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我专程前往西宁，就是为了到青海湖边去一下。 从机场到西宁市，昏暗的路灯下闪过一个个路牌：湟中、平安、共和……每个地名都令我想到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
中国人也许都知道，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但是可能很少人听说过1958年之前，生活在青海湖周围的“环海八族”——八个明代之前就在青海湖一带驻牧的藏人部落。部落逐渐分化，到后来不止八族，但作为统称，依然称为“环海八族”。如今环绕青海湖的海西、海南、海北、海东等自治州（地区），就是历史上”环海八族“的牧地。青海湖边有个每天熙熙攘攘的“景点”，那一带现属海南州共和县，曾是“环海八族”之一千卜录部落的驻牧地。该部落末代千户名叫切群加，曾任共和县政协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1958年9月18日，因”防叛“被捕入狱，次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39岁。1958年共和县并未发生暴动，但依然有至少1435人作为”不稳定分子”被抓，死亡人数不详。这个数据仅仅是1981年的“平反”数据，并不是全部捕捉数据。23年后，这些人被宣布“平反”，政府发放了35.9万元抚恤金和救济补助款，平均每人278元。
青海湖见证了不止一个民族的悲伤。在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中，青海是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的古拉格。仅1952-1960的8年间，从全国14个省市被押送到青海个劳改农场和工场的各类劳改犯，就达1324093人 （《青海人口》第9页）。青海的“监狱企业”曾“一度辉煌”，创造了青海省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详见山泉：青海监狱布局大调整纪实 http://goo.gl/quku7，另见绿野遗老：青海劳改农场二十年 http://goo.gl/x9PTl ）根据“绿野遗老”的描述，“比如以八宝农场为例，它是关右派和‘劳教’们的主要场所。这个地方，打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它的闭塞而成了“右派”“脱胎换骨”的炼狱，他们“净化”或日“改造”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 无数民族精英，沦为”共和国“的奴工，被关在青海的几十个劳改农场和工矿中，默默地劳作，默默地死去。即使侥幸回来，也已在劳改中消耗掉了一生中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时光。
在青海湖边，我独自走到水边，坐在木制栈道上，望着一头白牦牛，心里无限悲凉。我知道，这段历史的大量真相还埋藏在各级档案馆中，也许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同胞们大多选择不去面对，不去接受真实的历史。真相太残酷，史实太沉重，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对历史的追踪，对真相的叩问，依然让我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但是，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深知，当历史的真实还被深深掩盖的时候，在青海湖畔吟颂“大美青海”是可耻的。
下面是《1959 拉萨！》一书的第四章。这章中的数据，只是1958年-1962年发生在青海藏区，具有民族灭绝性质的战争中的冰山一角。
第四章: 悲怆的青海湖
（一）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有一个高山环抱，形近椭圆的大湖。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藏人，称这个大湖“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汉语称之为“青海湖”，青海省因此湖得名。
青海位于塞外边陲，数千年来处于汉文化圈之外。史书中留下一串与该地有关的名词，如“西羌”、“吐谷浑”、“党项”、“角厮罗”、“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等等，陌生而带有“异域风情”。在汉文化史中，青海与“边塞诗”密切相关。在尚无“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的岁月里，汉、蒙、藏、撒拉、回等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各有族源和历史，各有清晰而独特的文化特性，说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服装，服从不同的首领，崇拜不同的神祇，在那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些民族或农耕或游牧，时而融合，时而征战，很多时候比邻而居，互不侵扰。那片塞外之地自古即为民族大舞台，许多悲壮的历史剧，在这片苍凉的土地上展开。
唐代诗人李白的名诗《关山月》咏道：“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诗中之“胡”，即吐蕃。藏人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之一，曾是该地人口最多的民族。现代的青海藏民主要分布在青海环湖一带，即现在的海南、黄南、海北、果洛、玉树、海西等藏族自治州，居住面积达青海省总面积的97.2%，其中大多数为牧民。1958年之前，藏民沿袭部落制，共有几百个大小部落，主要的部落有玉树25族，三果洛的8大部落，环海8族，同仁12族，化隆上10族，湟中的申中6族，大通道广慧寺5族，门源的仙米寺6族等等。这些部落由世袭的千百户们掌管。部落各有武装，各有寺院，各有法规。部落之间为争夺草山，时常发生械斗，有时兼并，有时分裂。现代的青海藏民大多属于“西藏三区”中的安多，其语言为藏语中的安多方言，被称为“安多娃”，即安多人。
公元20世纪中叶，历史发生突变。这个突变给那片塞外土地带来了另一种含义。在汉民族的集体记忆里，青海是成千上万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劳改”和流放之地，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在藏民族的集体记忆里，青海是杀戳饥馑之地。1994年，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写了一本书，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在这本名为《青海藏族人口》的官方出版物中，提供了以下一组人口数据：[1]
1950年，青海藏人总数为435,335人
1957年，青海藏人总数为513,415人
1964年，青海藏人总数为422,662人
在这本公开出版书中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灾难深重的藏族人民也挣脱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枷锁，翻身当家做主。藏族社会一改停滞不前的状况而一跃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仅据上述官方数据，“一跃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藏民人口不增反减：1964年，青海藏人不仅比1957年减少了近十万人，甚至比1950年的人口还少了一万多人。1958到1964这6年中，青海发生了什么事，导致藏人的人口以平均每年一万多的速度锐减，整整减少了19%？
我在访谈年轻一代的青海藏人时，他们口中常常出现一个年份：1958。斗转星移，1958早已流逝，历史的年轮已经增添了几十环。但是，1958这个年份，凸显在青海藏民的集体记忆里，成为一圈岁月无法磨平，时光难以冲淡的血色年轮。
1958年，中共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
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中共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处理模式也被各民族地区的官员们模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58年的“循化事件”，是1959年“拉萨事件”的先声。
位于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主，还有藏、回、蒙、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当时的青海，循化是属于“基础”比较好的县，该县最早建立县级政权，早在1952年，循化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民聚居乡外，就已进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县。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脚女人”， 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各县紧紧跟随，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那时候，循化并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此后，北京开始强力推行合作化。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暴力土改和强制推行“合作化”在四川引发的藏民暴动，使一些高层“统战人士”不安。1956年6月，时任青海省副省长、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委员的喜饶嘉措大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对中共建言“在合作化高潮中要注意民族特点”；1957年7月，他再次对中共建言，希望“重视藏族地区特点，慎重进行社会改革”，并提出“试办藏民牧业合作社更应‘宁宽勿紧’”，“减免寺院和喇嘛的农牧业税”等具体建议，[2] 然而，在席卷全国的“合作化”风暴中，喜饶嘉措大师的话随风而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大跃进”的风潮和“反右”制造的恐惧，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3]
在1957年11月的青海省委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中，将全省牧业地区分为三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分步开展合作化。不到半年，这个方案就改变了。58年3月，青海省委副书记朱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作总结报告,
报告在批判右派分子，原青海省长孙作宾的同时， 提出“积极广泛的开展畜牧业生产高潮”，要求“五年内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体指标，开始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这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在四川、云南、甘肃藏区已经引发了藏民暴动，“共产风”如火上浇油，使更多的民众加入暴乱，加剧了战争的火焰。1958年春，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4]
于是，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就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加乃化仁波切当时是循化县副县长，但对藏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高僧。加乃化仁波切曾担任过班禅喇嘛的老师，有很高名望，深受当地民众敬仰。，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来，在历来敬重佛、法、僧三宝的藏人中，引起的震动和愤怒可想而知。
当时循化县有4个藏民乡，其中噶楞、温都和道帏为农业乡，刚察为牧业乡。三个农业乡在1956年就已成立了高级社，因此，刚察乡就成了“牧业合作化”的主要对象。刚察乡还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装。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一些人趁机抢劫乡政府和商店。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领撒拉族民众加入。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期间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得到解放军调动的消息，已经在夜里率领武装人员逃走，被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由分说立即开火。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解放军发觉“叛匪”们并不具备反击能力，自动停火，才发觉死伤者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民众。
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
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他后来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他的死是“畏罪自杀”，但是，关于他如何组织“叛乱”的详情，至今没有公布。
整个事件中，“我方”死伤17人，损失了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和物资，包括粮食、油、现金等，200多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
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县11个乡的7个乡（镇），大半个县卷入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事件中。这7个乡里，只有刚察是没有经过土改，原封不动保留部落制度的乡；另有两个乡虽未经土改，但已于1956年直接实现了合作化；4个乡（镇）既经过土改，又实现了合作化。在暴动过程中，“不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显然，这个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件，不仅有宗教和民族因素，也与民众反对合作化有关，很大程度上，民众是在发泄对合作化的不满。
“循化事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不仅是“骨干分子”，还“趁机抢劫国家财物”。
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就“循化匪乱问题”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汇报，详细报告了“循化事件”的概况，死、捕、伤人数，以及对“参叛人员”的处置方案。这份“善后章程”除了将事件定为“以残余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基础，以敌伪军官、敌伪行政人员和地主、富农分子为骨干纠合而成”，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反革命叛乱”之外，还对事件之后的处理作出11项规定。其中第二项“处理俘虏的政策和原则”中，制定了21条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处理。处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员”，这些人不仅“一个不放，判长期徒刑”，还要“作为活教材或画成漫画巡回展览，教育群众”。在“今后如何打击反革命”这一项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反革命是从严的政策，不是从宽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击几批。”而且，“这一工作不定指标，能打多少打多少。”[6]
潘多拉的魔盒就此开启。
（二）
正当循化一片风声鹤唳的时候，以牧业为主的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了武装暴动。参加者达“2,340户，9,820人和10座寺院的僧众1,020人，共10,840人”[7]，兴海县1958年的总人口为16,572人，其中牧民为10,028人。也就是说，几乎整个兴海县的牧民都成了“叛匪”，该县成了“全叛区”。
兴海藏民暴动的原因，官方解释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合作化运动。”但是，为什么在1958年之前，这里的藏民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呢？
1958年2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做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社教”是“整风和批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报告精神从北京传到兴海，就变成了一场逮捕和斗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运动。4月，兴海县开展“诉苦斗争”，“召开了130多次诉苦大会，6万多人次参加，诉苦2万多人次，所有牧主、头人、宗教上层人物均被批斗”，还把217名宗教人员关起来“集训”[8]。 与此同时，青海全省加快合作化运动。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整个中国被卷入“三面红旗”的狂热中。同月，青海省海南州宣布实现了“全州牧业合作化”，涵盖全州86.03%的牧户。
一个多月后，包括兴海在内的海南州三个县藏民武装暴动，抗拒“合作化”。
公开的资料里从未说明牧民为什么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30日，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从其中“关于牧业区牲畜入社问题的指示”中可以看出，牧民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公社化初期,我们对牧业区的经济特点和处理牲畜入社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适当地采取了不分阶层、不论牲畜多少，一律无代价入社的办法，入社后又忽视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加之牧业区大多数地区只经过几个月初级合作化过程，个别地区刚办起高级合作社就转为人民公社，以致许多群众误认为‘牲畜都成了公家的’，他们是给公家‘当牧工’，因而不爱护牲畜，丢了不找，病了不治，死了不剥皮。”[9]
由此可见，1958年牧民是“无代价” 入社，即所有牲畜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这无异于以“合作化”为理由的财产没收。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还是“牧业合作化”，一开始就不是农牧民的自发选择，而是中共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移植来的。除非强制推行，并没有多少农牧民愿意入社，更何况是“无代价入社”。
在后来的宣传中，当时的青海牧民被描述成一无所有，过着“中世纪的奴隶生活”。但是，1955年官方所做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为例：1949年，该部落133户中，“多畜户”仅5户，“贫苦牧民”53户，最多的是“中等牧民”，占75户。1955年，该部落人口增加到157户，“多畜户”12户，“贫苦牧民”减少到50户，“中等牧民”95户。而且“贫苦牧民”和“中等牧民”的牲畜占有数还有所增加，“贫苦牧民”平均每人拥有3头牛、6只绵羊、2只山羊，[10] 也就是说，在“合作化”之前，该部落牧民们的经济状况呈健康的上升之势。
1958年的“无代价入社”事实上是对所有人的财产剥夺，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自然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抵制。 这一事实青海省委并非不了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批判以省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其罪名之一就是“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谩骂党‘给农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1]。
那几年正是“一平二调”高潮时期，劳动力和产品随意抽调，“关于牧业区人民公社生产队、小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以一个牧业大队为例，1959年1月到5月，即抽调57%的牧业劳力去进行农业生产，加上其他原因，“公社化以来即死亡大畜5,324头，幼畜成活率仅38%。”完全体现不出任何“优越性”。国家控制粮食供应，同时牲畜都被“集体管理”，牧民没有自留畜，他们的生活马上成了问题，因此，他们自然会抵制合作化。然而，抗拒强行合作化的牧民却成了“叛匪”，他们赶走本属自己的牲畜，被当成“抢劫国家财产”，遭到残酷镇压。
7月29日，解放军步兵第402团进驻兴海。正规军跟牧民们打了5个月，“至1958年底，歼灭叛匪6,898人，解放群众6,630人”。冬季，解放军撤出之后，这些被“解放”的“群众”又一次上山。《兴海县志》如此记载：“县边沿牧业队群众又大量外逃，仅五龙、温泉两地从1958年12月至1959年5月外逃1,900余人。”
“牧业队群众”为什么大批外逃？
1959年5月24日，负责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平叛”的军事机构“海指”，即“海南平叛指挥部”，提交给中央一份报告，题为“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在这份被毛泽东亲笔批示为“马克思主义的文件”中，海指提到了兴海牧民“上山为匪”的原因：
“再看兴海情况，该县从去年（1958年）部队撤离至今年2月，曾争取回来235 名，但由于不能正确贯彻政策，乱加捕杀，给工作带来严重恶果，如温泉乡将投诚分子逮捕判刑有10人，有名可查错捕的4人，错杀的5人，如麦黑浪部落头人拉什则是县委大洛书记写信叫回的，拉什则回来时还带50余人归降，但不久即被捕法办；垮什科部落小头人招降回来后，在解往大河壩途中被杀。目前由于揭发不够，究竟全县错捕错杀多少，尚无法查清，甚至杀人的人都找到，却找不到负责人，事情虽过去半年，但由于有些群众亲眼看见杀人，有的被杀尸体被群众挖出，因此影响极坏，叛匪也反映：‘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拒不投降。……故自2月以来，还未争取回来1人，相反群众逃亡为匪者却达千人。”[12]
对招降和被捕的人滥杀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造成的严重粮食短缺。
“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为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13]，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理论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入社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根据海指的报告：
“目前牧区粮食甚为紧张，加上管理不善，……如兴海县温泉乡群众因粮不够，吃去冬死去且已发臭的牛羊肉，生病、死亡甚多。双龙沟拉毛德（女）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实际原因很多），对我不满，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10日，外逃为匪者165人。粮食问题反映甚为普遍，并已影响对敌争取。据悉，省委原规定牧区口粮标准，每人每天半斤， 但有些地区为求节约，减为5两，加上管理不善，未积极找代食品，以致造成紧张。”[14]
就在牧民已经到了以隔年死畜为食，导致人畜感染，一个乡死亡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时候，解放军还在与民争食。1958年“平叛”过程中，解放军“收集”到的散畜并没有交还民众，而是集中起来，在兴海县办了三个军用牧场。 “海指”的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
1958年底，青海牧区已经出现饥荒，牧民到了不得不以死畜充饥的地步，各级官员不仅隐瞒层层情况，还在大刮“浮夸风”。1959年1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青海第二届省委十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这个题为“继续克服右倾保守，鼓足干劲为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中说：
“1958年是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一年，也是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2亿斤，较1957年增长71.96%，增产的绝对数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增产的粮食（5.38亿）近一倍，一步越过黄河，……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近1千斤。”[15]
实际情况是：1958年，兴海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1,089亩，粮食总产量159万公斤；平均亩产143.39，人均口粮一年不到100公斤，这还是征购前的人均粮食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对“叛匪”的支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对“叛匪”的支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兴海）全县大部生产队均藏有通匪坏人，驻温泉乡的民骑连一出动，匪即知道，乘虚抢劫，等该连赶来，匪已逃去，因而6次扑空。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今年1月至5月15日，全县外逃为匪者441人，……温泉乡俄马沟3月16日搬帐房时，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自去年部队撤离至今，全县逃亡为匪已达千余人。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6]
58年9月，兴海县的民众就只能靠打野兽，挖蕨麻，挖野菜来解决“缺粮问题”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牧民们还不得不让出牧场，安置6千名河南屯垦移民，因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已经把“要不要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的问题”上升到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民族繁荣的问题”。事实上，这些移民并没有带来“民族繁荣”，几年后，屯垦农场纷纷撤销。移民们不少因水土不服，缺少粮食，病饿而死，剩下的基本上返回原籍。留给当地农牧民严重的环境破坏。就在这年，兴海县还遵照上级指示，在全县开展大炼钢铁。
1958年12月，温泉乡的牧民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病饿而死，剩下的只好外逃。侥幸逃出去的饥民被当成“叛匪”，被人民子弟兵“歼灭”。在毛泽东为“海指”的报告批示的时候，兴海县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达7,217人[17]，占总人口16,572人的43.5%。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后来在“四反”运动中被捕的人数。
（三）
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送到毛泽东案头。文件开篇就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共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18]。此时，青海暴动涉及6个自治州、24个县（自治县）、240个部落和307座寺院，人数达10万多，也就是说，公开参加暴动的人数，占当时青海藏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提笔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讽刺的是，参加
“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给了青海省委极大的鼓励和直接的支持。
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事件”写成一份报告上报中央。这就是题为“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的重点是“总结教训”。四项“教训”之首，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民族地区，虽然“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
这份报告还说到，另一个主要教训，是党团员与宗教的关系。“循化事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78%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因此，“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顺理成章，第三个教训就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提出“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评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最后，归根结底，“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19]
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肯定了青海省委的这份报告，并将之批转给包括西藏工委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指示各民族地区党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
这一观点无视民族之间的差异，用“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此后，这一观点为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开杀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批示无形中也肯定了青海省委必须在寺院中“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训”，为旨在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支持。
“循化事件”中，青海省委调动军队，对平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分明闯下了大祸。但是，“变坏事为好事”不仅是中共一贯的策略，也是中共体制内各级官员的生存法则。只消给被屠杀的平民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把事情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屠杀就被合理化，涉及事件的官员就可保官位无虞。
从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经毛泽东批示，到7月5日青海省委就循化事件作出报告，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一种资讯流通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年代形成，并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和淘汰加以固定的。理解和揣测中央和上级的意图，是下级官员的基本功课，下情上达必须根据这种理解和揣测来加以掌握。中央和上级在不能全面准确掌握社会实际情况，尤其是边远地区情况的时候，就只能作出模糊而空洞的指令，需要下级去尝试，再根据下级尝试后汇报的结果来调整，却无法避免下级报喜不报忧，揣准了上面的一厢情愿，掩盖真相，投其所好。情报工作是中共在战争期间的强项，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却总是片面而扭曲的。于是，一旦最高层头脑发热，一个局部事件，就会放大成为全国性的灾难。“循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四）
1958年12月18日，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在北京召开。会上，青海代表杜安华做了“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向大会报告说：“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统计，全省859个喇嘛寺庙，有731个解体；54,287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20]
这就是对外称为“反封建”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1958年下半年席卷整个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在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1958年)10月20日，全州196座佛教寺院中，除保留拉卜楞寺院、禅定寺、黑错（即合作）寺、郎木寺外，其余192座全被废除，其僧侣均被遣返原籍还俗。”[21] 四川阿坝1958年之前有320多座寺庙，“宗改”后剩下7座；甘孜州保留了27座寺院，其余皆被关闭或摧毁。
在这场运动中被摧毁的，不仅是佛教寺院。《乐都县志》有如下记载：“（1959年）9-12 月，进行宗教制度改革，没收了18座佛教寺院和5座清真寺院的财产，拍卖后的现金交县财政，逮办了宗教上层人士43名，其余320名宗教职业者遣返回乡参加农业生产。”[22]
而且：
18座寺院中，公社办公占用2座，生产队作饲养场的10座、洋芋加工厂的l座； 5座清真寺中，作为县博物馆的l座，公社仓库的1座；拆毁2座，4座天主堂中，作公社仓库的2座，民办医院的1座。这次宗教制度改革中，逮捕管家3人，僧官7人，普通喇嘛11人；清真寺教长1人，满拉2人，学董和乡老13人，普通教徒5人； 天主堂修女l人。送青年教徒到学校学习的12人，吸收参加工作的18人，自杀6人。[23]
这场名为“改革”实为毁灭的运动，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宗教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改革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的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 [24]
青海省委认为：
“……改革宗教制度，更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低等’人反对‘高等’人的阶级斗争性质。不坚决进行宗教制度改革，要彻底消灭牧主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策略上“为了口号鲜明有力，群众容易接受，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5]
“宗改”也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除了废除寺庙的一切特权之外，还废除了房地产所有权，将寺院拥有的土地、森林、牲畜、商业资金等财产悉数没收。青海著名的塔尔寺在“宗改”过程中，“没收处理金银、现金、珠宝玉器、高档衣物、日用品等物资20余种，总值159.8万元（1959年退回错没收财产总值53.5万元）。”[26]
换言之，这场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的运动，事实上是一场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至于宪法中的“宗教自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说：“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更加直接了当：“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27]
这些文件和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共在对待宗教问题的目的和策略。中共是一个有明确唯物主义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政党，这个政党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方向，消灭宗教是其纲领中的一部分。现代宪政观念中，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从根本上与共产党的纲领格格不入。但是，这个党又明白，它所面对的是人类几千年形成的精神领域，是大众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破坏宗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得人心的。于是，针对宗教的活动，需要残酷才能奏效，因此需要提高到对敌斗争的“高度”。从一开始就要把非政治的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政治化为“敌人”，这才可能下手。同时，对外宣布“宗教自由”，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其目的一是宣传，二是反过来证明，受到镇压的宗教机构和人士，必是“反动”的，或是“不正当”的。
经过如此“改革”之后，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寺院遭到全面摧毁。
于是，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出现了欧洲中世纪式的全面宗教迫害，也出现了只有在极少数宗教极权国家才可能出现的情况：宗教活动成为被批斗、抓捕、判刑的“反动行为”，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祖传的佛像、经书和法器藏起来，有的埋在地下，有的藏在山洞里，有的沉入河中。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等都被严厉禁止。在干部、“积极分子”和武装民兵们虎视眈眈的监视下，民众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彼此信任的人们躲在帐房里念经，派人在帐房外看守，远远看到干部或民兵过来，赶快假装干活。还俗僧人连嘴唇微动，都被当做是默默念经，被抓来批斗。
情况严重到甚至连“平叛”部队也看不下去，出面为被镇压者“求情”的地步。 “海指”的报告建议地方政府“公开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还俗阿卡[28] 继续念经者应予准许”，并且准许藏族妇女“将双辨改为小辫，并佩戴饰物”。这份文件也证明，藏民暴动的原因，以及藏区的真实状况，中央政府和毛泽东本人，绝非一无所知。
情况严重到甚至连“平叛”部队也看不下去，出面为被镇压者“求情”的地步。 “海指”的报告建议地方政府“公开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还俗阿卡[28] 继续念经者应予准许”，并且准许藏族妇女“将双辨改为小辫，并佩戴饰物”。这份文件也证明，藏民暴动的原因，以及藏区的真实状况，中央政府和毛泽东本人，绝非一无所知。
高压之下，藏民拼死反抗，暴动此起彼伏。战事大致平息之后，各地为防止暴乱再起，随即展开大规模抓捕，许多部落的全部成年男人被关进劳改农场，或被关起来“集训”。他们的家属成为被监控的“反属”。
1958年，整个海南自治州“共处理各类人犯16,272人”，其中“集训10,276人，逮捕6,451人”，另有455人情况不明。[29]
1958年，整个海南自治州“共处理各类人犯16,272人”，其中“集训10,276人，逮捕6,451人”，另有455人情况不明。[29]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县，全县反（叛）属、还俗僧侣、释放犯和“叛俘”的总数，高达该县总人口的36%。[30]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只有昂拉、当顺、加让及尖扎滩地区藏民暴动，根据官方资料，公开参加者为618人，包括中共党员25人，共青团员24人，乡干部1人，群众398人，喇嘛2人。“参叛”人员占“叛区”总人口3,646中的16.90%，占全县总人口21,310中的2.90%。“平叛”以“政治争取”为主，争取到“归降”者596人。但在事后的“反叛”运动中，逮捕了2,074人，占“叛区”人口的56.9%，占全县总人口的9.73%，其中包括“在职统战人士40名，撤职9名、集训117名、自杀5名。没收被捕统战人士存款38,500 元。” 被逮捕的人中，“在劳改中死亡的561人，占捕办人数的27%。”[31]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从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关押1,05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9.57%。其中，1958年捕办802人，1959年捕办116人，1960年捕办132人。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清查捕办的1,050人中，应释放的862人，截止1963年7月15日已释放258人，劳改农场通知死亡的346人，还有258人未通知。后来这项工作不了了之。”[32] 也就是说，该县总人口近10%的人被抓，其中82.1%的人是被错抓的。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达57.5%。
许多死者的家属从未得到通知，无数个家庭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就这样在人间消失。这些人中还包括许多一度是“统战对象”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青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仅仅是为了“防叛”，这些在共产党建政期间曾“肝胆相照”，给予极大帮助，被委以各级政府职位的活佛和千百户们就被以办学习班或者开会的名义诱捕，秘密关起来“集训”。这些神秘的“集训班”是“秘密监狱”，还是“监狱中转站”，至今不为人们所知，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曾有不少人在“集训”期间死亡，死因不明。[35] 被关进监狱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曾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隆务寺第七世夏日仓仁波切罗桑赤列隆朵嘉。[36]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失去丈夫的女人，失去儿子的老人，失去父亲的孩子。1958年“平叛斗争”的幸存者，很多将成为大饥荒的饿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使他们成为双重意义上的“非我族类”。在那片被“阶级斗争”魔咒镇住的土地上，杀劫遍野，生命贱如草芥，没有人注意塞外藏民的苦难。青海牧民与外界的联系比康区更少，在青海发生的大屠杀和大逮捕，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有大山托出的“措温布”，那片青色的湖，承接了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只有世代养育他们的草原，见证了他们的悲伤。
措温布，青色的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这就是1959年“拉萨事件”爆发之前，藏民族的生存状况。当时，约占藏民人口50%的西藏周边地区，许多地方依然处在战争状态。青海已经“歼灭”了8万余“叛匪”，并且“捕捉各种反坏分子3万9千余人” [37]，以此“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在此期间，青海全省共进行“诉苦大会3万余次，参加斗争的群众约有3百万人次……面对面斗争了反革命分子、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层的反革命分子5千余人。”[38] 有的地区被捕人数高达总人口的20%以上。
达赖喇嘛童年居住过的塔尔寺，有427人被“错捕错判”[39]，僧人大多数被遣散，塔尔寺被改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土改和“公社化”已近完成。一些地区正在“大炼钢铁”，办食堂，推行“帐房街道化”。在一些藏区，工作队以“移风易俗”的名义强制汉化，强迫藏民“裤子化”，“双辨化”。以“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强迫民众交出金银珠宝饰物。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完成，藏区的寺院绝大多数被拆毁、占用或关闭，藏民的宗教崇拜转入地下。部分地区出现饥荒。
这一切，都是以“民主改革”的名义进行的。
1959年初，周边四省藏区已经被强行纳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红色大一统”之中。虽然“在西藏地区，根据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喇嘛教制度改革也暂时不搞”，[40] 但其实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猜测到，改革到达西藏地区，那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一切都背后，还有一个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秘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正在修建“原子城”。毛泽东挤进“核俱乐部”指日可待，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对青海藏民固然不会手软，对西藏他也失去了“统战”的耐心。
一万多名世代居住在金银滩草原上的蒙藏牧民被迫迁移。在得到迁移通知的第二天，牧民们不准放开拴着的牛和狗，来不及拆帐房，只带上锅碗等简单生活用具，就在干部和农垦民兵的押解下，踏上离乡之路。时值秋末冬初，高原气候寒冷，搬迁路上，许多牧民冻饿而死。[41]
195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让他们(指叛乱分子)闹大点，闹的愈大，改革就愈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拉上去；要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42]
至此，西藏已是“红海洋”中一座即将沉没的孤岛。圣城拉萨的命运，尚未展开，已成定局。
[1] 《青海藏族人口》， 17页。
[2]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497～503页。
[3]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1072页。
[4]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112～113页。
[5] 详见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大师传记》，98-99页；死伤数据引自“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37-1039页；死亡数字引自“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993～999页。
[6] “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37～1039页。
[7] 《兴海县志》，346页。
[8] 《兴海县志》，24页。
[9] “关于牧业区牲畜入社问题的指示”。《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115～1118页。
[10] 《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9页。
[11]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428页。
[12] 《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004-1005页。
[13] 根据《兴海县志》提供的人口数、粮食、油脂征购数的计算。原始数据见《兴海县志》“地理志”第六章；“经济志”第三节。
[14] 《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06页。
[15] 高峰：“继续克服右倾保守，鼓足干劲为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310页。
[16] 《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03页。
[17] 《兴海县志》346页：“至1960年未，在3年多的平叛斗争中，共交战108次，歼灭叛匪8609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5支，手枪30支，各种步枪1613支，火枪296支，各类子弹45200发，刀具5269把，望远镜14具。”332页：“1958-1960年，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全县逮捕各类人员697人，其中反革命占80%，主要罪行是‘阴谋叛乱’”。
[18] “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以及毛泽东的批示，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989～992页。
[19] “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993～999页。
[20] 杜安华：“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 （上）》，468页。
[21] 《甘南州志》，102页。
[22] 《乐都县志》，19页。
[23] 《乐都县志》，310页。
[24] “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780-790页。
[25]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70页。
[26] 《湟中县志》，238页。
[27]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432页。
[28] 阿卡，青海藏区使用的安多方言，指出家的僧人。
[29] 《海南州志》， 32页。
[30] “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02～1007页。
[31] 《尖扎县志》， 413、520页。
[32]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223页。
[33] 《湟中县志》，240页。另外，1958年9月对伊斯兰教的“改革”中，湟中县85座清真寺，只保留5座，其余全部关闭。
[34] Baba Phuntsonk Wangyal:
Witness to Tibet’s History, p. 45.
[35] 《果洛见闻与回忆》，第112 - 113页； 《十世班禅大师传记》第98页。在各藏族自治州、县志的“人物传”和“纠正冤假错案”资料中，提供了不少数据和个案。
[36] 七世夏日仓仁波切于1958年6月16日被捕，1978年11月30日死于狱中，1980年10月4日平反。详见《黄南州志》，1544页。
[37]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1067页。
[38] 同上。
[39] 《湟中县志》，18页。
[40] 《湟中县志》，18页。
[41] 为建造金银滩原子弹基地强迫海晏牧民搬迁的详情，见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西湖》2007年第6期。
[42] 《解放西藏史》，346页。
http://www.cultureunplugged.com/storyteller/Dorje_Tsering_Chenak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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