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1975年上台，實行民主改革，任命總理和東部加泰羅尼亞自治勢力談判，和平實現有500萬人口的加區高度自治。（本刊資料）
在西藏出現的暴力衝突引起世界注目以後，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重開接觸對話。很多中國人也許不理解，一個流亡了半個世紀的老人，無一兵一卒，他在哪裡安度晚年於國家之安定能有甚麼影響？達賴喇嘛回來了又怎樣，不回來又怎樣？他們看不到達賴喇嘛的回歸不是個人問題。他是藏民族認同的精神領袖。流亡精神領袖的回歸是處理民族區域問題的鑰匙。這一點是有先例可借鑒的。這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
加泰羅尼亞的特殊之處
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民族意識高漲，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地區獨立的訴求。這種訴求在和國家主權相持不下的時候，就會走向暴力衝突，造成和平時期的流血犧牲。英國的北愛，俄國的車臣，西班牙的巴斯克，曾經長年累月地在和平的大國頭上籠罩著恐怖的陰雲。不過，也有解決得相當祥和的地區問題。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就是其中之一。
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區域，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瀕臨地中海，首府即世界名城巴塞羅那。如今的旅遊者，在那裡聞不到一點點火藥味，但是只要讀讀他們的報紙，不難發現加泰羅尼亞的不同。那就是那裡的人不認為自己是一般的西班牙人。他們以自己是加泰羅尼亞人而驕傲，以講完全不同於西班牙語的加泰蘭語為榮。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在西班牙王國框架內有一個自己的國家（nation），有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是自治的。當奧運會在巴塞羅那舉行的時候，奧運官方語言是英語法語和加泰蘭語，而不是西班牙語。
和所有歷史悠久的大國一樣，西班牙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以巴塞羅那為中心的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經濟最發達，文化最先進的地區。加泰羅尼亞人在歷史上就一直認為自己不同於以馬德里中心的西班牙王國，一直要求獨立。一九三二年第二共和時期，加泰羅尼亞實現了自治。第二共和以及隨後的內戰時期，加泰羅尼亞民卻傾向於左翼和共和國。於是內戰後的佛朗哥獨裁階段，加泰羅尼亞受到的壓制就特別嚴重。
內戰後期，巴塞羅那是共和國最後的臨時首都。佛朗哥在一九三九年占領巴塞羅那以後，就宣佈廢除了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地位，解散了加泰羅尼亞政府，並在巴塞羅那殘酷鎮壓左翼人士。原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官員，以主席貢巴尼斯（Luis Companys）為首流亡法國。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德國占領法國後，逮捕了貢巴尼斯並將其交給了佛朗哥。軍事強人出身的獨裁者特別相信鎮壓的效果。佛朗哥把貢巴尼斯押到巴塞羅那，以軍事法庭名義判處死刑，於一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就在巴塞羅那市區的山頂要塞裡，槍斃了貢巴尼斯。
從此加泰羅尼亞就成為西班牙的一個區域「問題」。那裡的人民從來沒有忘記他們的領袖是讓馬德里的佛朗哥給槍斃的。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裡，加泰羅尼亞民族文化受到壓制，但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要求自治。
一無所有的流亡政府
貢巴尼斯死後，原加泰羅尼亞議會在流亡中立即成立政府任命主席。政治流亡者往往難以團結合作大多一事無成。一九五四年原加泰羅尼亞議會的一群人，在墨西哥的原西班牙大使館開會。墨西哥是不承認佛朗哥獨裁政府的。這群人議決把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延續下去。他們還選出了新的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一個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的人。
塔拉德拉斯曾經是一九三七年的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總理兼財政部長。在此後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在法國流亡。他過著清貧的生活，長年住在廉價的旅館裡。有朋友來看他，他都請不起一頓飯。朋友們還看到，他的房間裡甚至放著下雨天接漏雨的水盆。但是他始終以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名義和外界打交道，也和流亡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聯繫。他刻意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不代表任何一派政黨，而只代表要求自治的加泰羅尼亞人民。
塔拉德拉斯身無分文，手無寸鐵，他只有一個政府主席的名分，而這個政府老早就被佛朗哥宣布解散了。在那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誰也不會把他和他的自治政府放在眼裡，甚至佛朗哥也不認為他是一個威脅。他的面前，似乎只有自生自滅這一條路了。
民主改革要面對談判對手
一九七五年底佛朗哥死後，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和新首相蘇亞雷斯開啟了民主制度的轉型。政黨合法化了，新憲法將要起草並交給全民公投，人民的意願有了表達的渠道。於是區域自治問題重新浮現出來。加泰羅尼亞問題是其中之一。
從政治理念來說，國王和新首相都是維護西班牙王國主權的君主立憲派，但是這開啟民主改革的一君一臣有一個很明白也很現實的考量：你不可能無視民眾的區域自治要求。同時他們也明白，中央政府如果是獨裁的，根本不打算給自治要求以生存空間的話，要求區域自治一方的分裂就會互相削弱力量，越分裂越不會對中央政府造成威脅。而對於民主的中央政府，自治呼聲本身四分五裂就是最為棘手的因素，因為你找不到一個單一的談判對手。你和一個對手談判達成的協議，不能為別的對手承認和遵守。於是出現了談判和協議不斷被破壞的現象。
一九七六年十月，佛朗哥死後一年，一位和馬德里有緊密聯繫的加泰羅尼亞銀行家向國王提出，流亡中的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決加泰羅尼亞區域問題的鑰匙。塔拉德拉斯雖然一無所有，卻是全體加泰羅尼亞人民都承認的領袖，加泰羅尼亞人民認可他。他是在加泰羅尼亞自治問題上，西班牙王國應該與之談判的對手，因為只要和他談好了，就等於和全體加泰羅尼亞人民談好了。只要和他達成了協議，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時候，塔拉德拉斯七十七歲。名義上他還是西班牙王國的一個叛逃者。
首相蘇亞雷斯派自己最信任的人，秘密前往法國，找到塔拉德拉斯，釋放善意，請求塔拉德拉斯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在加泰羅尼亞自治問題上給予合作。交換條件是，讓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羅那來主導組織民主的自治政府。密使回來報告說，塔拉德拉斯閣下十分重視首相正在展開的民主改革進程，看好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前途，願意給予充分的配合。但是七十七歲的流亡主席提出，未來他回到巴塞羅那的時候，他要在檢閱加泰羅尼亞武裝儀仗隊的儀式下「榮譽回鄉」。處於改革初期的首相，當時最顧慮的是右翼保守軍人的反彈，他對於塔拉德拉斯的這一條件感到為難。他認為這或許是流亡了三十八年的老人的一種虛榮心。
自治政府需要團結的象徵
其實，塔拉德拉斯比他更明白這一榮譽待遇的意義。在有爭議的區域自治問題中，無論是對要求自治的地區政府，還是力圖保持主權完整和法治統一的中央政府，該地區民眾的統一和團結非常重要，而這種統一與團結的基礎，是共同的文化身分認同意識。在具體操作中，這種認同意識是用象徵性來表達的。塔拉德拉斯要求返回巴塞羅那時有加泰羅尼亞地區自己的武裝儀仗隊迎接，就是一種極具象徵意義的表態。儘管那是有風險的舉動，但是只要這一關過了，以後自治政府的組織和運作就順利了。
一九七七年六月，西班牙首次大選，加泰羅尼亞地區左翼政黨在大選中占了上風。軍中保守派揚言，決不讓加泰羅尼亞重新落到左派手裡。他們甚至揚言，只要左派得票數超過一定比例，就會把坦克開上街，阻止大選。這時候，首相才再次認識到，政治上非常活躍和不安的加泰羅尼亞，需要一個超越政治派別，為全民所認可的領袖。這個領袖，非塔拉德拉斯莫屬。
民主改革，時機非常重要。此時需要塔拉德拉斯回到加泰羅尼亞。首相蘇亞雷斯迅速采取行動。他派出專機，前往法國迎接塔拉德拉斯。塔拉德拉斯在登上專機的時候，不禁想起他的前任貢巴尼斯，於是對身邊機務人員說了一句聽來令人沉痛的玩笑話：但願他們不要把我一下飛機就槍斃了。
流亡者歸來，贏得自治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塔拉德拉斯回到馬德裡，他立即和首相展開有關加泰羅尼亞區域自治的談判。在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年輕的首相蘇亞雷斯表現出傑出的談判誠意和才華。制度轉換過程中很多難以逾越的障礙，是憑著首相個人面對面的談判來克服的。這一次同樣如此。一開始，七十七歲的塔拉德拉斯和年輕首相的談判並不順利，他們各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但是以後越談越順。首相承諾，加泰羅尼亞將重新獲得一九三二年第二共和時期的自治地位。塔拉德拉斯則承諾，加泰羅尼亞將忠誠於西班牙王國，接受在統一的西班牙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地位，尊重西班牙的軍隊和軍人。這一次他們都同意，當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羅那的時候，將有武裝儀仗隊的榮譽迎接。
軍中有些保守軍人果然對這最後的條件表示無法接受。國王親自出面予以說服，高調接見塔拉德拉斯，以表示國王對民主轉型和加泰羅尼亞自治的支持。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理論上始終沒有中斷過的加泰羅尼亞政府的主席，流亡了三十八年的七十七歲老人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羅那，在到達儀式上檢閱了加泰羅尼亞武裝衛隊。
回到巴塞羅那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組閣，隨後他的部長們展開和馬德里中央政府部長之間一對一的談判，以便把首相級談判達成的自治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法律中。
在以後的幾年裡，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八十九歲時去世，塔拉德拉斯始終是西班牙民主改革的堅定支持者。雖然他的前半生是反對君主制的共和派，但是他非常尊重國王，和國王配合默契。他得到了加泰羅尼亞人民的擁戴，也贏得了西班牙國王的敬重。對加泰羅尼亞人民來說，更重要的是，他為加泰羅尼亞贏得了自治。從此加泰羅尼亞的區域自治，就不再是西班牙的一個問題。如今你若到西班牙去旅遊，只要去巴塞羅那的街頭走一走，你就會相信，出於民族和文化多元而在歷史上形成的區域自治訴求，原來也是可以這樣祥和地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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