要相信，宗教为个人与其神明间之事，个人不因其信仰或行礼拜而负欠他人，政府之立法权仅及于行为，而不及于思想，我以对主权之崇敬忖度全美民众之作为，宣告其立法机构应‘不立任何有关设定国教之律法，或禁制行使之自由’，依此于政教之间设立阻隔之墙。”（注4）

他于1808年致维吉尼亚浸信会之信函中，再度使用“阻隔之墙”一词：“ 因宗教信仰，或无信仰，为人人生活中重要之一部分，宗教自由影响所有人。国教者，以政府力量支持自身，并将自身观点强加于具他种信仰，腐蚀我全民之民权。另外，政府所支持之宗教，易使其神职人员远离教众，及使宗教内部之腐化。因而，竖立‘政教之间阻隔之墙’完全为自由社会之根本。我们已解决…有趣的大问题，就是宗教自由是否与政府之政令及遵行律法相容。并且，我们体验到，让各人就自身理由并认真地说服自身疑问，自由开放地宣誓入教，如此原则，所带来的宁静与舒适”。（注5）美国先贤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给美国人民带来了长远的福祉和自由，至今，没有那一个国家象美国一样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处置的如此微妙和平衡，也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宗教信仰并彼此相处的融洽与和睦。

学贯东西、游历全球的达赖喇嘛对以上的原则、学说和历史恐怕耳熟能详，他在今天做出的惊人决策，就是对宗教改革以来西方现代化的最有力回应。他的决定，无疑对藏传佛教几百年的政教架构进行了革命性的更新，也使西藏政治朝现代化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他的决定，也许使他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使他成为西藏政治史的克伦威尔、杰斐逊，他的此一决定，不仅有现实的短期的政治果效，而且会带来藏人长远的自由、民主和福祉。让我们都来祝福西藏！

2011/3/23

注1：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网络电子版
注2：见《历史的轨迹》312页、祁伯尔著、李林静芝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
注3：见《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
注4：Letter to 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CT, January 1, 1802
注5：Letter to the Virginia Baptists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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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11年 3月 25日 - 更新日期 2011年 3月 25日

西藏流亡议会接受达赖喇嘛政治上引退

作者 法广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昨天（25日）进入最后一天议程，经过投票，47名议员一致通过了包含4项内容的决议，正式接受达赖喇嘛政治上引退，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起草未来的宪法修正案，为流亡政府内部的领导结构更新作准备。

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议会昨天（25日）通过决议，同意达赖喇嘛移交政治权责及政治上引退，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未来的修宪报告，这标志着西藏流亡政府政治机制改革的起步。

请听本台记者马丁的进一步报道：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昨天（25日）进入最后一天议程，经过投票，47名议员一致通过了包含4项内容的决议，正式接受达赖喇嘛政治上引退，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起草未来的宪法修正案，为流亡政府内部的领导结构更新作准备。

今年67岁的达赖喇嘛前不久宣布，他本人有意放弃西藏流亡政府政治领袖的身份，把政治权责移交给新产生的流亡政府领导人。

据报道，昨天通过的决议案4项内容是：第一，成立由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厦共同组成的“修宪小组”；第二，“修宪小组”应按照履行达赖喇嘛致 函专门小组的规划报告和议会议员的建议，并会同有关法律专家协商后，在4月30日之前，向议会秘书处呈交“修宪小组”的报告；第三，今年5月份的第三周之 前，召开“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或“全国特别大会”；第四，完成上述工作事宜后，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任职期内或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一次会议上做出最 终决定。

议会通过决议之后，本月20日选举产生的新总理将接掌达赖喇嘛的政治权责。上周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85000流亡藏人参加了选举投票，最终开票结果将在4月底前后公布。西藏流亡议会表示，将在未来数月召开特别会议，来对宪法作必要的修订。

此前，流亡议会的议员们觉得难以接受达赖喇嘛辞去政治职务，担心藏人的事业会因此而受到削弱。很多藏人也希望达赖喇嘛继续留任。但达赖喇嘛认为，藏人需要 做长远的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还要流亡几十年，我将不可避免的无法继续承担领袖的责任。”他还表示，与其坐等一些“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还不如现在就 做好准备。

流亡议会议员噶玛益西（Karma Yashi）昨天告诉记者：“要修订宪法以使达赖喇嘛陛下交卸西藏政治权责，实在是个困难的决定。但他是为了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才采取这种作法的。”

法新社昨天发自达兰萨拉的报道指出，即使达赖喇嘛现在的政治职务，基本上也是象征性的。在全世界人的眼里，达赖喇嘛既是佛教精神领袖，同时也是领导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压迫的象征。达赖喇嘛虽然卸去政治职务，但未来他仍将继续以精神领袖的身份，领导藏人的诉求。

达赖喇嘛一直推行“中间路线”政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希望以此能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600万藏人争取“有意义的自治”。但海外流亡藏人的新一代中，有许多年人主张西藏应该从中国独立。因此一些政治学者断定，达赖喇嘛政治上引退后，海外藏人的运动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对1959年3月17日”历史上的今天“ 点评

一般说来，我对中国官方网站上这类乱七八糟的信息是不会去点评的，原因很简单：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智力负责。生活在信息时代，没有任何高墙能100%屏蔽信息，只要具备基本思考、分析、判断能力的人，寻找信息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不愿意思考，那是智力上的懒惰，智力懒惰导致脑残，那也是一种个人选择。

今天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个”历史上的今天”，突然有了点评的冲动，是因为这篇东西居然每一句都是错的，而且错得离谱，连《解放西藏史》这种宣传品都不如。《解放西藏史》至少还有一些基本史实，起码不会把“昌都战役”中发生的事扯到“拉萨战役”里去，这个“历史上的今天”连这点都没做到，可见执笔者连维基一下，甚至百度一下都懒的做。

被真理部欺骗是个悲剧，被这样的伪资料欺骗是更大的悲剧：干脆就是赤裸裸地嘲弄读者的智商嘛。

不过，这篇东西里至少使用了”达赖喇嘛“这个词，而且贴了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表扬一下。

以下是“全查网”3月17日“历史上的今天”全文、图片和我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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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0日 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

 http://is.gd/uOBWEJ

2011年03月17日 17:50:30    来源：全查网

    人民解放军共抓获西藏叛军4000余人 

1959年3月20日，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


    1959年3月初，西藏拉萨市发生数次针对人民解放军的游行，游行中提出“西藏独立”等口号。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武装包围了人民解放军拉萨驻军司令部，酿成叛乱。


    17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叛乱藏军杀死自治区筹委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错，打伤军区干部多人。19日，藏军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交火。20日，藏军溃败。


    1959年8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原西藏地方政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 理筹委会主任委员，并命令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其后，人民解放军驻日喀则、江孜、黑河、阿里等地的部队，分别解除当地藏军的武装。4月8日，人民解放军 进军山南地区。下旬，控制整个西藏地区。


    3月31日，达赖喇嘛抵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游行示威活动

美、英等国的情报机构参与了叛乱。亲手杀害爱国藏民首领格达活佛的英国人福特被抓获

逃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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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初，西藏拉萨市发生数次针对人民解放军的游行，游行中提出“西藏独立”等口号。”

【点评】1959年3月10日之前，拉萨市没有发生“针对人民解放军的游行”。 3月10日是藏历2月初1，新年刚过。按照传统，达赖喇嘛于2月14日（藏历1月初4）从布达拉宫移驾大昭寺，3月5日从大昭寺移驾罗布林卡。当时拉萨人的头等大事是：1. 藏历年和传召大法会；2. 达赖喇嘛的拉然巴格西考试。中方这个期间也没有动静。

在此期间唯一的冲突并上报中央的事件是2月14日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移驾大昭寺的路上，藏军逮捕了青藏公路管理局的两名汉族工人。 根据1959年2月14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当日（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距达赖喇嘛路过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青藏公路管理局办事处工人赵孝林背了一支冲锋枪，张志忠带有两颗手榴弹（他们都是拉萨机关的民兵），在办事处附近等候看达赖喇嘛”。在任何一个国家，公然携带武器站在国家元首将要路过的地方，都会被怀疑“行刺”而拘捕，这是不必说的。这个冲突并未扩大，噶厦下令释放这两名工人, 但中方非但没有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道歉，反而要求噶厦和藏军赔礼道歉，这是相当霸道的行为。

【点评】3月10日，拉萨民众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观看演出。中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中方文件、内参中均未有“西藏地方政府武装包围了人民解放军拉萨驻军司令部”之说。驻军司令部在拉萨河边的孜仲林卡，根本没有可能形成“包围”。另外，3月10日事件中，藏军没有参与。达赖喇嘛警卫团（藏军第一代本）本来就驻扎在罗布林卡，并担任罗布林卡和达赖喇嘛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当时在罗布林卡内和几个大门前担任警卫，这本来就是第一代本的职责。其他在拉萨的藏军各在其军营，并未参加3月10日包围罗布林卡的行动。

“17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叛乱藏军杀死自治区筹委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错，打伤军区干部多人。19日，藏军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交火。20日，藏军溃败。”

【点评】“17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这句话不够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17日夜晚，北京时间12点左右，达赖喇嘛离开拉萨”。“17日”白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天下午北京时间3点左右，位于罗布林卡北面的青藏公路运输站（当时是一个拥有迫击炮的准军事机关）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警察兼民兵朝罗布林卡开了两炮。这两炮是导致达赖喇嘛于17日深夜出走的直接原因。

索朗降错是“昌都解放委员会”官员，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3月10日上午，他身为僧侣，不知何故换穿藏袍，戴着口罩，骑着摩托车去罗布林卡。在罗布林卡门前被围在门口的藏人认出，目击者说他在藏袍里面带了一把手枪。由于索朗降错是当时著名的“中共合作者”，被很多藏人视为“藏奸”，愤怒的藏人将他群殴致死。这件事发生在3月10日，不是17日，而且没有藏军参与。罗布林卡的人群情绪激昂，连阿沛都不敢去罗布林卡，直接从筹委会办公室去了军区司令部，更别说“军区干部”了。“打伤军区干部多人”纯属编造。

“19日，藏军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交火。20日，藏军溃败。”且不说“交火”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谁先打第一枪，而且谁打“第一枪”是否重要，光是基本日期就弄错了。“拉萨战役”发生的时间是3月20日凌晨，北京时间约4点左右，于3月22日清晨结束。


“1959年8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原西藏地方政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 理筹委会主任委员，并命令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


【点评】国务院命令是3月28日，不是8月28日。好吧，就算是打错了。顺便说一句，中国人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得知“拉萨事件”一周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从未出示过噶厦政府“策动叛乱”的证据。而且，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事件”被定为“叛乱”，只是中共为了摆脱“17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有体制和达赖喇嘛地位”这一承诺，并且将其战争行为合理化而作的定性而已。


“其后，人民解放军驻日喀则、江孜、黑河、阿里等地的部队，分别解除当地藏军的武装。4月8日，人民解放军进军山南地区。下旬，控制整个西藏地区。”


【点评】日喀则等地的藏军没有反抗，所谓“解除武装”也就是解散了那些地区的藏军而已。除了被“解除武装”之外，那些地区的藏军还有些逃了，有些参加了四水六岗和其他的反抗组织。59年4月下旬，解放军并没有控制整个西藏。在卫藏地区的战争长达3年多，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进行了11次大的战役，小规模的战斗就不计其数了。拥有现代武器的“解放军"打农牧民和僧侣，打了将近4年，差不多是”八年抗战“一半的时间。吹成一个月不到就控制了整个地区，也太漠视事实了。

“3月31日，达赖喇嘛抵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点评】拜托，写这个东西的人连基本地理常识都没有。打开Google Earth看看，从藏印边境到达兰萨拉有多远？除非坐飞机，从达旺到达兰萨拉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当天到达，更何况1959年3月31日，达赖喇嘛越过的是边境线，也就是麦克马洪线。那时候他根本没听说过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到达兰萨拉是1960年4月。

再说说那几张图片：

“人民解放军共抓获西藏叛军4000余人”

“人民解放军”抓到底抓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个谜。如果“叛军”指得是藏军，那就是乱说一气，因为当时在拉萨的藏军最多不过2500人。如果指得是民众，那就远不止4000余人。这个“4000余人”仅仅是3月20-22日，“拉萨战役”之后战场受伤和俘虏的藏人人数，不包括战场死亡人数，也不包括战后大批逮捕的人数。

 “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游行示威活动”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仅从照片本身，无法判断是1959年3月10日的游行的照片。从照片上来看，是从高处往下拍的，人群密集在街上和街边作观望装。据当时《西藏日报》记者宗子度有关那天游行情况的描叙：“一些人手里打着小白旗，有的人还举着挂有经幡的树枝，一些骑马骑车的人在队伍两边巡逻监视。”（《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照片中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因此，我不认为这张照片是1959年3月10日的现场照片，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忽悠读者的。

“美、英等国的情报机构参与了叛乱。亲手杀害爱国藏民首领格达活佛的英国人福特被抓获”

【点评】我无语了。英籍噶厦政府雇员、电报员福特是1951年“昌都战役”中被捕的，关了几年后放了，我不记得他是那一年释放的，但他早就有回忆录出版，谁都可以查一下。可以确定一点：1959年3月，倒霉的福特不是在中共监狱里，就是在他的英国老家，肯定不在拉萨。至于格达仁波切，至今没有证据是被福特毒死的，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福特是英国特务。福特被指为“英国特务”最强有力的理由是：他是英国人。

美国的CIA在1956年之后秘密参与了西藏的战争，为武装反抗中共的藏人提供有限帮助，但他们没有参与拉萨事件。我刚在胡佛图书馆看了CIA西藏行动小组负责人留下的全部档案，没有发现任何CIA参与”拉萨事件“，协助达赖喇嘛出逃，或者在达赖喇嘛出逃途中空投过物质的蛛丝马迹。事实上，1959年中共并没有直接指控美、英，而是指控印度。1959年3月到5月的《人民日报》上铺天盖地的文章、报道，指控尼赫鲁。如今跟印度关系正常化了，指控对象又变成美国和英国。美国多少还沾了点边儿，英国可真是比窦娥还冤。

誰害怕歷史真相？

藏人痛史：人口銳減三分之一 

據最近報道，由中共中央佈置撰寫的中共黨史，第一次公開承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全國大饑荒時期，僅一九六○年一年就造成了一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不過，官方至今還沒有承認的是，同一時期在藏民族生活的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藏人所遭遇的苦難和人口損失，更為慘烈。以青海省果洛和玉樹兩個藏族自治州為例，在那幾年裡，藏人人口銳減達三分之一以上。中共藏族老幹部扎喜旺徐和平措旺杰，在要求中央糾正民族政策時痛心地指出，藏區很多地方出現了「無人村」和「寡婦村」。

可是，我在研究中發現，當我對漢人或藏人提起這段歷史的時候，人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說起藏人在五、六十年代遭受的苦難，漢人的第一反應是：「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老百姓都餓肚子，各地都有餓死人的事情，漢人也一樣受苦。」而藏人則會指出，共產黨佔領藏區以前，藏區雖然自然條件嚴酷，自然災害頻仍，但是藏民族社會有一套獨特的以寺廟為中心的社會救助系統，藏人長期把生產盈餘捐獻給寺廟，在困難時則從寺廟得到各方面救助。藏人都說，在漢人來到以前，藏區沒有聽說過餓死人的事情。而五、六十年代發生在藏地的饑荒，更是中國政府在藏地強行「民主改革」和「平叛」的直接後果。

在所謂「平叛擴大化」時期，中國軍隊對「參叛」地區的藏人實行不分青紅皂白的鎮壓。扎喜旺徐說，有些地方的藏人男孩，不得不披上羊皮，躲在羊群裡以免被解放軍射殺。扎喜旺徐說，解放軍的軍用大卡車把抓來的藏人男女老幼從果洛、玉樹送往西寧，到達的時候，很多人都已站不起來，有些已經死在半途上。這些記憶，深深地印在早期參加中共革命、到過延安的藏族老幹部扎喜旺徐的腦子裡，更何況那些曾經親歷了災難的藏民。

外族吞併：百分之百的人禍 

因此，「大饑荒時期漢人也吃了很多苦」的反應，理所當然會引起藏人的強烈反感。對於漢人來說，這是「自然災害」加上「政策失誤」造成的，「大家都吃了苦」，也就不稀奇了，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可是對於藏人來說，這是一個外來民族在他們的土地上強行霸道而造成的，和自然災害沒有關係，也不是他們自己的「政策失誤」，因為無論是「解放」還是「民主改革」，都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都違背了他們自己的願望，都是外來民族強加給他們的，是百分之百的人禍。

於是，當聽到漢人表示「大饑荒時期漢人也餓肚子」的時候，藏人的反感，就像中國人聽到說，「日本民族在侵華戰爭期間也受過很多戰爭的苦難，很多家庭在侵華戰場上失去了親人，不僅只是中國人遭受了戰爭之苦」一樣。雖然不能說不是事實，卻會引起反感和憤怒，因為掩蓋了這一事實背後的原因，就不是歷史真相。

面對五六十年代發生在藏區的那段歷史，漢藏兩個民族的角色不同，留給後代的記憶也不同。對於藏人來說，記住這段歷史，是民族為生存而奮鬥的一部分。在此以前，西藏三區有社會結構、政治、文化和風俗差異，這種差異在日常生活中至少和藏民族的民族共同意識並存，有時候甚至還更明顯。康巴和安多人有強烈的不同於衛藏人的自我意識，正是對這段共同苦難的歷史記憶，鑄成了當代「大西藏民族」的集體自我意識，這段記憶是當代藏人之民族意識的一部分。而漢民族卻普遍不願面對自己當年是一個壓迫民族的事實，於是掩蓋、忽略、或輕描淡寫、或混淆因果，成為很多漢人對這一歷史的不由自主的反應。

漢藏賽跑：歷史真相決定勝負 

這兩種記憶態度，導致漢藏回憶的不同。達賴喇嘛在流亡後，曾經勸告當年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寫下他們的親身經歷，留給後代。他慎重叮囑，一定要真實。而中共政府和解放軍方面，從五十年前就開始刻意掩蓋那段歷史。以宣傳部門、統戰部門和國安部門為主，嚴防當年歷史的參與者把真相透露給大眾，嚴防大眾參與對當年歷史的討論。西藏問題成為和法輪功、「六四」一樣的絕對言論禁區。

有一個西方記者在討論西藏問題的時候曾寫道，如今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在賽跑，看在今後的歲月裡，誰能夠爭取到民心。達賴喇嘛要爭取的是中國民眾的人心，是漢人的良心。他必須訴諸於人類天生的慈悲、良知、正義感、道德心。在漢人瞭解了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瞭解了真相以後，他們的良心會出來說話。而中國政府要爭取的，是仍然生活在境內的藏民的人心，它要讓這幾百萬藏人相信，生活在共產黨政權之下是幸福的，是一種不錯的處境。為此，中國政府相信物質利益的力量，相信經年累月地經營建設西藏，改善藏人生活，天長日久就能把藏人爭取過來。但是，僅僅依靠物質還不夠，它還必須讓藏人遺忘掉那段慘烈的歷史記憶。為此，唯一的辦法是嚴厲壓制那些有記憶的長者發聲，杜絕藏民族集體記憶的傳承。

有人認為，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的賽跑，時間是在中國政府一邊。中國政府是強者，太強大了，兩者的力量，根本無法對比。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者相信物質的力量。如今中國的掌權者，相信他們手中的物質，或許有一天能夠把藏民族收買過來。可是，其實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有十分虛弱的一面，中國政府也一樣。它自己明白，它害怕的是什麼。它害怕歷史真相。只要人為的迷霧被驅散，當年發生的一切，都呈現在今天的民眾和他們的後代面前，那麼，中共不僅收買不了藏民族，漢人也會站到歷史真相的一邊，站到達賴喇嘛倡導的慈悲和智慧一邊，唾棄反人類的共產主義。

原载《动向》2011年第3期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07/select/307sel31.html

证词一言重如山

证词一言重如山——《那年，世時翻转》推荐序

李江琳

《那年，世時翻转》，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一位藏族退休干部纳仓·怒罗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藏文版于2007年在西宁出版，在境内藏人中秘密流传。2009年，我在印度达兰萨拉研究1959年3月“拉萨事件”时，为了厘清“拉萨事件”的背景，以及普通藏人在“民改”和“平叛”期间的遭遇，曾请我的朋友桑杰嘉翻译了其中的两章。 

无论对西藏三区现代史研究者，还是对关心西藏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西藏三区现代史的资料非常有限，因为牵涉到一段极其“敏感”的历史，即1956-1962年发生在西藏三区的战争。 

官方历史中所说的“西藏平叛”，指得是1959-1962 这三年内，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解放军在卫藏地区，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针对藏人进行的全面军事行动。 因此，“西藏平叛”这个词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并不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周边地区，即川、青、甘、滇四省藏区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战事并非仅限于卫藏地区，而是涵盖了整个西藏三区，时间跨度长达6年。在此期间，中共动用了野战军、地方军队和民兵，参战军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乃至于空军，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局部战争。

多年来，1956-1962年间西藏三区藏人的反抗一直被称为“叛乱”，对反抗做出的残酷镇压一直被称为“平叛”，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历史中并未详细说明，藏人为什么“叛”，也没有说明四川甘孜地区为什么是在1956年，而不是在1950年“叛”。显然，藏人的反抗与“解放”本身并无直接联系，而是另有原因。

资料显示，这场战争是1956年初，从四川甘孜开始的。1956年初，中共套用内地方式，在四川藏区开展暴力土改，没收私人财产，大幅提高税收，强行收缴民间枪支，批斗部落领袖，侮辱僧侣，激起了藏人的武装抗争。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藏人的抗争被称为“反革命武装叛乱”，毛泽东亲自下令，调动包括野战军在内的大批军队，以现代武器和中共特有的“集中优势兵力”、“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术方针，对抗争的藏人进行血腥镇压，其军事行动包括调动兰州军区空军轰炸理塘、巴塘、乡城的寺院。随后，中共在甘、青、滇三省藏区采取与四川藏区同样的方式土改，藏人部落各自应对，有的武装反抗，有的集体逃亡。大批藏人逃往正在紧锣密鼓准备进行“改革”，但尚未开始实施的卫藏地区。解放军对逃亡藏人实施包括“空中打击”在内的军事行动，战火烧过黄河长江，西藏三区发生全面战争，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西藏三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遭到毁灭性破坏。

卫藏地区发生的战事并非藏人武装抗争，以及中共军事镇压的起点，而是一连串事件的终点。当军事行动发展到卫藏地区时，周边四省藏区早已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应该注意到中共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西藏三区”中的康区和安多进行的武力镇压行动。

在青海发生的战争极为惨烈，官方记叙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平叛部队”事实上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了大屠杀。随后各县又实行大逮捕，关在“劳改营”和监狱中的战俘及“集训”的藏人大批死亡。这一史实，在中共语境中称为“平叛扩大化”。 根据官方数据，1958年，本书作者的家乡，即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仅被捕人数就达22780人。根据我对官方人口资料的研究，1961年，即“平叛”战争接近结束时，玉树州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43%，超过1953年玉树州人口的一半；直到1977年，整整20年后，玉树州藏人人口才回升到接近1957年的数量。由此可见当时对藏民镇压的残酷程度。1980年代初，邓小平批准青海对1958年的“平叛扩大化”平反，玉树州“平反、改正人员”达1958年被捕人数的98.52%。“平叛扩大化”的平反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官方承认 “平叛”战争中犯了“错误”。但平反是静悄悄地进行的，藏区之外的人基本上不知道，宣传中所说的“叛匪”绝大多数是冤案。 

然而，历史并非只是一堆数字和资料的组合。没有当事人的经历，历史是不完整的。中国境内虽然有大量关于西藏的出版物，但是，关于西藏三区土改、合作化、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迄今为止还是空白。即使在境外，有关青海藏区“土改”和大饥荒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这是因为青海藏人大多为游牧部落，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相对而言，康区与拉萨、印度的联系比青海藏区多，因此，1950年代康区发生的事件，外界了解略微多一些，但是有关“青海平叛”和青海藏区大饥荒的资料非常少。纳仓·怒罗的回忆录填补了这个空白，让读者有机会了解那段时间里，一个普通藏人所遭受的一切，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史料。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使得汉藏双方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因而无法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切入点。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依然保留在藏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因此，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历史悲情，使问题更加复杂。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听到藏人的声音，也无法了解藏人的遭遇。那些年间，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段历史对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回答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